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籍貫浙江紹興，這已廣為人知。但魯迅房族確實是明朝正德年間（1506—1521）才遷居紹興城內竹園橋。遠祖北宋著名理學家周敦頤，原籍湖南道縣，今屬湖南永州市，有7個街道，12個鎮，3個鄉，常住人口近60萬，分屬30個民族。

認周敦頤為魯迅遠祖是有史實依據的。魯迅祖父周介孚在《浙江鄉試朱卷》中自填履歷：“始祖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國公，學者稱濂溪先生，從祀文廟。”“濂溪”是周敦頤的自號，因為他晚年辭官，在江西廬山創辦了一所書院。院址西北面有一座峰，山體如蓮花初綻，名為蓮花峰，水源來自龍開河，周敦頤將這條小溪命名為“濂溪”，書院也命名為“濂溪書院”。

1880年，魯迅之父周伯宜參加會稽縣縣考時中了秀才。魯迅的外祖父魯希曾在致周介孚的賀信中寫道：“雅居中翰之班，愛蓮名噪；秀看后英之茁，采藻聲傳。”“愛蓮名噪”，即指周敦頤的散文《愛蓮說》，雖然只有一百多字，但言簡意賅，將蓮花之姿與君子之德融為一體，廣為人們誦讀。據魯迅三弟周建人回憶，紹興新臺門周家的船只夜航時，高舉的燈籠上也寫著“汝南周”三字。汝南位于河南中部，汝南周氏是中國古代著名郡姓門閥，起源于姬姓，為周平王后裔。隋唐時遷至湖南道州的一支發展為周敦頤家族。

更為有趣的是，周敦頤的母親是湖南衡陽人，他曾在衡陽舅舅家生活過，所以現在衡陽柘里村也修建了一所周子祠，除了供奉周敦頤像，還供奉了魯迅（周樹人）跟周恩來的遺像。上世紀五十年代，周恩來曾對魯迅夫人許廣平說：“廣平同志，論起輩分來，我應該叫魯迅叔叔，叫你嬸母才對。”

由于周敦頤是湖南本土產生的思想家，學界理所當然地將其視為湖湘文化的奠基人。湖湘文化的母體與源頭為楚文化，而楚人一度因“非先王之道”而被孟子譏為“南蠻鴂舌”（不文明，說話如鳥叫）。但楚人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個性，如敢為人先，堅韌不拔，樸拙厚重……即魯迅所說的“楚人蠻性”。湖湘文化也具叛逆性和創新性。

周敦頤人品高尚，被后人譽為“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他對魯迅最直接的影響見諸魯迅的七律《蓮蓬人》。這首詩寫于1900年左右，其時魯迅大約十九歲或二十歲，正處于人格形成時期。詩中的頸聯是：“掃除膩粉呈風骨，褪卻紅衣學淡妝。”“風骨”就是精神脊梁。詩中描寫蓮蓬，既是詠物，又是喻人；既是誨人，又是自況。詩中塑造的蓮蓬形象，體現的正是周敦頤《愛蓮說》那種“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蓮而不妖”的理想人格和價值取向。七律中的尾聯是“好向濂溪稱凈植，莫隨殘葉墮寒塘”，直接點出了周敦頤的號“濂溪”，表明魯迅筆下的蓮蓬潔凈挺立，承續了《愛蓮說》中蓮花的品格，能潔身自愛，不隨波逐流，不會被世俗的惡習所污染。

周敦頤對魯迅的影響并不止于《愛蓮說》。他的《通書》《拙賦》同樣對魯迅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通書》原名《易通》，是周敦頤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深入闡述了“誠”這個核心命題。按本義而言，“誠”即誠實、真實，也就是魯迅身上體現的“反虛偽”精神。周敦頤指出，“誠”是圣人之本，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是天道與人道的合一。人如果能克制私欲，聞過即改，便能通過實踐達到這種圣人的心靈境界。

1907年，留學日本的魯迅曾跟友人從事“新生運動”，試圖通過文藝之力提升中華民族的精神境界。他們首先分析國民性的弊端，認為其中最為缺失的就是“誠”與“愛”這兩種道德因素。在文言論文《摩羅詩力說》中，魯迅重點介紹了以拜倫為代表的歐洲浪漫主義詩人，力圖從他們的作品中引進一種以反抗和復仇為核心的“至誠之聲”。這種內心的呼聲似乎不可見，但可以像春雷震響，沖破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萬馬齊喑的局面，讓百草萌動，長夜消逝。“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于善美剛健者乎？”此后的魯迅，就是以“精神界之戰士”的英姿屹立于中國思想文化戰線的前哨！

周敦頤的《拙賦》對魯迅的立身行事和思想藝術也留下了明顯的投影。世間崇“巧”：如靈巧，乖巧，慧心巧思，巧奪天工……反應了一種對機敏、恰合、精湛的褒獎。但周敦頤在《拙賦》中有感于當時現實生活中投機取巧、虛偽失誠的不良風氣，提出了一種“崇拙去巧，篤本務實”的倫理原則和政治思想。這種看法，跟魯迅所譯《出了象牙之塔》一書的觀點是近似的。該書作者日本廚川白村表示，他對于虛偽的“聰明人”十分反感。認為人類社會之所以進步是依靠那些拼命實干的“呆子”，而令人擔憂的就是世界上“聰明人”太多，“呆子”太少。

魯迅作品中有一種人物類型，可以概括為“巧人”，比如《野草·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聰明人”，《立論》中那位在是與非之間只說“阿唷！哈哈！”的“老師”……魯迅認為“巧人”的特點是圓滑世故，臺前一套，幕后一套，尤其是善于利用他人的犧牲，來獵取自己目前的利益。在1936年4月23日致曹靖華信中，魯迅甚至激憤地寫道：“我真覺得不是巧人，在中國是很難存活的。”與“巧人”相對的是“傻子”、“愚人”，也就是樸拙之人。他們言行一致，踏實勤奮，樂于奉獻。在《寫在〈墳〉的后面》中魯迅強調：“然而世界卻是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

魯迅在擇友和培養文學青年方面，看重的是樸拙之人。在藝術欣賞方面崇尚的是樸拙之作。魯迅贊賞未名社的骨干韋素園，就是因為他宏才遠志，但仍然甘當石材，甘當泥土，重病之中還在默默地從事譯作。魯迅贊賞朝花社的骨干柔石，就是因為他有點迂，“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凡是要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魯迅提攜東北流亡作家蕭軍和蕭紅，原因之一就是看到他們身上有一股淳樸的“野氣”，不同于那些扭扭捏捏的江南才子。在藝術欣賞方面，魯迅崇尚古樸厚重、不事雕琢的漢石刻、魏碑，民間年畫，尤其倡導有樸拙之美的現代木刻。在這里“樸拙”不僅呈現出一種返璞歸真的藝術風格，而且是一種充滿生命活力的戰斗精神。

魯迅生前沒有涉足過三湘四水，但他的作品中卻留下了湖南現代政治、教育的歷史記錄。最有名的詩作是七律《湘靈歌》，七絕《悼丁君》，新體詩《公民科歌》。最有名的雜文是《鏟共大觀》《頭》。這些作品揭露了國民黨當局對湖南革命運動的鎮壓，對湖南左翼作家的迫害，對湖南學生青年實施的奴化教育……其中最令人發指的是“首級示眾”、“女尸陳列”！魯迅悲憤地同時斷言：“革命被頭掛退的事情是很少有的……”

還值得提及的是，《魯迅全集》中收錄了兩篇特殊的作品：一篇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這原本是魯迅1934年的一篇棄稿，許廣平從紙簍中揀回，展平，排印，收入了《集外集拾遺補編》；另一篇更重要，是未完稿《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許廣平親自收入《且介亭雜文末編》，是魯迅創作中的絕筆。此文寫于1936年10月17日，魯迅18日凌晨兩點突然氣喘，19日凌晨五點二十五分溘然辭世。文末的幾句是：“黃克強在東京作師范學生時，就始終沒有斷發，也未嘗大叫革命，所略顯其楚人的反抗的蠻性者，惟因日本學監誡學生不可赤膊，他卻偏光著上身，手挾洋磁臉盆，從浴室經過大院子，搖搖擺擺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文章至此戛然而止。

黃克強，名興，籍貫湖南長沙，辛亥革命的著名領導人，華興會會長，同盟會締造者之一，曾發動并參與黃花崗起義。1912年1月任南京臨時政府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1902年初，魯迅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普通科；同年6月，黃興進入弘文學院速成師范科。魯迅描述的正是他們成為校友期間目睹的一幕。魯迅通過黃興不顧學監的訓誡，公然赤膊從浴室走進自修室，是借此細節顯示楚人的“蠻性”。這種樸拙的“蠻性”，在魯迅心目中就是一種他向往的叛逆性、革命性。此后魯迅仍然關注黃興的革命活動，如在《墳·雜憶》中談及黃興在南京政府期間鎮壓土匪兵的劫掠行為。如果天假以年，這位湖湘籍的革命家一定會在魯迅作品中留下很多的豐姿偉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