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親愛的人們》聚焦“鄉土的變遷”和“變遷的鄉土”，既包括個人及家庭的命運史，又內含整體易地扶貧搬遷的村莊變遷史，還有中國改革開放后，尤其新時代以來的城鄉發展變化史。馬金蓮寫出了生活的復雜褶皺與紋理，復雜的人物內心以及個體與時代的細密糾葛，透露出對土地、鄉村、人們的熱愛。小說敘事的總體脈絡與“路”和“腳印”密不可分，可將其概括為“修路、尋路、踏路”，它們留下的“印痕”對應著作者關于新時代鄉土內涵、形態、風貌的挖掘與書寫，即城鄉交融、青年成長、日常生活。從中還能感知到一種“新西部敘事”的審美取向，由此可進一步審視新鄉土文學何以“新”、何所“新”的問題，以及“新”的困境與“新”的可能，并關切它的未來進路在何處。

關鍵詞：《親愛的人們》 馬金蓮 新鄉土文學 新西部敘事

一、文學“路”：從扇子灣到羊圈門

寧夏固原市西吉縣什字鄉扇子灣村，是馬金蓮的出生地。這個黃土莊子是馬金蓮小說中一直書寫的那個“村莊”。在2021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孤獨樹》中，扇子灣被馬金蓮變更為“窩窩梁”，其環境還是那單調枯燥的“黃土山溝，黃土梁峁”，“到處灰蒼蒼，黃沉沉”1。時至2024年，馬金蓮發表了體量更為龐大，內容更為復雜的長篇小說《親愛的人們》。該書分為上下兩部，共八十余萬字，故事里的村莊由窩窩梁變成了“羊圈門”。

扇子灣—窩窩梁—羊圈門，不變的仍是四面環山、偏遠閉塞、單調乏味的鄉土“風景”。而與自然環境交融在一起的，是一代又一代村民們直面的物質匱乏和苦難體驗。因此，對于這片土地以及生活于此地的“親愛的人們”的描寫，馬金蓮著力刻畫他們在黃土地上耕耘的困頓、艱辛與掙扎。《親愛的人們》中馬一山常說：“世上的人啊，千種苦，萬種苦，都沒有當老農民的苦！牛一樣，驢一樣，苦死，又苦活——”2饑餓、缺水、封閉、貧困構成了羊圈門的生存圖景，更是馬一山及家人或投身勞作、或決然離開的行為動因，他們用永遠的農事和堅韌的個體來克服困境，應對生理上的饑餓、物質上的困窘。

面對這些幾乎已經被定型了的西海固“風景”，馬金蓮用純凈的語言和坦然的平和，溫情且悲憫地講述著家長里短、雞零狗碎、農事更替、婚喪嫁娶、睦鄰友好，讓這些黃土地上千篇一律、枯燥瑣碎的日常充盈了起來。這些鮮活的細節還原了鄉土日常的質樸，文字中隱含著作者的情感積淀、生命體驗及其對故鄉、農事、鄉情、人性的審視與反省。那些揮之不去的饑餓記憶和永遠的農事耕作，夏天里的悲傷和冬天里的大雪，旱年里的“漿水和酸菜”與山坡上的“馬蘭花開”，都讓作品在時間的“長河”中具有很高的感染力和辨識度，“它們”是馬金蓮在文學“路”中留下的“腳印”，也是她對自己“小鄉土”的精心構建。

與此同時，馬金蓮又沒有被西海固“風景”所定型，她敏銳地捕捉城鄉差異、精神困境等鄉村危機，并體認已不再是一種封閉、保守、穩定的文化結構的鄉村形象。她感嘆說：“當下的鄉村已經遠遠不是我們最初生長、生活、熟悉的那個鄉村，社會裂變的速度和縱深度早就滲透和分解著鄉村，不僅僅是表面的外部生存環境的變化，還有縱深處的隱秘的變遷，包括世態、人心、鄉村倫理、人情溫度。”3因此，無論描寫“鄉村衰敗”的陣痛與弊端，將鄉村視為一片凋敝的“悲慘世界”，還是追憶“鄉村溫情”的靜謐與和諧，希望農民永遠固守土地，維持前現代的生活方式，都簡化了當下中國鄉村現實的復雜性。新時代的中國鄉村正發生著新的山鄉巨變，是復雜而充滿張力的，其中不僅有破敗、坍塌和逃離，亦有生長、建構與轉型。面對全新的時代語境，馬金蓮近些年擴展小說創作題材和敘事空間，逐漸走出扇子灣、窩窩梁這一狹小地帶，有意挖掘其中出現的新質素、新問題、新困境。例如《孤獨樹》《伴暖》《莊風》《花姨娘》《化骨綿掌》《榆碑》等小說，直指移民搬遷、鄉村空心化、土地拋荒、進城務工、留守者的生存狀態等現實問題。

不過，馬金蓮同樣面臨困惑：鄉土書寫的“新路”在哪里？如何通過長篇小說反映鄉土的時代之變、中國之進、人民之呼，以及農民思想觀念和心理的轉變？作品又如何凸顯“馬金蓮”的特質與變化？在思索中，馬金蓮意識到“自己創作的短板”——靠自身親歷的生活經驗寫作。它雖然“能提供比較多的個人體驗價值，但這樣的經驗是不可再生資源，是經不起大量使用的，總有窮盡的時候”。難能可貴的是，馬金蓮并未停步而是持續深入生活、發現風景、尋找故事。作為移民搬遷的親歷者，她將目光聚集于西海固“吊莊移民”，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有空就往村里跑，以一種挽留和緬懷的目光打量村子，拍照、保存老物件，去鄉親們的安置地了解他們的新生活等”4。她關注跟蹤采訪了好幾年，收集整理了大量資料。根據接觸過的人、收集到的事、交流過的話語、碰撞過的思緒和捕獲到的情感，馬金蓮開始創作新的故事。當這個故事寫到20萬字的時候，電視劇《山海情》熱播，報告文學《詩在遠方》熱議，這使她感覺沒有能超越這些作品的信心，于是只能中斷寫作。湖南文藝出版社的編輯楊曉瀾看完20萬字的殘稿后向馬金蓮建議，“你擔心寫搬遷與其他作家重復了，可是搬遷的只是少部分人，為什么你不去記錄留下來的大多數人的生活呢？”馬金蓮聽后“思維一下子走出了死胡同”，調整內容和方向，接續寫作。5終于，2019年動筆，2023年年初完成初稿，先后修改十多遍的《親愛的人們》于2024年8月面世。

《親愛的人們》以新時期到新世紀四十多年的當代史作為敘事時間，聚焦西海固偏遠又貧窮的小村莊羊圈門，圍繞農民馬一山一家的生活變化與命運轉折展開敘事。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新農村建設的時代步伐直接推動鄉土之變，時代浪潮涌入村莊的每一個角落。馬金蓮不刻意追逐宏大事件，而在意羊圈門不過兩百戶人家的日常生活的新變，她既關注土生土長“祖、父、孫”三代人心靈空間、話語世界交織映襯又沖突碰撞的情狀，又注重通過細密的生活細節，如修路、通電、挖水、建橋、買車、高考、打工、歸鄉、考公、直播、網紅、快遞、創業、旅游等，來呈現人們的奮斗歷程。馬金蓮從一村一地、一人一家的生活變遷輻射鄉土在新時代發生的滄桑巨變，映照出中國鄉村在時代洪流中不斷生成的新局面、新氣象、新前景。

深入探究小說會發現全篇多次出現兩個意象——路和腳印，它們相互輝映、彼此映照，或是情節發展的助推器，或為主人公及作者的借物抒懷和托物言志。小說中，馬一山從小就有一個癡迷的喜好——沒事的時候蹲在路上看腳印。羊圈門“哪條路上撒的什么腳印，是人的還是牛羊雞狗鳥蟲的，是大是小，是深是淺”，馬一山“可能是最清楚的那個人”6。在馬金蓮看來，與路關聯的腳印喻指“生命”，“所有的生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世上留下印”，并且“一輩一輩把根往下傳續”7。正如馬金蓮在書中的感慨：

路永遠都在，你來，他去，哭著，笑著，路像長輩，永遠馱著你，你的悲傷，你的得意，你的少年時光，你的滿頭白發，你孤身一人，你兒孫滿堂……大家無一例外都奔跑在這條路上，從孩提跑成大人，轉眼又到白發蒼蒼，路見證的是一輩又一輩人的朝與暮、悲與歡、生與死。8

結合前文所述，《親愛的人們》的寫作、中斷、困惑、再續、修改、定稿、出版，正是馬金蓮尋找“新路”、重新定位的過程。小說始終立足和觀照兩類：一是“鄉土的變遷”，聚焦鄉村世界日新月異的變化和現實實踐本身；二是“變遷的鄉土”，突出鄉村變化中的人與事，著重刻畫“新農民”形象及平凡日常。這兩方面敘事的總體脈絡與“路”密不可分，我們可以嘗試將其概括為“修路、尋路、踏路”，它們留下的“印痕”對應著馬金蓮關于新時代鄉土內涵、形態、風貌的挖掘、書寫與表現，即城鄉交融、青年成長、日常生活。因此，“路和腳印”是“文眼”，也是必要的解讀路徑。

二、修路：村莊狀貌的“新與舊”

羊圈門地處西海固地區，這里溝壑縱橫、降水稀少、常年干旱。《親愛的人們》中第一次情節高潮是李家與牛家因搶一擔水而引發的大械斗，沖突焦點是羊圈門的水資源嚴重匱乏，類似的爭斗多年來常常上演。馬金蓮描述說，羊圈門唯一有水的地方是“水溝”，村民們祖祖輩輩去溝里擔水，以這口甜水泉活命。通往溝底唯一的路是一條窄小的臺階，由一百零八個土臺窩接連而成，從溝邊蜿蜒至水泉邊。溝的四面都是黃土崖，崖上的黃土酥軟。下雨發洪水時經常沖垮路，一旦被沖毀，就有崖塌壓人的風險，淤泥也會壅住水泉。臺階被阻斷，村民們只能拎著農具去鏟修。多次修補后，這條土臺窩就窄細得像羊腸子一樣了。

吃水難，行路也難，進出羊圈門的路只有一條坑洼嚴重又狹窄難走的小路，從莊里蜿蜒至溝里，又過溝、爬坡、翻山，直到對岸和大路連接起來。這條土路平時僅夠板車勉強通行，還得依靠人力拽拉。板車裝貨少，村民們往往來來回回折騰多次。若要省時省力，只能雇用外村的奔奔車（三輪農用車），但車主往往不愿前來，因為路窄，隨時有栽倒的危險。路一旦塌陷，只能憑人力和簡陋的工具，用麻袋裝上黃土和草，一層層從下往上墊。所謂的“修路”，就是潦草走個過場。路不通、車進出困難，羊圈門人辛勤耕耘后的收成無法運出，電線桿子也運不進來，拉不上電線，家家只能用煤油燈。若人們夜起照看幼孩和牲畜，經常摸得兩手屎尿。村里幾代人就這樣熬守著羊圈門——一個車進不來人出不去、吃水靠挑趕路靠跑、夜晚憑摸聯絡滯后的貧瘠村莊。

《親愛的人們》對于“吃水難和路不通”的細致描繪，真實地展現了羊圈門苦焦的“舊貌”，也表露出靠土地謀生的農民的質樸、艱辛、韌性和堅守。馬金蓮并不肆意渲染苦難，而是平和且感同身受地傾訴鄉村故事。面對鄉村的落后頹敗，馬一山常常無奈又企盼地喟嘆：“羊圈門最大的困難就是水和路。要是把這兩個難題從根本上給解決了，我們的日子就有奔頭了。”9由此看來，“水和路”不只是故事背景，而是作為西部鄉土自然萬物賴以存活的生命源泉而存在。

“要想富，先修路。”10馬一山的小女兒碎女在眾人前喊出的這句話道出了羊圈門人擺脫“喊渴”困局，解決“出行”難題的心聲。終于，村隊長李有勞帶回要修路、壓自來水、改電網的喜訊，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春風吹進了羊圈門。新修的水泥馬路不僅直連村外的公路，而且延伸至每家門口。更令大家欣喜的是，為解決用水問題，修路隊從原來的“溝底”水泉處開始修筑水壩。建成后的水壩如一道梯形金字塔，穩穩坐落在溝里，將溝的兩岸以最短的距離連接了起來，寬闊的壩堤還能并行兩輛車。最令人們擔心的黃土崖，也被做了防垮塌處理。新水壩一時間成為附近村鎮網紅們的打卡地。

路通了，一根又一根水泥電線桿終于“過溝、爬坡、進村，走進了羊圈門”。當羊圈門第一次通上電的那個下午，全村人堅守在家中驚喜地等到了“每個房間忽然就透出來的一簇亮”。“在油燈下生活了幾十年的眼睛，一輩輩遺傳下來的對黑暗的適應和認知，此刻都被刷新和考量。”如同馬金蓮在小說中的感嘆，電的連通，“是一個小山村與外頭大世界之間被連接的期待，更是一種不愿意被外界遺忘的渴望”11。第一次通電時的新奇與興奮，奔奔車、摩托車和小汽車在水泥馬路上的暢通無阻，這些深度參與到羊圈門人日常生活中的情狀，與村民的生活形態、情感訴求發生融合和碰撞，是鄉村新變的真實寫照，更體現出馬金蓮對迅速變化中的鄉土社會之自然景觀、物質條件、思想觀念、情感結構、人文生態的關切。

路通了，羊圈門越來越具有“希望的空間”的意涵，而“希望”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對鄉村經濟生活的媒介化展演之上。羊圈門的“新顏”，既有物質層面的豐盈，也有生活方式的轉型。馬金蓮將座機、手機、互聯網、微信、抖音等新媒介設定為一種饒有意味的敘事“裝置”，通過村民視頻通話、電商進村網購興起、碎女直播帶貨、擺蘭香中轉快遞等新的生活和行為，展現鄉村發展進步、脫貧致富的新生活。這些更開放、更豐富、更善變的鄉村新景是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的重要補充與構成背景，敏銳傳達了作家對當下鄉村的觀察和思考，重塑了新時代鄉村的生活內容、溝通方式，從而影響著小說文本的意義表達、敘事方式和審美經驗的生成。

路通了，羊圈門的鄉土資源被挖掘，獨特的地理環境、歷史文化、民俗風情和農特產品被發現。馬金蓮將新型農業經營模式和農民新的現代體驗融入羊圈門的“新顏”。小說設置了這樣的情節，駐村扶貧組喬組長與挖臺階的馬一山交談后，被“奇異的落日風景所吸引”。他迎著落日的光輝遠眺“那么高那么整齊”的黃土崖，“樸素的蒼黃本色之上又被涂染了一抹燦爛的金黃”，輔之以馬一山開掘的“一排排凌空出現、盤旋而上的臺窩”，具有了“分外壯麗恢宏的氣象”。喬組長喃喃自語道：“如今到處搞鄉村旅游，難道這不是最好的鄉景、鄉風、鄉愁、鄉情？”12小說結尾時，馬一山成為全網有名的“黃土大爺”，水溝邊的三棵百年老柳“枯木逢春”（掛上紅繩、系上牌，用以宣傳），村里的老式農具、石碾磨子、桌子板凳、磚頭瓦片、裹腳布小肚兜、油甕湯瓶等也都收入村史大院，供游人參觀……羊圈門正由傳統鄉村逐步轉型為以文化旅游為特色的新型鄉村，重新煥發出蓬勃的活力與生機。

修路，在《親愛的人們》中貫穿全文。作為至關重要的情節，其內涵不僅勾勒出鄉村振興與社會發展的畫卷，讓每位讀者見證了中國西北鄉村在現代化浪潮中篳路藍縷的時代風貌，而且抒寫了羊圈門人的奮斗之志、合作之道、創造之力、發展之果，表達了一種強烈的向心力，展現出新時代農村舊貌換新顏的精神氣象。因此，修路和筑大壩，既打通了羊圈門的“出路”，也修筑起幸福路和致富路。鄉村道路的鋪設如同“加速器”，為鄉村注入新的活力；又如紐帶般緊密連接城鄉兩地的空間和生活圈，促使交融越發活躍。無論是從生活方式、認知感受還是精神結構上，城與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正是這種看似對立又共融的狀態，讓鄉村和城市互相凝視，又互相接受，從而共同發展。

在《親愛的人們》中，馬金蓮多次借馬一山、祖祖和舍娃的眼來“看”城市，以心來“感”城市，又用口來“講”城市，他們的凝視和感受傳遞出城市與鄉村新舊元素的交疊碰撞。小說中有一處重要細節：馬一山南下尋子。舍娃私自高中輟學去南方打工。牽掛兒子的馬一山帶著精心準備的燒雞，出羊圈門、去銀川、經西安，最后南下到廣州。初到大城市的馬一山，感覺來到了一個新鮮的世界。城市的街比十個羊圈門都大，縱立成林的樓房多得像樹木，車流、人流、吆喝聲——滿耳朵都是難懂的語音。這些熙熙攘攘的景和物給馬一山帶來了巨大的迷惑性。外出十三天后，尋子無果的馬一山回到了羊圈門。這個時候，在經過大城市“洗禮和沖擊”的馬一山眼中，羊圈門——日夜思念的老家，雖然還是老樣子，但沒一點風景可看，到處光禿禿的。

路通了，羊圈門“親愛的人們”終于有機會去更遠、更大的地方，見更亮的“光”。眼界的拓寬不僅推動生存環境和生活方式的更新，而且帶來了認知的擴展、理念的轉變和思想的沖突。因此，羊圈門變遷的不僅是村莊狀貌和脫貧致富，更是一種深刻的文化和精神重塑。循此路徑我們感知到，馬金蓮將時空變遷、鄉村發展與個體成長編織在一起，特別關注羊圈門人生活變遷中的愛與痛、掙扎與苦熬、出走還是留守等命運變化。依托祖祖、舍娃和碎女等鄉村青年尋找人生的出路，羊圈門發展的多維面相獲得了真正的實感，并生成了新時代生動而精微的面容。

三、尋路：鄉村青年的“走與留”

作為以地域為根基、扎根中國大地、隱喻現代民族國家的重要的文學地理空間，羊圈門彰顯了“鄉→土→家→人”的互動關系、基本特征、價值判斷等核心要義。對于羊圈門，主人公馬一山及子女有著不同的情感與認知，由此衍生而成的心理變化、行為表現和精神成長，顯現出許多“新”因素，也成為新時代山鄉巨變下的人物“類型”——戀土者（馬一山）、建設者（祖祖）、返鄉者（舍娃）、守鄉者（碎女）。

馬一山是羊圈門中傳統農民的代表，是典型的“戀土者”。與祖輩父輩一樣，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信念延續著一種經驗式的生存，內心充滿對土地的熱愛、尊敬和贊美。在其眼中，羊圈門是片老土，“生我們，養我們，幾十年來吃吃喝喝冷的暖的，沒有虧待我們”，因而“故土難離”13。馬一山的大女兒祖祖對“這山溝溝”充滿了糾葛。看著祖輩父輩一輩子都困在這里，她有一種深重的悲哀感。因此，在縣城讀書時，她就隱隱地認定，要考學走出羊圈門，和這里的人群、日子分離，去過另外一種生活。如愿到北京讀大學后，她極力掩飾自己身上羊圈門的氣息，甚至對這種氣息有一種微微的厭倦感。然而，她又悄然地搖頭否決這種“怨恨”——“羊圈門就算是個丑陋貧寒的母親，可也生養拉扯了她，她有什么理由嫌棄那個村莊那片土地呢？”14馬一山的兒子舍娃中途輟學、南下打工，雖然是為了減輕家中負擔，但使其毅然決然離開羊圈門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要翻過鱉蓋山，擺脫這個“落后、貧窮、看不到出路的地方”，去“另外一個大世界”；他不接受農民父輩傳給的衣缽，要改變“像先輩一樣，變成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的命運。15馬一山的小女兒碎女沒有想過要離開羊圈門，她既不愿同父母一樣在貧瘠的土地上勞作一生，也無法沿襲姐姐哥哥的軌跡，通過念書或打工到外面的世界闖一闖，她要的是在羊圈門“走我的路”！16

“人啊，路該怎么走？”17面對日新月異的山鄉巨變，鄉村生活如何進行，個體命運何去何從，舍娃道出了眾人的困惑與感慨。羊圈門“親愛的人們”追問著、思索著、尋找著，都在親身經歷變化，發生蛻變，并被馬金蓮賦予可貴的精神成長性。在此意義上，探究馬一山及家人與鄉村、土地、家庭的關系，并非只是表現人對鄉村、土地的情感與認知，而是試圖以更開闊的視野去辨識這些體認所折射的深刻意義。

馬一山是羊圈門的中生代，處在傳統向現代轉型中。面對鄉村變遷，他選擇留在農村靠勞作維生，同時他又有著超越狹隘的遠見，比如勤儉持家堅持供子女上學，與隊長李有勞共商村里“難腸事”，探尋著羊圈門的前路。然而，馬金蓮又著力表現他異于鄉鄰的心靈世界和行為舉止：旁若無人長時間蹲在路邊觀察人、動物的腳印和機車的車轍，并借此追問、思考生活的意義和人生的真諦；為兒子的前程裝病賣傻，促使舍娃獨自策劃生活大事；得了腦瘤失憶失語后，與世界交流的唯一通道是每天埋首在水溝里挖臺窩，竟然在碎女的直播中變成了“黃土大爺”。“戀土者”馬一山一心想著提升家庭在村莊的地位，其所作所為充滿“算計”，卻處處透著對家人的愛、對村莊走向美好生活的期待。他終其一生奔波在這條“人生路”上，其身上所蘊含的荒誕感、悲劇性、矛盾性等，鮮明地體現了人物在時代巨變與空間變化中的精神成長。

馬一山的兒女祖祖、舍娃和碎女分別代表了鄉村青年的三種成長路徑和“尋路”方式。祖祖勤奮好學，通過讀書走出山溝邁入大學，考上公務員進入鄉政府，不僅成為鄉村“建設者”，而且成長為一位獨立女性。她的奮斗不只是個人命運的逆襲，更是對羊圈門發展的期許和貢獻。舍娃在高考前主動選擇輟學，闖入城市打拼，被傳銷團伙詐騙，但他沒有放棄，在城鎮干裝修、學電焊，并收獲愛情。返回羊圈門創業后，他勇擔村隊長責任，帶領鄉親開發旅游線路及農副產品，將個人發展融入鄉村振興的大潮中。作為“返鄉者”，舍娃勇敢“尋路”，一心奔赴美好生活，他的拼搏體現了鄉村青年在新時代浪潮中的堅韌與希望。碎女早戀早婚，她只想在羊圈門做一個“守鄉者”。但是，她以其獨特的個性和活力，成為短視頻“網紅”，通過在線直播及帶貨找到了適合自己的事業道路。與祖祖舍娃相比，鄉村媳婦碎女的“尋路”或許有些離經叛道，但她不再囿于傳統的鄉村生活，而是用自己的方式詮釋青春的多樣和可能。

《親愛的人們》傾心觀照復數的人，溫柔審視個體的人，他們內心的糾葛、纏綿、無奈、掙扎與鄉土社會的變遷及重塑緊密相連。馬一山的質樸、祖祖的執著、舍娃的堅韌、碎女的聰慧，每一個鮮活而立體的角色都是對這個時代奮斗精神的生動體現。這個家庭“尋路”的故事體現了文學書寫的力量，展現了在追求幸福生活過程中的生存之苦和渴望沖破命運束縛的意志，仿佛是歲月中緩緩流淌的一彎清流，溫柔而又堅韌。

舍娃是“從馬一山手中接過生活的接力棒、將新生活的希望和重擔一起承擔的人”。馬金蓮坦言，舍娃“讓我糾結”，也“讓我無比痛苦”。因此，寫作中花了不少心血，有意將其塑造為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復雜的綜合體”，即“性格里有剛強勇敢，也有優柔寡斷畏懼艱難”，“有理想有熱情，同時也經常陷入現實生活的泥淖”。18相較于馬一山，馬金蓮更側重描摹舍娃的心理狀態和精神困境，著力去反映他在現實生活中碰壁與堅守、徘徊和掙扎，去探詢“一個鄉村青年，他何去何從，才能活成一個大寫的人？”因此，舍娃承載著一代鄉村青年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探索，其典型性就在于面臨“走還是留”的人生選擇，小說也對這一時代重要課題進行了細致的呈現：

（舍娃）渴望擺脫的，其實不是羊圈門，不是這熟悉的土地、熟悉的村莊、熟悉的鄉親、熟悉的生活方式、熟悉的認知和情感，而是附著在這一切之上的東西，比如偏遠、封閉、枯焦、艱難、貧寒、落后、匱乏、短見、愁苦、煎熬……

羊圈門一直都在這里，在靜靜地經歷著歲月的變遷，在等待自身的突破和前行，它多么像任勞任怨吃苦耐勞的每一個羊圈門人，它終于跟隨時代的腳步邁出了該有的步伐。……他看到了自己的前路，這路上有方向，有目標，有希望，更有信心。19

在馬金蓮心目中，舍娃“是在有選擇的前提下，遠離了誘惑，自覺選擇了鄉村，這是80后一代人的自覺，也是時代發展的需要，鄉土的未來和希望在舍娃這樣的人身上”20。如作者所說，舍娃“離鄉—還鄉—留鄉/建鄉”的新體驗、新方向、新出路，具有與時代脈搏、精神走向相共振的特性。“走與留”的抉擇，既是鄉村青年對人生前路的尋找，也代表著農村“新人”生命的提升和內在主體性的建構。返鄉是農村“新人”舍娃們自愿地奉獻，而不是失意后的暫避，他們能敏銳感受時代之變，具有契合中國社會發展的新特質，諸如互聯網思維及現代農業、市場經濟、法律、綠色生態等意識。另外，鄉村青年的“返鄉”也是“精神/文化”回嵌鄉土。他們利用電商平臺打開農產品銷路、開展基礎設施建設、發展鄉村產業和鄉村旅游等措施刺激鄉村經濟發展，助推鄉村脫貧致富。因此，“返鄉”是內在主體情感的選擇，具有未來的指向性和精神引領作用。從這一意義而言，以舍娃為代表的鄉村青年的返鄉，與其說是一種退守，不如說是精神上的再出發。

四、踏路：日常生活的“景與情”

《親愛的人們》的開篇這樣寫道：

多少年來，日子都是那么過著，餓了動火做飯，天黑上炕睡覺，春天往地里下種，夏秋兩季收割，冬天趴在熱炕上……日子難熬，也好過，一眨眼，土里埋著三四輩人了。……也有不變的東西，比如一百多年前，羊圈門叫羊圈門，到現如今，還是叫羊圈門。21

每一個日子“踏”在實處，漫長的季節就厚重起來了。在馬金蓮舒緩靜謐的講述中，羊圈門的晨曦日暮與寒來暑往，馬一山一家人的傳統勞作和生活方式就鋪陳開來；鄉村生活中的大地、人民、風物、文化、民俗、習慣等，緩緩流淌于小說呈現出的鄉村日常生活中的皺褶處。也正是羊圈門的平凡瑣碎，才勾勒出宏大時代力量給鄉村空間所帶來的變化，從而構建起一個家庭及一個村莊的發展變遷史。沉浸式地生活過、經歷過、成長過的鄉村生活，是馬金蓮傾注情感、反復吟唱的對象。可以說，日常生活是其小說中最瓷實的因素。她擅長描寫鮮活豐滿的生活細部，更多以一種日常性和散點透視的方法對鄉村的文化倫理、情感結構、價值觀念進行細致深刻的觀照和呈現。那么，馬金蓮在小說中如何將農村日常作為敘事的聚焦點，并以其獨特的、不可復制的日常經驗和扎實的生活經歷將鄉土書寫的“新路”“踏”得更穩、更結實呢？

首先，突出日常的“細節”。《親愛的人們》用綿密、真實的羊圈門生活細節來推動故事發展，重大的歷史事件、重要的變化及影響常常落腳于再尋常不過的某時、某天或某事。比如，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在冬天回到羊圈門，他們留著五顏六色的長發，聚眾賭博、打牌、抽煙、扯磨逛閑。這些“瞎毛病”讓馬德福等“祖祖輩輩都老實巴交”的老人們產生了“一股薄薄的悲涼”，認為這些惡習帶壞了羊圈門清白、亮堂的莊風、世風，甚至還要徒步去找縣長告狀。最終，村民們集資在羊圈門修建了籃球場，便于他們“活動活動，發散發散”。小說中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沒有跌宕起伏、驚心動魄，大都由時代變遷里的人間煙火氤氳而成，再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肌理。故而，偏遠貧瘠的羊圈門看似與宏大的社會背景與時代潮流距離甚遠，但在馬金蓮的筆下，羊圈門和新時代、大都市始終保持著某種張力及關聯，讓讀者感受到鄉村變革和個體成長的起伏和波瀾。

其次，描摹日常的“景”。“永遠的農事”一直是馬金蓮寫作中最為核心的生活內容，對于作物的播種及收割的時令、耕作農具的使用、莊稼生長的態勢等農耕農事，她了然于胸，并會事無巨細地呈現出來。因而，日常勞作場景有著高“出鏡率”。在《親愛的人們》中，馬金蓮提及“農活里最苦的一項”是挖洋芋，并濃墨重彩地講述了挖的過程：掄（鋤頭）—翻（土）—提（洋芋）—抖（洋芋蔓子）—拾—磕（濕土）—分（大小）—堆（歸類）。挖完后去鄉鎮的葫蘆街售賣，還要經過人背、牲口拉、架子車運、討價還價等。除了挖洋芋，馬金蓮還細致入微地描繪了裝麥子、拉糞等勞作場景。這種工筆畫般的敘事方式，使得這部大部頭小說充滿了生活的質感和溫度。鄉村飲食的制作與規矩，同樣也是重要的生活場景。馬金蓮講述了“炸油香”時熱火朝天的制作場面：準備妥當干面、清油、雞蛋、白糖和小蘇打等食材原料后，馬一山女人揉面、三三媳婦搟面、二虎媳婦守在鍋邊撈油香。三人密切配合，燒灶火，起油鍋，搓好的面餅順鍋邊溜進油里時發出的噼啪聲響，瞬間變得飽滿鼓脹，炸出的油香黃中映出微紅，滿屋很快就彌漫著香氣了。這一場景是對日常生活的具象化表達，也是生活意義的淬煉、生活之美的暈染。

最后，抒寫日常的“情”。馬金蓮書寫日常生活時，弱者和苦難總是保留的。在《親愛的人們》中，馬金蓮并不刻意渲染弱者的苦楚，而是描寫他們對未來的希望及期盼。小說中一處細節極具象征意義。羊圈門終于通電了，村民們欣喜若狂，可是馬一山的弟弟三三是一個盲人，他如何享受電的光明，表達內心的企盼與激動呢？馬金蓮通過三三媳婦的視角來觀察：三三將兒子貝殼拖舉起來，讓他近距離觀察燈泡和燈絲，然后又慫恿兒子去抓燈泡，孩子的小手徘徊在燈泡下方，這小小生命對新鮮事物的感受，似乎傳遞給了他的父親，三三一直緊閉的雙眼在燈光下“眼皮分開，兩眼瞪得大大的”“傻乎乎地咧開嘴笑個不停”。他“癡癡地望著那一團光亮，似乎從來沒有這么眷戀過世上的光明”22。馬金蓮沒有直接陳述三三對光亮的渴望和評價，只是白描一家人的家常舉動，實際上已經把一位盲人心中對光明的無限渴望勾勒出來了。在書寫弱者和苦難之余，馬金蓮總會“在苦難中尋找光”，耐心而細致地交代著羊圈門人生活的樂觀和希望、生命的堅韌與尊嚴。如前文所述，馬一山及其三個子女的“尋路”故事，雖然各自不同，但都圍繞著同一個主題——改變命運、追求幸福。他們的奮斗歷程，不僅是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成長與蛻變，更是羊圈門村乃至整個西海固地區在新時代的巨大變遷。

《親愛的人們》以細膩的文筆敘寫鄉土生存的蕪雜、困頓、無意義但也純樸、溫暖、生機盎然的日常景觀，細致觀照羊圈門的“難腸事”與“好日子”，描摹一幀幀鄉村場景的畫面，刻畫一處處日常細節顯現的“印痕”，鄉土世界的生與死、盛與衰、枯與榮，以及更深層面下的鄉村秩序、鄉村精神與鄉村內核的斷裂與續接、流傳、繼承，都在鄉村日常中演繹。馬金蓮舒緩平靜的講述在親情、友情和鄉村日常煙火的溫潤下熠熠閃光，讓我們相信，那些被艱窘和煩亂圍困著的“親愛的人們”，必然也能在時光的流逝中抓住某些微小、細膩、親切的喜悅，并通過這些喜悅，使逼仄的日子舒緩下來，以獲得繼續前行的希望和信仰。

五、未來進路：懸置的難題及“新西部敘事”的可能性

《親愛的人們》更像一本寫滿歲月褶皺的日記，每一道褶皺里都藏著生命的體溫。如評論所言，小說所蘊藏的，就是對生生不息、堅韌前行的中華兒女走出“山豁口”的期冀，以及奔赴美好生活的赤心與良愿。23“走出‘山豁口’”需要有“路”，并留下“腳印”，這恰恰和前文所釋的修路（睜開眼看世界）、尋路（邁開腿闖城市）、踏路（守住心過生活）相契合，其內蘊在于既刻畫出人物生命的韌性和成長的弧光，又折射出一個民族在歷史洪流中屹立不倒、自強變革、奮勇向前的中國精神。

當然，我們不禁會追問：在城鄉交融、青年成長、日常生活之外，我們還能從《親愛的人們》中讀到什么？又或者說，這部小說為我們今天認識與想象當代中國西部的鄉村世界提供了何種路徑與視域？

小說結尾，祖祖離婚后帶著女兒生活在縣城、舍娃和妻子擺蘭香返回羊圈門創業、碎女堅持網絡直播，每個人的故事都生動演繹著。然而，若進一步探究，小說還潛藏著一個個“懸置的難題”。就故事而言，祖祖和王全有的婚姻悲劇預示著城鄉差距并不僅僅在于經濟水平，認知、觀念的不對等是否對鄉村的發展埋下了隱患？舍娃勇擔羊圈門的村隊長，但作為村莊致富的帶頭人，他的思想、能力和管理水平等能否順利解決此后鄉村振興路上的諸多難題？碎女的直播事業目前雖然獲取了高流量，但是否會因為短視頻賽道的日趨內卷化和流水線創作而讓漲粉神話在不知不覺中銷聲匿跡呢？這些困境及解決途徑，馬金蓮在文中并沒有說明，但需要當下的新鄉土寫作持續關注和探詢。

馬金蓮在接受訪談時說，當下鄉村書寫最大的挑戰和難度是“離開鄉村的事實”。雖然她隨時都在關注掌握鄉村的變化，但“更多的是表面上的，至于人心深處的變遷，還是有些隔閡了”。她感覺生活的“根”斷了，因為自己已是一個外來者，而不是真正的“鄉村人”。24這反映出當下青年作家鄉村書寫的普遍問題。確實，鄉土寫作不能以一個“離鄉者”的姿態總是靠記憶與經驗來書寫。除了對鄉村現實與未來理解的不夠深入，另一個重要問題是表現內容和敘事方法上存在簡單化、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缺陷。比如關涉鄉村發展時，不少作家都會雷同地設計度假村、旅游業、生態農業，抑或駐村干部等故事情節。然而，沒有特殊歷史文化資源和自然資源的度假村和旅游業從何談起？“農村新人”如何再融進血緣和地緣締結的共同體，其身上的城鄉文化之間的碰撞該如何解決？這些不加思辨地以偶然性、戲劇性、突發性作為鄉村發展的常態書寫，無法傳達出鄉村大地的真實聲音和深沉呼吸，無法呈現鄉村日常生活的多樣和復雜、真實和客觀，難以令人信服。此外，地域性審美特征的淡化，以及形式試驗、方言寫作的銳減等問題，也需要被重視。

有評論者認為，在《親愛的人們》中看到一種“新西部敘事”的取向，即繼承了“現實主義長篇小說寫作的優良傳統”，寫出了“人物的棱角與質感”和“日常生活的真實感與生動性”，凸顯了西部山鄉巨變“較長的時間長度和厚度”25。這一提法及釋讀，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考量新鄉土文學的視角。關于“新西部敘事”，我們可以將其分解為“新”和“西部”兩個詞語加以闡釋。當代中國的鄉土之“新”，不僅僅是“建新路、建新樓、建新村”，或“新身份、新面貌、新生活”，還應體現出“新價值”和“新可能”。聚焦于文學書寫，主要在于四個層面：一是主體性，建構出具有典型性的農村“新人”形象；二是實踐性，寫作者深入生活，或見證或參與到新的鄉村變局中；三是時代性，展現當下農村社會真實的矛盾、結構、變遷，挖掘鄉土新變的內生性動力；四是發展性，認識并顯現鄉土文化與現代化之間的新型關系。客觀看來，當代文學提及西部時，概念涵蓋的更多是西北，加上內蒙古的部分地區，究其原因，是由于西北特殊的地理自然環境、歷史人文氣息，使得西部文學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中不可或缺并具有獨特質素的一部分構成。26因此，“西部”并不單純指地理方位，而是一個融合了地域、文化、民族、生態等多元素的文化性指稱。基于以上論述，鄉土文學的“新西部敘事”還有進一步的生長空間。

一是文化根基。新鄉土書寫不能窄化為淺薄的歌頌，寫作者需要深入鄉村的文化根部，去探究包裹在物質形態之下和日常生活之中的鄉村文化的紋理和精魂，寫出中國鄉村文化中蘊含的生存觀、生態觀、社會觀、道德觀等諸多層面的變化。因此，賦予鄉土寫作更深邃更渾厚的價值意義，“必須深入到鄉村所獨具的文化傳統和根基之上”，才能真正“寫出鄉村之魂和鄉村之魅，寫出具有整體性的鄉村的恒常與新變”27。

二是時代典型。“農村新人”是時代精神的承載者，與時代血脈相連、互為鏡像。如今，隨著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步伐加快，基層干部、致富帶頭人、新型農民、鄉村能人，以及支教老師、返鄉創業者等，無不以自己的智慧與拼搏改善著鄉村面貌。因此，要塑造能夠體現這個時代的精神特征、文化信仰、價值倫理和的創造活力新農民形象，將其作為城市與鄉村、農業與兼業、科技與人文相融合的新時代主體，寫出他們的心靈景觀和精神景深，讓讀者從中認識到鄉村的歷史來路、時代新變和未來走向。

三是地方經驗。現在的鄉村，不再只是“風景畫”“風俗畫”或“風情畫”，而是呈現為折疊、開放、流動等參差多樣的風貌。更何況，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地區發展不平衡，存在著差異性。在馬金蓮的筆下，“西海固”已成為一處鮮明的坐標，在“地方”通達“當代中國”中打開了一條“西北路徑”。這也提醒著作家們要走出同質化的鄉村想象，不能用某種單一模式來處理鄉村經驗，要深入真實的場景之中，努力保持土地的質感與鄉土的底色，同時描摹有著不同地理環境、歷史傳統、生活習俗的鄉村，寫出西部地區的鄉村的個性化發展之路。

四是指向未來。今天的鄉村顯然面對著一種“在希望的田野上”的美好召喚和期盼。面對這一大趨勢，新鄉土文學書寫需要思考中國鄉村建設的可能性，記錄、理解和探索中國鄉村建設的方案、進程，想象鄉村的美好未來，探索鄉村的“新愿景”。在這方面的深度思考和反思，或許恰是今后我們閱讀鄉土文學的驅力以及魅力所在。它不僅會引導我們在一百年的延長線上檢視鄉土文學如何勾連、如何轉折、如何再造，同時也可以帶動我們去展望未來中國道路的走向。

《親愛的人們》出版后，馬金蓮坦言，自己生活的根在西海固，要繼續寫這片土地，去挖掘和書寫更多的內容。而且下一本小說想表達的主題也從影影綽綽變得有一些輪廓，“想要關注那些從山鄉中走出去的人，他們人到中年后如何安放自己？”28馬金蓮仍然堅定不移地以鄉村為方法，從自己的歷史、創造中覓得文學書寫的方向、道路和方法。的確，當代鄉村的變革與發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鄉村依然是進入和撬動這個時代復雜經驗的特別重要和關鍵的動力點。新時代山鄉巨變的敘事會持續成為中國現實的癥候與表征，是“振興”中的時代鏡像，蘊蓄著極為強烈的變革與活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新鄉土文學書寫的實踐依然在路上。

[本文系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新時代山鄉巨變與新鄉土寫作研究”（項目編號：2025ZZ00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馬金蓮：《孤獨樹》，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頁。

2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9 21 22馬金蓮：《親愛的人們》，湖南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第9、175、441、178—179、401、63、153、141、1105、251、329、569、257、646、1035—1036、1、156頁。

3 馬金蓮：《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4頁。

4 18 葉怡雯：《“寫作是在泥里水里摸爬滾打，有水深，也有火熱”》，《文藝報》2024年9月11日。

5 徐穎：《馬金蓮揭秘〈親愛的人們〉背后的故事》，《極目新聞》2024年10月20日。

20 馬金蓮：《用心寫出鄉土人物典型性》，《六盤文苑》2025年第1期。

23 沈念：《翻越人生的“山豁口”——讀馬金蓮〈親愛的人們〉》，《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7月29日。

24 馬金蓮：《親愛的人們讓我內心激動》，《文化藝術報》2024年8月7日。

25 鄧立峰：《長篇小說〈親愛的人們〉：呈現中國西部山鄉巨變》，《中國藝術報》2024年5月31日。

26 張曉琴：《新的西部美學原則在崛起》，《文藝報》2023年9月18日。

27 崔慶蕾：《新時代鄉土文學書寫觀察》，《湖南文學》2024年第9期。

28 王海珍：《馬金蓮：心里要很寬闊，才能住下這么多人》，《中華兒女》2024年第11期。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