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戰文學因抗戰而生，與抗戰同行，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巨大的作用，至今影響猶存。為了讓世人了解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作用，須通過歷史還原來實事求是；為了澄清以往對抗戰文學“有抗戰而少文學”的誤解，需要從抗戰文學的實際出發，重建貼近抗戰文學的審美標準，確認文學窯變的異彩；由于域外四分法的純文學觀的影響，抗戰文學中的舊體詩、文言文、歌詩（歌詞）、書信、日記往往被排擠出研究范疇，而今需要按照中國傳統的“大文學”觀，將曾被關在門外的文體納入研究范疇，這樣才能對抗戰文學作出貼近歷史、符合邏輯的科學評價。

關鍵詞：抗戰文學 歷史還原 文學窯變 大文學傳統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艱苦卓絕的偉大戰爭。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國人民以錚錚鐵骨戰強敵、以血肉之軀筑長城，取得近代以來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犧牲，為拯救人類文明、保衛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貢獻。”文學作為時代的鏡子與心靈的豎琴，不可能對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無動于衷，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抗戰勝利，表現中國抗戰的文藝作品多如海洋生靈。抗戰文學因抗戰而生，與抗戰同行，對抗戰文學的評價也緊相伴隨,當抗戰作為歷史漸行漸遠之后，對抗戰文學的評價并未終止，而是變成言說不盡的復雜話題。如何評價抗戰文學，既是涉及戰爭文學評價標準的文藝理論問題，也是關乎如何建構抗戰文學史乃至中國現代文學史、如何看待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的歷史問題，還是抗戰文學應該以怎樣的面貌進入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充分發揮其作為文學遺產之積極作用的現實問題。

一

戰時審美 文學窯變

抗戰文學曾受冷落，研究者少，評價偏低，即使近些年研究的熱度有所升高，仍然能夠聽到來源不詳但為時已久的評價：抗戰文學，有抗戰，少文學。“少文學”不是說作品少，而是指作品的審美韻味寡淡、藝術水準不高。這種評價與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初創之際對抗戰文學了解不多且偏重內容有關。新中國成立之初，百業待興，文學文獻整理工作尚未全面展開，所以，最初一批中國現代文學史著述的文獻基礎比較薄弱。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創建的動機是要以文學史來論證新民主主義革命獲勝的必然性，因而文學史著者在選擇作品時便篩掉了一批在當時看來精神內涵與新時代的要求尚有距離的作品。中國現代文學史著述初始階段的弱點至今尚有影響。但是，影響抗戰文學審美評價的更為重要的原因，還是在于評價標準并未充分從戰爭文學的實際出發，而拘泥于一般性的審美標準。

盧溝橋事變后，作家的生活軌跡與創作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從安定的生活到戰爭中的流亡，從富庶的都市、繁華的城鎮到窮鄉僻壤，生活條件一落千丈。他們有的奔赴正面戰場，有的投身敵后戰場，手持武器無所畏懼地作戰，身帶紙筆在戰斗的間隙、在戰地醫院的病床上寫作。如擔任正面戰場某部排長的阿垅，在淞滬會戰中負傷，正是因為有了前線軍官的審視眼光與切身的戰場體驗，他才創作了多部報告文學作品及長篇小說《南京》（出版時改名《南京血祭》）。穆旦投筆從戎，參加中國遠征軍赴緬作戰，在野人山突圍中九死一生，后來才寫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丘東平早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中便是第十九路軍的一員，在1937年的淞滬會戰中他又在火線上奔波，于是寫出了《第七連——記第七連連長丘俊談話》《一個連長的戰斗遭遇》等戰地小說，后參加新四軍，在華中敵后戰場馳騁，1941年7月在蘇北秦莊（今屬建湖縣）率隊突圍中壯烈犧牲，鮮血染紅了他帶在身上的未完成的長篇小說《茅山下》。華北敵后戰場壯烈犧牲的晉察冀詩人有史輪、雷燁、司馬軍城、陳輝、呂光、任霄等，他們是詩人，更是戰士。民族啟蒙與戰地鼓動的需求迫切，作家戎馬倥傯，鮮少有充裕的時間打磨作品，他們在戰火中沖鋒陷陣，隨時都可能獻出生命，在這種生存方式與創作背景下完成的作品，難免是“急就章”，往往帶有砂礫巖似的粗礪。急迫是戰爭帶來的節奏，粗獷是時代鑄就的性格，怎么能苛求作家像和平時期那樣對作品精雕細刻呢？

抗戰文學的受眾大多為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的農民與農民出身的士兵。面向這些讀者的文學作品，陽春白雪、曲高和寡顯然不行，非得下里巴人才能接地氣。所以，趙樹理才要創作上黨戲《萬象樓》，以百姓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揭露日偽用封建迷信欺騙民眾的陰謀詭計，才要創作太行山風格的通俗鄉土小說《小二黑結婚》等，以通俗的詞匯、語調和傳統的故事體描繪根據地的新氣象，給人以啟迪與信心。不應以《雷雨》的審美標準衡量《萬象樓》、以《狂人日記》的審美標準批評《小二黑結婚》。背景迥異，題材有別，受眾不同，因而，審美標準不能套用。抗戰時期對文藝通俗化的要求比以往更迫切，向民間、通俗的靠攏，理應得到同情的理解，而非嘲笑與貶低，戰時作家從民間汲取營養、不拒通俗、融通雅俗的創作經驗永遠值得借鑒。

抗戰時期，無論作家身在何處，崗位如何，其心靈與創作都不得不打上時代的烙印。如同民族精神在抗戰中得到鳳凰涅槃似的升華一樣，經過抗戰烽火與硝煙的灼烤、熏染，中國現代文學無論是精神內涵還是審美形式都產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窯變效應。延安寶塔山下清凌凌的延河、冀中一碧萬頃的白洋淀、太行山的千仞絕壁、昆明碧波蕩漾的滇池、重慶的長江和嘉陵江、縉云的山歌和樂山，都見證了抗戰文學的動人窯變。詩人卞之琳堪稱窯變的典型。他于1929年入讀北京大學英文系，英國浪漫派與法國象征派詩歌給他早期的新詩創作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盧溝橋事變前，其詩作內容既有青年對愛情的向往，也有因日常現象引發的生存感悟與哲理玄思，意象繁復，通感靈動，節奏跌宕，書面語和日常語交織并存，新舊典故交匯，詩意往往晦澀，耐人咀嚼，是典型的西洋式學院派風格。如《距離的組織》：“想獨上高樓讀一遍《羅馬衰亡史》，/忽有羅馬滅亡星出現在報上。/報紙落。地圖開，因想起遠人的囑咐。/寄來的風景也暮色蒼茫了。……”據考證，該詩內容涉及當時報紙對北方大力星座新星之發現的報道與《聊齋志異》的典故，有論者認為詩句涉及實體與抽象、微觀與宏觀、存在與覺識的關系等哲學問題。一首短詩，新舊典故交織，且涉及天文與深邃的哲學問題，別致倒也別致，深刻固然深刻，但是，能有幾個普通讀者讀得懂？這樣的作品，作為現代派詩歌的典型自有其文學史意義，但是，恐怕除了現代派詩歌研究者之外，多數讀者都會望而生畏。卞之琳早年扎實的傳統文學童子功使得他的新詩也不盡是晦澀、難解之作，有的作品著力營構意境，吐露出晚唐幽婉的芬芳，如《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此詩見得出中西合璧的光影，詩中現身的人物與隱身的人物、現實與夢境、窗子與明月構成了有趣的映襯與幽深的意境，意象頂針亦可謂對古詩頂針手法的發揚光大。

盧溝橋事變后，京派作家失去了存身的象牙塔，卞之琳同樣走向了敵機轟炸威脅下的成都，不久，為延安所感召，他與何其芳、沙汀及其夫人黃玉欣于1938年8月自成都出發，輾轉到延安。后跟從以吳伯簫為團長的文藝工作團，隨同朱德總司令部人員過黃河，進入晉東南敵后根據地，隨軍生活。1939年四五月間返回延安，卞之琳受邀在魯迅藝術學院代課三個月，然后告別延安。延安與晉東南根據地之行雖然只有一年，但這段經歷使卞之琳的文學生涯發生了斷崖飛瀑一般的變化，他看似從象牙塔的尖頂跌落，實則奔向了更為廣闊的天地，成就了另外一番自由奔放的創作景觀。詩集《慰勞信集》是其創作變化的重要標志。

1938年秋，延安文藝界發起寫“慰勞信”活動。1938年11月，卞之琳開始了詩體“慰勞信”的創作，據卞之琳所言，詩體“慰勞信”“公開‘給’自己耳聞目睹的各方各界為抗戰出力的個人或集體。都是寫真事真人，而一律不點名，只提他們的崗位、職守、身份、行當、業績，不論貢獻大小、級別高低，既各具特殊性，也自有代表性，不分先后，只按寫作時間排列（帶了一點隨意性），最后歸結為‘一切勞苦者’（也顯得有一點整體觀）”。《慰勞信集》慰問和贊譽的對象有準星上寄托著父老鄉親希望的前方神槍手、在戰斗中成長的地方武裝新戰士、抬鋼軌破壞敵人鐵道的群眾、堅壁清野的中國農民、洞若觀火且運籌帷幄的《論持久戰》著者、為新中國疏通血脈的筑路工人、為保衛藍天白云而“五分鐘死生/千萬顆憂心”的空軍戰士、“荒瘠里要擠出膏腴”的西北青年開荒者、前后方“拿著鋤頭、鐵鍬、槍桿、針線……以至于無限”參加抗戰建國的“一切勞苦者”等。

《慰勞信集》從抗戰中取材，意象質樸自然，脈絡連貫而沒有此前現代派詩歌那樣不規則的跳躍，語匯多為日常口語而少有文縐縐的書面語言，在這些詩作中，飄忽的愛意與玄想的哲思讓位于關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戰實干與對勝利的希冀。如《給修筑飛機場的工人》寫道：“母親給孩子鋪床總要鋪得平，/哪一個不愛自家的小鴿兒、小鷹？/我們的飛機也需要平滑的場子，/讓它們息下來舒服，飛出去得勁。”詩中的象喻是何等的自然、貼切。詩作的感情色調從盧溝橋事變之前的個人感情的一泓潭水或酒吧里的多彩雞尾酒變成了與工農兵水乳交融的浩瀚海洋。

卞之琳的詩歌向來注意細節，但此前的詩歌細節多為詩人的個人感悟或哲理玄思，而《慰勞信集》的細節則多為對詩歌描寫對象的客觀展現，如《給〈論持久戰〉的著者》最后一節：“最難忘你那‘打出去’的手勢/常用以指揮感情的洪流/協入一種必然的大節奏。”《慰勞信集》里的“典故”多源自現實中的真人真事，如第一次上戰場的農家出身的地方武裝新兵，竟用草帽來抵擋敵人的子彈，由于太早打開手榴彈的保險蓋而出事等，這類“典故”對于當時的讀者來說并不陌生，讀起來親切感油然而生。詩風曉暢與詩意濃郁有時不易兼得，為了能讓盡可能多的讀者讀懂，詩風曉暢顯得更為重要。但是，詩風曉暢是否必然會導致“詩意不濃”，卻是一個容易產生爭議的問題。詩意之濃淡不應以用典之多少、語匯艱澀與否、跳躍性之大小為標準。白居易的《長恨歌》人物刻畫細膩，景物描寫生動，結構大開大合，其寫夢之逼真，詩意之濃郁，古今已有共識；而其《琵琶行》敘述江上邂逅，刻畫人物命運，描寫琵琶演奏，比喻新鮮別致，音樂形象鮮明，借曲言情，一氣呵成，誰又能說其詩情淡薄？卞之琳《慰勞信集》的詩意是走出象牙塔、回到黃土地的質樸詩意，從一味咀嚼個人悲歡的小資情調轉為表達抗戰將士與人民大眾情懷的醇厚詩意，從花腔女高音式的西洋音調轉向與太行山水同頻共振的本土旋律的民族詩意。

抗戰文學的確曾一度出現公式化、概念化、浮泛化等問題，即使創作者后來意識到問題所在，努力加以克服，這些弱點依然未能徹底根除。但是，經過摸索、調整，作家們的審美自覺性顯著提升。其題材不再限于直接表現抗戰，戰時的日常生活、對人性的深度開掘、對個性的現代啟蒙、對歷史的重新審視、對自然的凝神觀照等均有涉及；其風格不再強求一律通俗化，而是尊重作家的創作個性，支持作家的獨立探索。而且，抗戰沒有中斷中國文學現代化的進程，反而促成了其加速變軌。抗戰文學不僅極大拓展了社會文化心理等意蘊空間，而且在文體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如報告文學的成熟、雜文的深化、抒情詩的“交響曲化”、英雄史詩的橫空出世、詩性小說的魅力開發、長篇小說的再攀高峰、寓言體小說的新變、歷史劇的豐收等。雖然，部分抗戰文學作品只是粗糙的宣傳品，藝術韻味匱乏，好似出窯即存在釉色暗黃、驚裂等各種問題的瑕疵品，但是，無法否認的是其中有不少瑕不掩瑜的佳器，尤其是“造化鐘神秀”、瑰奇難再得的“窯寶”。例如，《義勇軍進行曲》《黃河大合唱》《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他死在第二次》《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呼蘭河傳》《我在霞村的時候》《寒夜》《財主底兒女們》《回春之曲》《法西斯細菌》《白毛女》《風景談》《記賀龍》《落日》等經典作品成批涌現，創作個性千姿百態，審美風格色彩繽紛，其中平易、明朗、深沉、雄健、大氣一脈尤為突出。抗戰文學的審美建樹與社會價值一樣不容輕忽。

二

實事求是 歷史還原

中國現代文學史，從1915年至1949年，也不過三十四年，其中抗戰文學，從“九一八”事變之前穆木天警笛似的反日詩歌到抗戰勝利后巴金的《寒夜》、王林的《腹地》等面世，足足占中國現代文學史之半程。雖然，“時至今日，抗戰文學研究已經積累了豐碩的成果”，在研究對象的不斷拓展之外，“對文化研究、文史對話和跨文化諸多視角的運用，對新史料的發掘考證以及對經典作家的再認識，顯示了抗戰文學研究的拓展與深化”。然而，在740余部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中，抗戰文學所占的分量及其折射出來的地位與其時長并不匹配，而且，現有的文學史所列出的抗戰文學作品的代表性大可推敲。那么，怎樣透過文學史理解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呢？這的確是十分尖銳而又無法回避的問題，我們必須認真回答。

抗日戰爭長達十四年，局部抗戰除了東北抗戰之外，還有1932年的淞滬抗戰、1933年的長城抗戰、1936年的百靈廟大捷，全面抗戰主要分為東北戰場、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及兩次赴緬作戰。這些歷史在抗戰文學里均有反映，只是以往由于歷史與美學觀念等方面的復雜原因多被遮蔽。要想真正了解抗戰文學的全貌、準確把握其歷史脈絡，深入發掘其經典價值，首先要恢復實事求是精神，具體方法是歷史還原：還原抗戰文學的歷史背景、創作生態、歷史內涵及其歷史作用。

在局部抗戰時期，東北軍的主力大部分奉命未作正面抵抗便撤至關內，但這并不等于毫無抵抗。不愿撤離故鄉的部分東北軍官兵、警察部隊與民間揭竿而起的抗日武裝風起云涌、此起彼伏，總名為東北義勇軍，人數至少有30萬，他們由于缺乏統一指揮，各自為戰，犧牲慘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將其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東北抗日聯軍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頑強抵抗，直至迎來抗戰的勝利。中國現代文學史在談及東北抗日文學時通常會提到東北作家群，代表作有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蕭紅的《生死場》等，而對舒群描寫東北海軍抗日題材的《松花江的支流》、立川表現義勇軍題材的報告文學《血戰歸來——關外義勇軍抗日紀實》、萬國安的長篇小說《三根紅線》、吳祖光的話劇《鳳凰城》、東北抗聯歌曲、周保中日記與趙一曼寫給幼子的遺書等則往往忽略不計。其中，趙一曼的遺書質樸無華，然而表現出了共產黨人為民族解放而不畏犧牲的豪邁氣概與一位母親就義之前對幼子萬般不舍而又殷殷期待的似海情懷。周保中的《周保中東北抗日游擊日記》是一部極為難得的寶貴文獻，從中可以了解東北抗聯經歷了怎樣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亦可窺見身為共產黨人的東北抗聯將領的犧牲精神、堅韌性格與聰明睿智。

“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及稍后涌現出大批文學作品。黃震遐的《大上海的毀滅》是第一部表現“一·二八”題材的長篇小說，當時曾有好評。但是，在當時的左翼批評家看來，該小說的文本實際與創作意圖之間存在巨大的反差，“作者要描寫整個的一·二八的上海事變，從前方一直到后方，從猛烈的戰斗到溫情的享樂，從最大的興奮到無限的幻滅”，而實際上所寫的“整個的前方的戰斗，事實上是成了全書的穿插，沒有緊密的聯系的生硬的穿插”，“讀者不能從這部‘大著’里把握到真實的一·二八事變期間的戰斗的上海的前后方”。根據這種否定性評價，后來的文學史敘述將黃震遐及其作品作為批判的對象，這樣一來，對于第十九路軍、第五軍和上海人民付出了巨大犧牲的淞滬抗戰的描寫在文學史上只能見于報告文學集《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而在虛構文學方面則出現了不應有的空白。此外，對于中國軍隊1933年投入25萬兵力的長城抗戰，曾經有過作品予以表現，如丘東平的小說《中校副官》《將軍的故事》等，但在一般的文學史敘述中，找不到這些作品的蹤影。

中國第一部抗戰文學史——藍海著《中國抗戰文藝史》,由上海現代出版社1947年初版印行。近80年來，先后有十余種抗日民主根據地—解放區文學史及其他地域性的抗戰文學史面世，而涵蓋整體面貌的抗戰文學史，除了《中國抗戰文藝史》（1984年增訂本）之外竟然沒有第二部，中國現代文學通史里也較少提及表現正面戰場抗戰題材的作品。1985年前后，中央與地方政府相繼公布了包含國民黨殉國將領在內的烈士名單，修復被破壞的正面戰場抗戰烈士紀念設施。2005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舉辦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暨抗戰文學學術研討會上，“正面戰場文學”成為討論的話題之一，會后刊物上陸續刊出關于“正面戰場文學”研究的論文。2014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專著《抗戰文學與正面戰場》。

全面抗戰時期，文學生態較此前發生了巨大變化，記者在戰爭的硝煙中采訪報道，作家走上正面戰場、敵后戰場，不少文化人穿上戎裝，一手拿槍、一手執筆，記者、作家、從軍的文人、軍隊中的儒將，更有海量的民間作者，共同描繪出抗日戰爭的悲壯歷史。在敵后戰場，從作為精神燈塔與文學中心的延安到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華中等敵后根據地，從晉察冀地雷戰、黃土嶺伏擊戰到驚天動地的百團大戰，從戰場上的血火交織到戰時工農商學諸業的艱難行進，從城鎮的繁榮擁擠或破敗蕭條到根據地、游擊區、淪陷區的各色景觀，從領袖人物、高級將領到普通官兵、市民、農民，文學作品中都有真實而生動的刻畫。從中既聽得見平民百姓橫遭屠戮、飽受凌辱的凄厲慘叫與悲苦呻吟，也聽得見我軍民報仇雪恨的嘶聲吶喊與激勵沖鋒的嘹亮軍號；既看得見戰場搏殺的鮮血淋漓與諜報暗戰的刀光劍影，也看得見侵略者的狂妄殘暴和最終敗北的狼狽與無奈。

對歷史背景、文學生態與作品內涵的歷史還原，不僅可以再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存狀態，而且可以借此揭露國民政府當局的政略失誤、指揮瑕疵、軍紀污點。如阿垅1939年完成的長篇小說《南京》，是抗戰期間完成的唯一一部表現大型會戰題材的長篇小說，曾得到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肯定，但由于作品對南京保衛戰的部署有所質疑，當時未能獲準出版。抗戰勝利后，照樣不予放行。直到改革開放以后，這部命運多舛的小說才以《南京血祭》之新書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初版面世。作品出版的復雜性所折射的正是歷史的復雜性。

需作歷史還原的不止于正面戰場作品，也包括敵后戰場作品。趙樹理完成于1945年冬季的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表現了“七七事變”之后山西的復雜局面與歷史進程，小說敘事分為四條線索：一是反映國民黨部隊的軍紀頹圮；二是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倒行逆施，尤其是閻錫山的狹隘心胸、兩面派嘴臉與反共惡行；三是抨擊帶有惡霸、地痞色彩的鄉村權勢者的惡德、惡行；四是描寫八路軍、犧盟會、民兵的抗戰和農民的成長、鄉村的變化。小說涉及如此復雜且重要的歷史內容，若不作歷史還原，勢必會埋沒這部經典的光輝。文學史言及趙樹理，若只談或將重點放在《小二黑結婚》上面而忽略《李家莊的變遷》，不僅會弱化趙樹理對抗戰文學的貢獻，而且等于放棄了揭示文學所表現的中國共產黨武裝開辟與鞏固根據地之苦戰與犧牲的重要責任。王林在1942年反“掃蕩”形勢最嚴峻時堅持留在冀中，親歷反“掃蕩”斗爭的艱險困苦，冒著生命危險寫出了30萬字的《腹地》，這部長篇小說于1949年9月出版。王瑤著《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新文藝出版社，1953年）對《腹地》給予了相當的肯定。2007年，初版本的重印使這部經典本色再現，使更多的讀者借此認識到了敵后戰場抗戰的艱巨性與復雜性。

我們應該充分肯定改革開放以來抗戰文學研究在多方面的突破，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抗戰文學作品的發掘、經典的認定與闡釋以及將相關學術成果轉化為教育資源等方面仍有許多工作需要去做。實事求是，還原歷史，十分必要，大有可為。

三

發揚光大“大文學”傳統

“五四”以來，受西方純文學觀的影響，論者一般將文學分為詩歌、散文、戲劇、小說四大文體，每種文體內部又有各種排除法。在抗戰文學研究與歷史敘述中有一些本色的文學形式被排除在外，這顯然脫離了文學史的實際，也割裂了中國文學傳統。事實上，中國古代的“雜文學觀”，或“大文學觀”，在西方純文學觀的沖擊下并未轟然倒塌，而在中國現代文學的血脈中汩汩流淌、生生不息，尤其是在抗戰背景下，中國的“大文學”傳統得以發揚光大，有其特殊意義。

傳統詩詞源遠流長，并未因五四文學革命而徹底斷裂，只不過失去了穩坐中軍帳的地位。在現代新詩攻城略地、高歌猛進之時，舊體詩詞始終以堅韌的生命力頑強地生存、發展。究其原因，有三：其一，舊體詩詞關乎民族文化心理認同、文化教育的傳承，融入遺傳密碼的舊體詩詞可謂國人感情寄托的重要載體。其二，中國的詩歌發展史本來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對某種詩歌形式的一成不變的機械重復，而是一條不斷匯聚無數支流、因時而變、順勢而行的大河，其初始源自民謠，而后從天南海北的民謠、民歌中汲取養分，文人墨客參與鍛造，不斷創新，從四言詩到五言詩、七言詩、雜言詩，從即興吟誦到規制嚴格的格律體、相對自由的古風體，從精短的小令到上下闋的詞牌再到多曲連環的大型套曲以及介乎詩與曲藝之間的長篇鼓詞、子弟書等，現代的舊體詩詞曾為古代之新體，新舊交替、交織、交融，賦予傳統詩詞以強大的生命力。因此，舊體詩詞并非不能表現新時代，其強大的表現功能與傳播優勢有時甚至為新詩所不及。其三，正所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因接受過傳統文化教育或耳濡目染受過古代詩詞的熏陶，很多現代人都會作舊體詩詞，而且常常是情之所至，信手拈來。正因如此，“五四”之后，不僅報紙副刊有舊體詩詞的一席之地，而且還有多種專門的舊體詩詞期刊與民間的自印本、雅集印本。舊體詩詞的作者不僅有晚清的“遺老遺少”，還有在學校、報館、出版社等文化機構任職的文化人，在工、商、政、軍等各界活躍的人士，還有不少新文學作家，如陳獨秀、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在舊體詩創作上都是游刃有余，留下了不少佳作。

每當民族危機加重、重要城市失陷，或重要戰役打響、捷報傳來，都會激起舊體詩詞的迅疾反應。七絕、七律、五律等短詩多如夜空繁星，古風體長詩也并不少見。例如，中山大學的文言刊物《文學雜志》1933年第1期刊出的古層冰近六十句的古風體長歌《攘倭行（為十九路軍作）》、陳毅1944年1月由華中赴延安途中所作古風《過太行山書懷》等。抗戰時期，民間乃至社會各個階層的舊體詩詞創作熱情高漲，曾在上海紅十字會醫院、上海東南醫學院任職的醫學博士姚伯麟于抗戰勝利后結集的《抗戰詩史》，收入本人所作舊體詩近2000首，“對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至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十四年間，中國人民奮起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并最終獲得民族解放戰爭偉大勝利的光榮歷史，兼及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全面推進，作全景式記錄”。重慶、桂林等大后方城市有多家舊體詩社團，延安有懷安詩社，就連烽火連天的敵后根據地也有這樣的社團，例如，晉察冀的燕趙詩社、華中的湖海藝文社。舊體詩詞不僅是詩人們言志、抒情、紀實的載體，而且成為統一戰線的橋梁、凝心聚力的推進器。這一時期，舊體詩詞創作量之大難以計數，其中不乏出色之作。僅以敵后戰場而言，我軍將領就有多篇佳作。1938年6月17日，新四軍江南首戰告捷，陳毅聞訊大喜，6月21日賦詩《衛崗初戰》贊曰：“彎弓射日到江南，終夜喧呼敵膽寒。鎮江城下初遭遇，脫手斬得小樓蘭。”1939年太行山初雪之際，朱德賦詩《移太行側》：“佇馬太行側，十月雪飛白。戰士怯衣單，夜夜殺倭賊。”以“雪飛”“衣單”所象征的不懼嚴寒的頑強意志與“佇馬太行”“夜夜殺倭賊”的戰斗姿態告慰家鄉父老。

經過五四文學革命，白話上升為書面語的主體。但是，文言歷經數千年歷史長河的淘洗，其生命力不會頓然枯萎。究其原因，有三：一則只要經典流傳下去，文言作為載體便會與經典同在；二則文言會逐漸化入以白話為主體的新興文學，給白話文學以豐富的營養；三則在文學巨變的轉折期，現代文言作品仍有相當的讀者群體，而且文言有特殊的修辭功能與表現力。例如，抗戰時期，張恨水的《山窗小品》以淺顯的文言寫成，別有一種韻味；部分烈士的家書、政府給英烈及其親屬的褒獎辭與慰問信等都帶有文言色彩，溫情里融入了勇毅、敬重與莊嚴；墓志銘、特定場合的信函、舊體詩社的發起啟事等，文言風格古雅，自有其獨特的魅力。在這些場合，文言的修辭功能及其內含的心理機制，恐怕是白話無法完全替代的。例如，1940年2月20日夜半時分，皖北碭山國民黨頑固派謊報軍情，背后打黑槍，殘忍殺害擔任碭南常備總隊政治處主任的共產黨員懷盛德，時任第六支隊司令員兼政委、豫皖蘇邊區黨政委員會主任的彭雪楓，給江蘇省政府主席拍發《致韓德勤電》，語體為淺近文言，反諷強烈，筆鋒犀利。以文言作墓志銘，更顯凝重,如層冰代蔡廷鍇所作《十九路軍抗日死國將士之碑》，碑銘寫道：“……天蒼蒼兮野茫茫。天時墜兮魂飛揚。飛揚上天兮正之帝。帝謂吾人兮何不平。內有奸兮作汝祥。非然汝功邁南塘。翩然披發下大荒。云車風馬回故鄉。驃騎之營象天長。鄰德肅若揖我良。相與戮力誅獝狂。”文辭高古而語調雄渾，頗有屈原《國殤》之風。抗日戰爭不僅使中華民族浴火重生，而且使“五四”以來被邊緣化的格律詩詞、墓志銘等“舊體”創作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詩本來與音樂關系密切，“從原始歌謠到《詩經》創作的時期，詩樂舞三位一體，詩歌和音樂是構成綜合藝術的基本要素”，“先秦時期多數詩歌都可以用于演唱”。后來，出現了詩歌與音樂分離的傾向，在質樸自然的歌謠、藝術化程度較高的“歌詩”（樂章）之外，衍生出“徒詩”。但是，有些“徒詩”依然襲用歌謠、民歌與“歌詩”的曲牌、格律，從漢代樂府、唐詩、宋詞到元朝的散曲、小令，詩歌與音樂有分有合。近代以來，伴隨著新式學堂的創立與發展，學堂樂歌（后稱校園歌曲）此起彼伏，啟蒙運動、社會革命、民族解放運動動員民眾與鼓舞民眾的社會文化需求為歌曲創作乃至整個現代音樂的發展與傳播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九一八”之后，尤其是全面抗戰期間，歌曲創作、歌詠活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從上海、武漢到延安及華北、華中、華南各抗日民主根據地、重慶、桂林、昆明等地，歌詠的聲浪氣沖霄漢。有的歌詞創作時本是“徒詩”，后被作曲家譜成歌曲，如《黃河大合唱》《歌唱二小放牛郎》；有的是借異域曲譜或民歌曲調填詞，如《送別》《東方紅》；更多的歌詞則是專為歌曲而作，為部隊或大型歌詠活動創作的大合唱、套曲，如《松花江上》《延安頌》等。

歌詞或曰“歌詩”，乘著音樂的翅膀飛往五湖四海，傳遍世界。現代歌曲既是音樂作品，也是文學作品，作為表現時代風云、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在中國現代歷史進程中發揮了無以估量的積極作用，其中的杰作堪稱經典。現代歌曲顯然傳承了源遠流長的古代歌詩傳統，理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目前所見的文學史著作中，“歌詩”卻沒有獲得應有的地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應該勇于面對問題，打破學科慣性，建構起一個能夠承續古代傳統、符合歷史實際的文學史敘述框架。

古人的書信名篇，早已被收入各類文選，而現代書信，卻常常被排除在文學史之外，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的《與妻書》被列入中學語文教材，是少有的例外。近年來，有多本抗日烈士家書編輯出版，但它們一般被作為歷史教育讀物，甚少被納入抗戰文學研究的視野。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將軍睿智、果敢、剛毅、勇武，他本來長于排兵布陣而不擅詩文，但他在太行前線寫給遠在延安的妻子的家書卻顯示出英雄的俠骨柔腸。他在寫給妻子的第四封信（1941年9月24日）中寫道：“不久前有一批人去延，因不在家未寫信給你，你可能在想著我忘了我最親愛的人，其實大為不然。”駐地“院子里種了許多花，周圍種了許多菜，還有不少果子，洋菊花已開了三個月了，現還未完，大批菊花、牽牛花等，開得甚為好看。可惜的就是缺蘭，而蘭花是我所最喜歡最所愛的，蘭恰離開我在千里之外，總感美中不足。每次打開門簾，見到各種花的時候，就想著我的蘭，我最親愛的蘭。”這既是真情的表達，也是對妻子之擔心的安慰。若要全方位了解八路軍高級將領豐富的感情世界，《左權家書》無疑是絕佳的文本。

日記，從文體上應該歸于散文，可是在抗戰文學研究中，我軍官兵的日記并未引起足夠重視。目前已有多種抗戰日記出版，其中阿英的《敵后日記》十分厚重。《敵后日記》真實地記錄了日、偽、頑與新四軍犬牙交錯的復雜局面、中國共產黨為建立與捍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艱辛努力、天災人禍交相作難下的人民生活、新四軍與根據地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共產黨領袖與新四軍將領的文學創作、行軍途中與駐地的風土人情，以及“烏龍”等美麗奇特的自然現象等。作者不僅是歷史、社會、文化、自然與風土人情的忠實記錄者，更是抗戰形勢及未來發展的深刻思考者。他以切近的觀察、親身的體驗、深刻的感悟與質樸的文筆，為風云變幻的華中敵后抗戰寫生，為英勇不屈的新四軍與人民畫像，為絢麗多彩的敵后戰場文學刻下不朽的豐碑。

抗戰文學，在戰時是沖鋒的號角，在戰后是歷史的豐碑。只有以實事求是的精神進行歷史還原，才能全面認識抗戰文學之厚重的歷史內涵，借此了解中國抗戰的悲壯歷史和民族精神浴火重生的艱辛歷程，確認中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之中流砥柱的卓越貢獻；只有以切合抗戰文學的審美眼光對其予以審美觀照，才能對抗戰文學中的應急之作的粗礪予以同情的理解，才能充分認識抗戰文學變軌加速的積極效應，也才能懂得欣賞戰火灼燒中文學窯變的奇光異彩；只有以中國傳統的“大文學”觀對其予以重新審視，才能發掘被忽略的多種文體的抗戰文學，進而意識到抗戰文學對傳統文學的發揚光大，深刻感悟中國文學傳統的強大生命力。從上述三個方面對抗戰文學予以重新評價，才能無愧于血火交織的抗戰歷史，無愧于以生命書寫抗戰文學的前輩，無愧于未來的追問。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