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在創作（桌上放著《上海屋檐下》的單行本）

應該說，為祖父編《夏衍劇作十種》是很有壓力的，因為之前有很多前輩都編過，每一版都非常系統，體系完備。當然，能夠為老人家再編，也很幸運，因為之前很多前輩已經拓荒開路，給我們留出通途和捷徑。

從1935年到2025年，漫長的90年歷程。沉思與回顧，像是長長的留白。劉厚生先生說“夏衍是中國戲劇史的一部分”，涵蓋內容很廣，既是說個人創作，也是指整個的戲劇運動。他還主持了《夏衍全集》的“戲劇卷”的編輯出版工作。

從1935年創作《賽金花》開始，至1954年寫成多幕劇《考驗》，夏衍共完成多幕劇、獨幕劇、翻譯劇、與友人合作劇等近30部。當年的重慶《新華日報》曾指出：“短短的幾十年的中國新劇運動史，是一部交織著血和淚的歷史……從1907年到今天，我們民族所遭際的是一大串說不盡的苦難和辛酸。”在救亡圖存的日子里，難以安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有這么一些人，他們首先是革命者，先是為了革命的利益，用文藝作為革命的武器，進行創作活動，然后，在創作實踐中，才逐漸掌握了文藝創作的規律，學會了文藝創作的技巧。”這段寫在《生活、題材、創作》一文中的話，夏衍是在說自己，也是在說他們那一群戲劇人。

盡管《賽金花》上演時被扔過痰盂，《上海屋檐下》首演夭折于戰火，《都會的一角》因為一句“東北是我們的”臺詞而遭禁（《都會的一角》中的臺詞是：“我國地大物博，土地豐饒……東北以東三省，接俄國東海濱省，及日領朝鮮……”當年上海當局因這句臺詞中含有“東北是我們的”意思，怕引起日方反感，因而禁演），卻都沒能擋住以筆作槍的創作激情。革命家的夏衍在戰火中奔波著，奮戰著！戲劇家夏衍，佳作頻出，高潮迭起，達到了他戲劇生涯的高峰。

沉淀之后，我們都希望可以編出一套與眾不同的版本，體現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解讀方法。除了劇本文本本身，我們增加了注釋、擴展閱讀和文獻，選入《賽金花》《上海屋檐下》《芳草天涯》《法西斯細菌》《戲劇春秋》五部劇目。這五部劇是夏衍戲劇的經典之作，也保持了戲劇史上跨度大、場次多、陣容強的演出紀錄。

《賽金花》這部劇從落筆到發表，再到演出，都極具傳奇性。1935年，遭遇三次大破壞后，革命進入低潮，左翼共產黨人田漢、陽翰笙遭到拘捕，夏衍因替袁殊轉了一封信成了追捕目標，他迅速在家的附近愛文義路卡德路口找到了一家白俄女人開的小公寓。這座西式兩層樓房，只有四間客房，租金昂貴但安全、安靜，只有一個老洋人租客，還每天包伙食。在這里，夏衍躲了三個月，寫出了多幕劇《賽金花》。對外，他托人散風說，作者去了日本或北平。《賽金花》完成后又請人抄寫，然后被帶到北平，再寄回上海，之后他向鄭振鐸主編的《文學》雜志投稿，第二年4月發表后引起巨大轟動，從此“夏衍”這一筆名蜚聲文壇。當戲劇同仁們得知，原來影壇的黃子布就是文壇新銳“夏衍”時，他仍在報上寫文章說，1935年夏天，他去了北平……云云，后來在《懶尋舊夢錄》中證實了這是當時的一種遮眼法。從《賽金花》劇本的附言中就可以看出，圍繞著賽金花這個人物，清末民初的社會所引發的現象級話題，話劇舞臺上《賽金花》的出現，又在熱度上加了一把火。而對于沒有北平官府生活經歷的夏衍來說，他一出手就將遠之千里的京味宮廷戲描寫得繪聲繪色，原汁原味，除了文史功力和虛構能力外，恐怕還跟留日期間他個人的一段心靈“屈辱史”有關。1923年的暑假，深受英國文學感染的夏衍突發奇想，模仿起英國作家史蒂文生“攜驢旅行”，帶著一只小皮箱，只身到了漢城、平壤，感受到朝鮮人，尤其是婦女、兒童眼中的仇日情緒。到了奉天，而后他又北上哈爾濱，當時“南滿”是日本人的世界，哈爾濱則是白俄的“勢力范圍”。最后，他入關到了北平，在東裱褙胡同的表兄家住了一個星期，游歷名勝古跡，也見到了北京街頭插著草標賣兒賣女的慘狀。回到杭州，心里久久不能平靜，他感到孤獨。過后，他寫道：“這次旅行，我心里感觸很深，也就是家事和國事之間的矛盾，想起朝鮮和東北的情況，像一塊鉛壓在心上。”而這段短暫的北行，恰恰成就了日后的《賽金花》。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戲劇中最為著名，長盛不衰的一部，幾乎每一個時期，這部話劇都會排演一次，吳祖光認為這是夏衍劇本中杰作中的杰作。

1957年1月，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演出了金山導演的《上海屋檐下》；4月，中央戲劇學院演出了歐陽山尊執導的表演系53屆學生畢業大戲《上海屋檐下》；6月，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57屆學生畢業大戲同樣是《上海屋檐下》。同一年，同一臺戲，被一個劇院兩個學院同時搬上舞臺，不敢說是絕無僅有，也是甚為少見。《上海屋檐下》風光一時，讓瑞典人馬悅然見識了，他當時只有33歲，任瑞典駐華大使館文化專員。他在1957年的春天里，反復觀看著不同團體演出的《上海屋檐下》，他認為這是“到現在為止所看到最精彩的中國戲劇之一”。此時，正值中國話劇運動50周年。

江南/上海，是夏衍戲劇中具有作者意義的母題，江南/上海之于夏衍，如同紹興之于魯迅，北平之于老舍。《上海屋檐下》完成于1937年6月底，恰是戲中的“梅雨季節”。全面抗戰爆發，他又將其延續到了《一年間》和《愁城記》中，“我想忠實于現實主義，我不作奇巧和偶合的追求，加上，我自己故鄉淪陷，妻兒寄寓上海，‘身居南國，心向江南’（這是于伶兄說我的話），所以我就在比較熟悉的一些平凡的人物和環境里面，寄托了這個主題”。這是他的故園、淪陷的孤島和思念的愁城。

他多次提到《上海屋檐下》是陳鯉庭、趙慧深的“索稿”，“沒有他們的‘出題作文’和‘限期交卷’，這個劇本是不會寫出來的”。同時，他也說，“業余實驗劇團”列出的強大陣容，吸引著他“躍躍欲試”。

但是，首演毀于“八一三”的戰火。“這個戲不能上演，在我感到的絕不是失望，而只是興奮和歡喜。抗戰的喜炮應該送葬掉一切舊的感情，舊的故事，舊的劇本，而催生出許多更興奮、更激動、更有助于我們民族解放的作品。”

而中國戲劇史，為此是留下遺憾的。晚年的祖父不止一次說過趙慧深是“最好的繁漪”，或許有可能也是最好的彩玉。

夏衍的第二部代表作是寫于1942年的《法西斯細菌》。關于創作，夏衍一再強調，要寫自己熟悉的，寫一個留日科學家的故事十分符合這一規律。1920年至1927年，是夏衍在日本留學的6年8個月的重要時光，他是北九州工業大學的理科生，是拿到庚子賠款被國家當作工業人才培養的重點對象，“工業救國”曾經是他短暫的、脆弱的“理想”。在奉天車站，聽到“滿鐵”警察對著中國苦力兇暴地吼叫時，這一泡沫般的夢想不堪一擊地破滅了。這場發生在中日兩國之間殘酷的戰爭，擊碎以俞實夫為代表的科學家們“科學無國界”的理想，結合當時在重慶流傳的“文藝與抗戰無關論”，觸動了夏衍寫一個以“科學與政治的關系”為主題的劇本。每當國際風云變幻，世界格局面臨著巨變，這一主題就會不由分說地跳出來，深刻地沖擊每一個知識分子的靈魂，顯示了其經典性。他將“他們被迫著離開實驗室，離開顯微鏡，而把他們的視線移向一個滿目瘡痍的世界”的變化過程，寫進了俞實夫一家的平淡生活里，沒有戲劇結構中強烈的情節沖突，卻在日常生活積累中，孕育著人物內心的激蕩。這是夏衍周邊發生的，他所熟悉并深知的人和事，心情與思想。

《法西斯細菌》是“夏衍劇作中篇幅最長（七萬多字）、場景最多（五幕六場）、跨越年代最久（11年）的一部力作”，也是他重筆寫到日本的一部作品。他的一生，與日本的文化交流長達75年，被稱為“知日派”。即便到了晚年任職中日友好協會會長時，他的日語，依然被日中友好人士稱為是“用詞準確的、舊式的、高雅的日文”。

著名表演藝術家張瑞芳，曾經在夏衍劇作《芳草天涯》中飾演孟小云，一個熱情又自我的抗戰時期女青年。1945年，張瑞芳說：“又找到了一頭扎進角色的感覺。這是夏公用了一年的時間，特為中國藝術劇社之約而寫的。夏公的戲和郭（沫若）老、曹禺的風格又不同——沒有頂天立地的英雄，也沒有感天動地的悲情，只是淡淡地、極其生活化地描寫一個故事本身，寫實到了幾乎就是我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夏公的厲害就在于他可以一邊講述著一個故事，一邊卻還讓另一個自己永遠保持著一雙冷靜、理性的眼睛在審視著戲中的故事，在思考著故事所揭示的哲理。所以，演夏公的戲和看夏公的戲，都要夠一定水平才行。”

張瑞芳回憶，1945年11月底的演出，整整演了一個月，最后又連加演了6場。

《芳草天涯》，一直是業界評價最高、禁錮時間最長的一部劇，也被認為是夏衍唯一的一部寫戀愛的戲，配合上后來對其“小資產階級情調”的批判，客觀上對這部劇的論調似乎已經固化了。夏衍自己也承認：“現在我打算寫了，但我寫的恐怕不是甜蜜而是辛酸。正常的人沒有一個能夠逃得過戀愛的擺布，但在現時，我們得到的往往是苦酒而不是糖漿。”作者的個人痕跡重過以往，個體、戀愛、家庭，但絕不僅僅是愛情，而夏衍劇作中獨樹一幟的知識分子立場，這是他在文學、戲劇、電影一系列作品中開創的，并且永不放棄的。

然而時過境遷，80年以后，我們再來讀這部作品，對其戀愛主題的要求不再執拗，因為戲中內心懸動又止乎禮的男女關系背后，是厚重的知識分子的家國命運。知識分子在生活顛簸和精神困苦中，一種淡淡的情緒蔓延開來，“流亡”的主題暗流涌動，草蛇灰線，貫穿始終。對于抗戰文化認知，隨著時代的推進，逐步走近深入。從正面戰場浴血奮戰的廝殺，逐漸地進入到大后方的文化抗戰，譬如桂林的《救亡日報》和“西南劇展”，重慶由《屈原》唱響的“霧季公演”，西南聯大的大遷徙，到四川宜賓李莊的徙居。全民抗戰，前線與后方，構成了完整全面的版圖，從個人到群體，“流亡”是抗戰文化，尤其是知識分子中最大的人文主題。同樣，夏衍本人和他的家庭也處在分離與流亡之中，所以，重拾這一主題對我們今天深讀夏衍劇作中的《芳草天涯》有著豐富和拓展的意義。

《戲劇春秋》被稱為富于時代意義的史劇，是夏衍與于伶、宋之的合作的作品，獻給一位四十初度的戲劇狂人。陸憲揆的原型是著名的戲劇家應云衛。1963年年底，日本著名戲劇家千田是也親任導演，將該劇搬上了日本的舞臺。除此之外，《上海屋檐下》也被德國導演和演員排演，于1953年在東德柏林人民劇院上演。

周恩來是“戲迷”，也是一位眼光獨到的批評家。在看完《法西斯細菌》后，周恩來對我祖父說：“我在延安看過你的《上海屋檐下》，在這里看過《一年間》，我還是喜歡這出戲，清淡當然也是一種風格，但我覺得你的戲寫得太冷。”1944年，對契訶夫“有一種癖好”的焦菊隱，寫過一篇《夏衍與契訶夫》的文章，同時期，曹禺在劇本課上也把夏衍稱為“中國的契訶夫”。

而他本人卻說：“有些朋友說我受契訶夫的影響很大，我自己說，我熱愛契訶夫的作品，但不一定受到很大的影響。契訶夫看人看事是那樣的冷靜，我是很主觀，很不冷靜——我的心是很不平靜的，這，也許是我三十年來一直卷進在政治斗爭中的緣故。假如一定要問，我在外國作品中受到過什么人的影響，那么我說，狄更司（斯）和高爾基對我的影響要多一點，大一些。”我祖父早年留學時愛上了英國文學，他說，狄更斯的小說是迷人的，最喜歡的是《雙城記》，同時也受到了俄國作家屠格涅夫和契訶夫的影響，“我喜歡他們明快、平淡而簡潔的風格”。在日本的七年，夏衍讀了著名作家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等人的作品，還在1924年翻譯了日本菊池寬的《戲曲論》。多元的、混雜的、復合的文化結構，對一個作家如同打開了多扇窗戶。“至于二三十年代寫話劇的人都受到過易卜生的影響，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焦菊隱說：“他（夏衍）的劇本，是一首生活所織的詩。然而，在他的每一首詩里，都有積極的主題。這主題常常是從整部生活描寫上均勻地放出來的，而不是用一兩句話呼喊出的。”祖父所處的星空，人類群星閃爍。那是中國戲劇的黃金時代，也是夏衍們的黃金時代。

今天，重讀他這五部著名的劇本，體現了中國戲劇成熟期的精良水準，具備了作者論意義的辨識度，有了文學的描述、文學的想象、文學的價值和高度，由此，給讀者帶來了閱讀上的審美享受和經典力量。

“廣義地說，一切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傳。夏衍同志寫了許多知識分子：新聞記者、教師、劇作家、文化戰線的革命工作者，顯然有他自己的影子在內，有他周圍那些昕夕與共的同志和朋友的影子在內。”對此，我們深以為然。這次選本的序，依然是唐弢先生為《夏衍劇作集》（三卷本）寫的序言《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詩》。

2025年是我祖父誕辰125周年及逝世30周年，《夏衍劇作十種》紀念版在這一特殊年份的出版，是跨越時空的崇高致敬！

2025年2月6日于北京

（本文為百花文藝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的《夏衍劇作十種》紀念版話劇 卷編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