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陣地》海報

作為導演，能夠參與電視劇《陣地》的創作，于我而言使命光榮。這部作品并非單純的歷史復刻，而是試圖以當代視角回望那段烽火歲月，在戰爭硝煙與筆墨紙硯的碰撞中，尋找文化血脈傳承的精神密碼。

與我此前拍攝的《光榮歲月》《歷史的天空》《血戰長空》《大決戰》《破曉東方》等戰爭題材作品不同，《陣地》講述的是文化人的抗戰故事。這部劇最大的困難在于呈現——因為描述“以筆為槍、以筆鑄魂”這個概念很簡單，但是要用聲畫藝術去體現、去表達則不容易。比如在劇中，我們表現了學生任素寧親歷南京大屠殺后，其撰寫的《南京慘案親歷記》在《救亡日報》刊發，文章迅速傳播，喚醒全國人民，點燃了大眾同仇敵愾的抗爭斗志。“新安旅行團”的少年團員們奔走于抗日前線，用振聾發聵的歌聲驅散陰霾，極大提振了軍民的抗日信心。艾蕪等青年作家毅然奔赴前線采訪，以第一手資料和鮮活文字凝聚力量，號召人民共御外侮。

一部戲若想好看，最重要的是解決“呼吸”問題。“呼吸”表現在文與武、動與靜這一張一弛的關系上。《陣地》中既有武戲也有文戲，比如劇中榕城飯店一場戲，日寇飛機轟炸中國民眾的閃回畫面與艾青的詩歌形成交叉蒙太奇，最終在“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的詩句中將情緒推向頂點。文武交織、動靜相融，正是為了同步呈現外部環境的艱難與人物內心的洶涌波瀾。

人物群像塑造向來是難題，故事講不好極易松散。拍攝《陣地》猶如寫散文，主張“形散神不散”的創作理念。劇中涉及的文人角色粗略統計超230位，在搭建戲劇結構時，我們的核心是找到“主梁”，再將人物與事件逐一掛靠其上。比如魯迅先生逝世后，郭沫若扛起文化抗戰大旗，而他的行動需要一個載體——在上海創辦的《救亡日報》，這份報紙正是我們尋找的關鍵“主梁”。順著它，我們先引出夏衍，再通過夏衍，帶出與其意見相左的王魯彥：王魯彥最初堅持“文學就是文學”的文人觀念，認為作家只需專注創作，在《救亡日報》編輯的影響下，他逐漸領悟到文學與時代、人民的血肉聯系，最終決心走出書齋，與時代同頻、與人民同行。此外，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簡稱“八辦”）的設立是另一重要“主梁”，這里不僅團結引領了大批愛國進步文化人士，還承擔著籌集、轉運軍需物資的重任，為抗日救亡運動筑牢了根基。

我們秉持“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以周恩來、李克農等黨的領導人與沈鈞儒、陶行知、郭沫若、葉圣陶、茅盾、田漢、夏衍、洪深、王魯彥、巴金、安娥、張曙等在中國多領域有重要影響的作家藝術家群體為素材，劇中歷史人物言行均基于文獻考據，如茅盾在轟炸間隙完成《霜葉紅似二月花》的最后一章，張曙譜寫的戰歌在斷壁殘垣間響起，這些細節不是藝術夸張，而是真實發生過的文化奇跡。

這部劇于2024年1月開機，5月完成拍攝。在這期間，我希望盡量多用實景拍攝取代后期CG特效。到了桂林后我們發現，一些場景需要重新改造成80年前的樣子。在保護文物的原則基礎上，我們復原了當年桂林的印刷作坊、戰時劇場，從而讓觀眾更好觸摸到文化抗戰的溫度。

同時，我們還設計了任素寧、韓大勇等虛構角色，他們不僅服務于主線，更是萬千文化戰士的縮影。此外，劇中對李濟深、白崇禧等人物的刻畫，也跳脫出簡單的臉譜描摹窠臼，試圖展現特殊時期不同陣營人士在民族大義前的精神抉擇。這種復雜性恰恰是統一戰線的精妙所在。

劇中還有很多“戲中戲”的呈現。我們重點呈現了三部話劇——《一年間》《秋聲賦》《屈原》。郭沫若計劃在重慶和桂林上演話劇《一年間》，但缺乏大量戲劇表演人才，田漢的愛人安娥女士專門來到上海邀請演員趙明、舒繡文、吳茵等參演。李克農不僅動員“八辦”的同志們參演，還興致勃勃地拉上了兒子李倫。一臺話劇背后展開的是全民族抗戰的宏闊圖景。夏衍創作的《一年間》收獲不錯反響和效果后，田漢又創作了話劇《秋聲賦》。后來又在周恩來的鼓勵下，郭沫若完成了話劇《屈原》。其實這三臺戲都是在國破家亡的時間節點上告訴民眾，祖國的大好河山不能丟棄，以此達到守住文化陣地的目的。

“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這部劇的拍攝也給和平年代的廣大文藝工作者如何堅守好文化陣地帶來啟示：一是深入生活。創作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如果《救亡日報》的記者不能深入到第一線，又怎能捕捉到戰士們浴血奮戰的動人細節？這些細節正是感染民眾、凝聚力量的關鍵。二是要增強文化自信。中華民族要深刻理解自己的文明歷程，在歷史的厚重感中筑牢文化根基，堅定文化立場。

作為導演，我深知任何藝術創作都難以完全復現歷史的浩瀚。但我們希望《陣地》能成為一扇窗，讓今人看見：在那戰火紛飛的民族存亡之際，曾有一群文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用筆墨構筑起永不陷落的精神堡壘。這種文化自覺與擔當，正是我們今天仍需傳承的"陣地意識"。謹以此片，致敬所有守護過精神火種的先輩，他們的風骨，永遠是我們民族最堅實的陣地。

（本文由本報記者許瑩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