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在一個國家的文化與科技發展中的作用與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大學辦得好不好，從它的人文生態現狀可窺見一斑，只有良好的人文生態，才能保證大學的教育功能得到正常發揮，實現傳承文明、創新知識、培養專門人才的高等教育目標。何謂大學人文生態？有教育界學者作了如下解釋：“大學人文生態……應指校園人性化氛圍和文化濃度，其內容涵蓋教師的職業生存狀態、學生求學熱情及適宜環境，以及管理層立足‘學術本位’的適度服務等。一所好的大學，首先是人性充盈，智慧舒展，開明放達，求善向上的。”這位學者還指出，對于大學來說，“人的因素乃是內核，人文生態環境的改進才是根本。而大學‘軟環境’的生成，取決于教師職業的生存狀態以及校園制度設計這兩個關鍵。”這里說得很清楚，在構成大學人文生態的多種因素里，處于核心位置的是“教師職業的生存狀態”，它是評價大學人文生態的核心要素。張春瑩的小說《赴考》，寫一位在職的大學文科副教授，在“一切以學歷論”的環境壓力下，不得不在臨近不惑之年去報考全日制博士生。赴考前后，他與周圍幾個有特定關系的人發生了幾乎無事的糾葛，其間暴露出的正是當今大學教師不堪的生存情狀和人格形象，以及作家對大學人文生態失衡、大學精神缺失的深度關注。

《赴考》的中心人物是高申，與之發生關聯的人物是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同事老潘，他的大學同學周義。高申的妻子朱與他是從大學同班同學成為眷屬的，她本碩連讀，金融方向，畢業后選擇了會計崗位，是部門里的小頭頭。周義來自山區農村，大學期間表現積極，熱心公共活動，畢業時本來保了研，因家庭條件不允許而主動放棄，選擇了留校當輔導員，輪遍了校內的學生工作崗位，升到了商學院領導的位置。他們三人不僅是大學同班同學，還曾有過三角關系，當年在校園里，同是來自農村的朱和周在學生會里很快相熟，周喜歡朱，但最終“嫌貧愛富的傾向使她選擇了高申”，因為高申是他們班少數幾個來自城里的同學之一。老潘是教研室里的老教師，再有一年就退休，正在教研室主任的帶領下參與一個科研項目，認真負責得有些異常。主角高申因學院里青年博士增多，讓他意識到如果不也去讀個博士學位，“有意義的職業生命將會在不遠處以截止方式等著他”，為職業規劃而非為了學術理想，決定考博。考博在大學里乃尋常事，本無多少故事好講，然而，張春瑩卻借一個大學老師考博的經過，帶出了這幾個或沒有考博，或不贊成考博，或知道讀博意味著什么的人，讓他們與主人公發生關聯或形成對照，用他們的態度與表現、性格與行為、生存狀態與精神品質，構成主人公的生存小環境，同時也映現出大學整個的人文生態現狀。

張春瑩對生活的觀察力很敏銳，感受很細膩，因而善用細節來刻畫人物性格，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實生動而又具有典型意義，人物身上有鮮明的時代和社會環境的型塑印痕。妻子、老潘、周義這三個人物，分別是主人公高申的配偶、同事和老同學，他們在與高申的相互作用上各有側重，而在顯影大學人文生態病相上也有不同的功能。妻子雖然也讀過研究生，并且成了小有作為的大學教師的家屬，但她身上看不出哪怕一丁點文化人的品味。她出身于江漢平原一個產糧大縣的鄉鎮，在高申的感受里，妻子一身的市儈氣，并且覺得當初她因為愛富嫌貧而離開周義跟了自己，兩人并無共同的志趣，談不上“靈魂伴侶”，“他們從沒把彼此對職業的熱愛和追求當回事過”。這個很市儈的妻子，虛榮，還迷戀權力。在工作電話里，聽到對方叫她朱主任，“眉眼立刻像花朵那樣展開，神情一片舒爽”。昔日遭她嫌棄的同班男生周義，如今在他們的母校當了商學院領導，她轉而心生羨慕，欣賞周義請同學吃飯時“那么貴的酒眼睛都不眨”。所以她不滿于丈夫去考博，對丈夫追求評正教授完全不以為然，竟然勸以專業發展為人生目標的丈夫轉去校辦，做行政工作，走周義那樣的行政之路。轉型期重權力和實利的社會風氣，已然侵入了以知識和學問為標高的大學，正在擾亂大學內部的文化生態。

周義屬于“天生懷有某種熱情，一旦單位或集體組織搞什么形式化活動跟會議，絕對積極分子，不露臉像要冤死他”的那種人，上大學時有“在做不完的家教、忙碌的學生會、并不輕松的課業三件事里穿梭得游刃有余的勁頭”。這樣的特質，最適合做行政，所以大學畢業時他放棄了保送研究生的名額，而選擇了留校當輔導員。他的天性、能力與熱情，使得他在日益行政化的母校如魚得水，幾乎是“做學生工作的全能型”，在歷遍了輔導員、班主任、組織委員、支部老師、教學秘書、團委書記，以及學工處、團委、就業中心這些部門崗位之后，升到了中層領導崗位的正職。坐上官位，必染官氣。他不知不覺就擺起了官架子。不僅在做東請同學吃飯時，飯局全程“很有主人翁姿態，說話、神態無不流露出多年行政干出來的虛假熱絡跟難以掩飾的莫名高傲”，看同學的眼神“時而高屋建瓴，時而體恤憐憫，仿佛他們都是他的子民”，非要裝出個領導的樣子，就是在辦公室接待意外來訪的一向為他所佩重的高申，他也說著說著就露出了官架子，陪老同學坐在沙發上，和獨自回到大班椅上，判若兩人——“一坐回去，老同學的氣息或者說整個人的氣質都變了。周義話興很足，也許是情不自禁，說著說著，他的聲音、語調、話式都很‘領導’了，由不得高申不生出屬下的身份跟心情來”。小說對周義的刻畫，不無諷刺意味，對這個校園小官僚的形象塑造，因而頗有批判力度。

作為大學人文生態畸變的單株樣本，老潘的形象塑造為新儒林人物譜系增添了一個典型性格。老潘是高申負責的教研室里的一名老教師，高申考博跟他本無關系，但他卻是高申決心深造的一個動力，也是前車之鑒。如果不考博，老潘的今天，就可能是高申的明天。老潘是上一個年代的人，老實，迂腐，因忽視了學歷提升而淪為學院里的邊緣人，默默無聞，幾乎沒有存在感。這個幾十年如一日的老好人，不爭不搶，謙卑周到，連年輕人他都很尊重，有時尊重得都有點過頭，顯得言聽計從，仿佛自己從來沒個主見。為了在退休前評上級，將來退休金高點兒，他主動申請課題做，很當回事，高度投入，還生怕做不好出簍子，低聲下氣地請教這個請教那個。大學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培養獨立人格，潘老師名為模范老師，實則沒落卑微，這樣的人格如何擔得起培養國家棟梁的重任。

小說結尾，高申的手機收到了復試QQ群里的面試結果，在一激靈后卻不肯打開PDF文件，一個人走在夜燈零落的人行道上，心里突然生出一股憐憫的情緒，此刻的憐憫對象，第一個應該就是老潘。但還有妻子、周義，包括自己。考博一場，在幾天時間里他得以回看跨進大學校門以來的人生，讓他有了超越感，然而這個故事更值得開掘的主題還是對于大學人文生態現狀的憂思，因為小說塑造人物還是為了人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