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舒最擅長“金融”故事的編織，她的小說始終保持著一種獨特的文本風格，行業術語的剛性框架與人性本真的柔性流動間暗藏著起伏跌宕的人生故事和生活況味，令讀者沉浸其中。作為多年的銀行從業者，同時又是深耕多年的作家，云舒兼具金融人的職業熟稔、敏銳與小說家的敘事“魔法，其小說總帶有雙重聚焦。信貸風險評估議程中的多方博弈、銀企之間的矛盾與合作、經濟賬與社會效益的掂對考量……這些金融日常在云舒筆下總能被重構為精彩故事的演繹和復雜人性的呈現，以及歷史與現實的對照與互文。這種獨特的視角，又讓文本呈現出一種“金融 +”的復調結構，從《女行長》《K線人生》到《籌算》《小石樓》，云舒的小說表層敘事中隨處可見信貸合同上的條款、銀企談判的交鋒、財務報表里的曲線，像精密運轉的金融儀器，專業而精確，盡顯行業肌理；表層之下還有“精密”和“準確”間復雜混沌的人間百態、工業化進程中傳統與現代的撕扯，以及紅色金融史里未曾褪色的精神傳承。而所謂“金融 +”，也不是簡單的“金融背景+故事”，而是將這一場域作為敘事基底，讓商業邏輯、行業規則與人性主體、歷史縱深在文學重構中發生反應，互為表里。這種寫法在其近作《支山》與《銅墻》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支山》的開篇便以頗具戲劇性的金融場景切入，石城國投負責人章小溪正被“圍追堵截”，為躲避從前的戀人、現任云渡縣縣長史大可而倉皇躲入三字禪茶社。而三字禪茶社門廳的南瓜產品從易拉寶到數字影像的變遷暗合著地方經濟從傳統農業到文旅IP的轉型焦慮，史大可反復推銷的“南瓜光伏大棚”項目反映出地方政府、金融機構與企業三方在利益訴求與價值取向上的深層博弈，更是將投資方與項目方的拉扯、農業科技與金融杠桿的關聯具象化。章小溪對“自融”風險的職業本能警惕與史大可近乎偏執的生態理想主義形成小說中一重戲劇張力，而當章父珍藏的軍用藥箱與三字禪茶社南瓜茶具都出現在敘事之中時，歷史記憶便更加具象化地悄然介入到現實抉擇中，接下來史大可、常行長、萬總的陸續出場，則將圍繞項目的一場四方金融博弈推向高潮。云舒的妙筆在于，項目拉扯過程里穿插講述了章父的革命崢嶸以及日常生活，太行山抗戰往事被巧妙地嵌入當代金融事件之中，形成跨越時空的敘事張力，搭建起一座連接歷史與現實的橋梁，革命戰爭年代的熱血與英勇，與今時今日人們的行動和選擇，在紙頁間完成了血脈相連的精神對話。

《銅墻》作為《支山》的姊妹篇，在情節線與時間線上構成自然的“續集”。小說敘事場域從都市金融中心轉移到大山深處的紅嶺，章小溪以國投機構負責人的身份深入太行山腹地，處理萬氏集團的不良資產，圍繞生態園區項目與稻田畫的爭議展開新篇章。與此同時，地方官員史大可的講述揭開了另一重歷史縱深，抗戰時期八路軍后方醫院與冀南銀行印鈔廠利用冰河陷阱抗擊日軍的故事。相較于《支山》聚焦金融博弈的表層線索，《銅墻》更著力于將現代經濟理性與抗戰歷史記憶進行創造性連接，“冀鈔”這一特殊時期的貨幣符號被賦予傳奇色彩，它從區域流通工具到緊急關頭充作療傷紗布，又在誘敵深入的陷阱布置中成為至關重要的炸彈包裹，而多年后當史大可將一張沾染烈士鮮血的冀鈔送到章父手中時，貨幣的流通價值被置換為歷史記憶的傳承載體。這種“貨幣考古學”式的敘事設計，令抽象的抗戰精神獲得可觸可感的物質依托，實現了歷史記憶的立體重構。而萬氏集團老總萬金龍從堅持開發別墅到態度轉變的過程，史大可與章小溪之間復雜的情感互動，則進一步呈現了歷史如何滲透當下，革命年代的英雄故事不再是教科書里的鉛字，而是成為當代人決策時內心的重要力量，在利益與良知的天平上發揮重要的作用。從《支山》到《銅墻》，云舒以“金融+抗戰歷史”的復調敘事構建起跨越時空的精神共同體，兩篇小說如同太行山上豎起的兩面鏡鑒，既映照出現代金融場域中利益與理想的角力，又將抗戰烽火中淬煉的紅色基因融入當代敘事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