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與北京的“書緣”
巴金故居周立民館長曾講述過巴金先生在京購書的經歷,頗值得回味。1952年3月至10月和1953年8月至1954年1月,巴金先生兩次作為團長率領中國作家代表團奔赴硝煙四起的朝鮮前線采訪。那時巴金先生住在上海,每次赴朝前,他都會在北京停留一段時間。第一次赴朝前停留的23天中,他抓緊一切時間,采購并往家里寄了六包書。可以說,買書是他每次到北京來的一項很重要的內容,主要地點在國際書店和東安市場。
第二次赴朝前,1953年7月底到8月初的9天時間里,巴金先生又寄回上海七包書,基本把帶的錢花光了。8月5日,蕭乾去北戴河寫劇本,走之前把曾經向巴金借的100萬元(折合現人民幣100元)還他,他又拿去買書花光了。1954年9月15日,巴金先生從李劼人處借了200萬元(現人民幣200元),又讓妹妹匯來300萬元(現人民幣300元),都用在買書上。1957和1958年,他看好了幾部書,但錢不夠,“還是有點貴”,便讓家人匯600元買下(1955年人民幣面值已調整,舊幣1萬兌新幣1元)。
1981年3月12日,巴金先生在《人民日報》副刊發表《創作回憶錄·關于〈寒夜〉》,將他倡議成立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想法正式公開。他說:“我建議中國作家協會負起責任來創辦一所中國現代文學館,讓作家們盡自己的力量幫助它發展。倘使我能夠在北京看到這樣一所資料館,這將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我愿意盡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現。這個工作比寫五本、十本《創作回憶錄》更有意義……出版這本小書,我有一個愿望:我的聲音不論是微弱或者響亮,它是在替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出現喝道。讓這樣一所資料館早日建立起來!”“要加強我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對我們民族精神的認識,必須建設和開采我們自己文學的豐富的礦藏……我設想中的文學館是一個資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應一切我國現代文學的資料,‘五四’以來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們有關的書刊、圖片、手稿、信函、報道等等,這只是我的初步設想。將來文學館成立,需要做的工作更多,對文學館的前途我十分樂觀,我的建議剛剛發表,就得到不少作家的熱烈響應,同志們給了我很大的鼓勵,我心情振奮。在這里發表我的預言:十年以后歐美的漢學家都要來北京來訪問現代文學館,通過那些過去不被重視的文件、資料認識中國人民優美的心靈。”
1985年3月26日中國現代文學館在北京西郊萬壽寺正式開館時,巴金先生出席開館儀式并參觀“巴金文庫”。散文家、《文藝報》原副主編吳泰昌曾回憶當時他到上海見到巴老的情景:“剛剛坐定,巴老就說,你們以后要好好關心現代文學館的建設,要讓人知道文學館不僅僅與幾個老作家有關系,而且與每個作家都有關系。”在吳泰昌的印象中,巴老那時日常處理的最大雜事就是整理自己的圖書、手稿,準備捐贈給現代文學館。除他侄女李國煣每天幫他外,文學館還專門派了人來。
巴老收藏了不少西文圖書,這類書他親自過目、分類后捐給了北京圖書館。一般的中文圖書和手稿,則是留給文學館的。吳泰昌慨嘆,巴老將這批珍藏了數十年的簽名本捐贈給文學館,不只是為文學館書庫里多充實一些書刊,更是希望我們永遠不忘那些在艱苦的年代為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做出貢獻的值得回憶的作家。“而且巴老保存文稿很細心,這次捐出了上世紀四十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馮至、呂叔湘等老作家作品的手稿,一般圖書又找出了近400本,還有1978年至1984年的文藝期刊71包,共500多本。巴老自己從來不愿意談起他所做的這些雜事,他只會無聲地去做他想做又能做的一切。”
巴金先生當年購書時可能想不到,他從北京購買寄回上海的書,在二十多年后又回到了北京,這些書有兩個重要的匯聚地:外文書和西文書到了北京圖書館,也就是今天的國家圖書館;在京的曹禺、李劼人等送給他的簽名書,大部分來到了接收捐贈藏書最多的、由巴金先生倡議建立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晚年病中,巴金先生仍堅持親自挑選圖書,先后12次托人郵寄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其中包括很多珍貴版本與存世孤本。2007年,中國現代文學館編輯出版了巴金文庫藏書目錄,展示了9000多冊巴金先生捐贈圖書的基本信息。其中包括“激流三部曲”的初版本,裝幀精美、保存完好,反映了封建社會的腐朽與青年一代的覺醒;《隨想錄》則有三種版本,詮釋了巴金“寫真話”的精神內涵,其中紅色的線裝本,是在巴金先生九十大壽的這年春天,《人民日報》老記者夏宗禹想給老人一份特殊的賀禮,于是和袁鷹等人商量,為《隨想錄》印一版線裝本。出版社和印刷廠出于對巴金先生的衷心尊敬,出于對《隨想錄》的感佩,不計成本在巴老九十華誕前印了出來。巴金先生非常高興,專門為線裝本寫了后記。
巴金先生一生愛書,他與北京的“書緣”也在這淘書與捐書中流轉。尤其是他將9000多冊藏書捐給中國現代文學館,成為今天文學館豐富礦藏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前有一塊巨石影壁,上面刻有巴金先生的一段話:“我們有一個豐富的文學寶庫,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他們教育我們,鼓勵我們,讓我們做得更好、更善良、更純潔、對別人更有用。文學的目的是使人變得更好。”正是巴金先生當年的一個提議、一個念想,使這樣一個美好心愿實現,到現在成為一個普惠中國眾多研究者和民眾的實實在在的文學館,使人們不斷從中得到信心和力量。
巴金先生說過:“講真話,把心交給讀者。”他也和沈從文達成契約:“不為名、不為利,要埋頭做事。”他一生愛書,買書、讀書、藏書、寫書、捐書,當我們有機會推開中國現代文學館展廳的大門,仿佛就能跨越時空,與巴金先生進行一場心靈上的“握手”,去感受他與書的深厚情誼以及他留下的寶貴文學財富,也仿佛眼前又看到了高莽先生畫作中親切的“一個小老頭”——一位現代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譯家,“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書,奇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