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十月的小說《不舍晝夜》通過書寫主人公王端午從湖北農村到深圳、廣州等地的人生軌跡，通過人與書之間的錯綜聯系，展現了其人生不同階段肉身與靈魂的錯位糾纏。作品依托“西西弗斯”書店這一中介，串聯起當代中國的多層級空間；借助地方巫鬼文化中的亡靈書寫與家庭倫理的情愛探討，深刻展現了獨立個體在時代中的茫然與孤獨。通過對存在意義與道德贖罪的哲學追問與思辨敘事，王十月完成了對“打工文學”表層描摹的內在超越，不僅生動刻畫出當代中國社會變革中的廣闊圖景，也為當代文學提供了審視靈魂失落的獨特視角。

關鍵詞：

《不舍晝夜》；王十月；思辨敘事；打工文學

01

命名及其情節轉換

如何命名筆下人物形象，向來是小說家無法回避的問題。命名既意味著對個體經驗的照亮，也是小說敘事的起點，有效的人物命名不僅是作家思想與精神圖譜的補全，更關乎作家如何處理個人經驗這一重大詩學命題，并由此衍生出文學風格傾向、意識形態立場等文學史內外的多元觀照。當王十月在科幻小說集《如果末日無期》后，選擇命名新長篇為《不舍晝夜》，并將主人公重新叫回“王端午”（以及將重要配角再次命名為“李中標”），至少意味著一些先前適用于王十月的關鍵詞與理解框架重新獲得用武之地。這并非是要為王十月的創作歷程刻畫出某種根源性的斷裂與轉折，而是在嘗試賦予《不舍晝夜》更為綜合立體的多元闡釋框架：經歷了科幻文體的極致探索，《不舍晝夜》理應、也必然體現出王十月更繁復的人世理解、更深刻的文學認知。這種深刻與繁復鮮明集中體現于王端午的肉身與靈魂的錯位糾纏：他的物質肉身與精神靈魂始終處于不和諧的狀態。

與先前的“王端午”們一樣，《不舍晝夜》里的王端午也出生在湖北荊州農村，初中輟學，南下深圳打工。通過盜竊大學生李文艷的證件并冒名頂替，王端午得以入關工作，改變了人生軌跡。所在公司上市前夕，由于工友舉報和道德負罪感的內外壓力，王端午主動辭職，離開深圳前往廣州開起書店，并遇見妻子馮素素。兩人結婚生子，進入新的家庭生活。

以這家被命名為“西西弗斯”的書店為中介，王端午的人生可劃分為三個階段：最初，王端午處于肉身滯后于靈魂的狀態。無論是在湖北農村種田，還是在縣城紡織廠干活，四姐王幺姑的遺言“走得越遠越好”始終徘徊在他腦海中?！斑h走”是沒有具體指向的騷動，是對先進思想與高標靈魂的懵懂追求，就像王端午南下時那張“衡陽以遠”（到衡陽更遠處）的車票，只能為肉身提供追趕靈魂的大致方向，而無法給出未來的確切坐標。深圳工廠的打工經歷，讓王端午一度找到了這個坐標：由身份證、廠證、暫住證、邊境證等證件所隔離開的深圳特區關內。他的肉身在關外，精神在關內。從王端午偷到李文艷的證件進入關內，直到名字從王端改回王端午，這一段人生，王端午處于肉身與靈魂的平行錯位狀態。兩者表面上雖極為貼近，卻在根源上處于不同維度：王端午雖然擁有屬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經歷的卻是“李文艷”及“王端”的物質生活。物質生活獲得了暫時豐盈，但精神世界卻一直高度緊繃，最終壓垮了他。王端午被迫逃離到廣州以贖罪，并改名王端午以自我驚醒。

在名字改回王端午后，王端午進入生命第三階段，此時其精神已滯后于肉體。生活瑣碎讓王端午應接不暇，精神勞累帶來肉體病痛，后者又反過來加劇精神疲憊。經歷家庭不睦、身體病痛、事業遭挫等一系列事件后，王端午與妻子離婚，選擇再次流浪，結果遭遇了二零二零年的特殊時期。徒步流浪去李文艷老家的嘗試與直播傾訴探究初戀宋小雨下落的努力，已經不能被視作是精神對肉身的追趕，而更接近于徹底放棄前的象征性儀式。在靈魂與肉身的徹底分裂下，王端午走向了自己的最終結局：在用短視頻造勢挽救書店的計劃破產后，王端午病情逐漸加重，開始在直播中回顧自身往事，最終死于向觀眾吐露李文艷事件真相的前夜。

02

肉體與精神的錯位

以王端午人生經歷為對照，他為西西弗斯書店撰寫的廣告語“肉身匆忙，等等靈魂”無疑具有多重意味。一方面，作為城市外來客，王端午打量并試圖提醒都市人，在忙于物質生活的同時不要忘卻對精神世界的充實；另一方面，讓肉身等待靈魂，是對王端午此后的人生狀態之間極為精煉的暗示鋪墊：在時間的不舍晝夜里，人的肉身常常如西西弗斯一般自顧不暇，靈魂因此支離破碎。事實上，王端午對此并非全然無所覺，小說寫到了他的彌合嘗試——流浪。流浪是對社會身份的暫時拋棄與重新洗牌，也是用極端環境折磨肉體或精神，為二者的彌合創造幾乎不可能的可能。偷竊李文艷證件前的流浪，王端午保持著精神的絕對空洞，專注于肉體的物質需求；離婚后前往李文艷老家的流浪，王端午僅僅維持著肉體的基礎需求，關注重點聚焦于精神的高度反芻，并在此過程中，以幻覺形式一人分飾四角，完成了“王端午—王中秋—加繆—魯迅”的靈魂對話。通過肉體再造與精神重塑，王端午在某些瞬間達成了肉體與靈魂的片刻和諧，但又很快墜入日常生活的消磨中去。

正是在此意義上，可以發現王十月小說寫作的持續深入。先前作品中，王十月小說經常出現主人公的“導師”。這些人物時常超脫于當下環境，為主人公指明一條超脫的道路與選擇，幫助人物成長。如小說《無碑》，王十月就為主人公老烏安排了李鐘、畫家兩位導師，以此在豐富遼闊的社會空間中書寫老烏的個人成長，使小說成為“一部成長小說，中國改革開放下一個農民的成長史”。但在《不舍晝夜》中，“導師”的角色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契合者”形象。所謂契合者，主要是指肉身與靈魂匹配的人物，如縣城紡織廠里技術出眾、經常調戲捉弄女工的李飛，深圳工廠里吃喝嫖賭、勾搭出納的黎哥，廣州華南大學的黃教授……這些人物出現在王端午生命的不同階段，連綴成不同環境里的宏觀群像。他們的精神狀態與物質生活同頻共振，所思所想符合并指導著所作所為，或是游刃有余出入于法律與道德邊界，或是從容不迫融進文化轉型與經濟變革的主潮，肉身與靈魂始終處于和諧的狀態。以名匠老總黃盼弟為例，她有著極為敏銳的商業頭腦，能對市場潮流做出清晰判斷，果斷投身廣告行業；也有良好的政治嗅覺，會為了擴大自身商業帝國版圖及時表態“一定響應國家號召”；同時，也有應變之舉，盡管她愛的是假冒李文艷身份的王端午，卻也在得不到回應后放下個人情感，嫁給更“合適”的陳博士。

總體上，他們極少會如王端午那樣對生活的困境有極端化的抗爭行為，對現狀的不滿也能在遵守整體制度的框架下指向明確的細節修正。換言之，他們更多時候是在保持肉身與靈魂和諧同頻的前提下主動隨波逐流，并為不同階段的王端午提供了彼時彼刻“應有”的“模范狀態”。也正是在對“模范狀態”的背離與抗拒中，王十月將老烏與導師的立體引領關系，轉化為王端午與契合者的平行對立關系，進而將人與人之間的雙向二元關系鋪陳為多層次人物并聯疊加的社會立體結構。王端午一面艱難彌合著肉體與精神的錯位，一面又不自覺抵制著兩者的徹底融合，這是他無法解決的悖論，其命運也由此成為西西弗斯神話的同義復寫。

03

城鄉空間的靈魂穿越

如果說不同群體的命運構成了王端午肉身與靈魂沖突的具體對照，不容忽視的還有人所存在的具體時空環境。《不舍晝夜》的鮮明特色之一，就是王十月通過王端午繁雜反復的空間行動，串聯起的當代中國的多重空間。這些呈現之間彼此迥異的環境空間既造就了王端午的不同命運走向，也伴隨著人的成長持續進行著緩慢而深刻的變革?！恫簧釙円埂飞婕暗目臻g大致為三個層次：基層鄉鎮鄉村，如王端午的湖北煙村老家，李文艷的江西上饒老家；中間狀態的縣城，主要是王端午多次返回的石首縣，也包括李文艷家鄉上饒市橫峰縣；代表現代化的大都市，如王端午打工的深圳市與他開書店的廣州市。三個層次并非純粹作為背景靜態出現，而是與王端午生命歷程變化軌跡同步演變的動態坐標。

縣城是王端午肉身遷徙與精神轉型歷程的中介或原點：向下望去，是王端午出生成長的鄉村，他對縣城的向往促成了他的輟學與“遠走高飛”，縣城的讀書會短暫卻有效地安撫了他躁動的靈魂，也將他從車間拯救出來；向上望去，是王端午流浪多年的都市，為他從街頭盜版書攤的路邊讀者到精品書店幕后老板的身份轉型提供了物質可能與精神準備。同時，縣城自身的變遷聯接著都市與鄉鎮的變化，也標記出客觀現實與個體記憶之間的落差：刁難他的鄉長升了副鎮長，崇尚自由主義的李想變成打砸日系車輛的極端主義者，老沈從激憤于九十年代前風云變換的青年轉變為靠PPT與計劃書從事金融游戲的資本家……王端午每次與縣城的重逢，心中都抱有重溫舊夢的幻想，而記憶里滯后肉體所向往的廣闊精神世界，無論如何也無法與不堪肉體重負的倦怠精神現實對號入座，也因此注定了王端午的失望結局。

值得一提的是，王十月對的空間描寫一直是以動態筆法，借由人物直觀感受之眼所實現。王安憶在《長恨歌》的開頭描寫上海弄堂時采用過極為精妙的手法，即以一群飛起的鴿子創造的俯視視角，刻畫城市的整體景觀?！恫簧釙円埂防?，則幾乎通篇都在以人物行動帶出城市構造，利用穿越空間的人眼觀察比對，逐步豐盈城市的角落與深處。譬如對縣城的描寫：最初只是以王端午騎自行車路過的方式，走馬觀花勾勒縣城主干道的基本建筑結構；然后寫王端午在工廠上班，在步行上下班路途中的巷道里注意到縣城里的積水潭與城中村；再寫則是以文人老曾派車接王端午赴飯局，以車窗向外觀看角度，掃視過建筑的消失與新建，炊煙的消散與燈光的璀璨。交通工具之間的速度、高度差異，為王端午提供了不同的觀察方式與視角，使小說對縣城的描寫得以由平面走向縱深，探入幽微的精神縫隙之中。此外，對都市廣州的相關書寫，也經由王端午及其父親的行走補充。二人各自以步行方式不斷出游，半夜落腳人民公園，既延展了都市空間的邊界，也在空間穿越中，映襯出王端午稍顯輪回色彩的命運漣漪。

在《不舍晝夜》里，個體視角在行動間對空間的審視與認知，更多指向了王十月一直強調的“恐懼”主題：“地理位置上發生的位移導致了心理上的錯位，在安全感嚴重缺失的境況下尋求身份認同所帶來的焦慮一直伴隨與他”。兩者的差異或許與書寫的具體空間對象緊密相關，如張楚筆下的桃源縣、云落縣始終是對灤南縣的經驗虛構，王十月則需要處理更為復雜的現實體驗，他筆下的人物鏈接著眾多不斷變動的具體時空，且彼此間互有牽連。從這個角度，當王十月通過書寫人物在城鄉空間的來回穿梭，借助復雜的行動軌跡，以精神審問為焦點，有效連綴著村鎮與都市的整體變革，《不舍晝夜》最終呈現的，是極為廣闊的當代中國的立體圖景。

04

巫鬼文化與精神審問

無論是對“契合者”的群像勾勒，還是對城鄉空間的穿越觀照，某種程度上，都是王端午的肉身見聞，是個體的經驗空間。它們組成了王端午的外部視野，形塑了王端午的精神世界，既是其精神空間的物質呈現，也隱含著個體命運的空間關系，但在根源上，還有值得細究之處。即是說，王十月既在書寫城鄉空間變革中王端午的個人命運，并借此描繪了廣闊的社會背景，同時也連貫鋪陳了小說的暗線。值得注意的是，與王端午一起穿越城鄉空間的，還有早夭弟弟的靈幻伴隨，這一靈魂敘事背后隱含著王十月更為深切的精神審問。

靈魂的精神源泉與傳統的家庭倫理密不可分?！恫簧釙円埂烽_篇即塑造了王中秋這一人物，他是王端午早夭的弟弟，以鬼魂形態存在于王端午腦海里，時常在王端午人生抉擇的關鍵時刻顯形，對他進行提醒與監督。這或許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亡靈敘事，小說只是曖昧地模糊了傳統認知中的亡靈與現代醫學視野下的人格（或精神分裂），王端午與王中秋始終停留在他自己的肉身之中，而沒有創造完全獨立的其他視角。更為合適的理解方式可能是參照王十月此前的小說《收腳印的人》，恰如“收腳印”來自于荊楚大地民間流傳的傳說，王中秋的出現不過是王十月在楚地巫鬼文化滋養下的另一產物。

這或許也更能解釋小說里王中秋的離開：王端午離婚后第二次流浪途中饑病交加命懸一線，此時王中秋附身到一條中華田園犬身上，招來了當地村民，將昏迷的王端午救了回來。這條“皮毛金黃卷著尾巴”的中華田園犬，其實是守在故鄉的王端午父親身邊“黃狗”的另類表達，黃狗對父親的守護，也就是父親對亡靈們（后山上一家人的墳塋）的守護。而王端午與王中秋—黃狗—父親，以及與兒子王快樂，三代人之間的對抗、扶持、守望，共同構成了王端午精神世界的核心部分。從互相仇視到平等理解、成為彼此，王端午在生命最后時刻終于皈依了家庭親情。這是他對具體親人（父母、姐姐）的贖罪，也是對血緣宗親與倫理傳統的再靠攏。親情之愛是“對死亡最有效的反抗”，是抵御恐懼的最有效工具，也為王端午高飚無定的靈魂系上了穩定的砝碼。

同時，王端午對親情的找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過程散布于他個人生命的諸多階段，并伴隨著所處地理空間中具象物的刺激與引導。類似麥家小說《人間信》，小說借助“我”的回憶，書寫了幾十年間來盤旋在故鄉雙家村上空的種種話語（革命理想、宗教信仰、鄉村倫理）在具體語境下對人的異化，這是對同一空間里不同話語演變的歷時梳理。相較之下，王十月卸下了革命理想的重擔，聚焦于家庭倫理的人情慰藉，將其置于不同空間的具體環境中，呈現其共時性的精神重構，在親戚關系與婚宴菜肴的羅列盤點中洋溢著濃厚的時代氣息。由此，王端午死前所見的春天降臨、野百合盛開更顯凄美：死亡與新生同步發生，肉身雖逝，靈魂卻將永遠“存在”。

尤需注意的是，王端午靈魂世界的物質載體，直接指向了書店。小說有個一筆帶過的追憶：“后來他想明白了，他向往的是縣城的文明，說到底，縣城最初吸引他的不是紡織廠，而是新華書店”。而后來，王端午在廣州開書店，在經歷廣告公司的金錢收獲后，轉向高度濃縮的精神審問（書店），書店的特質契合了王端午對自我身份的定位，為年輕的他給予精神鼓舞，也給中年以后的他制造了物質困境。因此，當王端午把對文明的想象、對城市的體認具象化地坍縮在一間書店之上——可以是縣城的新華書店，可以是深圳的地攤盜版書店，也可以是他在廣州自己開的西西弗斯書店——書店也自然被指認為王端午張揚靈魂旗幟的現代肉身圖騰。

05

情感問題與個體確認

毋庸置疑，王十月所推崇的愛，并不僅僅由親情構成，愛情也是同樣重要的組成部分。《不舍晝夜》用相當篇幅書寫了王端午的幾段感情：與暗戀對象唐麗之間的無疾而終，與初戀情人宋小雨之間的突遭變故，以及與妻子馮素素之間的婚姻破裂。其中，后兩段愛情對王端午的影響顯然更為深遠。

最初，王端午深深感動于宋小雨“為自己的命運加班”的認知，將看海時兩人之間的觀念差異銘記于心；認識馮素素后，他認為“宋小雨的務實是物質生活的務實，而馮素素的務實則是精神生活的務實”；回家結婚時，恍惚間覺得海灘邊的宋小雨就是現在的王端（午），馮素素則與當時的他“何其相像”。此外，他又覺得馮素素體內有理性與感性兩套不同的系統，有時對馮素素理性的一面倍感恐懼，卻深深迷醉于感性的她給自己帶來的沖擊。顯然，王端午有意識地進行幾人間的相互對比，這也意味著他與馮素素結婚之時并沒有真正走進她的內心，心中更多涌現的是好奇、感動等其他情緒。在潛意識認知中，宋小雨與馮素素與其之間生成的更接近是伙伴關系，是自己的另一側面，而非真正的愛情。所以他才會反復比較，不停自我確認愛情是否存在。

也因此，這種比較在王端午生病修養、馮素素出面經營書店后戛然而止——直到此時，他才逐漸理解了馮素素，開始意識到“他們是一類人”。所謂的“一類人”，不僅是說他們在面對生活重壓時肉身的堅強反抗，同時也指向了兩人在以肉身反抗世俗時內在精神世界的劇烈動蕩與自我辯證。王端午在王中秋的告誡與警示下選擇偷竊李文艷的證件與人生，馮素素則是以忙碌作為對抗抑郁癥的“最好的解藥”。王端午一再圍繞“存在”的命題詰問自身的現實處境，他口中心頭反復念叨的“放下”也從未真正達成，馮素素則是在人稱代詞的選擇上反復混淆，無論是第三人稱的直接稱呼，還是“老媽”“老總”等社會身份的代指，都與世俗認知里的“我”與靈魂深處的“自己”存在隔閡。這種隔閡是馮素素混淆肉體孕育（懷孕生子）與精神孵化（寫作小說）的核心成因，她認為個人的寫作事業與家庭的呵護維系存在絕對對立，先是放棄出版宣傳專注懷孕生子，后來又在兒子中考失利出國之后重新找回寫作狀態，這其實就是精神孵化對肉體孕育的整體替代。從這個角度，馮素素的理性與感性的兩套系統及其對應的精神孵化與肉體孕育之間的切換背反，也正是王端午肉身與靈魂沖突錯位的同模翻版。

另一方面，精神的前進最終導致肉體的隕滅，肉體的強自支撐也未必能換來精神滋養。在肉體與靈魂的角逐中，王端午與馮素素確實成為了注定互相理解的同類人，而宋小雨只能是早早退場的舊日幻夢。宋小雨努力上進卻無意中卷入傳銷被迫自殺身亡的悲劇，是以王端午為代表的一類人的常規結局。而她最開始的猝然消失，為王端午保留了一些渺茫的希望：個體存在著在時代中以精神引領肉體改變命運的可能。馮素素比王端午走得更遠，她從生活在純粹精神世界到以物質現實為重的轉變，讓王端午看到了靈魂世界的幻滅，進一步深化了他的孤獨——無論王端午是否真正得到了愛情的呵護，他都始終是作為單一的個體獨自面對著世界。從恐懼憤怒到孤獨迷茫，王十月雕琢出了王端午最深處的靈魂印記，“在一個天地易變的時代里，那種至大而無告的哀傷”。

06

“打工文學”的內在超越

盡管王十月不太認同“打工作家”的頭銜，但《不舍晝夜》依然為小說主角選擇了王端午的姓名，并將王十月“賣過魚丸、畫過廣告、廚房打雜、織布雜工、當過調色師、生產主管、廣告公司藝術總監、廠刊主編、編輯記者等”經歷，微妙地拆解進王端午的打工歷程中：王端午、劉祖之與李中標所面試、打工的工廠，都是王十月曾經從事過的工作。這可謂源自深度體驗的小說虛構，嵌入小說情節時顯得異常自然。如王端午去李文艷家準備辦理出國簽證時，王十月安排了公司客戶不滿意，需要王端午立刻回公司處理業務的商業細節。這一時常真實發生于廣告公司的設計，及時地為猶豫不決的王端午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讓他給自己逃避心理罪責的行為找到自欺欺人的借口，也為以后持續盤桓在他心頭的贖罪意識埋下伏筆。

有著豐富打工經歷的王十月，特別擅長利用個體深度經驗及其思想認知，將某些可以想象的抽象惡，精準投射在具體人物與事件上，通過書寫普通人之間的相互攻訐，呈現加害者與被害者的命運循環，揭示人的“原罪”，從而“一個都不原諒”，似乎也由此延伸和拓展了魯迅小說的某些思考。這也是小說有意讓王端午找到宋小雨，對李文艷的追溯卻一直失敗的深層原因：王端午沒有搞清楚為什么匯給李文艷母親的款項會被一直退回，他向李文艷老家的肉身流浪與精神懺悔（向直播間觀眾講述自己偷竊證件的事實）嘗試都以失敗告終：罪行不會因為彌補的行為就憑空消失，只會留下無法抹去的傷痕。王端午的懺悔或許能得到原諒，但他的罪行卻不可能得到救贖。

更深刻處在于，王十月沒有停留于早期打工文學的簡單質問，而是進行了更尖銳的思考與批判。如收容所制度只是體系的局部特寫，所體現與依仗的是社會觀念的整體性認知。制度沒有把對人的認知放在首位，而是將證件奉為圭臬，李文艷因丟失證件寸步難行，在暴力毆打下精神失常走向死亡。諷刺的是，通過與主播小黑策劃直播，并提出“殿堂空蕩蕩，大神在民間”的宣傳口號，王端午發現直播間的觀眾們更在意鏡頭前主播的知識復述與觀念表達，而不再對學歷證件過分關心。關注焦點的轉移與變換，意味著當下價值需求的轉向。恰是對“流浪大師”的吹捧，反向證明了當下學歷與證件的過分普遍及其事實無效——這與王端午以前的經驗大相徑庭。在證件從絕對權威到無人問津的轉變背后，是社會一以貫之的根源性精神空虛，人在其中難以尋找到堅實的存在基礎與立身根基。

這是王十月的深切困惑與敏銳質問，也是其對“打工文學”的內在超越，顯示出獨特的現實追問和思想關懷?，F實主義小說的史詩追求傳統慣性要求對于現實的多方位綜合呈現，在作品中通常表現為多重要素（地域變遷、職業變化、身份轉型）的疊加，這固然是有效表現時代精神的方式，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時遮蔽了個人與歷史主潮未必完全同步的具體蕪雜感觸和曖昧精神空間。王十月找到了社會物質載體與精神符號之間的隱秘罅隙，發掘出個體更為駁亂的肉身經驗和靈魂痕跡，由此提出的對當代靈魂失落命題的拷問才更顯難得。

回到開頭的問題，小說以“不舍晝夜”命名，《論語》原文有著意義明確的前句“逝者如斯”。這一被省略的嗟嘆，不僅以馮素素小說書名的形式嵌進文本中，與小說中王端午持續面對的死亡遙相呼應，也同時成為王十月自身文學觀念與生命感悟的同義復寫。流動不居的時間塑造了一代人的心理感知狀態，“端午”“中秋”，是紀年法的一體兩面，也是肉身的一體兩魂，其背后是八十年代改革開放至今的時空巨變。在時代變革的社會結構中，《不舍晝夜》召喚著必要的停頓，以及這代人心靈上的巨大迷茫與無措。這或許是為什么王十月在《不舍晝夜》里要加入大量晦澀的閱讀體悟與哲學思辨：他試圖以此在閱讀層面制造明顯的停頓，在文本內外為時代“新我”的誕生搭建思想舞臺。也正是在這樣不斷進行精神層面自我詰問的時刻，個體才會重新激發肉身的生存本能，刪繁就簡，脫胎換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