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臨汾的陽光剛猛，但沒有悶脹感，熱卻通暢。人若躲于樹蔭，立馬涼爽許多。即便一小塊蔭翳，間有光束篩漏，也是清爽的。而堯廟的樹濃蔭覆籠，置身其間，有進了空調房的感覺，比如我面前的這棵。

準確地說，是兩棵，它們因為擁抱太緊，似乎長在了一起。“柏抱槐”，柏在外，枝干滄桑，有千年樹齡了吧；槐在里，枝條壯碩，仍在向著天空生長。槐怎么會從柏樹的身體里生長出來，這是個謎。也許鳥銜槐種掉落柏樹間，也許風攜槐種飄蕩柏樹間，也許什么人故意栽種……答案已不可考，總之兩棵樹長在了一起。堯廟有一口井，曰堯井，傳說井開鑿于堯時代。堯井東南西北皆有古樹，除了“柏抱槐”，還有“柏抱楸”“鳴鹿柏”“夜笑柏”。同為不解之謎，卻有不同傳說。這些傳說為古樹注入了神秘色彩。就堯的功德和光彩而言，古樹及傳說不過是零星注解。

臨汾地名為隋煬帝更改，在此之前更長的時日里，它叫平陽。我更喜歡平陽這個名字，古色古香，有跳躍感。

平陽曾為堯都。關于堯都的所在，史上有不同說法，記載也有差異，而襄汾陶寺的發掘為平陽提供了部分佐證。立于堯廟古樹下，我想象著曾經的堯都狀貌，想象著堯都的裊裊炊煙，想象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堯民，想象著熾燃的篝火和婉轉的歌聲，生出些許向往。

堯之都城，已湮沒在歲月的塵煙里。據說堯活了118歲，即便在今日也是福壽。自然法則，天地同理。堯去了，堯廟建起來，且執著地在大地上生長著。

最早修建的堯廟，其一在山東曹州濟陰縣，兩漢碑為證，有記載說濟陰有堯的墳墓；其二便是山西臨汾的堯廟。《魏土地記》曰：“平陽城東十里汾水東原上有小臺，臺上有堯神屋石碑。”就此可知，晉元康之前，堯廟已經存在。在平陽修堯廟，自因堯都之故吧。

我無意作堯廟的地理考證，引述只為證實其歷史之久遠。唐高宗李治顯慶三年（658年），臨汾堯廟由府城西南再遷至府城南2.5公里左右，即今天的堯廟所在，距今已有1300余年歷史。唐是個雄渾大氣的朝代，堯廟宏偉壯觀、楹室甚多，可惜沒有被完整保存下來。后代所建也未能完全續存，因為戰亂、地震、風霜、雨蝕，堯廟屢遭毀壞，但魂魄仍在。可以說，堯廟比那些古樹的生命力更為頑強。

廣運殿是堯廟的中心建筑，大殿里帝堯端坐中央，兩側立像是他的四大重臣：四岳、后稷、羲和、皋陶。四岳手持祭祀占卜用的蓍草，掌管祭祀占卜。蓍草又名一枝蒿、鋸齒草、蜈蚣蒿，菊科植物，可入藥；后稷手執嘉禾，司管種植稼穡；羲和拿的是璇衡，他掌管天文星相、制定農歷；皋陶則提著繩索，因掌管司法、制定法律，所以他的相貌較其他三臣威嚴。《史書》還記載，帝堯時宮廷臺階縫隙里生長著一種瑞草，名字叫蓂莢，農歷每月十五日前，日生一葉，十五日之后，日落一葉，遇到小月，一葉蔫而不落。觀察蓂莢長長落落，便可知道是晦是朔，因而也稱歷草。蓂莢僅生于文獻和傳說中，其狀只能憑想象了。

堯的身邊定然不止這四大臣，更多的人站在唯有他看得見的地方。

二

去往陶寺遺址，很有些迫不及待。

襄汾在臨汾南，傍汾水中下游，兩地相距超過30公里。襄汾也為古地，由汾城和襄陵合并而來，戰國時均為魏國城邑，襄陵因晉襄公陵墓在境內而得名。晉襄公沒有其父聲望大，但也算得上明君了。陶寺遺址在襄汾的陶寺鄉，距今4300至3900年，屬龍山文化晚期。陶寺遺址的發現、發掘可謂漫長，1958年，山西考古人員在陶寺村周邊田野調查時發現了大量灰色陶片，次年，中國科學院考古專家進行了4次大規模調查，確立了其作為龍山文化超大型聚落的地位。1978年正式開始考古發掘，2025年，陶寺遺址被列入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發掘的不過是部分，但就這部分亦足夠震撼。

我看到了最早的都城遺址。依今天的標準，黃土夯就，青沙鋪地，算不得真正的都城，但就面積之廣闊、規模之宏偉、布局之周密，后世許多城池怕亦難以望其項背。都城有生活場所，有墓葬場所，有教化場所，有娛樂場所，東西南北，規劃齊整。一個人如果不為生計奔波，一輩子可以生活在這座大城內。

堯的時代，對時令的認識已有了相當的經驗和深度，陶寺遺址可以證明這一點。二十四節氣被譽為“中國第五大發明”，天文、農事、物候、民俗、文化，精確而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清明前后，栽瓜種豆；秋分收稻，寒露燒草。關于節氣的諺語很多，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靠諺語的指導就可做到春種秋收。二十四節氣怎么來的？我想其形成必是相對漫長的過程。《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同時，堯派遣官員分赴四方觀測特定星象，羲仲駐東方嵎夷，觀測鳥星，確定春分。羲叔駐南方交趾，觀測火星，確定夏至。和仲駐西方昧谷，觀測虛星，確定秋分。和叔駐北方幽都，觀測昴星，確定冬至。

沒有望遠鏡，怎么觀測？陶寺遺址在一定程度上給出了答案。

觀象臺該是陶寺遺址最震撼世界的發現之一。它是半圓形的夯土建筑，上有13道縫隙狀的夯土柱。人站在觀測點，透過縫隙觀測遠處塔山的日出，可以確定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20多個節令。這和《堯典》的記述驚人地契合，至少4000年前，先民們已懂得如何識天了。

陶寺遺址獨有的還有許多，如陶制扁壺，其上有朱砂寫的兩個字符，筆鋒清晰。壺不大，是盛水工具，造型樸拙。其更大的意義在于那兩個穿越時光仍然奪目的字。其中一字被專家認定是“文”，另一字有“堯”“易”“命”等多種解釋，可能是比甲骨文更早的漢字，據說早于甲骨文400年。

再如彩繪陶盤。陶胎灰褐色，通體磨光，口徑約40cm，高7cm至11cm，盤內壁以朱砂繪制蟠龍紋，給人的第一感覺很像蛇。細觀，其身蛇狀、鱗如鱷、耳如虎，該是先民想象出來的龍樣，它口中含一植物，有說是禾苗，有說是祭祀的神草。與鼉鼓、石磬等禮器組合放置，陶盤該是有相同的作用。迄今僅出土4件，想來也只有王者擁有。

那么，陶寺遺址是不是曾經的堯都所在？說法也不一致。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它是都城，且是與堯同時期的都城。

三

襄汾再往南就是曲沃了，其境內的沃水蜿蜒回轉，且土地肥沃，故而得名。曲沃始于西周初期，3000多年，這個名字沒被任何皇帝包括王莽這樣的命名大王改過，我想除了形似神合，也因它是晉國的龍興之地。

晉國的始封者唐叔虞是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傳說年幼的唐叔虞跟周成王玩耍時，將一片桐樹葉剪成玉珪形狀而被封諸侯國“唐”，其地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周王室前后封了50多個姬姓封國，唐叔虞封地土地肥沃，和成王的關系應該近于其他兄弟。叔虞的都城叫鄂，據推測就在臨汾盆地，具體位置已不可考。其子燮父把都城遷到明確的晉地，并用作國名。文獻記載，“康王九年，唐遷于晉”“燮父徙居晉水旁”。青銅器的銘文也說“王令唐侯伯于晉”。

晉國博物館在曲沃縣曲村鎮，依托曲村——天馬遺址的晉侯墓地而建。從叔虞封于唐，其子燮父改唐稱晉，至公元前376年韓、趙、魏三家分晉，晉立國660年。春秋，晉為五霸之一，戰國，韓、趙、魏仍并于七雄之列。其史何以久？其風何以盛？博物館雖沒有全部答案，但給予了指引。鳥尊、豬尊、兔尊、晉侯蘇鐘、鳥蓋人足盉、格公方鼎等青銅器具，玉串、玉蠶、玉蟬、玉人、人龍復合玉佩等玉石器，還有彩陶缽、肩耳罐等陶瓷器，無一不是造型奇特，制作精美。三晉的能工巧匠們不只技藝精湛，還有著浪漫的氣質和豐富的想象力，一定程度上把生活藝術化了。

晉國定然視鳳鳥為吉祥之鳥，多件青銅器物上有鳳鳥紋飾。那件青銅鳥尊，則是一只青銅“彩”鳥，其實是鳥和象的復合體。鳥尊高39cm，算得上大鳥了，一只佇立回首的大鳳鳥。其頭高冠，鳳尾下彎，恰如象鼻象頭，而象鼻內卷，與雙足正好形成三點支撐。器皿上有紋片，有的如羽，有的如云。象頭有眼，年代久遠，略模糊了些，似乎犯困，顯得更為淡定沉穩。更奇的是鳥背上立了一只雛鳥，鳳鳥回首與雛鳥凝望，很有些母子情深的意味。

鳥尊出土于晉侯燮父墓葬，是晉侯燮父的宗廟祭祀禮器。其內可盛酒，背上的雛鳥其實是蓋鈕，蓋內及腹底鑄有銘文“晉侯作向太室寶尊彝”。史學家看重這行文字，我更著迷于鳥尊的設計，這是我迄今見過的最具藝術性、最富有寓意的酒器。

動物形狀的青銅器，栩栩如生的當數豬尊和兔尊。豬尊四腳扎地，腰身細長，其嘴前拱，其尾上翹，看上去有些蠻。蓋鈕碗狀，倒扣于背上。兔尊一為爬狀，前肢點地，后腿彎曲，正欲起跳的樣子。另一為匍匐狀，雙目炯炯，兩耳向后并攏，四腿蜷曲，像是躲避天敵，時刻準備逃離。

玉石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龍復合式玉佩。整體看上去是屈膝蹲踞的人形，是側著坐的，臉扁圓，目有神，似乎熱戀中的青年男女在等待心上人。其腦后和頭頂有龍飾，龍尾上卷。胸腹間也飾有龍紋，張口吐舌，尾卷成鉤狀，既為龍爪，又兼作人的身軀和手足。這件器物似人似龍，亦人亦龍。人與龍奇巧在成為一體。玉佩，自然要佩戴的，在靠近人頭的龍尾端有一圓孔，該可系佩。不由想起詩人大解，他一向隨身攜帶紫光電筒，辨玉是他的嗜好。我不怎么懂玉，但也看得出此玉密實而細膩。王者的玉，自然不凡。

另一件人龍復合式玉佩，人形也是屈膝蹲踞狀，不過是仰視，其目深情，如一母親，目光落在道路盡頭，等待兒女的身影閃現。她腦后匍匐一龍，胸前則雕琢著卷曲的龍紋，龍仍是張口吐舌，卷鼻上翹，似乎亦在祈盼著什么。亦為奶色，被時光長久浸泡，越發純凈細膩。

慢慢地走，慢慢地看，600多年晉國味道，都在這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