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一書中有許多膾炙人口的故事，既富有哲理性又不失趣味性。《秋水篇》載：

莊子與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濠梁觀魚”的故事通俗而又深刻，簡潔而又生動，吸引著人們不斷討論。但是也存在不少對于莊子的誤解，有待澄清。其中一種普遍的看法是，莊子在這一論辯中存在詭辯，實際上在回避惠子提出的問題。在這種觀點看來，第一回合中，惠子針對莊子的感嘆而提出疑問，是指出了莊子的日常語言沒有經過理性反思而不夠清晰，而莊子的反問看似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其實純屬抬杠，因為惠子不知莊子和莊子能知魚樂完全是兩回事。因此，惠子在第二回合中重申了自己的立場：我不知子，子亦不知魚。而如莊子所說，即便惠子的提問“汝安知魚樂”本身就表明了惠子知莊子知魚之樂，但這不能表明莊子知魚之樂的理由是充分的，如果莊子不能對此加以說明，那惠子依然可以質疑莊子是否真正知魚之樂。莊子在“知”的用法上混淆了日常使用時的“覺得”“相信”和理性認知上“知道”的含義，因此，莊子的論辯不成立。而莊子說“我知之濠上”，利用了漢語“安”字有“怎么樣”和“在哪里”兩種含義來逃避問題，完全是遁詞。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莊子是把自己所具有的情感體驗投射、轉移到魚身上了。魚自身是快樂還是痛苦，是否有快樂或痛苦，我們無法得知，只能加以懸置。但人類看到魚在水中從容出游時，會把快樂之情投射到魚身上，看到魚在陸地上垂死掙扎時，容易把痛苦之情投射到魚身上，實際上這都是人類自身的情感經驗和意識活動的產物。這和前一觀點是互補的，正緣于認為莊子在“安知魚之樂”的問題上存在詭辯，實際上無法知魚之樂，所以才用“情感投射”來說明。

然而，將“知魚之樂”理解為“相信”或“移情”的結果，與莊子之意相去甚遠。《齊物論》云：“猿，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鰍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莊子恰恰反對以主觀標準加之于他者。而認為莊子存在詭辯的觀點，實際上是用惠子的思路來批判莊子，對莊子的回答分析也過于草率，沒注意到“請循其本”的提示作用，也沒理解“知之濠上”這一正面回答，實際上并未深入莊子的視野。

惠子追問“安知魚之樂”，是把魚當成了認知對象，“移情”說也是將魚當作情感投射的對象，因此，惠子的思路是將具體事物“對象化”后加以把握，這是主客對立的認識思維。而莊子則是回歸生活本源，在具體的情境中來體察和感知萬物，這是“情境化”的視野。在莊子“情境化”的視野下，可以對“濠梁觀魚”的論辯有一個全新的理解。

這段對話形式上是兩個回合的論辯，實質上是惠子和莊子各提一個問題，然后各自作出表態。首句展現了莊子和惠子對話發生的情境，即游于濠梁之上。在此情境中，莊子看到儵魚從容出游，感嘆魚游之樂。惠子發問：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這里實際上已經脫離游于濠梁之上的情境，開始進入對象化的認知討論中。莊子反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這一辯難其實是莊子順著惠子的思路故意調侃他，意在提示惠子，按他的方式將陷入循環的困難。惠子不覺，仍保持理性的風度來討論，澄清了自己的立場：我非子，我固不能知子；子亦非魚，故亦不能知魚。末句又細分三小句，“請循其本”是莊子提示應當如何理解這一問題，“本”是根源、開始之意，請循其本即我們去回溯一下你發問的起點、根源，這樣莊子把視野重新拉回到當下的情境中。惠子就莊子的感嘆而問“汝安知魚樂”也是當下情境的一部分，在這一情境中，實際上是惠子已知莊子才可能問之。但此知莊子，是知莊子已知魚之樂，而非知莊子何以知魚之樂，故問“汝安知魚樂”，以求進一步驗證莊子之知，因此，莊子說“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惠子發問本身就表明他已知莊子知魚之樂，這其實是莊子對“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的說明，而非對“安知魚之樂”的回答，因此，莊子并非詭辯。“我知之濠上也”才是莊子對“安知魚之樂”的正面說明，此句照應開頭所展示的情境，也就是說，從“游于濠梁之上”這一情境出發，我在此情此景中在場，故知此時此地向我開顯的魚之樂。這樣理解，這段文字非常順適，中間絕無混淆和詭辯。

惠子和莊子進行了一場嚴肅認真的討論，我們只能說他們對“知”和“樂”的理解是不同的。惠子所理解的“知”，是預設了主客對立后形成的認知關系的知，這是主體如何獲得認識對象的知識，“魚之樂”被轉化成了“知魚之樂”的認識問題。更進一步，惠子認為，認識對象不是認識主體，因而主體是無法獲得任何關于對象的知識，他在“子非魚”和“我非子”主客分別的基礎上，既質疑“子安能知魚”，也承認“我不能知子”。可以說，惠子在這里發現了認識論上一個最深刻的矛盾，認識活動要求有主體和客體對立的架構，但在主客對立中，又將產生一個如何由主體到客體的困難。這導致惠子走向了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惠子在認識論中來看待“魚之樂”，樂是魚的某種情感狀態，需要通過認識去把握，但由于主客間的鴻溝，實際上是不可能知魚之樂的，只能說是莊子這一主體把自身的情感體驗投射在魚身上。可見，惠子理解的“樂”是經驗的情感狀態。

莊子則反對這種主體性和對象化的認識思維。在莊子看來，道是“無所不在”的，在螻蟻、稊稗、瓦甓、屎溺皆有道的存在（《知北游》）。“濠梁觀魚”的情境，是莊子、惠子、魚、水、濠梁等關聯共在的整體，是道在此時此地的開顯，因此要消融主客對立，泯除物我之分，回到當下情境中去理解。

《秋水篇》又云：“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如果說惠子“以我觀物”的知是“識知”，那么，莊子“以道觀物”的知屬于“體知”，體知是杜維明先生用來說明儒家的德性之知的，我們用來說明莊子的知。體知的目的是體道和觀物，它比識知更為本源。在本源的情境中，物不是認識對象，但仍可說是體知的對象，而道則不是一個對象，它呈現、明照、感通萬物。《人間世》以“心齋”來說明：“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聽之以耳”是依據感官直覺來感知，“聽之以心”是指依據意識的認知功能來把握。“無聽之以心”就是將所有的意識活動全部摒除，同時也包括《齊物論》中的“吾喪我”，即把自我意識這一主體也去除掉，從而達到絕對虛靜的狀態，即“心齋”。這一虛靜、清通、曠遠的本體或境界就是道，故云“唯道集虛”，此時心與道是一。“聽之以氣”是心齋達到絕對虛靜時，憑借氣機感應去感通和體知萬物，故云“虛而待物”，此即莊子所謂“知”。

莊子所說的“樂”不是一般所謂哀樂、苦樂的情感經驗，不是感官刺激或心理活動帶來的世俗快樂，不是個體的主觀感受和個人的情感表達，而是超越于主觀和客觀之上的“至樂”或“天樂”。《天道篇》云：“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以虛靜推于天地，通于萬物，此之謂天樂。”心齋達到絕對虛靜的狀態，心與道是一，以氣機相感而應物，可以“推于天地、通于萬物”，而達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此心無方所無形狀、無依待無拘束，隨天地之氣而周流六虛，故《逍遙游》云：“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逍遙必至“無待”，待即依待之意。外無待于物，內無待于己，達到一種絕對無待的境界，絕對的無己即絕對的無待，絕對的無待即絕對的自由。這種物我渾一、絕對自由的境界中，所有天怨、人非、物累、鬼責皆被消泯，一無掛礙，自然而然生發出一種無窮的逍遙之樂，此即莊子所謂“樂”。

由此可知，以道觀之，“濠梁觀魚”的情境是道的開顯，展現為物我渾一、快然適意的境界。莊子所說的“知”不是認識上的識知，而是通過心齋以道觀物的體知，魚是莊子所體知的物，而心氣一感，當下朗然呈現，即知魚之樂。莊子所說的“樂”，不是一般的情感經驗，而是逍遙無待的至樂，其中既有魚之樂，也有莊子之樂，二者是渾然不分、絕對真實的。“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只可惜惠子對此境界完全隔膜，否則便可與莊子“莫逆于心，相視而笑”（《大宗師》）了。

（作者：易宏熙，系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