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迷彩青春》這本詩選，可以讓更多的讀者看到我們中國軍人的最新風采、內心世界和洶涌澎湃的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的精神和情懷。”

董慶月：王老師好，您最近主編了一本《迷彩青春——新時代新質軍旅詩選》，從名字上就可以看出，這本詩選與以往的軍旅詩是不同的。“新質”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王久辛：這本詩選的書名叫《迷彩青春》，原來定的是《青春迷彩》，但我后來又仔細考慮了一下，覺得還是要先強調迷彩，我們軍人都身著迷彩，闊步走在同一個威武雄壯的行列里。這本詩選首先注重的應該是軍事色彩，強調軍旅詩的軍事特色，這個非常重要，并且“迷彩”這個詞既有一種斑斕的感覺，又暗示了這是一個軍事題材的書，然后才是“青春”，我們要走青春的路，我們要接續軍旅詩歌的歷史和傳統。

進入新世紀以后，中國軍隊迎著世界的風云變幻，進行著新的軍事變革，從部隊的訓練內容與方法到武器裝備等等，都有了巨大的變化，中國軍隊正逐步形成并實現新質戰斗力。這是一個偉大的進程，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中葉，出版的軍旅詩選，要體現出中國軍隊的“新質戰斗力”。這本詩選幾乎把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比較有實力的軍旅詩人包羅進來，可謂群英薈萃。當然我們說的是原則上五十歲以下，但個別人的年齡會超一點，如果太年輕的話，會有一些好作品收錄不進來。而且還有一點，我也在講，所謂的青春，比如說他四十歲才開始寫詩，那他寫出來的作品，肯定就是青春的年輕的詩。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嚴格摳年齡，但是也講年齡，又不唯年齡，就是兩個標準。可以說這本詩選的出版，也是一次軍旅詩歌的大集結，對振興軍旅詩歌及軍旅文學，吹響了沖鋒號，發起了一次集團沖鋒。

董慶月：您能不能結合“詩選”，具體談談軍旅詩歌的歷史背景和發展？

王久辛：剛才說到詩選《迷彩青春》接續了軍旅詩歌的歷史和傳統，《詩經》《楚辭》里都有軍旅詩，再后來，古代的“邊塞詩”汲取了《楚辭》《詩經》的詩歌精華，也承載了歷史，“邊塞詩”才寫得那么好。最近我在讀湯顯祖的《牡丹亭》時發現一個問題，就是他的劇本把《楚辭》《詩經》和“唐宋八大家”，甚至元明那些精彩的古典文學都集納、吸收進去了，所以他的戲劇就寫得珠圓玉潤、滿紙散金，而且還口語化。我的意思是，軍旅詩歌也一樣，都是汲取了中國古代精華創作的，也就是我們中國軍旅詩的精神源泉，是先賢們的詩歌精神，構成了中國當代軍旅詩歌的精神背景。

從歷史來看，在北伐戰爭、辛亥革命期間，均有大量的軍人寫作軍旅詩。抗日戰爭時期，以條幅詩、傳單詩和朗誦詩等不同形式出現的抗戰軍旅詩，曾經風靡全國，田間、艾青、郭沫若、蔡其矯、何其芳等一批抗戰詩人成為“時代的鼓手”，創作出的詩歌極具震撼力，有著強烈的家國意識和情懷。再到后來的解放戰爭時期，我們也能看到詩歌發揮的重要作用。這是軍旅詩，也是我們這本詩選縱深的歷史背景。新中國成立后，又相繼涌現出了一大批軍旅詩人，他們歌頌黨、歌頌領袖、歌頌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英勇善戰。現當代耳熟能詳的經典詩人，可以說一半以上首先是軍旅詩人，或者說他們的主要成就都是寫軍旅詩贏得的不朽英名。我們簡單回顧一下就可以明了，那些閃光的名字和響當當的佳作名篇，均來自軍旅詩人，像臧克家、未央、郭小川、賀敬之、李季、公劉、李瑛、紀鵬、周鶴、魏巍等等。稍晚些出生的，如閻肅、饒階巴桑、雷抒雁、韓作榮、昌耀、葉文福、石祥、朱增泉、喻曉、胡世宗等等，到后來出現了“軍中三濤”，即周濤、程步濤、李松濤，還有杜志民，他跟周濤是同時期寫詩的，當年他的組詩《山地風》和周濤的組詩《神山》發在同一期《解放軍文藝》上，但他的詩排在周濤的后面。周濤詩歌里面那種張揚的個性，在當時很鼓舞人激勵人。相反，現在再讀杜志民的《山地風》，寫對軍營生活的一種冷藏的記憶，反倒更深刻、更動人了。再就是賀東久、郭光豹、李曉樺、李鋼、馬合省、峭巖、曾凡華、李小雨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馬合省寫的長詩《老墻》，和他寫趙一曼的長詩《逃跑的馬車》，寫敵人在追趙一曼，趙一曼坐在飛奔的馬上，馬車動感很強，趙一曼神情自若。馬合省寫得非常精彩。還有詩人李鋼，他寫的《藍水兵》，直到今天寫水兵的詩人仍然沒有誰能超過他。他寫的水兵是長著腮的，像魚一樣。作為一個水兵，他確實體會到了要像魚一樣在水里頭自由生長，自由前行，但是又要像戰士一樣能夠打擊敵人、保衛祖國，他的意象捕捉和意象寫作，達到了非常高的程度。還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晚期，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那批詩人，有辛茹、阮曉星、諶虹穎、黃恩鵬、柳沄、師永剛、祁建青、王鳴久、梁梁、蔣海將、張國明、尚方、杜紅、姜念光、文清麗、張子影、翼華等等，其中劉立云、簡寧、蔡椿芳三人奔赴前線，蔡椿芳的長詩《南殤》、劉立云的組詩《紅色沼澤》和簡寧的長詩《環形塹壕》，現代感都非常強，注重戰爭感覺的捕捉，寫出戰爭中的恐怖、艱難和孤獨的感覺，當然也有英勇頑強意志的各種感覺。這些詩作在主題、語言、詩歌內容和對待戰爭的態度上，與傳統的軍旅詩大相徑庭，對后來的軍旅詩歌的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誘發性作用。當年的軍旅詩在中國詩壇上占了半壁江山，只要這些詩人一出現，基本上都是詩歌欄目的頭條，是響當當的。再就是，今天這本詩選里的中青年軍旅詩人，像劉笑偉、寧明、戎耕、丁小煒、艾蔻、許諾、樸耳、胡松夏、王方方、雷曉宇、彭流萍等等，都是活躍在當今詩壇上的詩歌宿將。

我們今天談論中國軍旅詩，必須追根溯源，這也是我們《迷彩青春》這本軍旅詩選的精神文化背景。我想通過這本詩選把隊伍重新檢閱一下，看看我們當下的軍旅詩人的隊伍，還有沒有當年的那么一股子勁兒，那么一股子精神，看一看還有多少人在寫，寫到什么程度，也算是一次成果展示、弄明白真正的藝術高標在哪里？近年來，《解放軍文藝》和《解放軍報》為軍旅詩的發展出了大力，還有《中國國防報》《神劍》《橄欖綠》《陸軍文藝》《空軍報》《人民海軍》報以及其他各軍兵種的報刊，為軍旅詩保留了大量的火種，扶持了很多業余作者，包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軍事部，這幾年一直在推出軍旅詩和軍旅詩人。那么，我就想了，進入新世紀已經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對于一個嬰兒來說，就可以長成一個大小伙子大姑娘了，在部隊也是軍官、軍士了，所以我覺得軍旅詩成長得差不多了，該有這么一次大集合了。還有一個意義，就是看看這些軍旅詩人對古代的也好、二十世紀的軍旅詩也好，繼承性還有多少？我覺得總體上來看，血脈依然是洶涌澎湃的，精氣神尚在，佳作應該就在前邊。所以說，作為一個軍旅詩人，作為一個進入暮年的軍旅詩人，我也有一種責任感——就是要把隊伍再拉起來。剛好有出版社委托我來主編這本詩選，我覺得這是一份非常光榮的使命，也是一副沉甸甸的擔子，我要把這個事情做好，不辜負大家的才華和創作，也不辜負自己的心愿。今天，世界依然動蕩不安，我們越來越深切地感到要維護好我們今天的和平生活，必須有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而這支強大的軍隊必須是有精神、有靈魂、有血肉的，而軍旅詩歌就正好承載著這種精神、靈魂和血肉。今天的中國，軍事力量正在不斷地成長、壯大，這是億萬老百姓踏踏實實過好日子的一個真正的精神依靠。老百姓可以依靠我們軍人，但我們軍旅詩人應該心里最清楚，每一個官兵都需要精神的注入、靈魂的賦予，都需要精神的鼓舞、精神的激勵，要讓官兵舍生忘死，憑什么？憑的就是精神，就是我們軍人的軍魂。所以呢？我希望《迷彩青春》這本詩選，可以讓更多的讀者看到我們中國軍人的最新風采、內心世界和洶涌澎湃的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的精神和情懷。

“任何人的努力終將成為對努力者的獎賞，也終將成為前進的力量。”

董慶月：您的微信昵稱是“久辛必甘”，感覺您的人生經歷就像一首長詩，每次跟您聊天或是聽您發言，總能感到軍人的激情和力量。您是哪年參軍的？我記得您最初是在甘肅當兵，能否請您分享一下您是如何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的？

王久辛：說到文學之路就早了，我在上中學的時候就十分熱愛文學。我入伍的時候跟其他士兵不一樣，我是提了一個大旅行包，就是過去的那種很笨重的大旅行包，里面裝了滿滿一包書，有黑格爾的《美學》、普希金的《普希金詩集》、賀敬之的《放歌集》，還有《重放的鮮花》、有巴人的《文學論稿》、朱光潛和宗白華、蔡義的美學論文集等等，這些書在當時都是最先鋒的美學書。我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上山下鄉，一九七八年十月份當兵。在下鄉期間，除了隔上一兩個月回趟家以外，基本上都是在農村，春播、秋收到冬藏，這個過程全部都體驗過。我一直認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沒有任何壞處。當時我是知青組長，一個組七個人住在一起，自己做飯，輪到誰誰就去做飯。但是我特別想讀書，我就把給我的糧食和錢都給了一戶村民，并住進了他家。這家人，丈夫是杏嶺中學的語文老師，叫馬哲。那個時候我在讀楊朔、劉白羽、秦牧的散文，跟馬哲老師特別談得來。那時農村是限電的，八點以前有電，八點以后就只能點煤油燈。我讀書經常讀到深夜，晚上有一次房東反復來催我睡覺，我就有點不耐煩了，一問才知道，原來他家里沒油了，他心疼煤油。第二天上午，我就拎著油桶走十幾里路去打油，后來只要說沒油了，我就去打。全國恢復高考時，公社請我去做語文老師，我給全公社的知識青年上課。后來我入伍了，結果，不到一個月，營里又把我抽出來，當了文化教員，還是講語文、政治、歷史、地理，等于我一入伍就當了文化教員，就是因為我讀的書多。那時我自己住一間房子，這對于一名新兵來說，是很有優越感的。很多人說我有傲氣，可能跟這有點關系，跟多讀了點書有關系。當兵三個月以后，我參加了師里的教師培訓班。之后，又參加了新聞培訓班，再之后，師里還送我到甘肅省委黨校新聞干部培訓班學習，那段時間收獲非常大。

我特別感恩時任蘭州軍區司令部參謀長邢世忠，是他從六個候選人名單中選定了我，把我這個當時身處騰格里沙漠邊緣的連隊副指導員，調進了軍區司令部宣傳處，經常到各個基層部隊采訪，跟著部隊一起拉練、駐訓，這段經歷對我來說收獲巨大；我也感恩時任蘭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李月潤，是他依據我在《解放軍文藝》《解放軍報》《昆侖》《散文》上發表的詩文，反復向邢參謀長請求，把我又要到了原蘭州軍區政治部當文化干事，在任期間我組織了“驪山筆會”“劉琦作品討論會”“大西北軍旅詩賽”等活動，三十四五歲時就主持《西北軍事文學》雜志，雖然我的級別并不高，當時也才是正營職干部，但是由此任工作獲得的眼光和工作經驗是不一樣的，這些工作對我的鍛煉非常大。這兩位將軍與我非親非故，當時甚至與我都沒有見過面，僅憑我發表的新聞和詩文，就把我調到了我自己做夢都想不到的于我來說是最理想的工作崗位，使我之后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與文學和藝術有了密切的關系，與軍區各部隊、全軍、全國的作家藝術家們，有了工作上的交集與文學藝術方面的交流……也就是說，從那以后，我過去和未來所讀過的所有我酷愛的書，幾乎每一本每一頁每一行，都與我的工作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

從上山下鄉、參軍入伍，到軍校畢業，由基層一步步進入軍區政治部文化部，并分管負責全軍區文學藝術創作工作，主編一本文學期刊，等等，這些工作經歷都是我不曾想到的。我可以誠實地說，我是個笨人，但我沒有浪費我的青春，我堅定地相信：任何人的努力終將成為對努力者的獎賞，也終將成為前進的力量。

董慶月：對于優秀的作家或詩人來說，故鄉幾乎都是他們創作的源泉，意義非凡。您生于陜西省西安市，但您很少寫關于故鄉的作品。翻開您的作品集，您的寫作大多以歷史為背景，不管是以前出版的《狂雪》《香魂金燦燦》《初戀杜鵑》，還是近幾年出版的《大地夯歌》《蹈海索馬里》等等，不難發現，您的詩歌創作中有相當一部分聚焦于中國近代史，且題材均為宏大敘事。例如，《大地夯歌》生動刻畫了中國工農紅軍將士的英勇形象；《艷戕》深情描繪了紅軍西路軍中八位年僅十三四歲的少女的悲壯故事；《肉搏的大雨》則再現了百團大戰的激烈場景……您是不是把中國的歷史當成了自己的“精神原鄉”？

王久辛：福克納有一個“郵票大小的故鄉”，很多作家都有他們自己的“精神原鄉”。很多從農村成長起來的作家都寫故鄉、寫鄉村生活，從城市成長起來的作家，像王朔就寫城市的生活，而我家在西安市郊區，我讀完高中后就上山下鄉了，我一直覺得自己既不熟悉城市，也不太了解鄉村。我的“精神原鄉”其實就是我的家族，就是我的父親和母親。我的父親是八路軍，他從當兒童團團長開始參加革命，我也是通過他走近了中國革命史。我母親兄弟姐妹八個，她大哥，也就是我的大舅，是紅軍，“抗大”畢業后奔赴抗日前線，在湖北被敵軍抓獲活埋了。我姥姥活著的時候，經常會念叨他，所以家里人都知道。而我的二舅，他原本是國民黨航空學院的一名飛行教員，一九四八年，他毅然決然地參加了航空系統的地下黨組織，并與其他戰友一同參加了起義。我三舅也是一名地下黨，在寶雞鐵路工廠組織工人鬧革命，新中國成立后在勝利油田機械廠當了一輩子書記。可以說我們家跟中國革命史有著非常深的關系。而通過親人們的革命經歷，我也參軍入伍，接受部隊的教育，再加上我主動學習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自然而然地就把中國歷史當成了我的“精神原鄉”，把中國革命史當作自己最親近熟悉的精神家園，我對中國革命史也逐漸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認識。

我覺得一個人不一定非要有一個優渥的家族，我們這個家族就很普通，但是在普通當中也有著不普通的一面。在歷史長河當中，有這樣一個精神背景和“精神原鄉”，你在寫作的時候就會不自覺地獲得一種深度，這個深度是切身的，是來源于親人們那些真實、獨特的生命感受，由此寫出來的作品，自然而然的就有一種真切感、熟悉感，在敘述和表達時，就不會不自信、不敢寫。比如說，我父親參加過抗日戰爭，他上過戰場，知道戰場是什么樣的，對整個抗戰時期的歷史都比較了解，在父親的講述中我對抗戰歷史也多多少少地了解，這種了解會讓你在書寫的時候沒有陌生感，能夠很快地切入。我一直很想創作一首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長詩，也閱讀了大量關于這場戰爭的文學作品。然而，我始終未曾動筆，總覺得自己對那片土地不夠熟悉。盡管對那里發生的故事耳熟能詳，但由于缺乏親人般的切身體會，我感覺難以深入其中。這確實是一種生命的體驗，尤其是那種帶有親人情感的生命體驗，它能建立起一種聯系，使我們有可能真正走進那段歷史。若是沒有這種聯系，單憑天賦去創作，我認為會有些困難。很多人說，王久辛只需“聞一聞”就能寫出來，但問題并不那么簡單，我是可以去“聞一聞”，但是我去聞了，卻聞不到真實的氣息。我的確反復閱讀了朝鮮戰爭的有關歷史，卻始終未能找到那種切身的感受，始終捕捉不到那種靈魂深處相通的氣息，所以一直沒有寫出來。我想這可能也是我們人生的一種局限性吧？每個人的生命都有他的局限性，我也有我的局限性。到目前為止，我所寫的作品，基本上不是杜撰的，包括我寫的《狂雪》，雖然不是我親身經歷的，但是我父親經歷過，我能從他的講述當中感受到那段歷史，這與從歷史教科書、從文學作品中讀到的那種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歷史教科書非常重要，它能補充、豐富我們對歷史的想象，但是如果沒有一點真實的感受，那你就很難進入，至少要有一個縫隙，能夠讓你鉆進去，或者有一縷清香，能夠讓你知道前頭有一片花海。可到現在為止，我還沒聞到那一縷清香，沒有找到那個縫隙。如果有了我一定會寫出來的。這一點我很自信。

我還有一個“精神原鄉”，就是閱讀。我覺得讀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能夠彌補、充實、豐富你父親母親及家族給你生活局限的想象。值得一說的是，我在閱讀文學名著的時候，更偏重于古今中外的戰爭文學和軍旅文學，因為我是軍人，是軍旅作家、軍旅詩人，我是以這樣一個身份進入文壇的，我就要尋找能夠擴大我的精神視野的作品去讀，我的閱讀更多的就是集中在軍事與戰爭領域。相對來說，我比一般的作家對軍人對戰爭關注得要更多一點，也就是說當你寫這類題材的時候，可能就有更多的借鑒，寫出的作品可能比地方的作家，會更多一點軍人、軍營、軍事與戰爭的味道。這大體上就是我的所謂的“精神原鄉”吧。

“長詩是有藝術性的，是有規律的，有著特殊的架構，它接近于交響樂。”

董慶月：我特別喜歡您的長詩《大地夯歌》。您在這首詩的題記中說：“長征是建立新中國的夯歌。夯歌，什么是夯歌？就是中國的老百姓蓋房子打地基時唱的歌。”我一下子豁然開朗，感嘆這個題目的巧妙。讀完詩后，覺得結構也十分巧妙。全詩貫穿“夯”的動作意象，既是對大地的捶打與塑造，也隱喻著軍隊以血肉之軀鑄就民族基石的歷程。這首長詩一千八百行，完全可以一口氣讀下來，有很強的韻律感。您經常說，一個詩人必須寫“大詩”，必須寫長詩，您覺得創作長詩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說什么樣的詩才能稱得上“大詩”？

王久辛：現在一說長詩，好像給人感覺就是大塊頭，很長又很深刻。其實長詩與短詩、組詩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對一個大境界的概括，審美的概括，審美的再造，是一種創造性的書寫。長詩和短詩都是對意境的書寫，這個是不能偏離的。我們現在讀到的長詩，基本上都是詩人想當然地將個人意志拉長，或者說是一種拉長的小散文，但這樣說似乎又對散文不公正。長詩主要是對大的意境和境界的創造和書寫，如果我們先把這個拋離了，離開了意境和境界去談長詩，那就不是詩人寫的長詩，可能是新聞記者寫的，或者是其他人寫的。長詩是有藝術性的，是有藝術規律的，有著特殊的藝術架構，它接近于交響樂。為什么說接近交響樂呢？比如《命運交響曲》《英雄交響曲》，還有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火鳥》等等，這些交響樂作品的內部，是有一個起承轉合的結構的。那么真正的長詩，它和交響樂的起承轉合是一樣的，有自己的規定性，又有很強的創造性，也可以說是思想的放射性，是在規定性里的一種創造、在約束當中的一種創造。

如果你看過《英雄交響曲》的樂譜，或者是《春之祭》的樂譜，你就可以看出來，為什么這些作品能夠經得住時間的磨洗，而且作品一旦產生就美得那么嚴絲合縫，每一個音符都是非常精準的，因為精準，所以演奏出來就很流暢、很通透。其實長詩寫作也是這樣，也應該是通透的、流暢的，甚至應該擁有豐富的辭藻，以實現精準的表達，而不是追求華麗，華麗脫離了精準，就是浮華泛華，就是虛情假意了。只有豐富的辭藻才可能實現豐富的表達，包括對復雜情感的微妙的表達、細膩的表達、真摯的表達、帶著情愫的一種表達，所以它才是美的，注意，前提是精準。在聽經典的交響樂時，我覺得就是在欣賞長詩。你反復聽，就能感覺到它就是一首長詩，它的起承轉合，它是那么的婉轉自如、淋漓酣暢。現在許多長詩包括一些名人的長詩，都很一般。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許多人并沒有掌握長詩最基本的創作常識，這個跟社會地位沒有關系，跟你是教授、博導頭銜沒有關系，甚至跟你讀了多少詩也沒關系，就跟你能不能駕馭好文字使之始終在創造表達意境的旋律有關系，讓文字在你靈魂的指揮棒下自由恣肆又循環往復地旋轉著，像你指揮著一個千軍萬馬的文字大軍一樣，指揮著你的漢字，一句一句、一節一節、一章一章徐徐迸出、渾然天成、行云流水地寫出來。這是要有點天賦，應該用心研究研究，當然這也還需要大量的閱讀，專業的閱讀，最好是朗讀，比如帕斯的《太陽石》、埃利蒂斯的《英雄挽歌》，你大聲地朗讀，雖然你讀的是中文，與原詩隔著另一種語言，但你朗誦的時候，要在心里想著它是西班牙語，是英語。這個時候你就會體會到一種音樂的旋律感，即使是被打了折扣的音樂感，也是會有所悟的。要是懂外語的話，一定能夠感受到這些經典長詩里的起承轉合的強烈的旋律感、韻律感，以及精神的揮灑，像欣賞交響樂那樣的感受。當你能真正地體會到這些奧妙的時候，那你寫的長詩就會進入一種境界，就離成功不遠了。

長詩不是像很多人想得那么簡單，拿起筆就能寫。當一個人連一個小曲子都拉不出來的時候，他卻要去拉《黃河大合唱》，拉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我覺得這是很可笑的。首先糾正一點，這不是在打擊寫作者，每一個詩人都有野心，都有雄心壯志，但是你一定要用心地去做功課，要把功課做足。比如說，像《離騷》這樣的詩，你不讀上百遍，你怎么可能理解它呢？從古至今，中國最好的長詩就是屈原的《離騷》《天問》和《九歌》，讀的時候一定要朗讀，不要默讀，朗誦才能夠體會到作者的心情和詩的韻律感。你聽著自己的聲音，你才能更好地了解作者想表達的情緒、情感、智慧和精神。我剛才說到了要做功課，那屈原在兩千年前是怎么做功課的呢？我可以負責任地說，你讀一下屈原的詩就知道他做的功課絕不比我們做得少。他對文字的參悟，比我們今天所有在世的詩人都要強。當然，我們不是說拿古人壓今人，我是想強調他對字詞、語言的感悟度。從這個意義上說，閱讀和對文字的感悟、參悟是我們在表達情感，尤其是抵達意境、抵達境界時，一個至關重要的、最基礎的工作，長詩需要你儲備大量的文字、詞語和修辭。屈原對權力的質疑、對誹謗的厭惡、對妒忌的痛斥、對美的表達等等，依然能夠引起人們的共鳴共情。當你讀《離騷》的時候，你仍然會有聆聽貝多芬《命運交響曲》的感受。為什么？其實人的才華是屬于個人的，但是情感是沒有古今的。我們現在的情感不比古人豐富多少，說不定還比古人差一點，大可不必懷疑屈原詩歌的現代性。屈原的現代性包含在它古老的文本當中，無論再過去一個還是兩個世紀，只要文本還在，讀者在讀的時候，自然就會生出一種新的現代性的感受，這就是一個偉大的文本所具有的不朽性、永恒性，也是我心向往之，追求的一個最高的境界。

長詩并不是因為寫得長，而是這個作品是具有永恒性的，它必須是一個藝術架構。為此，我做了一些努力，我所寫的全部長詩，從《狂雪》到《藍月亮上的白石橋》《大地夯歌》，再到《蹈海索馬里》，還有最近在《詩刊》上發表的《銀鈴響徹》，我其實一直在努力讓詩歌意境化、境界化，把靈魂深處最觸動人心的意境表達出來。因為我認為詩歌的真理性，就藏匿在意境與境界里，沒有意境與境界的詩，是不具有永恒性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寫了大意境大境界的詩，也許并不是特別長，三五百行，像《琵琶行》《長恨歌》《蜀道難》，像艾青的《火把》《光的贊歌》等等，而短詩寫作有點兒像散金碎銀似的寫作，這從音樂界來說叫練習曲或者是短歌。寫短詩實際上是為寫長詩在做練習。我認為所有寫短詩的人，一定要明白這個道理，就像所有寫短篇小說的人都夢想著要寫一部長篇小說一樣。一個真正的大作家必須有長篇小說，像托爾斯泰必須有《戰爭與和平》這樣的大作品。沒有大作品，他撐不出一個文豪級的大作家。同樣一個道理，一個大詩人一定要有長詩，而且這個長詩一定要像貝多芬的交響樂一樣，能夠經得住時間的磨洗，什么時候聽都會讓人共情，如果一首長詩沒有這種特質，就不可能成為佳作。我不反對一個詩人有野心、有偉大的抱負，甚至有偉大抱負的實踐，但我反對或者說不屑一顧那種盲目地寫作，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寫作。

一個作家、一個大詩人，首先必須是一個豐富的思想家。其次，一定要有豐富的生活經歷，豐富的文字功夫，有一些別人沒有的生活經歷和在文字上下過別人沒有下過的真功夫。接著，看你對歷史有沒有“占有”，了解不了解歷史，能不能進入歷史，使你的生命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最后，在于你有沒有能力進入現實生活，不管殘酷的現實還是幸福的現實，還有個人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列寧說，你要寫出好文章，就要找到歷史、現實的坐標，然后用邏輯去書寫，我覺得長詩寫作，還要再加上意境與境界和表達意境與境界的才華。就是說，你還要有表達意境與境界的能力，包括字詞的悟性與邏輯，修辭的功夫，形象的思維以及文字和情節的再造、生發，等等。你必須沿著一個小細節，派生出更多意象的聯想。這對一個詩人，尤其是對一個大詩人，要寫長詩的詩人來說，是一個非常嚴苛的要求。我打個比方：就像懸在天上的一把劍，你要隨時能夠把這把劍拿到手里，來為你馳騁疆場、拓土縱橫，殺出重圍盡展鋒芒。這是我對長詩寫作的一些基本的想法。

董慶月：二〇二四年，《解放軍文藝》第十期精心策劃了“迎接大地起伏的歌聲”專題，選錄了中國軍旅詩歌承前啟后的八位代表詩人的代表作品，其中便收錄了您的長詩《鋼鐵門牙》。我從網絡上搜集了一些關于這首長詩的資料，了解到這首詩是您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創作的，還獲了獎，具體是哪一年呢？詩中提及的“核反應堆”“地空導彈”“航母”以及“電腦與電腦的撞擊”等元素，即便放在當下也依然適用，仿佛是新近創作的一首長詩。西班牙詩人維森特·阿萊克桑德雷曾說：“詩人本質上是預言家。”您是怎樣看待這句話的？

王久辛：這首詩寫于一九八九年三月份。談論“預言家”這個話題，可真是說來話長。我在創作《狂雪》的時候，那時是沒有任何紀念活動的，最初觸動我的是關于人性的深度，反人性的那種程度，直接觸發了我去思考這個東西。我原來看徐志耕寫的報告文學《南京大屠殺》這本書的時候并沒有產生這個感覺，但當教中國革命史的靳希光教授在課堂上講到南京大屠殺殺了三十萬人，包括十萬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時，我就覺得不能饒過我自己，就不能放下這件事。從《狂雪》發表到現在已經過去三十五年了，即使現在來讀《狂雪》，它的深度依然能夠給人以警示，能夠震撼到你，我就摸到了這個點：“南京大屠殺”是反人性的。這就是我們說到的“預見性”。

最近，洪芳老師寫了一篇軍旅詩論，她說她又讀了一遍《鋼鐵門牙》，她過去看過，但是沒注意。這次再讀的時候，她突然發現這首詩在藝術層面、內容深度上都不低于《狂雪》。為什么？那顆門牙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飛毯一樣，古今中外天上人間全都轉了一圈兒，而且這首詩的開始是從愛情入手的，“捂著嘴的手掌上/鮮血一樣的紅段子，靜靜漫流/起先，漫過事業線/爾后，沿著愛情的脈紋滴滴答答，仿佛昨夜的春雨”，之后又寫 “愛情，你龐大嗎/龐大，但是但是他說/我咽下你，并且/永遠永遠，不再提起”，是不是很震撼、很錐心，讓人的心猛地一緊，這段詩是有一種英雄氣概和一種無所畏懼的精神狀態的。詩歌之所以能夠震撼，就是因為觸及了人的情感最深處，最隱秘激情的最深處。什么是預見性？這個情感你有我也有，但是很多人沒有用最準確的方式表達出來，我用最準確的方式表達了。

《狂雪》也好，《鋼鐵門牙》也好，還有《大地夯歌》也好，這些作品都有一些能夠觸及人心的東西。如果不能讓人產生共情共鳴，預見性、超越性就不可能發生。很多理論家都有“預見性”，都能寫出很多理論文章，來預見以后會發生什么，但是詩人的預見性在哪里？就是人性的深度，把你震撼、感動的那句詩具不具有永恒性。比如說《蹈海索馬里》，當武警戰士張楠在索馬里英勇犧牲后，我看到了中國軍人在今天所肩負的新的使命，不僅僅要在本土上捍衛領土完整，還要跨越國界，維護我們國家、人民的利益和尊嚴。后來，像《紅海行動》這類電影，基本上都是在這首詩之后慢慢地出現了。詩人為什么會有“預見性”，就是詩人能夠很敏銳地發現可能性，詩就是對可能性的一次次開拓，進而實現了具有預見性的創造性的寫作。詩歌不像電影、長篇小說和戲劇，它們都有龐大的敘事結構，甚至需要一個團隊來集體創作，詩歌不需要，詩歌寫作永遠都是一個人的戰爭，只要這個人有才華就能寫出來。詩歌是便捷的，在古今中外，包括現當代所有大事件，最先發聲反應的，都是詩人最先寫出來的詩歌。

“要做一個對美學思想有儲備、有準備的寫作者。”

董慶月：最近我讀了您的抒情長詩《初戀杜鵑》，這首詩以貴州畢節百里杜鵑花海為背景，描繪出一個唯美的初戀世界。詩歌中的一些句子，例如，“我要親吻歌兒一樣的杜鵑/我要杜鵑含著我的吻一樣的歌兒/遍植群山”，情感如熔巖般噴薄而出，讓人深切感受到初戀的熱烈與真摯。起初，我通過微信視頻號觀看了《初戀杜鵑》的朗誦視頻，感到意猶未盡，便特意找出了這本詩集，細致地再次閱讀了這首詩。我被這首詩的美深深吸引，情不自禁地在視頻下方留下了一段評論：廣西有《桂林山水歌》，貴州有《初戀杜鵑》！我真心地認為，這首詩在美學的層面上展現了它獨特的藝術魅力，它不僅僅是一首詩，也像是一幅畫，一幅充滿情感和色彩的畫。我想知道您是如何看待詩歌美學的呢？

王久辛：當下的詩歌，包括我們當下的軍旅詩和軍旅詩人，他們學歷都比較高，也讀了很多東西，但是審美、藝術修養欠缺。我們講審美的歷程、審美的體驗，其實審美它是一個過程。前段時間我在《新民晚報》發表了一篇小文章《談書衣設計》，講書的封面、四封怎么設計。我講了兩個問題，一是書的封面要有放射性，即要有思想感情；二是要有規定性，即不能離開書的內容。在放射性和規定性之間，這就形成了審美。只有把放射性和規定性融合在一起創造設計，你才能設計出最接近這本書的美好的封面。我經常講一定要讀黑格爾的《美學》。朱光潛先是翻譯《美學》，對西方美學思想作了介紹和評論，又對中國文化作了深入研究，融貫中西，創造出了自己的美學理論。宗白華、李澤厚、蔡義、蔣勛等美學家，也有自己的美學理論，但都是延續中國古代與外國現代的美學理論而來的。什么是審美，我一句話說不清楚，但是你把這些人的書看完，你就會清楚審美到底是什么，這是從無知無覺到發現大美的切身體會，是積累到爆發的全過程。

現在不少作家以為堆砌辭藻、把心中的感情寫出來，就一定能打動人心。這一點沒有問題，好的作品都是這樣，但好作品又有一個非常精密的內在結構，是一個精密的藝術品。比如說，北島有一句詩，“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只是在那個時代引起了億萬人心的共鳴，就成了名言。名言，不是藝術。現在有些詩人其實并不懂修辭，也不懂審美，但是他下意識知道怎么寫，這就等于一個瞎子摸到了大象的尾巴，還有大量的人連摸都沒摸到。那么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對審美思想有準備的寫作者。我覺得要做到兩條，第一個是多寫，不斷地思考、總結，逐漸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在一首詩中，你把環境、氛圍、眼神和說話的聲調都考慮進去，然后拿出你的方案來。從修辭學的意義上說，沒有一句話是準確的，因為閱讀這句話的讀者角度不同，就會有無數種表達的可能。還有一個是要多閱讀，一定要認認真真地把邏輯學、修辭學好好學一下。這兩門我是自學的。詩歌美學，不僅僅是關于詩歌的技巧和形式，更是關于詩歌所蘊含的精神內涵和情感力量。一首好詩，應該是一個精密的藝術品，它應該有內在的結構和邏輯，同時也應該有外在的感染力和美感。這樣的詩歌，才能夠真正地打動人心，才能夠成為經典。

董慶月：您不光寫詩，還寫散文、評論、書法，文學和藝術是相通的，您在創作詩歌時，是否也會從其他藝術形式中汲取養分？

王久辛：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在甘肅省委黨校新聞干部培訓班參加培訓，正值甘肅省歌舞團推出舞劇《絲路花雨》，舞劇首演時省委宣傳部專門為新聞班派了個大轎車拉我們去看。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么好的舞劇，從布景服裝到表演再到舞劇所展現的我們敦煌的那種大氣磅礴、昂揚向上、妖嬈無限、華麗多姿的精神氣質，震撼之極，像一場審美教育課，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后來我在師里當新聞干事，師里有個胡幫俊醫生發明了止瀉貼，我根據他的事跡寫了篇新聞稿，寄給了《光明日報》的劉愛之總編輯。很快，劉總編給我回了信，讓我馬上帶著胡醫生到北京去，他要找幾個專家來論證一下，如果沒問題他們就宣傳。那時《光明日報》在虎坊橋，我和胡醫生一人一間小客房，我還沒住過這么好的地方，有點像“陳煥生上城”一樣，感覺非常奇特。當時，《光明日報》旁邊的青年藝術劇院正在上演話劇《她們沒有墓志銘》，講紅西路軍的戰斗故事。若干年后，沒有想到這部劇的作者孟冰和李冬青，竟然成了我“軍藝”的同班同學。而我們交流著不同的感受，比如我就告訴他們我看后的感覺，他們就告訴我為什么要給沒有墓志銘的紅西路軍寫戲，這個經歷讓我終生難忘，雖然說的不是詩而是話劇。我想說的是：如果你向往藝術，只要發現有藝術的地方，你都會不由自主地去看，看了眼睛就會放光，心就會動，腿就會跑，人就會跟著往前去，這對于一個善于思考、勤于總結的人來說，就是一種影響、一種涵育、一種滋養。雖然藝術形式不同，但它們所蘊含的精神內涵和情感的力量，卻是相通的。所以我說，無論什么藝術，都能給我們帶來美的享受和精神的補充。作為一個創作者，就應該像一塊海綿一樣，不斷地從各種藝術形式中汲取營養，讓自己的創作更加豐沛、多元、獲得應有的深度。

“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文學最肥沃的土壤。”

董慶月：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昌耀、楊牧、周濤等詩人繼承了古代“邊塞詩”的深厚傳統，并運用現代漢語豐富的表達方式，創作出了一系列反映西北邊疆生活的新詩，獨具藝術魅力和美學價值。評論家周政保提出了“新邊塞詩”的概念，這一觀點在當時引發了廣泛的關注與討論。直到現在，“新邊塞詩”始終根植于邊塞，細膩描繪邊塞自然、邊塞風俗和邊防軍人的生活，具有很強的辨識度。您曾經在西北當兵，親身經歷了那里的風土人情，您對于現今的軍旅詩人如何能夠更好地創作出具有新時代特色的“新邊塞詩”有何看法和建議？

王久辛：我覺得作為中國軍人，尤其是戍邊軍人，都可以拿起筆來寫一寫自己的心志向往與身邊的奇聞逸事，不是為了流芳百世，堅持寫下去就行了，不一定哪一天就會寫出不可多得的佳作。很多詩不是因為要流芳百世才寫的，但是堅持寫下去，就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你不寫就一點可能性都沒有。

現在軍人的文化素質很高，比古人高多了，基本上都是專科以上學歷，而且又在別樣的風光、別樣的風雪、別樣的民族文化中生活，在邊防有那么多珍貴的體驗、珍貴的生活，你們放開寫，同時也用心地讀，多讀一點書。你看，新疆作家李娟寫自己的那種小生活，現在不是寫成全國的大作家了嗎？而且最新一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劉亮程也是新疆的，所以呢？我認為：文學是沒有中心的。那什么是文學的中心？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一切的一切就是中心，你的感受就是中心，你的才華就是中心。你在哪里，你的感受、才華、表達就在哪里，就是文學的中心。你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哪里就是文學最肥沃的土壤，也是最有可能誕生佳作經典的地方。要熱愛自己的生活，因為生活的土壤里埋著無數的經典，你愛它它就會愛你并回饋你經典。

董慶月：近期，中國青年出版社再版了您的新詩集《狂雪》，我看這本詩集是您的第一本詩集《狂雪》和《狂雪Ⅱ》合在一起出版的，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您的長詩《狂雪》以南京大屠殺為寫作背景，于一九九〇年首發于《人民文學》，時任《人民文學》主編的劉白羽先生在刊物大樣上批注：“《狂雪》是可以流傳后世的。”他還專門給原解放軍藝術學院寫了一封感謝信，感謝軍藝培養了一位優秀詩人。這首詩的同名詩集獲得了首屆魯迅文學獎，并被鑄成三十九米長的紫銅詩碑，鑲嵌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我第一次讀這首詩時，時不時地會產生想要攥起拳頭的沖動，久久不能平靜。在以往的采訪中，我經常看到您提起《狂雪》的創作始末，能否給沒讀過這首詩的青年官兵和讀者再講一講？

王久辛：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在原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學校有位講中國革命史的教授叫靳希光。一天他來上課，講到南京大屠殺時，他問同學們：“知道不知道南京大屠殺？”好多同學說知道。他問：“知道殺了多少人嗎？”大家都沉默了，似乎知道又不知道，不敢肯定。靳教授說：“三十萬！”之后，他又補充說了一句“其中包括放下武器的十萬——中國軍人。” 說完以后，靳老師半天沒有說話，我內心的震撼，無以名狀。一下課，我就對身邊的同學說：“我要寫長詩。”那天中午，我對同室的同學曹慧民、趙琪、徐貴祥說，幫我打兩個饅頭，中午我不去飯堂吃飯了。我坐在寫字桌前一動不動，凝然的表情我自己都能感受到嚴肅得有點過分。我一次次地告誡自己“不能激動”“絕對絕對不能激動”“一定要冷冽到極處”“一定要平靜，要靜到泥土深處”“要比泥土還要安靜，要安靜到死，要成為死魂靈”“對。死魂靈”“就寫死魂靈”“把死了的魂靈寫活過來”“把死魂靈復活，讓它們魂舞靈舞于九天之上”“寫到蒸騰蒸騰再蒸騰”……把死魂靈寫活，如何寫？寫到飛天寫出魂舞寫出大地向天的蒸騰，如何寫出這一切的蒸騰蒸騰再蒸騰？我的思緒亂飛，漫天狂舞。三十萬啊！如果一顆子彈打死一個人，那就是三十萬顆子彈，三十萬顆子彈堆在這是多大一堆？三十萬個人，一個人如果是一盆血，那要流三十萬盆血，三十萬盆血是多少？我必須用我的詩句，把這彌天之痛寫出來。而且，必須現在就寫，馬上就寫。一刻、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誤。但是，從哪兒開始呢？第一個字和第一個詞兒，該從浩如煙海的字典詞源中精挑細選出哪一個呢？想到那一片汪洋大海般流入大地的血，靈魂與肉體中的血，在地下把泥土浸透染紅的血，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大地泥土，我命令自己：冷到冰點以下，用不帶一丁點兒溫度的字來寫，寫下了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我的寫作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凌晨三點四十五分……

回想三十五年前的那個初春料峭的黎明時分，我放下寫了一夜的詩筆，像個大力士——輕穩地放下心中剛剛鑄就就被舉起的那一方沉重的巨鼎，飛快地翻看了一下開頭與結尾，像上下打量了一下棱角分明而又雄壯厚實的大鼎那樣，長出了一口大氣……

董慶月：請結合您的成長之路，給青年官兵、讀者談一談人生感悟，說些人生寄語。

王久辛：我覺得今天的士兵是非常幸福的。對于我們那代軍人來說，生活極其艱苦。我在騰格里沙漠當兵的時候，門窗都糊不嚴，一刮風，塵土就順著門縫和窗縫呼呼往里鉆，像瀑布一樣嘩嘩啦啦地往里落。我們又是很幸福的，至少我們沒有餓過肚子，革命先輩們是吃草根、樹皮和皮帶的。隨著祖國的經濟不斷發展，國防力量不斷地強大，我們每個人都要盡好我們自己的責任，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你們把國門守好，我們億萬人民群眾的生活就會蒸蒸日上，世界文明國家所能享受到的那種文明的待遇，我們也都能夠享受得到。所以呢，習好武、守好邊、站好崗，這份責任連接著你、我、他，連接著你的父親母親，包括你的妻子和你未來的孩子——生命里有一段當兵的歲月，這是一個多么光榮而又值得驕傲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