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貴中篇小說《造車記》（載《收獲》2025年第5期）所講述的故事，一如既往地發生在作為他文學地標的信河街。小說采用了第一人稱敘述方式，以第一人稱現身的敘述者“我”，名叫黃武文，是《信河街日報》的記者。借助于新聞記者黃武文的視角，哲貴給我們講述的，是一個名叫錢大同的信河街老板憑一己之力率先制造電動汽車的故事。報社之所以要安排黃武文去采訪錢大同，主要因為：“國務院剛剛頒布了鼓勵和支持電動汽車生產和銷售的實施意見，而這時，距離錢大同造出電動汽車，已經過去二十八年了。”也正是這遲到二十八年的政策，賦予了此次采訪極大的藝術張力，這一事件的新聞點就在于“遲”：“這個‘遲’成了最大的新聞點，也就是講，這二十八年，恰恰顯示出錢大同巨大的價值和意義。他太超前了，以一人之力，將一個行業的發展提前了二十八年。”而這超前二十八年的孤獨，也構成了文本最核心的敘事懸念與悲情基調。

故事伊始，因錢大同不幸剛剛去世，原本打算對他進行面對面采訪的黃武文，只能通過“親眼所見、道聽途說、他人轉述與合理想象”來拼湊真相，完成這一艱難的采訪任務。這種敘事本身就暗示了抵達真實的困難。雖然經驗老到的黃武文如期完成了撰稿任務，但他自己卻深知，這個稿件卻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整個報道，我都在回避一個根本性硬傷，那就是：錢大同當年為什么要造車？”其中所潛藏的一個事理邏輯就是，雖然錢大同毫無疑問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他卻“不可能僅僅憑著理想主義，更不可能只是頭腦一熱。他不是這樣的人。我相信，他這么做，必定有他現實的理由，有充足的依據，更有充實的數據。”這一懸而未決的疑問，成了推動故事發展的引擎。它既是記者黃武文的職業困境，也是作者精心營造的藝術懸念。要想解決它，必須對錢大同的人生履歷與精神世界做一番深入了解。

錢大同的形象是復雜而立體的，他既是浪漫的理想主義者，也是腳踏實地的現實主義者。他曾經有過在黑龍江做知青的經歷，與妻子陳小竺結婚的時候，倆人正在黑龍江做知青。依照陳小竺事后的說法，錢大同最初的造車想法，不僅早在他們倆結婚的那天晚上就已經形成，而且，“錢大同要造一輛汽車給我開”。但黃武文后來與錢大同的紅顏知己楊小曼接觸之后，又從她那里了解到，錢大同造車理想的最初生成，其實與楊小曼緊密相關。在楊小曼的心目中，錢大同是“草莽英雄，身上有一股原始的創造力，他就是為開疆拓土而來的，他有天生的使命。”眼睜睜地看著創辦企業特別成功的錢大同已經陷入到了整天沉迷于酒精的生存狀態，楊小曼以從姑姑那里帶回汽車設計書籍的方式，巧妙暗示錢大同應該在汽車制造方面有所努力。如果說愛情的魅力是點燃錢大同造車夢的火焰，那這夢想其實絕非空中樓閣。事實上，錢大同的造車努力，還與他所閱讀到的《中國水泥事業之前途》一書的影響有關。從邏輯上說，正是在此書的影響下，錢大同才開始認真關注并思考與汽車制造相關的那些資料與數據：“有美國人均汽車保有量、中國人均汽車保有量、美國高速公路發展歷史和公里數、中國高速公路發展情況、美國人均年收入、中國人均年收入、中國個體戶數量等等。”從這一點來看，很早就全身心地投入到電動汽車制造事業中的錢大同，絕非愛欲驅使下的一時沖動，而是基于對時代驅使的洞察與推演。但這一“過分的超前”，也最終釀成了錢大同的悲情人生。他以一己之力，將一個行業的發展整整提前了二十八年的時間，也將自己練成了時代的孤獨先行者。

如果說錢大同對電動汽車的傾心研制可以被看作是《造車記》的一條結構線索，那么，他與陳小竺、楊小曼之間復雜的情感糾葛，就可以被看作是小說另一條與之并行的結構線索。黃武文與陳小竺的唯一一次面對面交鋒，是陳小竺對他新聞報道稿的嚴重不滿。不滿的原因之一，是認為黃武文沒有能夠寫明白錢大同造車的根本動機（依照陳小竺的說法，她自己的存在才是錢大同造車的主要原因）。另外一個原因，是對楊小曼出現在報道稿中嚴重不滿。正因為如此，她才會心存詭異地特別強調：“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楊小曼，楊小曼就是我，我就是楊小曼。”但楊小曼其人果真不存在嗎？只有在黃武文費盡周折終于促使楊小曼答應和他見面深談的時候，所有的情感謎底方才被徹底揭曉。也正是在陳小竺的刺激下，黃武文才萌生出一定要見到楊小曼的強烈念頭：“我只是好奇，想看看她的相貌，想當面聽他講述錢大同和陳小竺的故事，還有，她當年為什么會從杭州的學校離職，跑到信河街去當錢大同的秘書？后來為何又悄無聲息地離開？這些年都經歷了什么？現在的生活又如何？這些問題，都不是迫在眉睫的事，等待機緣吧。”誠然，從小說創作的角度來說，這些問題的提出，同樣也可以被看作是作家哲貴對藝術懸念的一種成功營造。

正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從一片坦誠的當事人楊小曼那里，黃武文最終獲知了他們仨當年的情感糾葛真相。雖然哲貴的表達方式非常隱諱也特別藝術，但我們卻還是可以從楊小曼看似平淡如水的敘述中感覺到他們仨之間的那種劍拔弩張與你死我活。首先是楊小曼，她之所以會成為錢大同的秘書，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剛剛經受了一場情感創傷，另一方面卻也是因為內心里對錢大同的崇拜。只可惜一山容不下二虎，“美得很不真實，很絢爛，很魔幻”的她的到來，所引發的，必然是陳小竺滿心的不滿意。這樣一來，也就有了若干相關細節的出現。其一，陳小竺曾經回娘家住了一段時間。其二，楊小曼原來租住的院子里，曾經出過兩次事故。一次是趁她不在的時候，院子里被折騰成一片狼藉，但卻沒有丟失任何東西。另一次，是某個夜晚，三個蒙面人突然出現在了她的床前。事后想來，這兩次事故的幕后指使者無疑就是陳小竺。其三，則是陳小竺那一次以退為進的親自披掛上陣。先是借楊小曼視角對陳小竺變幻莫測眼神的描述：“同時，我也從她的眼神里看出了洶涌，是抑制住了的洶涌。我也看到了哀傷，哀傷背后，似乎又有莫名的喜悅，是掙扎之后的喜悅，也是放下重負之后的喜悅。”然后，楊小曼原以為陳小竺或許會大罵出口甚至干脆大打出手，沒想到，陳小竺竟然會出人意料地提出自己要主動退出：“我想了很長久，也猶豫了很長久，現在終于下定決心，我明天就離開鋁板廠，大同就交代給你了。他不曉得照顧自己，麻煩你要好好照顧他。”看似主動退卻，實際上卻是典型的欲擒故縱，以退為進。這里，作者一方面是把他們仨之間的情感糾葛過程全都隱到了幕后，另一方面，倘若陳小竺不管不顧地打上門來，性格剛硬的楊小曼未必會退讓，正因為她關鍵時刻機智的主動示弱，方才“不戰而屈人之兵”地成功逼退了楊小曼這位強勁的情敵。這一過程中，陳小竺那種不動聲色的精明與陰狠，可以說得到了極致的表現。也因此，倘若說錢大同的確是一名悲情英雄，那楊小曼這一紅顏知己的失去，毫無疑問是其悲情色彩中不容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

與此同時，如果我們轉換一個角度，或許會對《造車記》有新的洞悉與發現。倘若從性別的角度來切入，就不難發現，那位既是理想主義者，也是現實主義者的悲情英雄錢大同，雖然一開場就已經離開了現實世界，但我們卻總是可以隱隱感覺到他強大氣場的存在。鑒于陳小竺與楊小曼圍繞錢大同所發生的情感爭奪，同時考慮到身為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記者黃武文不僅身為男性，而且也還會有對錢大同的強烈認同感（“看見錢大同的遺像時，我有一種親切感，有一種肅穆感，也有點悲涼。好像墻壁上的遺像變成了我，我變成了錢大同”），我們不難發現，其實在《造車記》的文本深處，潛藏著某種根深蒂固的男性意識。正是通過以上種種努力，作家哲貴其實成功地構建了一個意蘊豐富、可供多重解讀的文學世界。

當電動汽車終于在當下成為潮流，作者以文學之筆重訪這位中國電動汽車制造的先驅者，這一行為本身即構成了一種遲到的歷史追認，既為錢大同生不逢時的孤獨鍍上了一層悲愴而莊嚴的史詩性光輝，也完成了對這位一度被時代洪流淹沒的“小人物”的歷史贖回。《造車記》似乎在告誡我們，在宏大的時代敘事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個體及其夢想，恰恰構成了歷史最真實、最動人的生存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