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路內攜新書《山水》在北京觀中觀書殿與讀者見面，并以“路行千里遠，人間萬物情”為主題，與茅盾文學獎獲得者畢飛宇做了對談。

在路內創作譜系中，早年《少年巴比倫》帶著青春期的躁動與不羈，《山水》展現的則是一位作家步入中年后的沉思。在這部醞釀了十年的小說中，路內對家族往事進行回望，寫作了司機路承宗與妻子周愛玲從抗戰烽火到改革開放橫跨時代五十載的生死相守，輔線鋪展他們收養五個孩子的溫情與歡笑交織的往事，以一個特殊家庭的冷暖悲歡折射出半個世紀中國的變遷。

難日子里找“微光”

發布會上，路內詳細講述了《山水》的創作源頭。小說主人公路承宗的原型，正是他的祖父：抗戰時開道奇卡車支援前線，抗美援朝時遭遇美軍飛機卻奇跡生還，連“見血要換輪胎”的祖訓，都源自家族真實的司機傳承。

《山水》選擇了司機路承宗的一生這視角，來觀照中國現代化的進程，路內談道，“汽車是現代性的重要標志，司機亦在共和國歷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小說中每一種汽車都代表一個時代，也象征著人物命運的起伏。

長輩口中講述的故事，讓路內記了幾十年。除了關于汽車的記憶，祖父在朝鮮戰場與美軍飛機的周旋、曾祖父逃荒到蘇州的謀生經歷、家族中的司機們嚴格遵守的規矩，都成了小說里最動人的細節。

亂世里的生存從不是英雄敘事，而是普通人在絕境中抓住的那一點點“微光”。畢飛宇認為，這束“微光”很重要——很多作家會把這樣的題材寫成大史詩，可路內沒有，“他連路承宗和周愛玲的戀愛、婚禮都沒寫，只寫他們在戰亂中埋尸體時的一句承諾。”畢飛宇認為，好的小說不抒情，而是把情感藏在細節里。

不以血緣維系的家

《山水》中最打動人的設定，是路承宗和周愛玲收養五個毫無血緣關系的孩子，組建了一個特殊的家庭。路內曾在采訪中表示：“這部小說談不上家族敘事，甚至有點反家族。”小說開篇，路承宗就忙著幫孩子們找親生父親，而這個拼湊起來的家，卻比許多血緣家庭更有凝聚力。“我舅公退休后回農村，門口突然多了個棄嬰，警察讓他收養，說‘你對領養的兒子好，別人才放心把孩子交給你’。”“家”，不是血緣，而是彼此的選擇與擔當。

書中有這樣一個細節——周愛玲老了以后，有人想讓她再收養一個孩子，她體力不濟卻仍猶豫，女兒勸她想點開心的事，她卻答：“等你將來老了，也會覺得自己像鳴鳳，小小年紀上了一條船，以后的事情沒人知道，一輩子，找條回家的路，走很久，看見你自己站在前面。”這里的“回家”不是回到某個地方，而是找到心靈的歸處。

小說中，路承宗對孩子們說：“做你們的爸爸比做司機還難，而且不會有退休的時候。”周愛玲對女兒說：“一輩子，找條回家的路，走很久，看見你自己站在前面。”這樣樸素的語言，道出了非血緣家庭中更為純粹的情感聯結。路內通過這個特殊家庭的故事，重新探討了“家”的本質——真正維系我們的不是血緣，而是彼此的真誠。

畢飛宇則特別欣賞路內對家庭倫理的刻畫：“路承宗臨終前為養女爭取婚姻認可的段落，展現了非血緣家庭中的深沉情感。這種不抒情卻充滿力量的處理方式，正是好小說的特質。”

冷一點點，往后退一點點

“我寫長篇有個奇怪的能力，能估算出寫完需要多久。《霧行者》算得五年，40多萬字，真的寫了四年半；《山水》構思了十年，最后用十四個月寫完，連除夕夜都在趕結尾。”路內提到，寫長篇就像“看得見500米外的寶塔尖”，知道方向就不會迷茫。

小說中的路承宗作為司機，“拉過顯貴也拉過死人”，卻始終“拒絕不合理要求”。路內認為，這種向內的堅守是許多普通人的共同特質，它并非為了外界認可，而是對自我的一份交代。

在路內看來，普通人的堅守往往體現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司機是一門必須特別遵守秩序的職業，這種秩序感會讓人帶有“大家長”的特點，但也非儒非墨，更像是在歷史進程中形成的。畢飛宇特別稱贊周愛玲這一角色的塑造，他認為可能有讀者認為這個人物有些“刻薄”或“少根筋”，但放在戰亂背景下，周愛玲的堅強和直接顯得尤為真實。

路內談到自己的寫作態度時說：“我是一個比較認真的作家。我到炫技的時候會稍微警惕一下自己不要這么干，我到特別真誠的時候也會稍微提醒一下自己你也不要這么干。你用自己的真誠非要去賺取讀者感情的投入，其實也是有一點點問題的。”他認為，作家寫小說時需要“稍微冷一點點，往后退一點點，不要替讀者先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