內容提要：“回憶材料”作為研究作家創作的基礎性資料，在現當代文學中的運用已經比較普遍。然而，怎么挑選、甄別材料，使之與作家生平和作品更加吻合，同時生發出研究的活力和創新性，也存在相當的困難和難度。本文運用同事材料、研究性材料、知青材料，力圖建立更開闊的闡釋空間，探討解釋的路徑與可能。作為路遙生平創作材料的整理和研究，這一工作顯然是初步性的。

關鍵詞：同事材料 研究材料 知青材料 研究史

一

1992年11月7日，路遙因肝硬化在陜西西安的西京醫院病逝1，享年43歲。18日晚9點，其妻林達和女兒路遠從北京飛抵西安。19日，妻女去醫院瞻看路遙遺容，上海《文學報》同日刊發了一條《著名作家路遙英年早逝》的消息。

1993年6月，曉雷2、李星3編選，陳澤順4責編的《星的隕落——關于路遙的回憶》一書在陜西人民出版社印行。這是國內第一部回憶路遙的史料書籍，是以這種回憶材料研究路遙的開端。但對于建筑一位作家的豐碑來說，它們還留有土坯與和泥沙階段的痕跡。

封面以白色為底，有哀悼逝者寓意。上方是四寸左右的插圖，著藍色，喻夜空之意，左上側是橙色的圓月，右下側是古城墻的箭樓，是指西安這座城市。封底全部為藍色，配合著封面的寓意。該書二十四萬多字，收有陜西作者的48篇文章，一小半是當地文人，大部分為不知名人士，內有領導、作家、編輯、路遙友人及社會關系等。正如“內容提要”所提示：

著名作家路遙英年早逝，以他短短四十二年的人生軌跡，在平凡的世界中嘔心瀝血，筆耕不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文學成就。

本書匯編了路遙生前好友和同他有親密接觸的同志撰寫的回憶錄，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這位杰出作家的思想和性格，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文章長短不一，最短者為牟玲生，文字不足半頁，下用四句古詩湊齊；陳忠實（未見賈平凹悼文）、王愚、暢廣元、陳華昌的文章也不長，原因可能是臨時應約寫作，或是長輩，或覺得一時沒有話說。比較動情的是曉雷、趙熙、高建群、李敬寅、張艷茜、張子良、莫伸、李鳳杰、京夫、何志銘、王鵬、黃河浪、李勇、徐來見、朱鴻等，這也是人之常情，中國人對剛過世的死者總會說超出日常感受的話來。這種情況不能用一把尺丈量，因成員復雜，關系遠近不一，其中真實感情的含量究竟如何，研究者只能從字面上猜測，且極不精確。另一類回憶文章有長有短，第一次透露出路遙創作、日常生活和郊游關系的逸事，故史料價值相當珍貴。不過，這類史料得分幾種情況：一類是路遙《延河》雜志社的編輯同事5，如董墨、賀抒玉、李小巴、汪炎。他們既是路遙同事，又是路遙最初寫作歷程最近距離的見證者，這些史料對掌握作家創作的前史極為重要。二類是與路遙同時期、年齡相差不大的陜西作家，高建群的《最后一個匈奴》（1993）、莫伸《窗口》（1978）、京夫《八里情仇》（1993）等作品，就在路遙創作旺盛期及去世后出版。他們提供的材料，有助于了解路遙寫作的艱辛、曲折，因為材料里蘊含著作家們相互切磋的體溫，如高建群的《扶路遙上山》即是一例。三類是評論傳播路遙作品的陜西批評家群體，例如省作協的肖云儒、李小巴、王愚、李星、白描、邢小利、張艷茜，陜西師大的暢廣元等。路遙1980年代初剛出道時，王愚、李星的評論對作品的解讀傳播起過較大作用，李小巴的文學觀念直接影響過他，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6。不可否認，由于成書倉促，這部回憶材料書籍在“匯編”時，未必會考慮到體例、系統性和史料整理的整全性規則，因而難以避免有混亂之感。

在我看來，這三類史料中，前后兩類較豐富，中間史料較弱，不過可以在相互比較中來參考。

第一類“回憶”史料，主要敘述從路遙入職《延河》到1982年成為專業作家這六年的情況。據賀抒玉說，路遙1973年上延安大學后，仍在為《延河》寫稿，按照編輯部新制度，會適時從中文系或業余作者中抽調一些人到雜志社“輪流幫助工作”7。這一事實，也在路遙大學同學許衛8，王剛的《路遙年譜》9以及董墨等文章處10被證實。賀抒玉接著說，延安大學的辦學宗旨是為延安、榆林兩地培養教師及文教人才，路遙這屆學生的分配方案已定（他被內定在延安地區文創室）。她和雜志主編王丕祥立即出馬，做延安教育局和延大的工作，辦法是以其他指標把路遙換走11。董墨說，路遙實習時的經濟狀況較窘迫，編輯部每月給的津貼除吃飯外所剩無幾，只能抽劣質煙，穿布衣服，但他工作認真。他對稿件的鑒賞力有時超出正式編輯，對一篇稿件的優缺點往往能一針見血地看出。編輯部派其到陜北、關中組稿，他后來根據見聞寫過幾篇散文。入職后，路遙在做編輯之余，開始寫短篇小說，起初沒有“引起什么‘轟動效應’”。他創作的中篇《驚心動魄的一幕》被兩家雜志退稿，這是它“既不屬于傷痕文學也不屬于反思文學”之故12。李小巴回憶，從他1976年分到編輯部，直到1985年，“他幾乎隔一兩天就要到我家來，在我的小書齋里交談”，兩人很少聊天，話題都與文學有關。路遙對文學和創作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自尊與執拗的個性”，《當代》編輯部要刪掉某些情節，他“幾乎與孟偉哉吵起來”。氣魄宏偉固然是路遙的藝術風格，不過他說，“我常常是用漢石雕的風格去原諒他：只求總形體的渾厚，而不去注意細部。這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減弱了他作品的藝術魅力”13。汪炎補充的材料，多半是路遙在編輯部日常工作的瑣事：如上班的時候，很喜歡去詩歌組，一坐就是很長時間，覺得那里比小說組氣氛“輕松”；他晚上熬夜寫作，早晨上班起不來，因此常有作者直接闖到小說組對面他的臥室；一次睡眠中的路遙差點煤氣中毒，幸虧同事“破門而入”，才避免了一場災禍……14

第三類史料的內容，即路遙與陜西批評家交游的情況。他寫完稿子，經常會送給他們征求意見。據簡單統計，創作回憶錄《早晨從中午開始》的初稿給過暢廣元15，委托王愚詢問《花城》主編謝望新對《平凡的世界》的意見16，《驚心動魄的一幕》寫出來即給李小巴看，以及《人生》的初稿和修改稿17，請李星為中國文學出版社《人生》法文譯本作序18，他把孫少平二流子姐夫的構思說給人聽，還向賀抒玉細講過《平凡的世界》的構思和布局，說他要寫農村青年的奮斗史。第三部結尾，寫孫少安的妹妹乘著宇宙飛船上天，但后來又改變了主意19。作為路遙研究史的第一批史料，這些材料具有鮮活、實證和親歷等一些特點。相較于上述編輯部的材料，這些材料深入到了路遙的創作世界，如構思、初稿、征求意見與修改，包括投寄稿件被退稿后的真實情境，這對于了解他最初文學創作的狀況，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不足之處在于，由于1993年出版的回憶錄，與路遙創作史之間沒有拉開必要的時間距離，很多材料來不及補充，一些史實沒有進一步梳理和細化，尤其是路遙遺存的豐富的創作筆記、手稿和書信仍然藏于私人手中，沒有被整理出來。因此，這些初級史料的利用價值仍然有限，它還支撐不起“路遙研究史”這只巨鷹飛翔的沉重翅膀。

二

回憶史料具有“親見性”特點，所以容易在短期內獲得讀者和研究者的青睞。不過，隨著時間推移，史料傳主影響力的減弱，這種親見性在史料等級序列中的地位必然會呈現下降趨勢。而要想維持研究對象的現實熱度和傳播力，史料的“再敘述”工作就得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2007年，適逢路遙故世15年，這恰好是“路遙十五年祭”的難得機遇。李建軍編選的《路遙十五年祭》由此命名20。同年出版的回憶著作，還有馬一夫、厚夫、宋學成主編的《路遙紀念集》（2007）21、申曉主編的《守望路遙——六十位著名作家講述路遙身后的故事》（2007）等22，在該年前后出版的，還有航宇的《路遙在最后的日子》，王西平、李星、李國平著《路遙評傳》，厚夫的《路遙傳》，王云風主編的《延安大學校史》，海波的《我所認識的路遙》，北京知青與延安叢書編委會主編的《青春履痕——北京知青大事記》，張艷茜的《平凡世界里的路遙》及王剛的《路遙年譜》等。它們與前者遙相呼應，使沉寂多時的“路遙研究熱”再度點燃。知名學者何西來為《路遙紀念集》所作的序，已顯露出“再敘述”的色彩。他說：“在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中，一向很講究‘知人論世’。”如果以這種眼光來說這部書的編選內容，它可以總結為四點：首先，路遙的人生經歷和創作生涯，印證了劉勰在《文心雕龍》里提出的規律“蚌病成珠”，即好的文章，都是由作者所經歷和體驗的苦難凝練升華而成；其次，路遙具有開闊的視野，宏大的胸襟，是一位思想者；再次，路遙始終不渝地堅守了經典現實主義的立場；最后，他是文學事業的獻身者、殉道者。23

接觸這批史料的印象是，“親見性”的熱度在降低，代之以較為冷靜客觀的“再敘述”口吻，它無意于何西來提到的那種高度，而以平視眼光在回顧與路遙認識和接觸的過程。這個時候的路遙，不可能再像親見史料那樣在精神、道德上毫無瑕疵，因為它恢復了正常人的真實狀態，以至“缺點”“不足”“局限”的性格特點也都毫無掩飾地顯露出來。對文學史來說，塑造作家的精神道德固然重要，但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淀，史料還須要把他們還原為其“肉身”，將不乏煙火氣同時元氣淋漓的權利歸還給他們。這是整理作家研究史繞不開的規律。

《守望路遙》的作者，不再是《星的隕落》的“原班人馬”，其變化是：文學圈外的業余作者基本去除，雖不像副標題標榜的都是“著名作家”，但作家陣容大幅增強；有些原作者維持不變，如陳忠實、賀抒玉、聞頻、曉雷、高建群（文章重復）、邢小利、朱鴻等，不過增補了吳天明、賈平凹、張賢亮、葉廣芹，尤其是以“講述路遙”而名世的路遙老友谷溪（曹谷溪）。這里邊有人情的考慮，也不排除進一步“精選”作者的編選意圖；“再敘述”自然有重塑路遙之意，但也在悄然拉開與他的距離。這方面，谷溪的追憶性敘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說，如嚴格剖析路遙，他是一個自尊心極強，同時也是自卑思想極強的人。自尊與自卑“在他心靈的深處同潛共存”；“路遙常常要朋友為他辦許多事情，可是，卻不大樂意為朋友辦事”，因為他的事業心，幾乎使他忽略了“親情、友情”；再比如，他初戀的北京女知青與其“決裂”，他竟當著谷溪的面哭了起來；等等24。在莫伸心目中，路遙有一段與他的關系不遠不近，后來發現他并沒有原來誤解的那么“驕傲”，才又親近起來。他推測原因，可能是與路遙出身農村“特殊的敏感”有一些關系25。在陜西文學界，賈平凹與路遙是一種競爭關系，尤其他們和陳忠實被視為“陜西三巨頭”之后，就更是如此。他看路遙，視角自然會與眾不同：一方面，“路遙已經去世十五年了。十五年里常常想起他”；另一方面，仍然覺得“他大氣，也霸道”。剛強自負不能容忍于人后，兒女情長卻“感情脆弱內心寂寞” 26。史料編選者沒有意識到，“十五年視角”在祭奠的同時，可能也在冷卻，這要求史料采用者需要有自己的判斷力。子頁說，《平凡的世界》的書名是他起的27，可路遙弟弟王天樂認為，有可能是和谷與子頁這兩人中的一個人28。

與《守望路遙》的編選理念不同，《路遙十五年祭》評價的調門似有微降，對路遙的肯定又有所升溫，這從該書“代序”里已見端倪。由于編選者受過科班訓練，該書的編選體例、欄目設計相對來說比較規范，如第一輯“歷程”，回顧傳主人生旅程。入選作者多是其早年朋友、大學同學或故人友好，因此這些史料的可信度較高。第二輯“憶念”。它與前輯稍有重復，不過史鐵生、王安憶等外省作家的史料，可做本省史料的有益佐證、補充。第三輯“評價”。選有日本學者安本實、知名批評家陳駿濤以及編者自己的文章，但該輯文章的學術見識，不見得一定比以前研究成果高明。有意思的是第四輯“影響”。選用的是網友林夕、sdlywrh、楊姝、歡樂一生、不語不行、心夢嶺（不知何故卻放進了批評家白描文章）等作者，在成長、求學過程中，屢受挫折，幸賴閱讀路遙《人生》《平凡的世界》而猛然醒悟并繼續奮斗成功的故事。從接受美學角度看，這顯然是“讀者反應”的另一種獨特形式，不過“讀者”已以“網友”來命名。但是，“網友評價”在互聯網上的存活率到底怎樣，研究者也不得而知。第五輯是“自述”。在路遙同學高歌、白正明、徐來見的筆下，路遙上延安大學時就與眾不同，他苦讀該校圖書館所藏中外名著，仔細研習艾思奇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著作，幾乎把柳青的《創業史》“翻爛”。在這種敘述中，路遙超越了“農民青年”的層次，成為受過系統教育的和有準備的作者。白正明說，“他多數在閱覽室度過” 29。邢小利認為，路遙是有“生活深度”的作家，因此他不會把“小悲歡當成大悲歡” 30。高建群說，看到病床上縮成一團、瘦得不成形的路遙，“我想起《紅與黑》中的于連·索黑爾在獄中的最后情景”31。王安憶把路遙看作在陜北地區暢行無阻的“哪吒”，僅憑他給自己寫的幾封信、幾個紙條，使她遍游這片黃土地時猶如神助32。北京知青史鐵生當年曾在延川插隊，他恨自己很久以后才認識路遙，所幸第一、第二和第三次見到路遙時，自己也成了名作家33。在這里，由于路遙早年的苦難史不再記述，上述史料正在與他早年的奮斗生活脫節，因為他已被人們看作是一個從陜北走出來的成功者。

值得注意的是網友回憶這批別具一格的文學史史料。在他們眼里，路遙既是親切的“大哥”“青年導師”，也是一個不及物的“神話般”的文學人物。這里面，明顯增添了藝術想象的成分，路遙仿佛走出了現實塵界，也遠離他專屬的1980年代，他正在被與所有時代的“文化英雄”相提并論。網友林夕的一段話，在這方面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大意）：

1984年，我剛從農村初中考入縣城第二中學，此前已讀了《人生》“好多遍”，那時家里很窮，與許多城里孩子同堂上課，“自覺低人一等”。在沒有朋友，孤獨、貧窮、屈辱之中，“只有路遙的小說陪伴著我”。……16歲失學，我開始了“打工生涯”，在黃河岸邊，整日“背石砌岸、挖土整堤”，有時，“真想跳進黃河一了百了”。……但正是路遙，讓我重新取得師范學歷。……1992年12月，我考入武漢某高校讀書。……也就在剛進大學的時候，無意在閱報欄前看到路遙——“引導我解讀人生的導師”——逝世的消息，我禁不住丟掉飯碗，“躺在床上蒙頭啜泣”。34

這段話盡管難免夸張，卻非常真誠。這則史料，作為有關路遙的讀者逸事仍需受到尊重；但由于他們把路遙拖出了產生他的特定時代環境氛圍，其采用的價值也許不高。從上述史料可以看出，敘述者與敘述對象之間確實已經有了十五年的觀望距離，這種時空感，比如會使再敘述本身生產出某種添加、刪減和偏移的特殊效應。當然再敘述中路遙研究史也具有某種學術性，不過，對其史料中的蕪雜水分也需謹慎而小心地擠出。缺乏干貨的史料，注定是不能長久生存的。

這種情況下，有必要對馬一夫、厚夫和宋學成合編的《路遙紀念集》做進一步討論。陸懋德說，“歷史必須經過有方法的考證，乃得成為科學”，他舉例說，現代史料較古代愈為復雜，私人筆記多有夸張，社會布告多有目的，而外交條約多有隱藏。報紙之記載，亦不能認為其來源一定可信35。他的意思是，在求得真相以前，需要多做考證來查實。浮田和民說，發現材料是一種技術，為之批評的是科學，而進一步對其解釋者，那才是“別具哲學思想者” 36。大意是不能滿足于材料提供的東西。郎格諾瓦、瑟諾博司對發現文獻和如何使用它，說得更為細致，他們指出：文獻是歷史研究者的起點，事實是歷史研究者的目標，在起點和目標之間，研究者還須做一系列復雜的工作。他要核實，該文獻與該事實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之間聯結的“動因”，若想弄清楚原初的事實，就有必要在想象中復現文獻所展開的整個活動37。也就是說，不光要將史料搜集整理出來，排列為一種可研究的系列，還要考察事實的動因，進一步研究該文獻和該事實在聯結過程中的矛盾和不協調的活動。

《路遙紀念集》編選者來自高校的專業研究者，該史料的編選體例、意圖及效果，與前兩部史料其實沒有差別，研究質量也無明顯進展。比如各輯標題、解釋大致相同，有些作者還與后者有比較多的重復，有些文章又退回到“親歷性”的階段，即使有一些“再敘述”成分，但它并沒有提供更有價值的東西。好在他們的“后記”對編選工作有所反省，且清醒地意識到：路遙研究確實存在著一些問題，感性的回憶固然重要，不過“理性的態度”更值得研究者引起重視。人們對路遙長時期的熱切關注，未因時間的變化而沖淡，然而，如何鑒別、篩選蕪雜散亂的史料，應成為整理者的自覺意識38。但從該書編輯內容看，上述史學理論家提出的目標，顯然遠沒有實現。

三

2019年是路遙誕辰70周年，這一重要節點將路遙研究推向了一個新高潮，大大增加了該活動的“儀式感”。

似乎路遙研究界提前算好了這一重要儀式，研究專輯、回憶材料修訂版重版一批著述在密集地出版，它們是：《路遙研究》總第8期（2019年1月）、《路遙研究》總第9—10期（2020年）、編選資料《不平凡的世界》、航宇重版本《路遙的時間》（原版名為《路遙在最后的日子》）和海波重版本《告訴你一個真實的路遙》（原版名為《我所知道的路遙》）等。

與前兩個路遙研究時期的最大不同是，“外地作者”數量大幅增加，“本地作者”的壟斷格局被打破，研究水平也在逐步提高。有印有“路遙70周年誕辰全國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字樣的編選資料《不平凡的世界》里，收有趙勇、王兆勝、楊慶祥、楊曉帆等北京、武漢學者的新作和舊作。在《路遙研究》的會議報道中，知名批評家閻晶明、白燁、張志忠、吳秉杰、賀紹俊、牛玉秋、梁鴻鷹、何向陽、鄧凱、李朝全等陸續登場。

返觀《路遙研究》兩年專輯及路遙好友的重版本著作，“儀式感”卻是不那么容易被抹去的濃厚痕跡。“儀式感”包含有兩方面的功能：一個是對“回憶”的強調，另一個是與“回憶”逐漸的脫離。首先從兩年專輯的封面、插圖照片及入圖人物的材料來分析。總第8期封面，用一整版篇幅登載著路遙背靠高原、面向黃河的巨幅油畫像；封三、封四和封五，是延安、榆林兩地開展的各項活動的現場照片。總第9期封面，是戴著眼鏡的路遙兩根手指扶著太陽穴、雙目緊閉的大幅照片，有“苦惱的路遙”“思考的路遙”之意；封二以后，是“第二屆《山花》現象與路遙精神研討會”和延安本地學術研討會的多幅照片，以及“路遙老照片”，還有來自北京的批評家閻晶明、白燁和何向陽在會議上的攝影。這些照片，是對路遙“回憶”的進一步強調，是在將“回憶”與今天連接。但是顯然，回憶在充分強化的同時，也在被更為今天更為強大的儀式敘事所吞噬。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回憶正在動搖著過去的回憶，至少它們已不像過去那么純真和樸實。《平凡的世界》中國文聯版（首版本）責編李金玉說，當時出版社派她去西安主要是“抓”賈平凹的稿子，抓回的卻是路遙這部長篇手稿，結果被社領導批評了一通。幾年后，這部作品榮獲茅盾文學獎，但出版社給的是較低的稿費，領導的“冷漠態度”，讓路遙“頗有微詞”39。路遙和林達在延川共同的朋友吳美華說，1978年8月，路遙回延川幫林達辦理調動手續和搬家，自己也在等高考錄取通知書，兩人在談話間，路遙不經意冒出一句“我還不如找一個農村婆姨”的話。吳美華當時感到“非常不安”，因為她“隱隱約約感覺到他與林達之間出現了某種裂痕，孕育著感情上的危機”的陰影40。在《星的隕落》《路遙十五年祭》《守望路遙》《路遙紀念集》等著作里，路遙是愛情世界的守護者、宣傳者和實踐者，而他《人生》《平凡的世界》里高加林與巧珍、孫少平與田曉霞、孫少安與潤葉等青年男女感人肺腑的愛情故事，更是激動了千百萬讀者的心。但是，從路遙研究史的角度看，這種記憶的“調整”應是很正常的。研究史、文學史具有不斷反思的功能，它們在意的是，這種記憶史料與另一種史料的偏移、修復和糾正，雖然真相總是令人痛苦，但真相同時也令人深思。

另一些回憶者則在無意識地拉開與路遙的距離。它們使用了長篇小說“播音”、“回憶”史料修改、親屬發言、北京知青敘述等多種形式。例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平凡的世界》“首播者”回憶，他起初沒想到當播音員，考北京廣播學院時就有導演之夢，被抓來試播這部作品，情不自禁地愛上了孫少平等作品人物。透過播音室，他仿佛也來到灰塵滾滾的黃土高原，與從未謀面的路遙他筆下的人物產生了“強烈的情感共鳴” 41。石煥南是插隊延川的北京知青，他1971年在縣委通訊組時是路遙同事，該文的亮點不在回憶本身，而是文中的三幅插圖：一幅是群山環抱中的延川縣城，由此可見路遙當時生活的地理環境；一幅是縣委通訊組政工組同事照片，內中難得有那時期的林達影像；一幅是煥南北京知青的妻子張景晶，與路遙和谷溪在黃河邊的合照，張景晶穿花色衣服、梳兩條小辮，背朝著相機，坐在地上戴帽者是路遙，扭過頭在朝她笑，站立者是曹谷溪。兩幅照片無論著裝，還是人物音容笑貌，都刻著1970年代的印痕42。與儀式感最為脫離的，恐怕是路遙生前西安西京醫院護士長魏蘭娉的回憶。在她的印象中，出于對死亡的恐懼，路遙的情緒時而樂觀、時而悲觀。當治療效果較好時，他“臉上漸漸有了笑容”，兩位主治醫生一天不見，“他就急躁、惶恐，不踏實”；他的病床“亂七八糟”，卻堅持“要吃陜北飯”；他是成功人士，而我“見證了他許多的不如意，包括仕途、婚姻、人情冷暖”43。在路遙是否簽字離婚協議的問題上，這份史料與《路遙傳》《路遙年譜》存在著較大分歧。王剛在《路遙年譜》說，“林達看到路遙的病情，卻無法開口提協商離婚”。厚夫在《路遙傳》也說，林達因路遙病情，“離婚協議只能推后簽訂”，而魏蘭娉則清清楚楚地寫道：“同事們眼睜睜看著北京知青扶起病床上的路遙，讓他用顫抖的雙手在離婚協議書上簽了字，結束了他們苦澀的婚戀。”44

可以看出，“儀式”確實拉開了“回憶”與當年路遙的距離，所以“路遙研究史”只有在這種特殊回憶形式中才能夠成立。因為這種回憶，已不像1993年時意見一致，也不會有十五年祭時“親見性”與“再敘述”的裂縫和矛盾，它們雖然還容易激動，但這一切都在儀式型敘述方式面前平靜了下來。因此“回憶”，在這里變成了有關國家歷程的知識，變成在學術領域和大學課堂被傳授的知識。一位與路遙認識、不在文學圈內的人的話，對此意義有他另外的解釋：“一個人就這樣從你的生活里消失了，變成了某種文化符號被人評論或紀念著。”45

從路遙研究史未來的發展可以預想，有關路遙生前是否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字的史料，一定會被人們不厭其煩地輯軼、爭論、考證；有關路遙在延川縣委通訊組的逸事材料，還會被重新扒出，對現有的說法給予質疑、補充；有關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怎樣出版受阻、如何被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采用播送的史實，也會有人再做田野調查，并開展諸如此類的研究；當時在延川插隊的北京知青有一千三百多人，他們遍布北京海淀區的不同中學，與路遙認識的人，基本還是縣委通訊組和《山花》雜志這個小圈子。令人遺憾的是，像邢儀、吳美華這樣具體細致的史料仍然太少，依然有待更深入地發掘。

在略微講述了“回憶”對于路遙研究史的價值之后，不能不指出：作為當代作家，由于其日記、書信、生活逸事還未被整理發掘，具有初步史料價值的“回憶”材料，無疑填充了這一空白。然而也應該看到，不同階段的回憶，總會因社會、環境和人事等因素而帶有主觀性、片面性的特點，有一些還明顯偏離了事實本身。有的回憶是作者親見，有的則是耳聞和傳聞，無疑具有道聽途說的性質。相信隨著日記、書信逐步被披露，有些回憶的失真狀態，將會被懷疑、否定，至少也需要得到糾正。當然有些回憶卻擁有不可替代的珍貴價值，它們無論作為稀見材料還是基礎材料，都有某種不可替代性。

不過，“回憶”可視為“口述史”的一部分，作為作家日記、書信、作品次一級的史料，有些細節仍然具有豐富補遺的作用。當然，有關路遙的“回憶”性史料，面臨著升級的可能和空間，比如對路遙核心關系圈子史料的進一步發掘。與路遙創作關系最近的是陜北、西安關系圈，盡力搜集他的書信、字條、文件等，應該成為重要的工作；也包括對林達女士的走訪，通過她來整理“兩人書信集”（假如當事人還保存著這些書信的話）；再比如走訪路遙四弟的遺孀，路遙生前留下的一部分材料，應該存在她們手里，恐怕還會有路遙、林達書信的部分。研究界已經注意到，路遙研究史的部分敘述，是以“回憶”材料為基礎的。但是他們相信，有待發現的作家書信及其他重要材料，將會在路遙研究史中發揮更關鍵的作用。

注釋：

1 西京醫院，現名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前身是1939年在延安成立的中央醫院。1954年，原第四、第五軍醫大學合并，改稱第四軍醫大第一附屬醫院，1984年后，對外稱“西京醫院”。因其傳染科為陜西省最好，故路遙被從延安地區醫院轉院至此。

2 曉雷，作家。1939年出生，陜西省合陽縣人。1963年畢業于陜西師大中文系，歷任延安中學教師、延安地區歌舞團編劇、創作組長、《延河》編輯、副主編等職。陜西省作家協會黨組成員、秘書長、副主席。

3 李星，批評家。1944年生，陜西省興平縣人。1969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歷任《陜西文藝》（后恢復原名《延河》）、《小說評論》編輯、主編。

4 陳澤順，延安大學中文系1974級學生，路遙同學兼好友。曾在陜西人民出版社工作，對出版有關路遙的回憶錄《星的隕落》《路遙文集》發揮了較大作用。

5 《延河》，創辦于1950年代，曾為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會刊，現為陜西省作家協會所轄雜志。“文革”中改名《陜西文藝》，新時期后恢復原名。路遙入職時，時稱《陜西文藝》。

6 筆者曾在《寫作陜北》《路遙〈人生〉人物巧珍的原型》等多篇文章中，研究過李小巴對他寫作初期的影響，實際王愚、李星也曾以個人的方式參與過這些活動。

7 11 19 賀抒玉：《短暫輝煌的一生》，《星的隕落——關于路遙的回憶》，曉雷、李星編選，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0、80、83頁。

8 許衛：《我所認識的路遙》，《路遙研究》總第9—10期合刊，2020年。

9 王剛：《路遙年譜》，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年版，第103頁。許衛回憶路遙到《延河》編輯部實習的時間，大約是1976年春季。王剛說1975年“本年”，董墨記得是1974年冬到1975年秋，幾個人說法不一，需要進一步求證。

10 12 董墨：《燦爛而短促的閃耀——痛悼路遙》，《星的隕落——關于路遙的回憶》，曉雷、李星編選，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7、38、41頁。

13 17 李小巴：《留在我記憶中的》，《星的隕落——關于路遙的回憶》，曉雷、李星編選，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167、172、167、168頁。

14 汪炎：《漫憶路遙》，《星的隕落——關于路遙的回憶》，曉雷、李星編選，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185頁。

15 暢廣元：《我所認識的路遙》，《星的隕落——關于路遙的回憶》，曉雷、李星編選，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頁。

16 王愚：《“文章憎命達”——路遙二三事》，《星的隕落——關于路遙的回憶》，曉雷、李星編選，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77頁。

18 李星：《回憶，從八月六日開始》，《星的隕落——關于路遙的回憶》，曉雷、李星編選，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96頁。

20 李建軍：《路遙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

21 馬一夫，又名馬澤，1950年生，陜西綏德人。1982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曾任延安大學文學院副院長、路遙研究會副會長等職。梁向陽，筆名厚夫，1965年生，陜西省延川縣人。其外公曾為路遙70年代在延川縣“毛澤東文藝宣傳隊”時期的領導。延安大學文學院教授，曾任文學院院長等職。其《路遙傳》一書，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宋學成生平不詳。

22 申曉，生平不詳。

23 何西來：《追懷文學的獻身者》（序一），《路遙紀念集》，馬一夫、厚夫、宋學成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頁。

24 谷溪：《關于路遙的談話》，《守望路遙》，申曉主編，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136、132頁。

25 莫伸：《我接觸的路遙》，《守望路遙》，申曉主編，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44、45頁。

26 賈平凹：《懷念路遙》，《守望路遙》，申曉主編，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240頁。

27 子頁：《十五年后說路遙》，《守望路遙》，申曉主編，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頁。

28 王天樂：《苦難是他永恒的伴侶》，《路遙十五年祭》，李建軍主編，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頁。

29 白正明：《路遙的大學生活》，《路遙十五年祭》，李建軍主編，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頁。

30 邢小利：《從夏天到秋天——路遙最后的歲月》，《路遙十五年祭》，李建軍主編，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頁。

31 高建群：《扶路遙上山》，《路遙十五年祭》，李建軍主編，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頁。

32 王安憶：《黃土的兒子》，《路遙十五年祭》，李建軍主編，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頁。

33 史鐵生：《悼路遙》，《路遙十五年祭》，李建軍主編，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151頁。

34 林夕：《被路遙改變的人生——紀念路遙逝世12周年》，《路遙十五年祭》，李建軍主編，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48、249頁。

35 陸懋德：《史學方法大綱》，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18、91、92頁。

36 [日]浮田和夫：《史學通論》（四種合刊），李浩生譯，鄔國義編校，商務印書館2023年版，第140頁。

37 [法]郎格諾瓦、瑟諾博司：《史學原論》，余偉譯，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31、32頁。

38 馬一夫、厚夫、宋學成主編《路遙紀念集·后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96頁。

39 李金玉：《平凡的世界 輝煌的人生》，《路遙研究》，2019年總第8期。該文原刊于其他雜志。

40 吳美華：《我認識的林達和路遙》，《路遙研究》總第9—10期合刊。

41 張鵬：《平凡世界中的演播者》，《路遙研究》總第9—10期合刊。這是一篇訪談文章，作者張鵬講述了這部長篇首播者、著名播音藝術家李野墨先生與路遙及作品之間的歷史淵源。

42 石煥南：《我對路遙的一些零散的回憶》，《路遙研究》總第9—10期合刊。

43 44 魏蘭娉：《路遙最后的日子》，《路遙研究》總第9—10期合刊。

45 陳幼民：《七見路遙》，該文原載《博覽群書》2006年第11期，后又在《路遙研究》總第5期發表。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