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李停

“我希望做一個只寫自己必須寫、不寫就會滿溢的作家，如果沒有非說不可的事，就能安靜閉嘴的作家。”繼《在小山和小山之間》后，青年作家李停近日推出第二本小說《水在島中央》，繼續深入家庭內部，重新書寫與理解母女關系。她在采訪中坦陳從學電影到寫小說，是因為“有了特別想說的事”，但因為經濟責任，她無法成為一名職業作家。不過，她并不掩飾在寫作上的野心，希望“不僅在國內，也在國外被更多人看見”。

常年生活在日本，李停和國內的流行語境有一定的距離，比如她不看短視頻，這也減緩了她的焦慮，讓寫作更加從容。她也不相信有天才作家，她說：“我是一頭扎到社會里的那種人，不是在家里關門讀書的那種人?！?/p>

01

看清自己和母親的關系，

會影響我們看其他事物、看自己的方式

記者：你的第一部作品《在小山和小山之間》出版后引起了較大的關注，其間你的心態有沒有什么變化？現在第二本書《水在島中央》出版了，會對評價或市場有所期待嗎？

李停：自己覺得好的東西，得到很多人的共鳴和反饋，特別鼓舞我，讓我對自己接下來要寫的內容更有信心，所以有了《水在島中央》。這本書會有什么樣的命運，這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只能說，它是我當時能寫出的最真最好的東西。

記者：兩個書名都是與自然相關的景物，是有意為之嗎？

李停：可能和我本科學電影有關，我對畫面很敏感。寫小說前我首先有書名，一般是個很短的句子，那是我對于整個小說最為原始，也最為核心的意象，甚至氛圍都從那個意象開始。它首先作為一個畫面存在，然后我會細細放大和補充這個意象。順便提一句，目前正在寫的第三本書，也是一樣。

記者：為什么會從電影方向轉向文學寫作？

李停：學電影劇作的時候我也有寫小說，我認為文字不分家，但我很長時間以來的問題是，始終寫不出自己覺得滿意的小說。后來我覺得這是因為我根本沒有特別想說的事，所以都在“編自己也不感興趣、只是似乎會發生的故事”。到寫《在小山和小山之間》，我有了特別想說的事，小說又成為合適的載體。

記者：我很好奇《水在島中央》的開篇是如何而來的？養老問題像是冰山一角，越往后看，越發現它最根本的敘述還是來自母女關系。

李停：生活里我見過這種荒誕的場面，把一個門牌一換，整個樓就變了用途。我會考慮：樓里的人命運如何？我們每個人是不是都遇到過這種“突然被放置到某個境況里，并沒有選擇和了解，只得隨人擺弄”的時刻？

養老院的問題，并不是單獨的問題。我對養老問題其實不太了解。養老院只是一個例子，它和空島、社會對媽媽的評價標準一樣，都只是我們可能遇到的、我們未可知的安排。當然，養老院也有它的特征：體力和智力都不如以往的人會比普通人有更多困難。

記者：書評人吳玫說，你再一次用故事提問：今天我們如何做母親？你的兩本書都聚焦母女關系主題，你對此的認知是否發生過一些改變？接下來還會繼續書寫這一主題嗎？

李停：是的，在我生活和寫作的同時，我的認知也發生變化。尤其是我作為小說作者必須客觀看待這份感情時，我得到了自己獨自思考時不曾有過的視角。然后我會感受到，母女關系不是獨立的，看清自己和母親的關系，會影響我們看其他事物、看自己的方式。接下來的這本書，還會繼續寫這個主題，以更坦誠、更痛苦的方式。

記者：想問一下，你是否從自己的母親身上獲得過一些靈感？

李停：肯定有，因為她是我接觸最久、理解最深的女性，不可能有之一。但我同時也在別人，尤其是其他女性身上獲得靈感，具體哪部分靈感對應哪個人，哪個人在哪個時刻觸動我最深，這是無法考證的。只能說，我觀察其他女性，包括我自己，這種觀察筑成了我這個人，進而決定了我的下筆之處。

記者：我想在瓊登場之前，應該會有人和我一樣，在心里指責珍的母親因為照護身為特殊兒童的哥哥而忽略珍，甚至珍也是這樣想的。但答案其實就在瓊的身上，這位苦苦周旋在職場和家庭之間而精疲力竭的媽媽，讓七十幾歲的珍理解了母親，但我想這種理解又是少數的。

李停：一天只有24小時，一個人能做的事只有那么多。而許多媽媽每天都在超負荷勞動，每一天，無人在意。一旦她們倒下、崩塌，甚至只是抱怨幾句，就會變成道德低下者，誰都能來批評一句。這種畸形的重壓，并不難以理解，只要你在意那個人，尤其是當你發現那個人早已經在被責怪之前自責很久，你就會理解一切。

一個因為不想重蹈自己的母親的“苦難”而拒絕生育的女性，可能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認為自己的“陰影”以及沒有生育的原因來自母親——這個具體的人，甚至對她有股奇怪的“恨”。但我仍然希望在虛構里，讓她有一個機會去看清，這些源頭不是母親，母親也是受害者。

記者：你在這本小說中關注到很多社會問題，如養老院和兒童院一定要二選一嗎？特殊兒童的照護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小說并沒有給出答案。

李停：社會問題最多只是背景，我認為也很現實，并沒有超出我對現有情況的了解。這些背景中的荒誕之處，我希望一些讀者也有一樣的感受。

02

我對外界和人感興趣，

一頭扎到社會里，不是在家里關門讀書

記者：你在后記中寫道：如今我們總在追求效率，聽人講話恨不得立即抓到重點，可悖論是，如果我們缺乏傾聽的能力，可能不會聽到重點。這句話讓我感同身受，在我看來，傾聽是一種能力，并且不是天生的。你什么時候才意識到自己需要傾聽或被傾聽呢？

李停：我從小就喜歡聽別人的故事，同一個故事，我會求證幾個人的說法，看他們各自的版本里的漏洞和真實。然后我會聯系他們各自的性格、脾氣，在我心里對真假做取舍，最終在我心里編造一個獨屬于我的故事。這是我的小游戲。

當輪到我傾訴時，我會很在意對方的反應。這里不涉及其他判斷，我只想知道對方是不是真的有興趣。如果對方只是敷衍，我也會回敬同樣的敷衍；如果對方表露真情，我也抱之真心。這是我的性格。

記者：你提到的一些與寫作無關的職業反過來豐富了你的寫作內容，具體指哪些呢？

李停：我做過不同的工作，因而能接觸各種各樣的人。如果沒有這些經歷和觀察的機會，我沒有什么好寫的。換句話說，如果我只能通過編造一些辭藻和無心的故事來寫作，那我不會寫。

比如我做過世界知名化妝品公司的職員，也認真學習稅務知識，這些工作我都連續做了幾年，不是體驗生活式的，我對體驗生活不感興趣。我對外界和外界的人感興趣，我是一頭扎到社會里的那種人，不是在家里關門讀書的那種人。

記者：你如何看待成為一個作家？你覺得是不是會有一些必要條件？

李停：日本有一些“文豪”，去他們的故居就會知道他們的環境是多么好：寬敞的古屋、舒適的布置、附近庭院酒家、照顧起居三餐的傭人或夫人。我以前覺得這是寫作的必要條件。現在我不這樣想了，但也不認為窮困的生活會是寫作的幫手。如果時刻都要提醒自己是為生計而寫作，很難不走偏——迎合市場，過分保守——同時又寫廢了手。

記者：有沒有哪位作家是你視為“天才作家”的？

李停：應該沒有天才作家吧，寫出一本也許是天才，但持續寫作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辛苦和付出一定是有的。

記者：你想成為怎樣的作家？

李停：我有自己的家庭，想要保護自己現在的生活形態。在這個意義上，我很懷疑自己能不能只當一個作家，而不用做別的工作來維持經濟狀況。

如果排除現實理由，我希望做一個只寫自己必須寫、不寫就會滿溢的作家，如果沒有非說不可的事，就能安靜閉嘴的作家。就像我現在這樣。

記者：你剛說自己是扎進生活的人，而寫作的人通常都有一顆敏感的心且關注細節，你認可這種說法嗎？

李停：當然。不敏感，是不會發現問題的。我非常關注細節，故事是虛構的，但細節必須真實。如果一個細節我不確定，我就不會寫。老人、不生育的女性、特殊兒童，我不會閉門造車，我必須見到真實的人。其實只是見到也不夠，還要交流、持續觀察，不然我不敢寫他們的細節。讀者那么多，再小眾的描寫也會被人看出真假。細節一假，質感就沒有了。細節假了，自己在寫作的時候也難全心投入感情，會一直很游離。

記者：你常年在日本生活，你是否感受過短視頻流行的影響？或者說你怎么看短視頻的流行讓表達淺顯化的觀點？

李停：短視頻在全世界興起，但日本相對國內是慢節奏的。日本的實體書店還有很強的生命力、地鐵或一些等候室里仍然有很多看紙質書的人，大家還在留戀紙質書，這些可以證明。

我完全不看短視頻，如你所說，短視頻讓表達淺顯化。而且短視頻讓人追求更多的刺激，更高的獲得信息的效率，而這些都是沒有上限的，最后我懷疑人會被機制控制，而非利用好機制。

作為作家，我關心的是人為什么會被這種機制吸引。其中一個理由，我認為現在的人缺乏安全感，也缺乏和其他人的連接。這種缺乏，被短視頻補上了。這種缺乏，仍然需要發掘新的著力點，比如文學，比如電影，比如知識普及。我在這方面還是樂觀的，認為哪怕只是為了對抗短視頻，我們還大有可為。

記者：讓我們再討論下另一個流行：AI寫作讓我們開始憂慮作家是否會被替代，AI技術在翻譯、繪畫等行業的威脅似乎更明顯。

李停：我認為AI寫作會替代掉很大一部分作家，和其他職業。有時候我覺得它在代替我們審查某種藝術形式或商業行為里的種種情形。首先被淘汰的一定是可以流水線制造的那些東西，換言之，沒有那么特別的東西。

可以超越流水線制造，真正打動人心的東西少之又少。在AI進化的今天它們會更加生動和耀眼。只要我們還沒有把人心完全研究透徹（這是文學的方向），我們就無法把人心的全貌告知AI，于是，我們仍然有AI無法到達的天地。

記者：最后一個問題，你最近關心的新話題是什么？

李停：最近關注醫學新進展，有些病從技術層面上已經被攻克了，但仍舊因為費用高昂而導致很多人失去生命。這不是簡單的貧富差距問題，許多環節都有苦衷。這種看似簡單實際復雜的問題里，有很吸引我的東西，我喜歡在這里面找到只屬于自己的一個切入角度，看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