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伴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提出與“重寫文學史”思潮的興起，學界逐漸形成以整體性視域觀照20世紀40年代文學的研究趨勢。錢理群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倡導者之一，曾以“拎起中間，帶動兩頭”為喻，強調“40年代文學在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格局中具有特殊的位置：它是一個中間環節，上承20世紀前半個世紀的‘五四新文學’，同時又下啟后半個世紀的‘共和國文學’”。1與此同時，當代文學研究對“起點”溯源的重視，更進一步推動了學界對40年代文學的聚焦。洪子誠一再指出，“中國的‘左翼文學’（‘革命文學’），經由40年代解放區文學的‘改造’，它的文學形態和相應的文學規范（文學發展的方向、路線，文學創作、出版、閱讀的規則等），在50至70年代，憑借其影響力，也憑借政治的力量而‘體制化’，成為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態和規范”2。此外，韓毓海的《中國當代文學的發生與現代性問題》3、李楊的《抗爭宿命之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42—1976）研究》4等著述，均以40年代文學為切入點。這些研究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命題：40年代的文學實踐不僅是歷史分期的簡單過渡，更是文學體制、創作規范與思想范式結構性轉變的“發生場”。

整體視域的觀照，的確帶來20世紀40年代文學研究熱，一系列卓有影響的40年代文學讀書會、學術論壇、學術著述不斷涌現，40年代文學研究也早已不是“一個亟待開發的‘生荒地’”5，而是近些年來當仁不讓的“顯學”。但與此同時，“抗戰”屬性卻在悄然褪色，“40年代文學”替代“抗戰文學”本身就是癥結所在。一方面，“現代”“當代”交匯的“40年代”更多指向40年代后期；另一方面，當代文學起點追溯的“40年代”，主要指向以延安為核心的解放區（解放區及解放區文學本就是一個40年代后期的概念）。抗戰的時代屬性和抗戰文學的“抗戰”特性，或被淡化，或被忽視，抗戰文學所依存的具體歷史情境，或被懸置，或被抽空。當然，同樣強調“整體觀”的陳思和，使用的概念是抗戰而非“40年代”，他曾以“民間的浮沉”為主線，將抗戰到“文革”視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整體性階段。他還明確將“民間意識”的浮現歸結于抗戰引發的社會變動，并將相關理論論爭的源頭追溯到抗戰時期的各個政治區域。6不過，“民間”作為與“國家”相對的“隱形結構”，主要是為其《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的寫作提供學理支撐，而且在陳思和“民間的浮沉”這一脈絡中，抗戰文學的“抗戰”屬性同樣未能充分展現，抗戰文學鮮明而強烈的民族國家意識，反而因相對凸顯的“民間意識”退居次要位置。

可見，從抗戰到新中國的成立，從抗戰文學到“共和國文學（新中國文學）”的生成，其中的邏輯和路徑，并沒有得到有效梳理。因此，與其以后見之明而選擇“40年代”特定的時段和特定的區域，不如回到抗戰的歷史語境，重新梳理抗戰與國家建構的關系，繼而探析抗戰文學究竟是如何參與新型國家形態的建構；與其聚焦抗戰到當代文學中的“民間”“隱形結構”，不如關注抗戰時期“文學建國”范式形塑與轉變的“顯性結構”。

一

抗戰與“建國”，二者相輔相成、一體兩面，這無疑是抗戰時期各方的共識。1939年初，老革命家潘谷神總結道：“抗戰與建國，這兩事本是一事，今日已成國人之常識——至少也是能閱讀日報及其他定期刊物者之常識”7。1940年，潘光旦在《今日評論》撰文指出，“愛國家，愛民族，擁護國民政府，支持抗戰建國的國策，時至今日，早已成為全國人共通的意志”8。1941年，學者李平心也總結說：“現在沒有人能夠懷疑抗戰與建國的不可分性了”9。社會學家陳達曾多次參與討論并參與決定國策，他戰后寫的回憶錄《浪跡十年》，專門有一章題為“抗戰建國”，他回顧并總結說：“我國在抗戰期間，所習聞的口號莫如‘抗戰建國’”10。

學界論及“抗戰建國”命題，往往指向1938年4月國民黨頒布的《抗戰建國綱領》11。然而，中國共產黨才是“抗戰建國”得以成為綱領的核心推動力，亦是“抗戰建國”構想的真誠實踐者。中共長江中央局和后繼者中共南方中央局（后統稱為中共中央長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下文簡稱長江局和南方局）及其領導的《新華日報》的貢獻尤為突出。正是在共產黨的不懈努力與社會各界的呼吁下，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民生、民運、教育、文化等各領域政策與措施的《抗戰建國綱領》。之后，共產黨的黨報黨刊，不論是武漢的《群眾》《新華日報》，還是延安的《新中華報》《解放》，都不遺余力地宣傳和推介《抗戰建國綱領》，闡述“抗戰建國”的意義與價值；不論是在延安內部，還是面向全國，共產黨對“抗戰建國”的推進是積極的、真誠的。而且，在中國共產黨持續努力與積極推動下，它更躍升為中國國家政府的戰時基本國策。1938年7月，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一次會議召開。會上，共產黨7名參政員共同署名，聯合其他各黨各派67位人士，向會議提交《擁護國民政府實施抗戰建國綱領案》。據《新華日報》報道，這份共產黨主導的議案“突破本會一切議案連署人數量和范圍的紀錄”，“深得全體參政員同志的擁護”，12并最終順利通過。正如《新華日報》社論當時所強調的，《抗戰建國綱領》由此成為全中國和全國民眾的共同綱領，“全國民眾是真正實現抗戰建國綱領的最重要的推動力量，民眾們應為了這決議的實行，而廣泛動員起來”13。

不論學界有怎樣的爭議，《抗戰建國綱領》事實上已成為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共同政治綱領14。共產黨積極推動《抗戰建國綱領》，絕非停留于表態層面，而是根植于民族危亡之際構建“新中國”的系統化藍圖。這一點至關重要——抗戰與新中國誕生的內在邏輯由此奠定，抗戰文學與共和國文學的生成，因此成為一個具有內在必然性的重大命題。

1935年8月1日，中共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提出組建“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15，此舉標志著中共開始在“中華民國”的國家框架內制定政策。之后在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瓦窯堡會議上，中共繼續呼吁組建“國防政府”，同時宣布將“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更名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16，這昭示中共在民族危亡背景下的“建國”新構想。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也提出了人民共和國的口號。12月27日，毛澤東作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對人民共和國的思想作了全面系統的闡述”17，他指出人民共和國不只是代表工農，而是“總括工農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18。1936年8月25日，《中國共產黨致國民黨書》中，中共又用“民主共和國”替代“人民共和國”，“我們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19 193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決議中有兩節內容專門論述“民主共和國”。不難看出，此時中共的宣言和決議中，“蘇維埃”的因素已然消退，重心逐漸轉向貼合中國本土實際的“民主共和國”的建構。

毛澤東給知識界、民主人士、國民黨開明人士的信中，也反復宣講大家一起努力建立“民主共和國”。“決議”公布后第二天，即“九·一八”五周年紀念日，毛澤東公開致信救國會領導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以及單獨給宋慶齡致函，“我相信我們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國口號，必為諸位先生所贊同，因為這是團結一切民主分子實行真正抗日救國的最好方策”20。9月23日，毛澤東給蔡元培的信中寫道：“建立真正民主之共和國，致國家于富強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21。11月2日，毛澤東給許德珩、馬敘倫、張申府等“北平文化界救國會”教授信中呼吁：“為中華民主共和國而奮斗，這是全國人民的旗幟，也就是我們與你們共同的旗幟”22。此外，這一時期毛澤東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論統一戰線”以及有關“中國共產黨和世界事務”等部分，都特別強調中共希望支持成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23。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宣言，尤其是毛澤東的公開書信和講話，都在強調“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顯然，“真正”絕非隨意的修辭，而是凝聚政治妥協與革命突破的限定——它承認既有“國家”中華民國的合法性框架，又內蘊著超越現狀、締造“新中國”的宏偉目標。因此，此后中共的綱領、文件、宣言既高擎“救國”的旗幟，又宣告著“新中國”的可能。盧溝橋事變后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字面意思是“救國”，實則是要求革新政治的“建國”意圖。中共中央宣傳部最初公布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同時附有毛澤東撰寫的“宣傳”文本，明確提出“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斗爭”，具體的十條綱領之后，還有極具感召力的口號與呼吁：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民族革命戰爭萬歲！

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華萬歲！24

當然，在其他地方直接用的就是“新中國”25。1937年5月3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作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用大量篇幅闡述其“新中國”構想，號召共產黨員為“統一的民主共和國”“新的民主共和國”26而努力奮斗。此后，不論是毛澤東的表述，還是黨報黨刊中的論說，有明確所指的“新中國”出現的比率很高。

盧溝橋事變之后不久，毛澤東就在《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提綱》中指出，要“向國民黨人說明，共產黨不但要在抗日問題上與國民黨合作，而且要在實現三民主義建立新中國上同國民黨合作”。因此，他著重強調須“保持特區成為抗日的先進地區、全國民主化的推動機和新中國的雛形”27。“新中國的雛形”顯然不是地方根據地的政權建設，而是立意于國家層面。他因此明確指出，“從蘇區與紅軍的黨走向建立全中國的黨”。為此，毛澤東也給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爭取黨在全國的公開地位，利用一切活動的可能‘下山’”“建立在全國公開的黨報及發行網”28。隨后，中共中央同意設立長江局，并與中共中央代表團合并辦公，“對外稱中共代表團，對內為長江局”29，同時籌劃很久的《新華日報》也在武漢公開亮相。

《新華日報》最初計劃在南京創刊，名稱本擬定為《新中華日報》，與延安的《新中華報》相呼應。其實，1937年《紅色中華》改名為《新中華報》，就是中共國家構想的一個顯著標志，“新中華”顯然蘊含并昭示“新中國”的藍圖。或許《新中華日報》的意圖過于直白，因此雖籌劃更早，但創設時間卻晚于《群眾》周刊。這當然并非筆者的無端猜測，因為報紙和理論刊物均由同一批人員構成，擁有同樣的組織結構。此外，葉劍英、李克農致毛澤東、張聞天的信函也可印證：“《新中華日報》在京已無可能開辦，報館人員均先赴武漢，漢夫先走，梓年隨后亦到，到武漢后即繼續辦理合法手續。”30報紙最后成立時，“新中華”改為“新華”，但“新中華”“新中國”之定位，卻絲毫未減。

1938年1月9日，《新華日報》報館在武漢舉行招待會，邀請各界人士出席，中共中央和長江局為報紙確立了明確的辦報方針，王明在招待會上作公開發言，道出報紙的宗旨所在。“新華日報在潘梓年同志主持下，他努力的方向，就是中國人民今天所共同努力的方向，即（一）貫徹抗戰到底，爭取最后勝利；（二）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311月11日《新華日報》創刊號刊載的《發刊詞》，“新中國”的定位和闡述就更加明顯：“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國是我們民族優秀的兒女們近百年來前仆后繼再接再厲所力求實現的理想，我們愿意在踏著先人們奮斗的血跡而為這崇高的理想而斗爭時擔負其應盡的職責。”“欲求抗戰的最后勝利，欲求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之實現，其在今天和將來，均舍加強我們內部的團結，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外，別無方法與途徑。”32 3月17日，《新華日報》刊發旗幟鮮明的社論——《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系統闡述中共建設新中國的宏偉藍圖：“‘抗戰便是建國’，這是至理名言。我們要建設新中國，必須堅持抗敵，只有在抗敵勝利的條件下，才能創造和建設我們的新國家。”“我們要建設的不是歐美的那種少數人做主人，多數人做牛馬的腐敗資本主義國家，而是真正建立根據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精神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中華民國。”33

當然，長江局和《新華日報》關于“新中國”的表述，策略性考量和“讓步”之處顯而易見，但“新中國”的目標導向卻毫不含糊。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延安和武漢的常委共同探討了分歧，并在此基礎上形成若干決定。其中，有關“新中國”即新的民主共和國的論述，以相當篇幅展開，顯然是集體討論的成果。“我們已經再三說過，我們所希望的是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新中國。”34總而言之，抗戰使中共從蘇區走向全國，無論是在《抗戰建國綱領》形成之前還是之后，無論身處延安的中共中央和黨的領導人，抑或面向全國的長江局與《新華日報》，均已展開明晰而又系統的“新中國”論述。毋庸置疑，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是“新中國”構想的核心力量，長江局及其后的南方局與《新華日報》，則是向全國傳播這一構想并推動其具體實踐的關鍵渠道。事實上，整個全面抗戰時期乃至戰后，延安走向新中國，抗戰文學走向共和國文學的路徑，都依循這樣的模式。

二

毛澤東和黨報黨刊論及“新中國”構想時，常以文學文化領域、教育和宣傳領域作為突破口，相關表述較之于政治領域甚至更為直接和明確。同時，也正是和文藝的結合，毛澤東和中共的“新中國”構想引發熱烈討論，并得以不斷完善和成熟，最終被廣泛認可和接受。

第一個最為典型的例證就是毛澤東的《論魯迅》，這是毛澤東唯一的一篇魯迅專論，也是唯一的一個作家專論。1937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周年，毛澤東到陜北公學紀念大會作演講，其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評價：“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新中國的圣人。”35過去大家都把這一論述視為“圣化”魯迅的開始，但更為關鍵的是評價中的“新中國”這一“鉚釘”。頗有意味的是，“新中國”的表述，只出現在武漢《七月》雜志最初發表的演講文稿中，后來的黨史研究者整理收錄到《毛澤東文集》時36，則改為“現代中國的圣人”37。很顯然，后來人整理時的改動不能完全體現毛澤東的初衷，因為“他特別使用了‘新中國’，這不只是一個區別‘封建社會’的提法，而是對應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一個重要構想”38。

另一個典型例證便是毛澤東著名的《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1938年4月，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下文簡稱“魯藝”）成立后不久，毛澤東便親臨學院向藝術工作者發表講話。文學研究界對此次講話極為重視，凡論及抗戰時期延安文藝或毛澤東文藝觀，皆無法繞開這一重要文獻。然而既往研究多聚焦于文藝大眾化的命題，毛澤東對“魯藝”的辦學定位及其對作家、藝術家的深層期待，反而被忽視。毛澤東明確指出：“你們不應當是只能簡單地記述社會生活的藝術工作者，而應當有為新中國奮斗的遠大理想。這就是說，不但要抗日，還要在抗戰過程中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國而努力。”39很顯然，植根于建立“新中國”的偉大理想，這是毛澤東對于“魯藝”的根本定位，也是他對于所有文學藝術工作者和文藝作品的期待，正如他之前把魯迅和“新中國”鉚接在一起。

毛澤東對于學生和青年的培養，同樣是著眼于創造“新中國”這一偉大目標。1938年3月3日，毛澤東給陜北公學畢業同學的臨別贈言中，寄語同學們為創造新中國而努力：“陜公是全中國的一個縮影。同學們來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職業和不同的階層，但有著同一個傾向，即建立新中國的傾向。你們是進步分子，是創造新中國的分子。”40毛澤東強調因為抗戰的爆發，“中國一定會往新的方向走”，也給同學們透露他正在系統思考這個問題，如何創造新中國的理論命題。1938年7月，毛澤東在同世界學聯代表團的談話中重申，中國共產黨愿聯合一切黨派和人民，攜手共同建設一個新的中國。“這就是中國的現代國家，中國很需要這樣一個國家。有了這樣一個國家，中國就離開了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地位，變成了自由平等的國家，離開了舊中國，變成了新中國。共產黨愿意聯合全國的一切黨派與人民，大家努力建立這樣一個國家。”41

抗日相持階段到來之際，“抗戰建國”不但已成為國人的共識，而且“建國”的因素在時人心目中分量更重。毛澤東對“建國”問題的思考因此更為系統，更具引領性，畢竟“相持階段”本就是他對戰爭走向的前瞻判斷。論述即將到來的新階段戰爭形勢與戰略規劃時，他明確指出建立一個“新中國”是抗戰的基本政治原則和根本的政治目的，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論新階段》等重要戰略文獻中，他一再強調和重申：“抗日戰爭的基本政治原則即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42毛澤東洞察到“中日戰爭將改造中日兩國”“把舊日本化為新日本，把舊中國化為新中國，中日兩國的人和物都將在這次戰爭中和戰爭后獲得改造。我們把抗戰和建國聯系起來看，是正當的。”43他的“持久戰”規劃當然不只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更在于抗戰的根本原則和最終目的——建立一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因此，他強調宣傳、動員以及文藝參與其中的作用：“其次，怎樣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干部人員。”44可見，文藝之于“建國”的重要性已然凸顯，當然這并非基于此前狹義的文藝，而是契合“新中國”這一抗戰根本目標的新文藝，一種與“抗戰建國”、與“新中國”共生的文藝形態。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在延安舉行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10月12—14日，毛澤東作《論新階段》的大會報告。“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45一次大會，《論新階段》則奠定了毛澤東在黨內的理論權威。毛澤東一再駁斥“亡國論”，堅信“我們的抗日戰爭一定能夠最后取得勝利，而自由解放的新中國一定要出現于東亞”。他還詳細闡述“新階段”到來之際，如何處理與國民黨的合作，如何實現“抗戰建國”以及要建怎樣的國。毛澤東提出，要以馬克思主義的眼光來認知三民主義，進而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共產黨員應該如像他們研究共產主義一樣，好好研究三民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的眼光，研究三民主義的理論，研究如何使三民主義具體地見之實施，研究如何用正確的三民主義思想教育人民大眾，使之由了解而變為積極行動，為打退日本帝國主義，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而斗爭。”報告中毛澤東正面回應“抗戰建國”，“所謂抗戰建國，照共產黨的意思，究將建立一個什么國呢？這是存在著的問題”，“我們所謂民主共和國，就是這樣一種國家，就是真正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一個獨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義新中華民國”。46

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視角審視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從而提出新三民主義，旨在建立“三民主義新中華民國”；同時也意味著必須立足中國立場，緊扣建立“新中國”的根本目標來理解并運用馬克思主義。換言之，馬克思主義與“新中國”互為視角，相互敞開。因而，在毛澤東的“新階段”論述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就勢在必行，且極為緊迫。他在“學習”的章節就明確指出：“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47這一段話，經常被研究界引用，用以說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重大理論命題。頗有意味的是，文學藝術界其實對此響應最為積極，隨后形成聲勢浩大的文藝“民族形式”問題大討論，討論持續時間之長，波及地區之廣，可謂前所未有。有關這場文藝的“民族形式”論爭，既有研究成果已然相當豐碩，然而卻很少以“抗戰建國”作為視域，大多數研究者也都偏離了“新中國”建構這一根本目標。

回到討論的歷史現場，文藝界確實反應迅速，而且很多人就圍繞著“抗戰建國”，以“新中國”為導向，來探討文藝的“民族形式”。延安的美術工作者羅思，不僅援引《論新階段》中的相關論述，而且依循其中的邏輯，提出“新美術”應內化于“抗戰建國”的歷史，服務于“新中國”建立這一根本目標。“民族形式新美術的發展，也是促成‘建國必成’的重要的條件之一；特別為奠定新中國‘文藝復興’的基石”48。

頗有意味的是，一些傳統文學領域的理論家、批評家，他們自然而然地把“民族形式”與當時文學界討論頗多的“利用舊形式”關聯起來理解，反而偏離了“民族形式”問題的真諦。周揚此時也積極撰寫了《對舊形式利用在文學上的一個看法》，寫完之后他先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的回信，其實并不怎么在意“形式”與“內容”的關系，而是聚焦于“新舊中國”，指出周揚對此核心問題的忽視與誤解。“其中關于‘老中國’一點，我覺得有把古代中國與現代中國混同，把現代中國的舊因素與新因素混同之嫌，值得再加考慮一番。現在不宜于一般地說都市是新的而農村是舊的，同一農民亦不宜說只有某一方面。就經濟因素說，農村比都市為舊，就政治因素說，就反過來了，就文化說亦然。”49周揚后來是否因此有大修改，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他后來刊登在《中國文化》的文章來看，的確引用了艾蕪《認識老中國》中的一段話，除此之外，有關“新舊中國”的命題，文章并無太多的闡釋。不過，周揚的信中理應提到希望毛澤東就這個問題作進一步闡述，因此才有毛澤東回信中的“作文當遵命辦”，即后來刊登在《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當然，如前文所述，這已是毛澤東思考很久的理論文章。該文發表之前，毛澤東以同樣的題目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作演講，發表之后又被《解放》全文登載，題目變更為《新民主主義論》，內容也略有修改。最初的題目和演講對象都表明，毛澤東主要著眼于文化問題，或者說文化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因為在《中國文化》創刊號發表的緣故，毛澤東在文章的開頭，額外增添了一段給《中國文化》的賀詞與寄語。不難推測，他之前在邊區文化協會的演講《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開門見山就道出“新中國”架構下的“新文化”：

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而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與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與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與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50

文章的最后，毛澤東深情地呼喚并充滿感染力地動員道：“新中國站在每個人民面前，我們應該迎接它。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51可見，在毛澤東看來“新文化”是內化于中國國家建構的歷史進程，它服務于“新中國”建立這一根本目標。他由此確立了新民主主義文化—新民主主義政治—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新中國）的理論框架，并以此檢視五四及五四以來的文學，寄望當下和未來的文藝形態。當然，毛澤東后來在《解放》登載時，題目去掉“文化”，文化文學似乎只是整體新民主主義論述的切入點。但不論怎么說，從《論新階段》到《新民主主義論》，從建立一個真正的三民主義共和國、三民主義新中華民國到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毛澤東的“新中國”構想理論體系越發成熟，越發完善，最終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奠定了理論基礎。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構想中，文藝和文化始終作為關鍵的一環存在，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作為突破口而存在，并起引領作用。這就不難理解，《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為何在文化文學領域首先產生了重要的反響，引發了持久的討論。

三

“民族形式”是毛澤東和中共“新中國”理論構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核心問題是“中國化”，因而相關討論迅速超越延安地區，蔓延到全國，上升為一個全國性的議題。如前文提及，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新中國”構想，南方局和《新華日報》推動其走向全國。因此，不論是重慶、桂林、廣州，甚至是香港地區，有關“民族形式”的討論的作者和刊物，大都秉承“左翼”立場，因為這背后是南方局在主導和推動。

1939年12月26日，《新華日報》副刊編輯戈矛撰寫《關于民族形式問題》，率先拋出議題。他援引毛澤東的“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道出討論這一議題的緣起與初衷。他首先就明確指出，“民族形式”問題和當時文藝界討論頗多的“利用舊形式問題”，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文藝民族形式問題，“也就是新文藝中國化的問題”，關乎中國文藝未來的走向、發展的方向，是建立在中國“新生的土地上面”的新的文藝形態，也就是“新中國”的新文藝形態。他期望大家一起討論，一起努力朝著這個方向前進，“培育出真正中國的豐美而又嶄新的文藝花株，結成金黃累累的果實”52。自此，大后方的“民族形式”討論正式展開。顯然，相較于周揚在延安仍拘泥于文學領域的“舊形式利用”，戈矛的理解更為精準，定位也更勝一籌。因此，南方局和《新華日報》從一開始便抓住了“民族形式”的核心問題，與當時文藝界關于“舊形式”的討論拉開了距離。

戈矛之后，《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更是活躍，可以說，他才是大后方“民族形式”問題討論熱的關鍵人物，各個討論場合都有他的身影。1940年2月15日，潘梓年在《文學月報》發表《論文藝的民族形式》，同期刊發的還有葛一虹的《關于民族形式》、向林冰的《論通俗讀物的文藝化》。眾所周知，葛一虹和向林冰是大后方“民族形式”討論的焦點人物，他們是將“討論”上升為“論爭”的關鍵，因而大家也都把注意力放在這兩人身上，普遍忽略了重要的推手潘梓年，也因此忽略了南方局推動討論的真正意義。

首先來看發表三人文章的《文學月報》，它于1940年初在重慶創刊，編輯有羅蓀、光未然、戈寶權、力揚、黑丁等，基本都是中共黨員，不少人也同時參與《新華日報》《群眾》的編輯，或為這一報一刊的長期撰稿人。同時，潘梓年和戈矛也是《文學月報》的主要作者，頻頻有作品在上面刊載。因此可以說，《文學月報》是受南方局領導，是和《新華日報》《群眾》關系密切并相互配合的外圍刊物。大后方兩場重要的“民族形式”問題討論會、座談會，先后由《文學月報》《新華日報》出面召開，參與人也大致相同。這足以表明，《文學月報》與南方局之間的關系，同時也能說明，“民族形式”問題討論在大后方的興起，離不開南方局有組織的推動。后來，《群眾》雜志相繼推出《民族問題討論特輯》《民族問題討論特輯（二）》，更是印證了這一點。

潘梓年作為“民族形式”討論的核心組織者，他和副刊編輯戈矛的態度基本一致，都源于對毛澤東《論新階段》的闡述和解讀。他也認為民族形式不只是舊形式問題，而是與“抗戰建國”實踐相結合的中國化問題。“文藝上的民族形式問題，應當就是中國化問題，而不只是‘舊瓶裝新酒’的問題；不只是運用舊形式的問題，同時也應當是創造新形式的問題”53。潘梓年和《新華日報》組織了“新文藝民族形式問題座談會”，特別值得重視。“新文藝民族形式”的名目，顯然是指向未來的文藝形態，而潘梓年最后作總結和長篇發言，也明確道出這一點。“目前民族形式問題的提出，不是為了過去中國文藝，以至五四以后的新文藝沒有民族形式，而是為了為抗戰建國服務的新文藝，為大眾服務的文藝，（被略一句）需要有它自己的民族形式。”54“（被略一句）”顯然是因國民黨書報檢查而被去掉，其實結合上下文以及潘梓年之前的表述，這句不難猜測和補充——“為了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換言之，潘梓年期望大家展開討論的是，究竟什么樣的文藝才是合乎未來“新中國”的文藝形態，反之，他也借這樣的“新文藝”形態的討論，進一步讓大家明晰我們究竟該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潘梓年的這一總結，是接續座談會上胡繩的發言，而且他明確表示最認同的就是胡繩的看法。胡繩強調的就是“中國化”的本質和指向未來“新中國”的文藝形態，胡繩依據《新民主主義論》提出“我們要求現在的新民主主義現階段的民族形式”55。

1940年7月22日，潘梓年在《新華日報》副刊上發表的《民族形式與大眾化》，全然是在“新中國”的框架中來談論“中國氣派、中國作風”，討論民族形式問題。“新中國所需要的整個新文化，各部門的新文化，都必須要有自己的民族形式，文藝，更要有自己的民族形式”56。很顯然，潘梓年強調的是文化各個領域、各個部門都理應圍繞《論新階段》中的“民族形式”即“中國化”這一理論核心。所以，他不僅推動了大后方文藝界“民族形式”問題即“中國化”問題討論熱，還主導推進了“學術中國化”的討論熱，這一點下文還將詳細論及。潘梓年明確指出，“民族形式問題的提出，主要的要求是文藝活動與抗戰建國的具體實踐的結合”57。當然作為《新華日報》的負責人，他此時“建國”的所指很明確，就是毛澤東《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中的以工農大眾為基礎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還需要補充和強調的是，此時潘梓年和《新華日報》報館積極印行包括《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在內的毛澤東言論集或單行本的小冊子，在重慶大后方地區備受追捧，而且潘梓年都有意識地把這些戰略論著的核心觀念在大后方通過文化問題發散出去。

由此，我們重新審視在大后方熱烈展開的“民族形式”討論，甚至包括持不同意見的雙方，如向林冰和大后方其他“左翼”人士，既往研究顯然都多聚焦于文藝“源泉”上的分歧——這固然是后來論爭的重要走向與維度，但大家卻忽略了這場討論在大后方發起的初衷和理論共識。其實，《文學月報》第1卷第2期最初同時推出潘梓年、葛一虹、向林冰的三篇文章，本身就是一個計劃的整體出擊，要知道三人此前文字往來一直都很密切。向林冰同樣反復強調，要從“抗戰建國”的主體力量及其“建國”的方向來決定文藝的民族形式。“配合著以大眾為主體的抗戰建國的政治實踐的發展，創造出大眾文藝的民族形式來”58。“抗戰建國動力所系”是人民大眾，“我們的文藝史也以抗戰建國為基礎”。因而要以人民大眾為主體的“民間文藝”為“中心源泉”，建構“中國化的現實主義新文藝”。“民間文藝”“得到了以人民大眾為主體的抗戰建國變革的新土壤”，通過現實主義的批評揚棄，一定會得到新生。“它在現實主義的批判揚棄改造運用之下，以抗戰建國為基礎，以科學的世界觀為內容，以人民大眾為對象，以國際文藝遺產為補劑，中國化的現實主義新文藝固由此而完成，新的民族形式亦必以此為中心源泉而建立。”59

其實，向林冰以“抗戰建國”為出發點和旨歸，大家都沒有反對，如胡風后來所觀察，“有的（胡繩、潘梓年、黃芝岡、葛一虹、以群、羅蓀等）甚至還明確地表示了同意，說‘這些理論根據都是沒有問題的’（胡繩）”60。批評向林冰比較激烈的茅盾，也曾明確表示，他認同向林冰的初衷和目的，只是不滿他這種“中心源泉”的“抄小路”“占便宜”。“抗戰建國是偉大而艱巨的事業，一切從抗戰建國出發的文化事業亦莫不艱巨而偉大；在民族形式一問題上，首先不得不廓清諸凡要以一種現成的什么形式作為什么中心源泉的‘抄小路’、‘占便宜’的茍且貪懶的念頭，然后能有所成就。”61

支持向林冰一方，自然肯定其以“抗戰建國”為出發點和旨歸，聲援其建立“新中國”文藝民族形式的合理性。“而我們的抗戰建國就正是要打破這種舊社會形式，建立新中國。同樣的道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狀態下的文藝形式（包括半封建的民間形式和半殖民地的移植形式），也是有兩種契機，有兩種可能的前途。而我們當前的文化運動，正要予以打破，建立新鮮活潑的民族形式。這里面‘將必歸于死亡’的豈僅民間形式而已，連移植形式也一并在內，同其‘命運’!”62

顯而易見，圍繞著“民族形式”問題，包括引發廣泛爭議的向林冰“民間文藝”“中心源泉”論，“抗戰建國”的目標、“中國化”的旨歸，始終作為共識存在。“民族形式”的核心問題就是“中國化”，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新中國化”，文藝只是其中一個領域，一個部門。

1940年9月，“民族形式”問題論爭如火如荼時，南方局文化組主導的刊物《學習生活》，曾以“學習問答”的形式，由主編楚云63解釋“民族形式”問題的緣起、目的和意義。“‘民族形式’這問題，是適應著抗戰建國底實踐要求而提出的，其意義自然重大，說得簡單些，所謂‘民族形式’原是學術中國化或大眾化的一種說法，就是在學術文化上，反對生吞活剝地全盤歐化，無視于中國的歷史傳統，反對教條主義、公式主義底概括的含義，實不僅限于文藝創作這個部門，而是包括著整個文化領域的。”64楚云的解答，清楚地說明“民族形式”問題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一個重大理論工程，它是包含一切文化領域在內的“學術中國化”。郭沫若后來對此也有明確總結：“‘學術中國化’口號的提出，更引起文化各部門的熱烈響應，文藝創作者熱烈地討論復興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戲劇家研究各地方戲，作實驗公演；音樂家也搜集各地民歌，研究改良，作實驗演奏；社會科學家研究著中國的實際，中國的歷史……”65

其實，文藝界民族形式問題興起之前，南方局和《新華日報》曾積極展開“學術中國化”的討論，潘梓年、胡繩、柳湜等人就是當時的中堅力量，而且他們討論“學術中國化”時常涉及文學問題，或者以文學領域來舉例說明。1939年4月15日，潘梓年在《理論與現實》創刊號發表《新階段學術運動的任務》。從題目就很容易看出這篇文章與毛澤東《論新階段》的關聯，只是囿于大后方的政治環境，潘梓年策略性地以“學術”名目展開討論。為了呼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民族形式議題，潘梓年大談特談“理論現實化”“學術中國化”時，他常以文藝問題、文學作品作為例證。因此，在《新階段學術運動的任務》中，潘梓年其實用很大的篇幅來討論文藝中國化和民族形式，可以說，這才是大后方“民族形式”問題討論的真正起點，它遠比戈矛1939年底的文章《關于民族形式問題》，比他自己和葛一虹、向林冰在《文學月報》發表的與“文藝的民族形式”相關的文章，要超前很多。

既往研究討論“民族形式”問題時，因為后來的“源泉”之爭，常常關注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或者在文藝界“舊形式”的問題域中展開，其實我們應該在“中國化”的脈絡中來審視和理解“民族形式”。既往研究也常把“學術中國化”和“民族形式”問題視為兩場討論，但其實它們都是毛澤東《論新階段》中同一個問題的展開。除了《理論與現實》這一陣地，潘梓年和艾寒松、胡繩等人以“生活書店”的另一刊物《讀書月報》為陣地，有意識地組織和推動“中國化”的討論，宣介毛澤東《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新中國”戰略構想，當然這一切都是以“學術”和“文化”的名義展開。其實，《讀書月報》創刊就是要響應毛澤東《論新階段》中的“學習”，關注理論如何運用于中國的現實，和《理論與現實》宗旨完全相同。1939年2月1日，《讀書月報》創刊號打頭的兩篇文章就是潘梓年的《今后文化界的任務》和向林冰的《抗戰以來通俗文藝運動的發展與缺陷》。當然，這再次說明，潘梓年和向林冰在相關命題上的相互配合。作為“學術中國化”討論的重要陣地，《讀書月報》先后還刊載有艾寒松的《論現階段的中國科學化運動》，署名“逖”的《談“中國化”》、潘菽的《學術中國化問題的發端》、柳湜的《論中國化》、胡繩的《新的中國人與新的中國》等。這些討論文章，大都以毛澤東《新階段》“學習”部分的“民族形式”和“中國化”提倡為出發點，從文化的各個方面、領域展開詳細闡述。和《理論與現實》上的討論文章一樣，不少人在“學術中國化”的總體目標下，格外聚焦文藝領域來展開。

例如柳湜的《論中國化》（1939年4月1日），既在文化層面對“中國化”問題作總體闡述，又針對文學問題特別作說明。“文學方面，我們提出‘中國化’，那不僅是反對文字上的無原則的‘歐化’、文化上的洋八股，而是要求今日的文學工作者，深刻了解中國歷史的現階段，具體的注意到理解中國民主革命的內容和民族形式，根據自己民族革命運動，根據自己民族特點，根據抗戰建國過程中所需要的文學運動，在實踐的宣傳、教育中發展創作。這里自然包括批判的接受舊的文學傳統、舊的文學形式，將新的內容與根深蒂固的和年代久遠的民眾嗜好和習慣相聯結，創造新的文學，中國民主革命的內容和中國民族形式的文學。”66胡繩的《新的中國人與新的中國》（1939年7月1日）尤其值得關注，它的理論深度和廣度都值得稱道，而且它與文學領域的結合更為緊密。胡繩首先指出：“我們必須看到，在兩年來抗戰的炮火中，正在培育著一個新中國的胎兒。”他還特別引用《新華日報》的相關闡述，論證何謂“新式”的中國。“而這‘新式的國家’，其所以被目為‘新式’，能成為‘新式’，基本理由就在于它是依靠著廣大民眾的”。同時，作為一個標準的文藝青年，他對新文學的發展歷史相當熟稔，因而他把新文學和“新中國”的建構關聯起來論述。他先從魯迅1907年提出的“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開始梳理，既認可五四時期“人的發現”的重要性，同時也反思道：“這時代的‘人的發現’是不夠深刻不夠廣泛的，自覺地起來的人在數量上說也絕對占不了全民眾中的大部分。”隨后，他以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為例，論證抗戰使農民覺醒，同時他還列舉了抗戰中女性和藝術工作者的自我覺醒，“在戰爭中，出現了新的中國人，新的中國人的典型”“千千萬萬自覺的新的中國人”“要把歷史往前推進，使抗戰達到最后勝利，在抗戰的勝利中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67總而言之，只要我們不拘泥于“民間文藝”“中心源泉”來論析新文藝和“民間形式”的問題，而是把其置于戰時“新中國”構想的重要環節，其中的邏輯就一目了然。

最后，還是以潘梓年發表在《群眾》上的重要評論《為抗戰建國服務的新文化運動》來作總結，事實上，它本身就是一篇有關“抗戰建國三周年”文化方面的總結文章。“‘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鮮明旗幟。抗戰建國是要驅逐日寇出中國，建立一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這個新中國所需要的新文化，必然要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只有這樣的文化，才能為抗戰建國服務。”68顯而易見，潘梓年的總結論述，儼然就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介紹與展示。抗戰勝利結束后，文藝理論家馮雪峰回顧和總結戰時文藝運動，他把“民族形式”論爭與1942年延安文藝界的座談會并列，認為“是抗戰期間民主主義革命文藝運動上的兩大事件”69。馮雪峰的觀察和總結敏銳而又精確，因為“民族形式”關乎何為“中國”（新中國）的文化和文學，是“文學建國”到“建國文學（共和國文學）”范式轉變的關鍵，具備極為重要的意義。

余論

新時期以來，研究界先后“為文學正名”“為現代正名”，“在‘中國現代文學’這一語匯中，似乎最不需要‘正名’的就是‘中國’了，然而實際情形并非如此”70，恰恰最需要正名的就是“中國”。當然，現代文學研究中也有很多人以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為理論支撐，討論文學書寫如何“想象共同體”的“中國”。然而，“‘中國’并非想象的共同體，而是一系列建造國家革命實踐的結果。國家（中國）與革命，是20世紀中國的兩大核心概念，它們彼此相輔相成，支配了包括文學在內的諸多領域，支撐了現代文學的歷史敘述”71。抗戰即“建國”，彼時是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際，亦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轉折點，更是“新中國”誕生的契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開始擘畫“新中國”的系統化藍圖，并從蘇區走向全國。因而，《紅色中華》更名為《新中華報》，“紅中副刊”也相應更名為“新中副刊”，都昭示著中共的“新中國”構想。長江局及其后續南方局的設立，《新華日報》和《群眾》的創刊，更是將毛澤東漸趨系統化的“新中國”方案推向全國。在毛澤東最終成熟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新民主主義政治—新中國理論體系中，文藝和文化始終作為關鍵的一環存在，并起引領作用。“民族形式”問題因此成為全國性的議題，這一命題本質上就是討論何謂“新中國”的文藝形態，更大背景的“學術中國化”討論就是何謂“新中國”的學術與文化。

以“抗戰建國”為總體視域，既是考察中共的“新中國”如何構想，如何實踐落地的歷史進程，又可認知中國文學生產的總體性機制，糾偏學界目前使用較多的“40年代文學”概念。很顯然，抗戰即“建國”，抗戰就是要“建立一個新中國”，這也就很自然地把1945年前后有機接續起來，把1945年前后的文學置于一起討論。事實上也是如此，我們只要翻閱全面抗戰勝利之后的各種報刊，“建國”進一步成為壓倒性的話題，同樣是文藝界的重大關切。總之，只有貼合“新中國”構想及其落地實踐的歷史過程，我們對于現代文學的歷史敘述，才不會僅僅“成為一種抽象的‘歷史性質’的論證”72。很顯然，從“文學建國”到“建國文學”的范式轉換，身處延安的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具有“原點性”意義，大后方南方局和《新華日報》則是其走向全國并落地生成的關鍵。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文學的政治版圖在戰時不斷變動，但“考察‘積漸’，或許更是史學方法”73。因此，筆者在此提出“南方局的大后方文藝實踐和共和國文學的發生”這一議題，以期貼合“抗戰建國”的歷史實際，勾勒出“共和國文學”生成的全新路徑。

注釋：

1 趙園、錢理群、洪子誠等：《20世紀40至70年代文學研究：問題與方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第2期。

2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IV頁。

3 韓毓海：《中國當代文學的發生與現代性問題》，《上海文學》1994年第11期。

4 李楊：《抗爭宿命之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42—1976）研究》，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5 趙園、錢理群、洪子誠等：《20世紀40至70年代文學研究：問題與方法》。

6 參見陳思和：《民間的浮沉：對抗戰到文革文學史的一個嘗試性解釋》，《上海文學》1994年第1期。

7 潘谷神：《從復興民族說到復興中國科學方法》，《青年導向》第26期，1939年1月7日。

8 潘光旦：《異哉所謂教師的思想問題》，《自由之路》，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第105頁。

9 青之（李平心）：《新中華的黎明》，《求知文叢》第24輯，1941年。

10 陳達：《浪跡十年》，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第379頁。

11 參見周游：《抗戰時期中國對“抗戰建國”的認知和討論》，《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鄭大華：《“民族復興”話語下“抗戰建國”的討論》，《中國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

12 《陳紹禹同志關于“擁護國民政府實施抗戰建國綱領提案”底說明》，《新華日報》1938年7月13日。

13 《實施抗戰建國綱領》，《新華日報》1938年7月14日。

14 學界有關《抗戰建國綱領》可否作為國共第二次合作綱領仍有爭議，詳情可參見洪富忠：《中共對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綱領的訴求》，《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張勁：《再論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15 《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救國報》1935年10月1日，轉引自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編：《中共中央抗戰宣言集》，蘇南新華書店1949年版，第1頁。

16 《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瓦窯堡會議）（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過）》，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冊（一九三四——一九三五）》，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頁。

17 劉德厚：《毛澤東國家學說》，鄧力群主編：《政治戰略家毛澤東》（上），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頁。

18 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頁。

19 《中國共產黨致國民黨書》，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第十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頁。

20 毛澤東：《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頁。

21 毛澤東：《致蔡元培（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同上書，第67頁。

22 毛澤東：《致許德珩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同上書，第84頁。

23 參見《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關于自己的革命經歷和紅軍長征等問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136頁）中《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論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和世界事務》諸篇。

24 《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宣傳鼓動提綱）》，《解放》第1卷第15期，1937年9月6日。

25 《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宣傳鼓動提綱）》是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宣傳部所起草的關于形勢與任務的宣傳鼓動提綱。這個提綱在洛川會議通過，最后口號使用的是“新中國”，而不是《解放》雜志上的“新中華”，同時有“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斗爭”，比《解放》雜志上多了“新”字，具體參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57頁。

26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同上書，第260—261頁。

27 毛澤東：《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提綱（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4頁。

28 同上，第59—60頁。

29 《大事記》，中共湖北省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委員會等編：《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5頁。

30 《葉劍英、李克農關于南京失守前夕情況致毛澤東、張聞天信（節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湖北省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委員會等編：《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第107—108頁。

31 《本報招待各界紀實》，《新華日報》1938年1月11日。

32 《發刊詞》，《新華日報》1938年1月11日。

33 《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新華日報》1938年3月17日。

34 陳紹禹（王明）：《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群眾》第19期，1938年4月23日。

35 大漠筆錄：《毛澤東論魯迅》，《七月》第10期，1938年3月1日。

36 有關這篇文獻發表和收入《毛澤東文集》時的變動，參見張武軍：《“中國高爾基”與“政治家”魯迅》，《開放時代》2020年第6期。

37 毛澤東：《論魯迅（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第43頁。

38 張武軍：《“中國高爾基”與“政治家”魯迅》。

39 毛澤東：《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第123頁。

40 毛澤東：《對陜北公學畢業同學的臨別贈言（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同上書，第104頁。

41 毛澤東：《毛澤東同志與世界學聯代表團柯樂滿先生雅德先生傅路德先生雷克難先生之談話（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于延安）》，《解放》第45期，1938年7月15日。

42 毛澤東：《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6頁。

43 毛澤東：《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年五月）》，同上書，第457頁。

44 同上，第481頁。

45 毛澤東：《關于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1003—1004頁。

46 毛澤東：《論新階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

47 毛澤東：《論新階段》。

48 羅思：《論美術上的民族形式與抗日內容》，《文藝突擊》新1卷第2期，1939年6月25日。

49 毛澤東：《致周揚（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頁。

50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中國文化》創刊號，1940年2月15日。

51 同上。

52 戈矛：《關于民族形式問題》，《新華日報》1939年12月26日。

53 潘梓年：《論文藝的民族形式》，《文學月報》第1卷第2期，1940年2月15日。

54 潘梓年：《新文藝民族形式問題座談會上潘梓年同志的發言》，《新華日報》1940年7月4日。

55 《民族形式座談筆記》，《新華日報》1940年7月4日。

56 潘梓年：《民族形式與大眾化》，《新華日報》1940年7月22日。

57 同上。

58 向林冰：《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大公報》1940年3月24日。

59 向林冰：《民間文藝的新生——再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之二》，《新蜀報》1940年5月7日。

60 胡風：《論民族形式問題》，《胡風評論集（中）》，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頁。

61 茅盾：《舊形式 · 民間形式 · 與民族形式》，《中國文化》第2卷第1期，1940年9月25日。

62 方白：《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不在“民間形式”嗎？》，《新蜀報》1940年4月25日。

63 楚云本名為陳楚云，曾參加艾思奇、林默涵組織的“哲學研究會”，全面抗戰爆發后和艾思奇一起去延安，后被組織派到大后方工作，主編讀書出版社的刊物《學習與生活》，受南方局文化組凱豐直接領導。參見范用：《重慶瑣憶》，《書香處處》，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75—79頁；另參見林默涵：《憶楚云》，福建人民出版社編：《風展紅旗》第4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96頁。

64 楚云：《關于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的論爭——答高夢旦、白文瀾君等》，《學習生活》第1卷第5期，1940年9月10日。

65 郭沫若：《四年來之文化抗戰與抗戰文化》，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印：《抗戰四年》，青年書店1941年版，第190頁。

66 柳湜：《論中國化》，《讀書月報》第1卷第3期，1939年4月1日。

67 胡繩：《新的中國人與新的中國》，《讀書月報》第1卷第6期，1939年7月1日。

68 梓年（潘梓年）：《為抗戰建國服務的新文化運動》，《群眾》第4卷第18期，1940年7月7日。

69 馮雪峰：《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上）》，《〈中原〉〈希望〉〈文藝雜志〉〈文哨〉聯合特刊》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

70 張武軍：《中國現代文學的“正名”》，《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1期。

71 張武軍：《民國歷史形態與革命文學經驗》，《文藝理論與批評》2019年第5期。

72 李怡：《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敘述范式》，《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2期。

73 趙園、錢理群、洪子誠等：《20世紀40至70年代文學研究：問題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