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88年就職霸州市委黨史辦公室，從事地方黨史研究，也編寫縣志。由于年輕，我對歷史研究并不感興趣，只是當成一個飯碗。我首先接受的職業訓練就是田野調查，每一次采訪都要整理出詳細的筆錄，然后再撰寫文章。十幾年時間里，我反復做著這方面的工作，漸漸地習慣了這種方式。當我調離該單位時，我發現自己離不開這些歷史，喜歡上它，仍在繼續搜集研究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謬稱我為文史專家。我就是這么忘掉自己本來是一位作家的，走上了文史寫作之路。好在這并非歧途。

      2008年，我接觸到霸州籍史學家劉風瀚的著作，知道了“口述史”這個概念。這一年我結識了天津文史學者王振良，開始進入天津文史研究的領域，口述史仍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方法。就冀中抗戰史來說，我搜集的范圍較廣，“紅黃藍白黑”這幾類人物，唯獨缺少“黃”——日軍。當然，其中采訪最多的是代表中華民族抗戰中流砥柱的共產黨戰士。霸州是革命老區，大清河北抗日根據地的所在，著名的“紅色葦塘”在這里，120師獨立一旅的兩個團、獨立二旅的兩個團都出自這里。冀中十分區抗戰的黃金時期，地方部隊兵員達到一萬多人，可謂創造了冀中抗戰史上的壯舉。

      2015年，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時候，我采訪過一位叫楊樹臣的八路軍老戰士。1943年，他十四歲就參加縣大隊，于抗戰勝利前夕入黨，平津戰役后因精神創傷退伍，晚年以驚人的記憶力為我講述了他的一生。老人沒有文化，卻擅長描述細節，留下了一部珍貴的戰爭生活史，后來我把老人家的講述整理成文章，以口述的形式，分五十期在《今晚報》副刊連載。而一些看似沒用的東西、一些細節，我試著用到了《吹號少年》里。

      2020年，我遇到了《吹號少年》的原型，冀中九分區回民支隊的號手張繼文。老人家十五歲參加八路軍，先是加入冀中十分區游擊三團部隊，因為年齡太小，十幾天后就被送回家。而后，他在文安縣參加了冀中九分區回民支隊，不久就化裝成賣西瓜的小販，混入蘇橋鎮偽軍崗樓，與戰友里應外合拿下據點。支隊長見他機靈勇敢，便派到晉察冀軍區學習吹號，開始號手生涯。小小年紀，他便在冀中軍區司號員訓練班擔任教員，培養弟子無數。他先后在晉察冀軍區、晉察冀軍區七縱隊第20旅、河北省督戰總隊當號目，平津戰役勝利后留在天津工作。晚年在家鄉，他四處奔波，修建了回民烈士墓，紀念抗戰時期犧牲在本村的三十多位英烈。現在，這里已經發展成了霸州市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22年，老人家以95歲高齡去世。

      在小說中，“吹假號”“吹錯號”“斗號”等情節都是基本真實的，確實發生過；“我”即少年張繼文；支隊長以回民支隊隊長馬志新為主要原型，但融合了張繼文在不同工作時期幾位領導同志的形象；“紅纓少年”“王干事”為虛構。總之，《吹號少年》經歷了一個從非虛構到虛構的過程。

      我是一位從《長城》起步的作者，曾先后多次發表過中短篇小說作品，參加過編輯部舉辦的青年作者筆會。如今，我在昔日承載自己文學夢的園地，表達自己心底的情愫，是幸運和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