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國際中文教學界，就好的一方面來說，是個與時俱進的團體，在20世紀80年代的能力語言教學法和口語能力測定盛行之后，接下來有交際法、任務法、跨文化交際，眼下又有電打漢字和AI的旋風，每次新方法和新理論的出現，我們都是展開雙臂地歡迎，毫無甄別能力地照單全收。開研討會，辦講習班，出新教材，真是風起云涌、熱熱鬧鬧。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每次新方法過后，我們這一界真是元氣大傷，好幾年都緩不過氣來。換句話說，我們過分重視“趨新”和“應變”，我們總是在追逐，唯恐落后，而忽略了在“變”之中，也有“不變”者存。

這個“萬變不離其宗”的“宗”是什么？“宗”是發音和語法的準確。所有的新方法、新科技都是為這個目的服務的。這是個老得不能再老的話題，但是，一點兒都不過時。我們平心靜氣地自問：在我們班上，在我們的項目里，真能說幾句字正腔圓中文的洋人，到底有幾人？我在這一界50年了，這樣的洋人真是鳳毛麟角，在這一點上，我們有責！

就中國國語發展史和美國對外漢語教學史而言，在“正音”工作上，做得最成功的是趙元任(1892—1982)、趙如蘭(1922—2013)父女。

國際中文教學的奠基者：趙元任

一般說來，每一個學科都有一兩個中心人物，或者說是繞不過的人物。比如近現代中國文學或思想史的研究，無論你的政治立場是什么，大概都繞不過胡適、陳獨秀、魯迅這幾個名字。可是在國際中文教學這一界里，這個中心人物，至今沒有明確地建立起來，我們甚至于搞不清楚到底有沒有這樣一個人物。只要稍微審視一下海內外各高校國際中文教育學院研究生的課程，就能發現，洋人和洋理論所占的比重，遠比本土學者多得多。一個對外漢語碩士、博士研究生最早接觸到的很可能是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 ）這些名字。趙元任、王力、黎錦熙、呂叔湘這些現代中國語言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能偶爾在論文的注腳里出現，已經很難得了。所以國際中文教學這個學科，基本上是“西學”，而不是“中學”。

指導我們怎么教中文的專家學者，往往是完全不知道中文為何物的洋人。我雖然沒有很精確的百分比提供給大家，但是我相信，只要稍稍涉獵一下我們這一界的論文期刊或研究生的課程，就能充分地證明我說的話不假。這不得不說是我50年來目睹之怪現狀。這個怪現狀近幾年來，不但沒有緩和的跡象，反而變本加厲，幾乎到了必須用英文才能深刻地分析中國語言，討論怎么才能教好、學好中文的程度。我們試著把對外漢語教學轉換成對外英語教學，你能想象所有對外英語教學的研究生必須透過中文來學習種種理論和教學法嗎？如果我們這一界要推舉出一個大家公認的中心人物來，趙元任是不二之選。趙元任不但是現代中國語音學、語法學的奠基人，也是美國“對外漢語”工作的開拓者和實際參與教學工作的語言老師。他在103年前，也就是1922年，就開始做我們現在正在從事的工作。因此，他對中國語言的觀察、描述和對實際教學所提出的指導原則，都是他的親身體驗，一百多年之后，依舊具體可行。許多洋理論玄之又玄，和我們的實際教學幾乎不發生任何關系，理論和實際教學成了一種“油水關系”，“油”在上，而“水”在下。趙元任所提出來的理論、指導原則，和實際教學是一種“水乳關系”。

可能有人會提出質詢，趙元任對中國語音和語法的分析解釋，有些也是沿用西方理論，尤其深受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期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影響。這話誠然不假，但趙元任在引用西方理論時，洋理論只是一個參照的對象，而不是指導的原則，他的研究并不是為了證實西洋理論的正確。而如今我們這一界所做的工作，許多是先引一兩個洋理論，然后用中文的語料來證明洋理論的正確。這就成了本末倒置了。

我大概在30年前，就呼吁大家在研究生的課程里，加進對外漢語教學史的研究，一門沒有歷史的學科，是缺乏反省能力的。

20世紀哈佛大學第一門中文課

1922年，哈佛大學在戈鯤化（1838—1882）去世后40年，請趙元任重新開設中文課。戈鯤化在1879年到哈佛教了三年中文，以自己寫的幾首古詩作為教材，他沒有任何語言學的訓練，現存的文獻也極有限，在美國的中文教學史上，戈鯤化除了是“第一人”之外，并無其他影響可言。

1977年，趙元任接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Bancroft圖書館安排的訪談，曾談到自己在55年前開的這門中文課，第一年雖然只有3個學生，卻是美國高校教授中文之始。有關這段經歷，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了解。在訪談中，趙元任回憶道：

When the course in Chinese first opened, I had three students... They were interested in all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I approached it in the usual way by introducing them first to the spoken language and then went on to the written language, with the ultimate object of reading literary form in characters.

中文課初開時，只有三個學生……他們對語言的各個方面都有興趣。我首先把口語介紹給他們，然后再教書面的文字，最終的目的則是透過漢字閱讀文學作品。

在這短短的幾句回憶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趙元任的教學法體現了“聽說領先，讀寫跟進”的原則。

1922年1月1日，他在哈佛大學寫了《國語留聲片課本》的序，開宗明義地提出了“目見不如耳聞，耳聞不如口讀”學習語言的基本原則。這一段為中國人學習國語、寫在103年以前、質樸無華的語言教學基本原則，即使用在今天，依舊可以作為國際中文的教學指南。

這篇不到兩頁的短序，以發音準確的重要作為結束。趙元任用極其夸張的口氣，要大家在學“國語”的時候，不受“鄉音”的干擾：“對自己的方音，要半個面子不給。”換句話說，學國語的時候，不要對自己原有的鄉音，有任何依戀，要斷然割舍！當然，“鄉音”能不能去凈，并不全是一個感情問題、面子問題；是一個“能不能”，而不是一個“愿不愿”的問題。最后趙元任提出：

發音的要是在這十六課上千上萬個字里念錯了一個音，就是逃了“十目所視”，也免不了“萬耳所聞”，就是躲掉了“十手所指”，也還要給“萬口所譏”呢！

趙元任寫文章，一般是不用典的，在這里他用了《禮記·大學》曾子的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他要說明的是：發音的對錯，不但有客觀的標準，而且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會受到“十目所視” “十手所指” “萬耳所聞” “萬口所譏”的檢驗。“其嚴乎”，這是多么地嚴格啊！

趙元任在中國推廣國語的年代，希望“南腔北調”讓路，向標準的“國音”靠攏。他的方言調查是為國語統一服務的。1938年，他在《建國評論》第1卷第5期上，發表《文字統一與方言分歧》,明確地指出“中國的文字是統一的，中國的方言是分歧的”。他的愿望是中國不但“書同文”，而且應該“語同音”：“方言既然非常分歧，我們就應當努力（并且事實上已經努力了好久）使它統一，以至于全國人，不但寫統一的文字，并且能夠寫統一的國語。”

20世紀30年代，趙元任除了發表大量語言學方面的學術論文之外，也寫了不少“科普”性向大眾說法的文章來推廣國語。1934年，趙元任在《廣播月刊》第1期上發表《矯枉過正的國音》，講方言和國語之間發音的對應關系； 1935年又在第23期上發表《國語語調》講國語變調和輕聲的問題，他特別強調“的”“了”“著”“呢”必須輕讀——要是把這4個字讀成了“地、嘹、酌、泥”，他風趣地說道：“我要做了小學教員，學生地嘹酌泥我就扣他分數；我要做了小學校長，教員地嘹酌泥我就扣他薪水。”在這近乎玩笑的語氣中，他要讀者知道，輕讀——這個常常被南方人忽略的成分，在國語的語調中，占有關鍵的地位。1937年5月，趙元任發表了《廣播須知》，總結一個國語播音員應該注意的方方面面，從機械的使用，到音量語速的控制，都有細致的說明，在語音方面，特別提出“注意國音輕聲字”，在在都說明他對建立“標準音”的投入和努力。

標準的確立

這個態度轉換到在哈佛大學教中文，就是“洋腔洋調”之務去。

1961年3月28日，趙元任在費城美國東方學會（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171次會議上，發表論文What Is Correct Chinese（《什么是正確的中文》）,提到了他39年前在哈佛大學教中文時，是以1919年官方發布的《國音字典》為準，所謂“國音”，和現在以“京音”為準的普通話是不同的，國音有第五調，亦即“入聲”，分尖團。這個所謂的“標準國語”，是個人造的“標準語”，不可能是任何一個人的家鄉音。趙元任在回憶中是這么說的：

For thirteen years I was the sole speaker of this idiolect, meant to be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4, 5, or 600 hundred million speakers. (在13年的時間里，這種給4億、5億或者6億人定出的國語，竟只有我一個人能說。)

在這篇文章中，趙元任一方面說明，語言的發展有“約定俗成”或“積非成是”的力量，但一方面也有制定標準的另一股力量，始終和“積非成是”相抗衡。最后的成敗取決于時間的久暫和使用人口的多寡。

在趙元任一生事業中，較有社會影響的工作是方言調查和國語統一。他在近代中國語文改革史上，扮演了兩個重要的角色，在方言調查中，他是語言的記錄者和分析者，但在1919年，參加“國語統一運動籌備委員會”并制定以“國音”為準的“國語”時，他的角色從一個語言的“記錄者”，一變而成了標準的制定者。一旦標準制定之后，他又成了一個嚴格的標準維護者和標準的推廣者。我們作為國際中文的老師，對學生而言，我們的角色是標準的制定者、維護者和推廣者。

趙元任在《什么是正確的中文》這篇論文的結論中指出：“Correctness in language is in the last resort a categorical imperative （語言的正確最終是絕對的規定）。”這句話總結了趙元任在推廣國語和教“對外漢語”的基本精神。我們所教的中文，無論是發音還是語法都是有客觀標準的。尤其在發音上，他的要求是百分之一百。任何一個稍有經驗的老師都知道，教洋人說中文，最難的就是發音的準確，能達到七八成的，就已經難能可貴了。所謂百分之百，就連老師也未必有如此水平。這點簡單的道理，趙元任豈能不知？他之所以如此“理想主義”，是他深知“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的道理。做百分之百的要求，或許還能有個七八成的收獲，若只做七八成的要求，結果就一定更差了。

他在1922年所編的《國語留聲片課本》里，堅持說人為的有入聲、分尖團的“國音”，最能體現他對“國語”標準的執著。即使拗折天下人之口，他也要做出一套留聲片來，讓全國人民學習。

胡適以一個史學家從語文發展的角度，對1921年頒布、人為含入聲的“標準國音”是完全懷疑的。他在1922年1月12日所寫的《高元國音學序》中，對這一人為標準，有入情入理地分析：

我可以預料，五聲的標準是定不出來的。即使定得出來，即使用圖用音譜表示出來，也無法能使多數教員學生懂得記得。現在的國語是北部與中部的調和，但中部的小部分雖保存入聲，北部與西部久已沒有入聲了。北部與西部的廢止入聲，是語言自然演化的結果，決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使已經天然淘汰了的入聲依舊回到國語里去，這個入聲的復辟比滿清帝室的復辟還要艱難一千倍。

胡適接著說道，他對漢語“聲調”整體發展的觀察：

中國各種方言的比較，可以看出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就是由最古的廣州話的九聲逐漸減少到后起的北部西部的四聲……這個趨勢是應該再往前進的，是應該走到四聲完全消滅的地位的。

趙元任偏偏不信邪，他在《國語留聲片課本》里，不但“用圖用音譜”表示出五聲來，還灌了“留聲片”用錄音記錄下來“陰陽上去入”是怎么回事。他盡了最大的努力，設法讓“入聲”“復辟”，但結果是連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認：這個以“國音”為標準的“國語”，從1919年宣布到1932年廢“國音”改為“京音”，13年之中，全中國只有趙元任一個人會說。他在1934年寫《新國語留聲片課本》序時指出：“舊《國音字典》里的國音標準，人工的成分太多，結果如吳稚暉先生所說，它在紙上無所往而不勝，而在口語中無所往而不敗。”新課本最大的不同是取消入聲，分配于陰陽上去，不分尖團。趙元任“入聲復辟”的努力告終。從此有了以京音為標準的國語。

在有關國語入聲存廢的討論中，顯然胡適的觀點是更符合語言發展的歷史規律的。但讓我不解的是，他在6個月之后給趙元任的《國語留聲片課本》寫序，竟完全沒有提到這一點。然而，在聲調存廢上，胡適卻是同情高元的“廢四聲論”。在胡適看來，從廣東話的九聲，“簡化”到北京話的四聲，是符合漢語發展規律的，因此，企圖在入聲已經消失了的北方話里，保持住入聲，那是做不到的“復辟”，但“廢四聲”和“保入聲”，恐怕只是“五十步與百步”的不同。

1943年，趙元任在哈佛大學主持美國陸軍特訓班（ASTP 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當時作為助教的鄧懿，1996年在接受訪談時，對當年的教學活動，有一段回憶，最能說明趙元任對發音準確的重視：

趙先生特別重視語音，老先生脾氣挺好，可是在語音的要求上特別嚴格。你要是說得不對，他就讓你不停地說，說對了為止。……總的就覺得要求要嚴，一定要說對了為止。

“說對了為止”這5個字，不止是一種態度，更是一種堅持。這背后需要的是無數次機械的重復、模仿，耐心的說明、示范。一個字一個字地改，一個音一個音地調。直到學生“說對了為止”。這個過程，沒有捷徑，也沒有替代。電腦、AI能起的作用不大，這才是國際中文教育的核心和本質。任何偏離或者忽略這個核心和本質的教學法，無論說得怎么天花亂墜、怎么高深花哨，對洋人漢語水平的提升都是一條“歧路”，而非“正道”。

鄧懿接著說道，學生發音的好壞跟老師的“心態”是有關聯的：

要讓學生發音純正，老師的心態也特別重要。如果老師就覺得無所謂，只要學生說出來差不多是那個音就完了，那是一種效果。如果老師覺得應該讓學生不說則已，一說就要說得正確，那你就能不厭其煩地去糾正他，這樣的效果也就不一樣。

這一段平實的話，真是“卑之無甚高論”，但這一點態度的不同，卻是一個國際中文教師優劣的分野，一個語言項目成敗的所在！

1959年，趙元任在臺灣大學講“語言問題”的系列演講，他把學習外語的內容分成發音、語法和詞匯三部分。他認為：“發音的部分最難，也最要緊，因為語言的本身，語言的質地就是發音，發音不對，文法就不對，詞匯就不對。”

發音的準確是外語教學的根本！

趙如蘭：“Stick with what I taught you!”（就照我教你的說！）

20世紀40年代，趙元任在哈佛大學辦美國陸軍特訓班和編寫《國語入門》（Mandarin Primer）的那段時期，女兒趙如蘭是他的得力助手，他在1948年出版的《國語入門》序中，特別向如蘭道謝。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趙如蘭女承父業，在哈佛大學教初級中文，用的就是《國語入門》。2013年，趙如蘭逝世，她的幾位美國學生都寫了文章悼念他們中文的啟蒙老師趙如蘭，在文章中也都提到趙老師對他們發音準確所作的嚴格要求。

趙如蘭是趙元任教學法最忠實的信仰者和執行者。她對這些美國學生所給出的建議是：你們作為中文二語的學習者，要堅持說標準的國語。

令人憂心的是，現在許多研究者和教學者往往是這一態度的反面：打著“尊重方言”冠冕堂皇的旗號，為了“政治正確”，而犧牲教學的正確。企圖為帶著濃重方音的香港“粵普”或臺灣普通話辯護——中國人不也都“南腔北調”嗎？外國人帶點“洋腔洋調”是正常的，不必過分斤斤計較。這是誤盡蒼生的妖言！

堅持住標準

今天時興的是講各種花哨的教學法，什么能力法（proficiency approach）、交際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任務法（task based approach）、“課堂活動”“角色扮演”等等，真是不一而足，唯獨不講的是發音、詞匯和語法。在這個AI和 Google的時代，還講什么“發音準確”“句型操練”，那是要被人笑話的。可是我們剛才提到的那幾位老一輩學習和教授中文最成功的美國學者，卻異口同聲地都說“字正腔圓是文化得體的基礎”。連話都說不清楚，還談什么跨文化交際！我以一個在美國學習工作了整50年的英語二語的學習者，和從事國際中文教學半世紀的對外漢語老師的雙重身份，在這里苦口婆心地說兩句老實話：所謂“跨文化交際”，跨不過的百分之九十九，絕不是因為我們對洋人的“文化”了解不夠，只是因為我們的英語太差，洋人的中文水平太低。剩下的百分之一，不是我們說不清楚，就是他們聽不明白。沒有什么玄之又玄的“文化”問題。換句話說，先把語言學好了，再來談“文化”，一點兒都不遲！

趙元任1922年在哈佛第一次教中文，教的是全中國只有他一個人會說的“國音”，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趙元任編著的《國語留聲片課本》，并發行了由他灌注的唱片，推廣國語。1948年《國語入門》出版，以120頁的篇幅，細講中文語法、發音的基本原理和變化，將輕讀、兒化、三聲變調都另立專節。趙元任所創發的“國語羅馬字”，不但可以拼出4聲，也可以表示出兒化和輕讀。這是我見過講解中文發音最全面、最仔細的一本教科書。他的這些工作，是盡力地為中國的“國語”在發音上建立起一套標準，并把這套標準形諸文字，錄成唱片。無論是在國內的國語運動，還是海外的“對外漢語”，標準是一致的。這也就是他1961年發表《什么是正確的中文》，在結論中所說：Correctness in language is in the last resort a categorical imperative （語言的正確最終是絕對的規定），而不是相對的，也不是有條件的“hypothetical imperative”。這種堅決明快的態度，今天在國際中文教學界里，已成“絕響”。

至于在規范的建立上，許多從事“國際中文”研究和教學的專家，大多采取一種寬容的態度。如港臺兩地大多不分“知、吃、師”和“茲、雌、思”，鼻音收尾的“嫩、能”也不分；甚至于在語法的結構上也為帶有濃重方言色彩的說法辯護，如閩南語中常有“有+動詞”的結構，如用“有吃”“有看”，來表示“吃過”“看過”。學者專家們作各種研究，試著為這個結構找出它的歷史淵源，企圖為這樣的結構在語法上合法化，美其名曰“漢語”的“本土化”或“在地化”。這樣的用心，我們是可以理解也可以同情的，但是作為一個負責的“對外漢語”老師，我們何忍把洋人子弟教成“老思有雌”（老師吃過了），這樣的說法，顯然不為廣大的中國人民所認可。這種借著“尊重方言”的動人口號，在港臺為“粵普”或臺灣普通話辯護的人，表面上似乎是尊重香港、臺灣的語言習慣，但實際上是把港臺的所謂漢語教學，進一步地“邊緣化”和“孤島化”。我們應該大聲疾呼，要他們向“京調”的普通話、規范字靠攏。在學習外語的過程中，我們絕不擔心“本土特色”的消失，賀知章的千古名句“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道盡了鄉音的頑強。趙元任父女兩代，向“南腔北調”和“洋腔洋調”宣戰的熱情和投入，到今天依舊是我們的榜樣。

在外語教學這一行里，有些人不知不覺地受到美國無所不在的政治正確的影響，也搞起了類似DEI的把戲來。所謂DEI是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三個英文的縮寫。也就是“多樣”“平等”與“包容”。趙元任在推廣國語和對外漢語的事業上，所體現出來的是這三個概念的反面。語言的標準是獨一的，是不平等的，也是不包容的。

（作者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榮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