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先生號稱“天下第一懶人”，他有一方長形閑章，就刻此六字內容，常常鈐于其作品之引首。我不太了解這“天下第一懶”，要懶到什么程度才算？記得《笑林廣記》有一則廣為人知的故事，說一婦人至懶，日用飲食皆丈夫操辦，她只知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而已。某日夫將遠行五日，恐其懶作挨餓，乃烙一大餅，中挖一孔套在婦人頸項處，能供五日之食，才放心出門而去。及丈夫歸，不料妻已餓死三日矣。原來她僅吃了嘴邊近處的餅，其余則懶得轉也。這當然是夸張的個案，說說罷了，若要當真，那么“天下第一懶”，必歸此名下，白蕉肯定沒法比。

不過，文人的懶，似乎是一種普遍現象。說得好聽一點叫從容散澹，而實際上就近于好逸惡勞。譬如區區在下，勉強似也算個“半吊子”文人吧，然而與勤勉始終無緣，懶散卻與生俱來。即便是作文寫字，也總是得過且過，能拖則拖。干活之前，先要玩一盤棋，如果贏了，這叫“棋”開得勝，若是輸了，那也是先抑后揚。凡事不拖到最后絕不會動筆，如果有一周的期限，那么前六天永遠是醞釀和磨蹭；如果給一個月的期待，那必會有二十九天的懈怠。正如一首《明日歌》所道：“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既然那么多，何妨再拖拖？梁實秋曾言：“人沒有不懶的”，可以推給別人做的事，何必自己做？可以拖到明天做的事，何必今天做？一推一拖，懶之能事盡矣。但是，對于聰明和勤奮者而言，懶也并非一無是處，偶爾的偷懶，還會帶來長時間的思考和變革，人類的進步從某種角度來看，正因天性之懶，才可能推動機器的革命、科技的發展。而大多數人應該清楚，偉大的發明，可能是由懶人提出，但要付諸于成功，還必須靠勤奮努力者完成。我們可以在努力和偷懶之間選擇輪換，切不可直接選擇“努力偷懶”。

年輕人如一味學懶或許并不可取，但才子名士的“懶”則往往別有意趣，在緊張局促的生活節奏下，文人也確實需要“慵懶”而帶來的松弛感。王維有一首《山中示弟》的五言詩，告誡其弟“莫學嵇康懶，且安原憲貧”，意即你可以像孔圣弟子原憲那樣安貧樂道，但不能學嵇康的“疏懶成性”。可見“竹林七賢”嵇康的“懶”是天下聞名的，他可以一月多不洗頭不洗臉，身上有虱子也無妨，照樣捫虱而談；平日躺著連廁所都懶得上，要憋到實在不行時才起身……古人這樣或許可諒，今人若也如此，他人豈不要避之唯恐不及？想想也未必，曾經的“流浪大師”，才學做派與嵇康或可一拼，然旁人不但不避，反而趨之若鶩，天天粉絲如云。

民國文人中也不乏具有“懶散”風范的名士，如“四公子”之一袁克文。通常我們躺在床上看書聽戲不稀奇，而袁二公子寫字居然也躺在床上。由于他嗜煙如命，終日臥榻吞云吐霧，懶于起身。寫字時也仰臥于床，令人把紙懸空拉住兩端，他揮毫作書且筆力充沛，頗難想象。另一位個性獨特的大牌學者黃侃赴中央大學任教時，仿佛是“降維”授課，居然事先約定下雨不來、降雪不來、刮風也不來，故人稱“三不來教授”。還有一位不記得是哪位教授了，懶于為學生的試卷評分，據說他評分時，將手中一疊卷子往前用力一拋，憑運氣看遠近，拋最遠的就給“甲”，其次獲“乙”，近處的就都打“及格”。而散文家梁遇春是個愛睡懶覺的才子，自詡為“無可救藥的遲起大師”，他竭力推崇懶睡的好處，暗笑四周人們無謂的匆忙，不如唯我獨尊地躺著。林語堂曾說：“懶是一種哲學，是智者對匆忙世界的從容回應。”我覺得林先生說得太雅了，如果我為梁遇春的懶覺愛好找一條哲學依據，那就是羅素的名言：不要因為睡懶覺而感到自責，因為你起來也創造不了什么價值。

其實在我看來，大多知名文人號稱所謂的“懶”，都是一種自謙和自嘲，也是一種自我保護。因為“說懶容易說勤難”，如果自稱“天下第一勤”，那還得了，豈不是自己把自己頂上了“杠頭”？這顯然是不夠明智的。恰早年作家李劼人，筆名“老懶”，而他“劼人”的意思就是謹慎的勤勉者，“懶”只是包裝在外的一個假象而已。

那么回到“天下第一懶人”的白蕉先生，其實他也是玩了一個“花招”。我們都知道白蕉除了書法之外，還獨擅蘭草竹石，看其逸筆草草，然風標獨立，極具文人畫之神韻。曾與高野侯、申石伽并稱而得“白蕉蘭、石伽竹、野侯梅”之美譽，畫家唐云詩稱白蕉畫蘭是“驚倒揚州鄭板橋”，可見贊譽之高。當然，白蕉也不含糊，對自己的作品非常自信，他所謂的“天下第一懶人”，說穿了就是“天下第一畫蘭愛蘭之人”。因為“懶”與“蘭”諧音，說自己懶是“自謙”，夸自己的蘭才是“自負”。所以，文人的話常常暗藏機鋒，似是而非。但凡號稱怎么“懶”的，既不可不信，亦不必全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