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臧克家1947年6月至1948年12月曾經擔任《文訊》雜志的主編。他在1983年第12期《讀書》雜志發表的《一人雙手編〈文訊〉》一文中回憶說：“我從1947年6月 15日，第七卷第一期開始成為《文訊》月刊的負責人了。孤家寡人一個，主編，編輯，校對，拉稿子，送稿費……百事集于一身。工作雖辛苦，而心中卻大安，在饑餓線上，雞肋，雞肋，卻食之大有味。”（《臧克家全集》第6卷，時代文藝出版社2002年出版）。

查閱臧克家主編的《文訊》雜志第七卷第一期至第九卷第五期，可以看出這些雜志中有些署名“編者”的文章和以編者身份撰寫的文章，都應是臧克家撰寫的，因為當時編輯《文訊》雜志的僅臧克家一人。但是這些文章尚未被收入《臧克家全集》，應視為臧克家的佚文。附帶指出，《臧克家全集》只收錄了《文訊》雜志第七卷第五期署名“克家”的題名為《綴在末角》的編者后記（按：在第七卷第四期編者后記中就說明將請詩人臧克家來編輯第七卷第五期的“文藝專號”，因此這篇題名為《綴在末角》的編后記署名“克家”。這樣做的目的是利用臧克家的知名度擴大《文訊》雜志出版的第一個“文藝專號”的影響力），這表明《臧克家全集》的編者也注意到《文訊》雜志刊登的臧克家的文章，但可能沒注意到臧克家在《一人雙手編〈文訊〉》中的相關內容。

《寫在卷首》

《文訊》第七卷第一期刊登了署名“編者”的《寫在卷首》一文，轉引如下：

《寫在卷首》 編者

本刊一向在內地出版。從本卷起，才遷到上海來。

本刊是三十一年十月十日在貴陽創刊的。那時貴陽文通書局剛成立了編輯所，感到作者讀者和出版者間應有一個聯系的東西，便創辦了本刊。原意也許只是辦一個像《出版周刊》一樣的東西，所以擬議的原名 叫做《文通書局通訊》。但等到發刊的時候，本刊底目的卻變成了“刊載學術論著，文藝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動態，以及其他與出版事業有關的文字”（發刊詞）。于是“文訊”這個名稱，實際上并不是“文通書局通訊”，而應是“文化通訊”底簡稱了。

創刊號底篇幅是三十二開本二十四面。后來逐漸增加到六十面。第三卷版式放大，改成二十四開本，面數增加到六十四。第四卷第一期版式再放大，面數增加到六十八，同時也很顯著地增加了文章內容底重要。拿這樣一期樣子來看，本刊實可有很大的發展。不幸這時戰局形式底逆轉已經很嚴重，一個大型的刊物事實上不容許再常態地繼續下去。于是第二期以下，就不得不出合刊了。其初是兩期合刊，到了最后，竟成了三期合刊了。

三十三年度是后方出版界更艱難的時代。本刊編者謝六逸先生企圖在層層困難下，精煉了本刊底內容，作更堅實的貢獻。第五卷第一期是風物志專號，他費了好大力氣，在七月間才印出來。接著這個專號的，本來已經編好了中國文學專號，但湘桂戰局之過于急劇的潰敗，第二個專號就無形中撕碎了。伴著這個專號底命運，同時俱來的，是本刊底停刊。停刊底第二年，六逸先生不幸也去世了。

對日戰事結束后，在三十五年底一月，幾位新人在重慶把本刊恢復了。這是第六卷第一期，也叫作新一號。這一期底內容，文藝作品占了一個重要部份[分]，同時《復刊詞》中也強調了文藝作品底重要，并把專門知識底通俗化列為本刊底一個主要目標。這時，我們想著總可以順利地發展下去。但事實上并不這樣簡單。第一個困難就是重慶底印刷，拖，拖，拖，從十天半月以至三十天五十天地拖。后來我們沒有法子，還是分出來幾期拿到貴陽去印。稿件方面，四五期以后也有了困難。許多作家們都忙著搬家。新的寫作在后方很不容易得到了。已交來的作品，在發表后，也常常因為找不到作家底新通信處，無法把本刊寄到作家手中。在種種困難下，第六卷出版了十期，每期都還讓它保持十萬字左右的篇幅。

由于感到事實上的需要，今年一月我們就準備著遷到上海來出版。一直到了四月初，本刊仝人才全部東來。我們的意思本來想在“五四”以前把第一期印出來。但各種接頭的事情都要從新開始，一個月的時間實在不夠。我們渡[度]過了這個紀念日，便索性從容一點，把發刊的時間延到現在。

本刊現在的編輯方針，還是繼承著過去的辦法。這就是說，要像創刊時所說的一樣，要“刊載學術論著，文藝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動態，以及其他與出版事業有關的文字”，同時也要實踐重慶復刊時的話，要使學術論著能夠大眾化，要使文藝作品占有較高的篇幅。現在所要補充的，只是我們對于刊載文化動態的看法。我們認為，本刊底名稱既是“文化通訊”的意思，文化動態底報道和批判無[毋]寧是本刊主要的任務。關于這方面的稿件，如文化動向底檢討，各部門學術工作底評論，學人記，書報評介，學團消息作家消息……等等，我們極歡迎國內外的作家們幫助，使本刊得以有較充實的內容。同時，我們更希望報道和批判的精神滲透了本刊中之各個門類。例如學術論著，我們希望它本身就是一種報道或批判，希望它是對于某種學問或技術之最近發展的報告或是一種新看法底提出。文藝作品，我們希望它不僅是一種解題，同時更應該是能說出這部名著對于后來以至最近的影響，尤其是在當代學術上占有的地位。我們知道，這都是并不簡單也并不容易的事。我們愿意拿一種無間歇地時時爭取進步的精神，和不怕麻煩，時時刻刻在學習的熱情和堅持，來達到我們的企求。

在炮火連天，經濟險象日益加深的今日，入口的紙額受到了限制，排字印刷裝訂的工作，一天比一天地高漲，寄遞的費用有時比印刷的成本還多，寫作發表的自由時時在受著威脅，可能的讀者群時時為更迫切的需要奪去了購買書刊的能力，一個在內地經歷了種種困難而新遷到上海的刊物在準備以更大的勇氣接受更大的歷難，同時它也感到一種文化工作在這時更為莊嚴更為需要。在一切逆流中爭取前進，它迫切地需要作家們底協助和讀者們底指教及監督。

這篇《寫在卷首》回顧了《文訊》雜志的歷史，介紹了《文訊》雜志的風格、特色，以及今后刊登文章種類的設想等，因為臧克家從第七卷第一期開始一個人編輯《文訊》雜志，因此這篇署名“編者”的文章無疑是臧克家撰寫的。

四篇《編輯余話》

第七卷第二期的《編輯余話》

自本刊在重慶復刊之后，從第六卷一期，出到十期。本來我們是決定出到十二期的，因為種種困難以及本刊的東遷，就不得不在第十期上作了一個結束。一些待續的稿件，如顧頡剛先生的《西北考察日記》，施天侔先生的《呂氏春秋非雜家乃黃老學派之首要作品辨》，白樺先生所譯的羅曼羅蘭的《渥爾夫傳》，都沒有續完。依照通常的習慣，這些稿件本來是應該在本卷內陸續登完的。但因為本刊是開始和東南的讀者們見面，因此，在上一期中，這些稿件都沒有繼續刊登，以后如再繼續刊登這些稿子，對于東南的讀者，未免有摸不著頭腦之感。因此我們對于這幾篇文章將以另種形式處理，希望更有一個全文發表的機會。于此，我們不得不特別請求這幾位作者和上一卷的讀者們原諒。

上一期中，我們刊布了蕭乾先生的美國印象，當蕭先生寄這篇文章給我們的時候，他希望我們的刊物能夠早日問世，因為他這篇已經收入他的《人生采訪》一書中，即將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但我們對于作者和讀者諸君很抱歉，上期本刊沒有能趕到《人生采訪》出版的時間之前。

這一期我們一共收了十一篇文章，三篇書評，這些文章的作者們對讀者已經不算陌生，再用不著我們的介紹了。

另外，馬宗融先生《夢》的續篇，我們本來打算每期刊出兩章的，但因為馬先生太忙，這一期還不能交兩章的稿子，本期只得先暫刊一章了。

以后，除特大號外，本刊每期的字數大約在十萬字左右。篇幅規定為四十八頁，除去目錄及廣告四頁外，正文是四十四頁。

這篇《編輯余話》雖然沒署名，但無疑是以《文訊》雜志編輯身份寫的，介紹了《文訊》雜志從重慶東遷到上海之后的一些原來連載的稿件未能繼續在該刊連載的原因，并介紹了《文訊》第七卷第二期刊登的文章的情況。鑒于臧克家是《文訊》雜志唯一的編輯，因此這篇文章應當是他撰寫的。

第七卷第三期的《編輯余話》

本刊在上海出版后，接到不少的各方朋友底來信。有的是夸獎的，有的是建議的。建議的話，差不多都是關于排印形式和選稿標準的，我們都已盡量地接受。夸獎的話，在某幾點上雖也不必客氣，但在更多的方面說，這不能不說是朋友們的偏心。老實說，本刊的稿源甚感不豐，在不豐的稿源中，又要加以嚴格的選擇，可用的稿件也就有限了。以有限的可用的稿件，要編每月十萬字的一個刊物，這距離理想之遠，是可想而知的。我們繼續不斷地專函向各部門的作家求稿，答應寫稿的回信收到的不少，而寄稿來的卻不多。這，一個原因，實是今年夏季酷熱之不便于寫作。另外一個原因，是本刊要求的稿件，即使是在專家，也并不是可以專憑一時所知，而隨手寫出來。現在，秋風已動，有幾個朋友已經開始執筆了。我們希望在稿源底開展下，本刊底內容更能一期比一期地充實起來。對于本刊底讀者，我們尤熱望惠稿，來共同耕耘這塊公開的園地。

在特約稿中，有兩篇文章被要求著再度修改或三度修改。我們的作者都照辦了，并沒有表示一點不耐煩。還有一篇文章，稿費已經付過了，但一個月后，作者自己發現他這篇文章對本刊不甚合用，自動把這稿件要回去，把稿費退還了。我們對于這幾位朋友愛護本刊的熱忱，應該在這里特別地致謝。

謝六逸先生是本刊底創辦人，在抗戰期間，一直在主持著本刊。本年八月是他逝世的二周年，我們特約了他生前的知交，為他寫幾篇紀念的文字，出一個“特輯”。“特輯”本來應該在八月間出版的，因八月間適為本刊休刊的時候，就只有延到現在了。

同樣的道理，這篇《編輯余話》沒有署名，但是以編輯身份撰寫的，介紹了《文訊》雜志稿源的情況，并解釋了紀念謝六逸先生逝世二周年專輯因為休刊而推遲到下一月份出版，因此這篇文章也應是臧克家撰寫的。

第七卷第四期的《編輯余話》

編完了第四期，回過頭來看看第一期中的《寫在卷首》，覺得這篇小文中所列舉的編輯方針雖尚沒有完全兌現，卻一直是在向完全兌現的路上走著。文藝作品已占了較多的篇幅。報道文字底數量已在逐漸增加著。學人記，書報評介，學團消息和若干部門的學術成就，都已占了相當的地位。遺憾的是，學術論著底方面太窄，對于最為一般讀者所注意的政治經濟方面的文字幾乎沒有一篇，對于文化動向的檢討和一般文化問題的討論幾乎沒有提到；同時，學術論著底大眾化，也更期待著大的努力。我們敬求各地朋友來幫我們這個忙。

《夢》底續稿，有兩期沒有刊出了。譯者馬宗融先生離開上海，到臺灣去，已經快有兩個月了，我們還沒有接到他的來信。我們和讀者諸君一樣，都在盼望著他早點把積稿寄來。

現在我們積壓的長稿有幾篇，限于本刊底篇幅，只能在每一期中登出一兩篇，請惠稿的友人們耐著心，等一等。在最近，如有人千字以上的長稿，無論寫得怎樣好，恐怕都不能接受了。

下期是“文藝專號”，特請臧克家先生主編。臧先生為這一專號，已經費了相當久的時期，這將是本刊移滬后最精彩的一期。

這篇文章以編輯身份總結了《文訊》雜志第七卷第一期到第四期出版的情況，回應了在雜志第七卷第一期中《寫在卷首》一文所提出的雜志辦刊方向的設想，并介紹了一些稿件的情況，這篇文章也應是臧克家撰寫的。

第九卷第一期的《編輯余話》

本期終于在極為困難的情形下，與讀者們見面了。所要說的話，在編者的《寫在卷首》中，已經說得很詳細，這里也就略而不論。現在作家們都分散在許多不同的地方，那[哪]能像過去那樣聚在一塊兒？ 再說，那時稿費高，排工賤，要編一個好的刊物，實在不太難，現在可不同了，樣樣困難。這一期所搜求的文章，在編者說來，已經盡了他的很大的力量。我們總希望這一個刊物，一期能比一期好，但我們總要盡自 己的力量做去。現在把這一期的幾篇文章，約略的介紹一下。

吳爾芙在近代英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著實輝煌的，高殿森先生所譯的《將傾的塔》，是一篇極為精深的論文。為了紀念吳爾芙，我們更有柳無忌先生所譯的四篇哀悼她的文章，柳先生把這四篇文章擺在一起，另外給它們一個題目：《維璣尼亞和她的朋友》。

弗來則在近代民俗學研究上的地位，用不著我們多講，翻過那厚厚的《金枝》的人，總會驚嘆的。于道源先生的《外魂——見于民間故事的》，就是這部書的一章。

勞貞一先生的《從戰國到秦國》，是一篇極為謹嚴的論文，以一個秦漢史專家來寫這一篇文章，當然是極為勝任的。勞先生治秦漢史已經十幾年了，許多的專著擺在我們面前，讀者們要是在興趣的話，可以去翻一下的。勞先生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在小說方面，我們刊出了三篇：兩個短篇，一個長篇連載。詩人臧克家先生現在寫小說了，他的小說同他的詩一樣，細致而熱情，這一篇《小馬燈》，是他最近的杰作。彭慧先生的翻譯，也是用不著我們多講的。她為本刊譯了柴霍夫的《可愛的姑娘》。馬宗融先生的《夢》，是長篇連載，一共十四章，我們打算每期刊出兩章，在半年內就可以刊完。馬先生對于法國文學的造詣，有他的許多書，為我們證明，尤其對于左拉，我們得想到過去他同王了一先生的論戰。現在他除為本刊翻譯這本書外，另外正在翻譯《萌芽》。

木刻是近代的產物，但一離開萌芽時代，就有飛躍的進步，李樺先生是這個運動中有數的人。為了紀念這一次第一屆全國木刻展覽會的展出，他專替我們寫了這篇文章，另外我們還刊入了三幅木刻，也都是這次展覽會的展品。

對于自然科學的文章，我們這期有了三篇。在作者本身說，都是研究這一項學問的專家。楊鐘健先生是有名的地質學者，現任教北京大學地質系。魯子惠先生是專攻生物學的。鐘煥邦先生是專攻化學的，都在中央研究院任職。在文章本身說：《恐龍之號召力及其研究之困難》《治痊藥物的演進》《微生物——人類的敵與友》，介紹的都是最新的知識，而在文筆上，也是頗為大眾化的。

蕭乾先生最近是把他的精力，放在報告文學的寫作上。讀過蕭先生《南德的暮秋》的人，總不會不敬佩于作者的成就。要是讀這一篇《美國印象》，其敬佩也是同樣的。

《我所知道的沈從文先生》，作者是沈先生的學生，這一篇文章寫得很親切。鐘敬文先生的《詩和歌謠》，也是一篇力作。

我們希望這個刊物活潑，結實，我們更希望作家們的指教和合作。

這篇文章雖然沒有署名，但是以編輯的身份介紹了第九卷第一期中所刊登的文章，應當是臧克家撰寫的。

三篇編后記

第八卷第六期的編后記《尾句》

本刊已經出滿了八卷，從下期起，又是一個新的開始。以后，綜合號與文藝專號，改為間月而出，前者不擬再刊登文藝作品，把整個地盤讓給批判，報道，富于思想性現實性的論文，自然科學論文，以及評介等等，每期八萬字，文藝專號則定為十萬字。

馮至先生因身體不好，《哈爾次山游記》續稿中斷一期。

編者

這篇文章署名“編者”，介紹了雜志第九卷開始的一些變化，因此應是臧克家撰寫的。

第八卷第二期的編后記《年話》

為了迎接舊歷新年，我們提前十天出版了這第二個“文藝專號”，雖然未免寒傖，也權作一份禮物向讀者投擲出去。新年，是萬象更新的兆始，也是舊的死去，新的誕生的一個轉折；但是，充耳盈目的卻是一片悲慘，每一條生命都在生死之間作著慘烈的掙扎，每一種事業都在搖搖欲墜中。天氣是這么嚴寒，而人心的感受比氣候所給予的更加冰冷，一草一木都在期待著一陣和煦的東風，而人類的春天呢，使人盼望得焦灼而發狠了！

文化事業，更是清苦，凋零，一本刊物地繼續維持是多么艱難，每一個字是一張口，也訴不盡內心的困苦的。然而我們還是要支持下去！ 因為我們知道，這是寒冷中的一點溫暖，暗夜中的一粒星光，精神領域里的一條心靈的交通線。

我們一再表示過，本刊取稿的標準是寬宏的。我們決不對任何一位作者關門，（真理往往被關在門外）我們也不分有名無名；但對于稿子本身卻是十分認真的。其實，這個態度又何必釋說，刊物的自身就是證明。這一期特別使我們高興的是，有幾位前輩作家答應了我們的敦請，全寄了稿子來。王統照、何家槐兩位先生，十年以上不寫短篇了，今天也一起出了場。巴金先生給我們譯的這個短篇，可以說得上悲楚感人；S.L.和曹靖華兩先生合譯的《琳娜》，是出自得過斯太[大]林一等獎金的一位女作家的手筆，這一篇是她得獎作品《旅伴》中獨立的一章。楊晦先生的論文寫得很少，很吃力，然而分兩 [份量]卻是很重的。馮至先生重譯的《哈爾次山游記》，決由本刊繼續連載，這次的改譯，不但文字本身更加完美，加了許多詳注，助人了解。抱歉的是，限于六十四頁的篇幅，徐遲先生譯雪萊四百多行長詩，陸侃如、郭紹虞兩先生的論文，碧野的散文，青勃的詩，都臨時擠了下來。這是無可如何的事，然而我們卻多疚心呵。

讀者如果覺得我們的這份刊物還不太像樣的話，希望能夠直接訂閱，不但有個八折最先遞到的好處，主要的是給我<們>一點鼓勵，一個支持，一脈精神上的聯系，使我們更富于自信的日益求精的努力下去。

這篇文章沒有署名，但以編輯的身份介紹了雜志面臨的困難，以及雜志選稿的標準，并呼吁讀者多支持雜志。

第九卷第三期的編后記《編者說明》

因為趕著出“朱自清先生追念特輯”，臨時抽出了許多文章，計有馮沅君，潘凝，譚丕謨諸先生的論文，罕明先生的翻譯小說，勞榮先生的國外文藝報道，孫用，方平兩先生的譯詩，以及馮至先生的譯文等，只好延隔一期與讀者見面了，敬祈作者見諒。

——編者

這篇文章署名“編者”，介紹了本期雜志因為出版紀念朱自清先生的專輯，所以臨時抽下一些文章的情況，應當是臧克家撰寫的。

兩篇“編者按”

第九卷第一期“關于翻譯”專欄的編者按語

關于翻譯，一向問題是很多的，從事這項工作的人，除了 自身感覺到的苦難外，也往往因為方法與見地的不同互相間引起辯難與詰責，有見于此，才有了這個小輯。我們本沒有預存因此而一下子解決久懸的大問題的奢望，只是想請幾位譯壇的先進們道一道經驗，說一說甘苦，這樣，無論對于有心于譯事的或是讀者，不無一些益處。一共發出了八封征稿信，得到了五篇文章，依收到的先后為序刊列于下。

——編者

這篇文章署名“編者”，介紹了雜志出版關于翻譯的專欄的情況。

第九卷第三期的“朱自清先生追念特輯”的編者按語

朱自清先生的逝世，是一個十分悲痛的噩耗，無論對于識與不識的人。病得那么久，死得那么突然。沉重的負擔，刻苦的工作，微薄的自奉，窮苦的歲月，再加上精神的磨折與沉郁，健康消失了，疾病乘隙而來，結果是，丟下了未了的工作與心愿，丟下了一個赤貧的家，丟下了攜手共進的患難朋友和千萬個仰望著他的青年，溘然而逝了。

“赤條條的來，赤條條的去”，把一身硬骨頭化成了白灰。

“赤條條的來，赤條條的去”，在凄苦的時代中，在凄苦的風雨中，把肉體付給一把火。

朋友們一致為了朱先生的死而哀傷，因為朱先生的德性，培植了崇高的友情。

青年們一致為了朱先生的死而哀傷，因為，他們失掉了一位前進路上的指導人。

朱先生是學者，然而他沒有被故紙埋掉；朱先生是老作家，但他沒有躲在過去榮譽的陰影里而停止前進；朱先生的作學問，寫文章，和他的為人打成了一片——嚴肅，求進步，為了一個社會的遠景而工作，而努力。

聞一多先生是那樣的死了；朱自清先生又這樣的過去了，死法雖然不同，但是在我們的感覺上卻一樣的沉痛！

為了紀念朱先生，我們一向欽敬的人，開辟了這個特輯。特約撰稿的諸位先生，不是朱先生的老朋友，就是他的學生，從這些文章里，可以看出朱先生這個人。

排列的先后，系按收到的時間為序的。本輯所有文章的稿費，作者都囑轉贈給朱先生的家屬。

——編者

這篇文章署名“編者”，介紹了雜志出版“朱自清先生追念特輯”的情況。

1948年12月8日，因為國民黨政府逮捕一批文化界人士，臧克家從上海撤到香港，正在編輯的《文訊》雜志九卷第五期由臧克家夫人負責辦理剩下的編輯出版事務之后就停刊了。

作為一位詩人，臧克家在接手主編綜合性社科類的《文訊》雜志之后，發揮自身優勢，逐漸增加文藝作品的分量，從每兩個月出版一期“文藝專號”，到隔月出版一期“文藝專號”，共出版了六期“文藝專號”，不僅通過組稿團結了一批進步作家，而且也擴大了《文訊》雜志的銷量和影響力，使該刊成為發表進步文藝作品的重要平臺。

而臧克家以編者身份撰寫的上述文章，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臧克家的編輯思想和編輯水平，是研究臧克家生平和編輯活動的重要史料。今年是臧克家先生誕辰120周年，希望今后修訂再版《臧克家全集》和《臧克家年譜》時，能將上述文章收入，并將上述文章寫入《臧克家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