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打工文學代表作家的王十月在2024 年發表長篇小說《不舍晝夜》。作品講述了主人公王端午50余年的人生闖蕩，展現了70后一代南下打工者的“創業史”與心靈史。本文通過解讀主人公王端午身上所展現的三種身份模態：狼王、凡人與圣哲，探究打工群體身份頻轉中的焦慮與空虛，以及對社會身份失格的恐懼，從而陷入的精神與肉體雙重流浪漂泊。并且通過對“端午”這一符號化命名的解讀，揭示其與市場化浪潮之間的隱喻關系。進而剖析王端午個人負罪與救贖背后，是作者寄托的70世代集體懺悔意識，并希冀在勇于自省和承擔歷史責任中完成時代的審定和認同。

關鍵詞：《不舍晝夜》；身份焦慮；時代認同；懺悔意識

2024 年第四期的《十月·長篇小說》發表了王十月的新作《不舍晝夜》，并于10 月份由花城出版社發行。作為打工文學領軍人物之一的王十月在25年的創作中，逐漸形成了獨具個人特色標識的寫法與內容：多重身份對話與懺悔救贖意識。王十月寫作《不舍晝夜》一書在延續這種特色的同時，站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視角，以半生的閱歷與智慧對改革開放四十余年，尤其是市場化大潮的30 余年，進行回望、反思與再體驗。作品以第三人稱的視角、客觀甚至近乎冷峻的語調，自由穿梭于主人公王端午的四重人格，將其50余年尋找自我的一生“記錄”于冊。作為70一代的王端午，不可避免地卷入時代洪流當中，從內地農村出走，進入縣城，進而又隨著20 世紀90 年代打工潮，南下廣東沿海闖生活。在一次次身份轉向后，卻只收獲了無意義、無價值、無聊感的“三無”人生，命運注定走向死亡悲劇。這部王十月病中完成的長篇小說同時傳遞出作者最新的生命感悟：虛無裹挾下當代人沉重的身份焦慮與認同危機。另外，這部新作中的“王端午”和“李中標”在前作《收腳印的人》中已經作為主要人物出現，并且在主題上《不舍晝夜》也繼承了前作罪感救贖與集體懺悔的意旨，又融入了作者病中的思索，而更顯出深沉與思辨的色彩。

“我是我時我是誰”：王端午的三重身份模態

“身份，指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源出于拉丁語statum （拉丁語stare 的過去分詞形式，意思是站立），即地位。狹義上指個人在團體中法定或職業的地位（如已婚、中尉等）。而廣義上，指個人在他人眼中的價值和重要性。”①在王端午的一生中，身份的頻繁更迭與焦慮互為因果，從農民到打工仔、從上市企業高管到知名書店老板，直到最后重新選擇流浪。焦慮催動之下，王端午的身份模態也分裂為狼王、凡人、圣哲三者，在三重身份的裂變、交織、耦合中完成社會地位和人生選擇的一次次嬗變。這里的三重身份并非意含善惡褒貶，而是對王端午這一人物復雜紛亂的心靈情緒與思維動機的分析歸納，通過具象化的身份意象，更為清晰深入地理解與認知人物的塑造邏輯。

（一） 狼王：欲望沖動的心靈具象

“ 他的身體里就住著一只荒原狼，而他的余生，只有釋放了狼性，才能抵達真正的人性。”王端午在人生的后半段決定流浪時，方才領悟到《荒原狼》中說“每個人的身體里都住著兩個靈魂，一個是人的靈魂，一個是狼的靈魂。”②但事實上，王端午一生四次身份轉型：王端午、李文艷、王端、流浪大師，過程中都不乏狼性釋放的影子，有些是為了生存，有些則是為了自由。而不同于“吃人血饅頭”的直播網紅如同貪婪的野狼般跟拍病重的流浪大師，王端午的豐富的學識和較高道德感，約束他不會淪為狼性沖動的奴隸，而使其更像深于謀劃，眼光敏銳，道德自律的“精神貴族”，即如狼王。

在王端午的生命軌跡中，狼王沖動與他的階層躍遷和靈魂升格有著緊密的關聯。王端午身上的狼王沖動源于四姐王幺姑。四姐身上所具有的浪漫灑脫、狂歡自由的“酒神精神”，如同精神圖騰一般刻印在少年王端午的內心世界。“王端午對四姐的崇拜是全方位的，以至于在他后來漫長的人生中，一直以四姐為榜樣。他認為四姐是個真實的人、自由的人，是個活得舒展的人，是沒有被扭曲的人。而他的一生，從未做到像四姐那樣灑脫。”③四姐的精神形象為王端午種下了狼王的精神基因。在四姐臨終那句“走，走得越遠越好”的召喚下，這一基因在他人生中無數時刻發作，潛意識地助推他走向更廣天地、更高階層。

輟學后在農村日耕夜讀的重復生活中，王端午感到了沉悶與空虛，對于縣城的向往成為王端午狼王沖動的誘發劑。為了攢錢去縣城，王端午選擇了極為艱辛的割蘆葦工作。在放倒最后一排蘆葦的時刻，“他終于不再壓抑自己，沖著凜冽浩蕩的江風發出餓狼一般的號叫”④，狼王沖動既為他提供了改變的動力與決心，也淬煉著他的意志與體魄。1992 年，隨著電視劇《外來妹》的大火，“打工”一詞也走進了王端午的視野，再度喚醒了他心中沉睡已久的狼王。背負著夢想、冒險，逃離“這千年不變的、出生以來就被規定的命運”，踏上南下打工之路，在血氣方剛的年紀里，他既不甘心終生成為“麥田里的守望者”，就只有走出去，成為麥田的逃離者。在珠三角30 年的打拼當中，狼王沖動淬煉著王端午，王端午也在淬煉著狼性。在名匠公司任高管時，在創辦西西弗斯書店時以及在策劃網絡直播爆紅時，他已經不再像年少時沖動草率，而是精于謀劃，長期部署，越來越接近一頭真正的狼王。并最終在釋放狼性、追求自由的沖動之下，凈身出戶逃離家庭，逃離一切束縛真我的社會身份，與圣哲品格合流，在找尋自由與懺悔救贖當中，再度踏上流浪之旅，成為獨行的荒原狼。

當然，狼王沖動也存在失衡的時刻，間接孵化著圣哲品格的成型。在經歷了回鄉辦身份證被官員欺壓之后，回到深圳被搶劫，險些喪命，流落街頭，尤其與戀人失散之后，極端的境遇直接導致了生態化反，將王端午由一個體面的打工者逼成了如祥子一般的行尸走肉，墮落到以小偷小摸維持生活。然而知識與思想又使他不可能完全放下自尊，接受施舍。這種與現實行徑不配位的自尊，只能加速透支稀薄的良心，只待爆發的時機——1994 年的小年夜。在計劃竊取李文艷錢財的那一刻起，王端午身上的狼王已經完全淪為了貪婪的野狼，享受著“道德突圍”帶來的背德的快感，狼性徹底走向了瘋狂。這場狼性的狂歡，也間接導致了李文艷的自殺。但如果借此否定王端午狼王品格的存在也并非事實，恰恰因為此事中的狼性失控，王端午終身陷入罪責的懺悔當中無法解脫，反面印證了王端午沒有在殘酷的社會篩選中退化為一個徹頭徹尾的野獸，而是存在強烈自省與道德自律的狼王。這人性與狼性的博弈的情節因而也具備了如寓言般的警醒意義與反思空間。

（二） 凡人：渴望安定的塵世選擇

凡人，泛指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大眾。王十月在《不舍晝夜》的后記當中，提到這本書最初擬定的名字就叫做《凡人傳》，“我只想寫一個平凡普通的中國人短暫而又漫長的一生”⑤。事實上，縱觀主人公王端午的人生軌跡，很難完全將他歸為“凡人”的系列，比如幾近當上市值幾十億公司的CEO ，這已遠遠超出普通大眾的能力和社會階層。或許我們從另一角度可以探究王端午這一角色的凡人身份，即并非社會地位與經濟層面的凡人，而是一種追求安穩、向往平和的凡人心態。

追求平穩安定的生活，是農耕民族所共通的集體無意識。出生于農民家庭的王端午自然也不例外，他在每一個社會崗位上都維持過一段相對安寧的生活狀態。然而工業化和市場化的運作邏輯，不可避免地刺激著他的欲望本能，為他吹進躁動不安的時代情緒，這種情緒與狼王沖動一起，反抗著凡人心態的安逸惰性。王端午的兩種模態構成的張力，同時也成為現代都市人生存心理兩難處境的真實寫照。

作為中間樣態，凡人心態同時受到狼王沖動和圣哲品格的雙重影響。狼王沖動的作用在于，每次經歷狼王沖動都會使王端午進入更高層次或質量的凡人階段：割蘆葦鍛煉了他強健的體魄與堅韌的意志；進縣城為他帶來了工人階級身份和讀書會的精神熏陶；南下打工則為他打開了改變命運的機遇和通道；盜竊李文艷，讓他在殘忍的社會競爭當中實現了階級的躍遷；創建西西弗斯書店，讓他實現了自己理想中的知識藍圖，并在與馮素素結婚之后，過上了較長時間的安定生活；決定流浪，讓他在精神境界層面實現超拔；成為網紅流浪大師，又使他火遍全國。“我認為這一切皆是欲望使然。欲望并非貶義詞。渴望發展是欲望，渴求獲得尊嚴也是欲望。十年后，我在一篇小說的題記中寫道：欲望是第一生產力。”⑥這種狼王沖動與凡人心態的交織聯動，在王十月的人生履歷當中可見出很強的現實來源，這是城市生存者的普遍心理，也是一代打工者的精神信條。

而傳奇人生的王端午區別于一些爽文主角之處則在于，即使身處狼王沖動所成就的高質量的凡人階段當中，王端午并沒有耽于庸常或是貪得無厭，而是走向了一種深沉的思考與自省，并勇于為自己犯下的罪行承受心靈永恒的懲罰，至死方休甚至至死不休。這種精神的追求具備了圣哲的品格。當名匠的老板黃盼弟得知王端午的冒充身份之后，選擇了原諒王端午，并希望他繼續留任并升職。然而，王端午并非寡廉鮮恥之徒，面對公司總裁的位置和億萬元的金錢誘惑，他無法再違心承受，坦然而決然地離開了他投入多年心血的名匠公司。為自己保留最后一點點為人的良知和尊嚴。正如這第三章的末尾寫道：“他終生都在追求著一個目標——成為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是個平凡的人，卻不是個平庸的人。”⑦

（三） 圣哲：徒勞虛無的道德掙扎

弗洛伊德在分析人類心理時，將精神分為自我、本我和超我三層結構。超我，也即人類所追求的圣人境界。這種品格超越了本我的欲望沖動和自我的庸常平凡，走向了一種更高層次的精神世界。王端午的圣哲品格則是在圣人境界的基礎之上多了一層哲學思辨的色彩。對人類存在的意義本身的發問和求索，使得王端午的超我精神由道德走向哲學。實際上與其說是王端午的圣哲品格，更準確地說應當是寄存在王端午大腦中的王中秋或者第二人格，才是圣哲品格的主要展現者。圣哲品格有兩個衡量標準：一是高度的道德自省與懺悔救贖意識；二是對于人類終極問題的哲學思考。

首先是高度的道德自覺與懺悔救贖意識。經典書籍所賦予王端午的不僅有豐富的學識，更重要的還有道德的塑造。在王端午絕大部分的人生時間里，都自覺地恪守著道德規范。對于較少的“道德突圍”也都保持了極為嚴肅的自省態度。在王端午盜竊了李文艷的財物與證件之后，腦海中的第二人格王中秋便一直責問、批判、規勸王端午前去自首，及時拉起了道德的警戒線。即便在王端午入職名匠風生水起時，王中秋也不忘時時跳出來譏諷王端午的虛偽。但也正是在這種道德的規約之下，歷經社會黑暗的王端午并沒有滑向墮落的深淵，沒有淪為如劉祖之那種背義冷漠、陰暗深險的小人。反而以一種深沉的救贖心態和懺悔意識自我解剖，為個人和時代負罪。

其次是對于人類終極問題的哲學思考。從《卡門》的啟蒙開始，王端午經歷了塞林格、卡夫卡、加繆、薩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師的精神洗禮，對于人存在的意義本身進行了長達終身的思索。其中加繆的《西西弗神話》和薩特的《存在與虛無》成為王端午主要的哲學源頭。而兩位哲學大師最終也以吸煙男子和小老頭兒的形象出現在王端午的流浪之路中。王十月以復調小說的寫法敘述了加繆、薩特、王端午、王中秋四人的哲學對話，以一種魔幻的方式呈現王端午腦中不同哲學聲音的思想交鋒，讓王端午的流浪之旅抽象為一場靈魂辯論的精神之旅。但是，再深刻的哲學觀點，也無法解決現實中餓倒路旁的現實困境。尤其是在王端午面對全國疫情的重大危機時，腦海中繁雜的哲學觀點顯得是如此蒼白而渺小，自己秉持的圣哲品格，不過是在一種虛無中徒勞的掙扎。自己一生追求的存在，卻以一種虛無的方式終結，為悲劇的思想追尋之路畫上了黑色幽默般的荒誕句號。

“我非我時誰是我”：社會身份的失格困境

馬克思說，人是社會關系的產物。在巨大的社會機器當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無論自覺意識到與否，沒有人能擺脫社會身份，有的只是身份的一次次失去又一次次重拾。社會身份失格，即失去某種社會身份的資格。英國作家阿蘭·德波頓《身份的焦慮》中認為：“身份 焦慮源于對自身社會地位和價值的不確定感。”都 市巨大的流動性，也帶來了社會身份的復雜多樣與 流變不居，尤其是對于外來務工的移民人口，融入 都市生活、獲取市民身份，既是打工群體奮斗目標，也是不愿提及的心靈傷疤。同時，城鄉雙重身份的困擾，也加劇著底層打工群體的焦慮情緒。“進不去的城，回不去的鄉”，精神只能在城鄉之間漂泊游蕩。

（一） 無處安棲：身份頻轉的流浪者

王端午在作品中先后經歷了四次身份的轉變：從煙村務農的王端午到深圳郁金香廠的打工仔王端午，之后轉變為名匠公司高管李文艷，再到西西弗斯書店的創始人王端，最后是網紅流浪大師王端午。在這五個身份與四次轉型當中，王端午并未獲得靈魂的安歇。狼王、凡人、圣哲三重身份模態的交疊，也并未有哪一種能讓王端午停留。這其中固然有主觀選擇的成分，但是更多還是源于城市生活巨大的不確定性，在隨時面臨身份失格的風險之中，難以獲得歸屬感，在焦慮之中頻轉身份，永遠漂泊。“在我這里，漂泊感和恐懼感是相依為命的。《31 區》《活物》就像你所說的，寫的是一種意象,漂泊的意象。這兩部書更接近寓言，是我內心漂泊感的一種呈現。在這兩部作品里，我抽離了生活中 的肉體漂泊，直接地去寫內心的漂泊。”⑧可見，漂泊流浪作為王十月小說中常見的意象，身份失格帶來的漂泊感也是其新作《不舍晝夜》中情緒主調。

“身份的焦慮是一種擔憂。擔憂我們處在無法與社會設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險中，從而被奪去尊嚴和尊重，這種擔憂的破壞力足以摧毀我們生活的松緊度。”⑨王端午的第一次身份失格，發生于南下進廠之后。盡管鄉村生活的忙碌，曾經一度讓王端午感覺到麻木，但起碼還具備對自我存在的體察。然而在南下進場之后，他成為了工廠流水線上的一環，同其他人一樣變成了機器的零件。工廠殘酷的壓榨機制，將人徹底異化，王端午此時也被迫適應，“習慣了在流水線上將自己化身成一架高速精準運轉沒有思維的機器，習慣了晚上下班后倒在床上一分鐘入睡，習慣了沒有時間看書、沒有時間胡思亂想、沒有時間感嘆、沒有時間審視自己的生活。”⑩這次獨立身份的失格帶來的后果之一，是宋小雨成為了王端午生命中最后的精神支撐。只有在和宋小雨相處的時候，他才能感受到自我的存在。這也導致了在失去宋小雨的聯系后，王端午徹底崩潰，陷入道德的極淵，淪為行尸走肉；第二次的身份失格則是被劫去了身份證，象征著“王端午”這一身份與尊嚴的失效。失格后看似自由自在，實則潛藏著無法自我定位的惶惑。因而當盜取到李文艷的身份證和畢業證時，盡管內心的良知不安，但王端午實在無法拒絕大學生身份的誘惑。在以李文艷的形象入職公司后，他終于重拾了社會身份，也開始重建自尊。在被劉祖之告發，“沒有臉”留在公司。又一次失去李文艷的身份后，王端午以王端為名，在創建書店品牌的過程中，重構自己書店老板的社會身份。直到妻兒都知道了自己罪行，無法“厚著臉皮”回家，只得主動凈身出戶，又一次失名。最終，以網紅流浪大師王端午為名，最后一次重構了自己的身份。直至倒地死亡，才完成人生意義的徹底消解，也終于在身份失格的恐慌與焦慮中得到解脫安棲。

（二） 一紙證書：命運置換的荒誕性

在當代社會的評價體系當中，“一紙證明”成為重要的參考依據，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社會身份是否建構成功。尤其是在電子建檔并不成熟的年代，薄薄的一張證明書卻能厚如命運的分水嶺：證書的失去即意味著社會身份的失格，而證書的擁有包括盜取、冒用，卻能重塑自己的身份，進而扭轉命運的齒輪。當人只能借由“他證”而不被允許自證時，這種被動的“失語”現象荒謬得令人悲哀。

在王端午盜竊了李文艷的身份證件與學歷證明之后，個人的命運發生著天翻地覆的變化，如同兩個人被從各自的命運軌道之中置換出來。王端午拿著李文艷的證件和現金，將自己從流浪漢裝扮成為文質彬彬的大學畢業生，之后成功入職了名匠公司，通過早年的知識積累和文筆出眾，隨著公司的發展壯大而一路高升，收獲了名譽與財富，成為社會名人。而失去身份的李文艷被迫進入了王端午的人生軌道，身無分文露宿街頭時被混混打殘了腿，最后在公安的幫助下，聯系上了江西老家，臥床兩年后在絕望中自殺。另外，王十月的其他小說當中也有類似“認證不認人”的荒誕情節，如《廠牌》中的李梅因由于丟失廠牌而被阻攔進入寢室。更為典型的則是《人罪》，法官陳責我和小販陳責我因一張大學錄取通知書，人生命運倒轉兩極，趙城改名陳責我冒名頂替上了大學，成為法官，而真正的陳責我卻只能流落底層。與王端午和李文艷的故事異曲同工，也可見作者對此有著一以貫之的反思與批判。

這一紙證明所帶來的荒誕性的人生命運，同樣體現在邊境證上。一張小小的邊境證，就切斷了王端午進入深圳的權利，高大的南頭關曾經是他不可逾越的高墻，以空間劃分出階層，也斷送了他和宋小雨之間的愛情。而那張他日思夜想，費盡力氣都沒能辦理的邊境證，卻被老板黃盼弟一句話辦好，遞到王端午手上。而當王端午手持這張邊境證堂堂正正地踏上關內土地時，只感無盡的虛幻。此時的邊境證便不只是一紙證明，而是特權身份的象征。在獲取身份與失卻身份之間，又獻祭了多少底層打工者對公平的渴求。

然而，在我們反思“唯證書是從”的“本本”主義評價體系時，又不得不注意到，初中文憑的王端午憑借少年閱讀時打下的基礎，有著出色的文筆和談吐能力，因而公司上下竟沒有人對他假冒大學生的身份產生過懷疑。或許在我們思考證書評價體系的荒誕性時，那張證書本身就寫滿了荒誕。

三十年來辨是非：時代建設者的半程回望

出生于1972 年的王十月現今已53 歲，半個世紀的人生閱歷，尤其是市場化以來三十年的親身參與，讓王十月有了足夠的底氣討論這段歷史過程中的是非舍取。在寫作《不舍晝夜》時，王十月帶著為一代人立言的寫作沖動，記錄了70 一代南下打工者的闖蕩史。以時代的精神建設者和參與者的姿態，在人生半程中回望，使這部作品擺脫了以往打工文學狹小的個體經驗，而具備了厚重的史詩感，是王十月小說創作生涯的新發展和新突破。這代打工者是與歷史同步，與時代同構的一代，王十月在記錄這代人建設的成就時，也在作品中更多地寄托了對時代認同和歷史評價的憂思。

（一）“端，物初生之題也”

對于主人公王端午名字的含義，小說中有多處涉及。“端。從字面理解，就是端正。他希望從此做個端端正正的人。他又查了《說文解字》：‘端，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換句話說，端，代表著事物的萌芽、開始。這是一個很好的寓意。”“在古時，中國有些地方的習俗，會將生在端午節的孩子扔掉。因為在古人的觀念中，農歷五月是一年中的惡月，初五是惡日，五月初五，惡月惡日，是一年中毒氣最盛的日子，因此古人在這一天掛艾葉驅毒。” 作者安排這兩處美惡相反的釋義，構成了令人困惑的命名之謎。

將不吉之日冠之以美好之字，主人公又因出生于這不吉之日而被命以嘉名，這之間似乎有著費解的邏輯。但當我們從王端午或者70 一代南下打工者的生平出發，則不難發現“端午”這一吉兇共體的詞匯與20 世紀90 年代的“市場化”存在著某種隱喻關系。作為商品經濟大潮的親身參與者與建設者， “ 市場化” 一詞與70一代深深綁定。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誕生即是“原罪”的資本涌入市場帶來的不確定性與商品經濟的繁榮性，同時撥動著那個時代人們既擔憂又興奮的神經。這也恰恰正是出生不吉卻又飽含蓬勃生機的“端午”一名的隱喻。在30 年的建設當中，70 一代以自身的親身實踐印證了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同時也以慘痛的教訓思考商品經濟、消費主義所帶來的種種弊病。“事實上，我是想要達到一種效果,讓讀者產生一種更真實的感覺，讀到的時候會去想這是王十月的事，其實是一代人的真實，并不是我一個人的真實。”王十月通過“端午”一詞的雙重含義，符號化地指涉了30 年來時代建設的復雜性，同時也是對70 一代歷史作用認同與評價的復雜性。

（二） 個人靈魂的救贖與集體罪責的懺悔

在《不舍晝夜》中，如果說是有一種情緒自始至終縈繞著王端午，那便是濃重的負罪情結和救贖心理。開頭弟弟王中秋的死，王端午認為自己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深陷于對弟弟的愧疚當中；打工時因偷竊李文艷的身份證明和現金，完全毀掉了李文艷的一生，間接導致了李文艷自殺。這項罪責直到他躺在地上生命結束的最后一刻也未能解脫。在小說的后半部分，王端午又對沒能履行讓妻子無憂無慮寫作、讓兒子健康成長的諾言，而心生愧疚，無顏回家。這些罪責，如同沉重的枷鎖壓在王端午的心靈之上，最終使他走上了自我流放的贖罪之路。

這種無法自解的負罪情緒，固然源于其圣哲品格中高度的道德自省，但當我們深剖其中的邏輯時又發覺理由過于蒼白。首先弟弟的死，根本原因在于腳掌踩到鐵釘后，農村醫療條件不足，未能及時得到治療而死，雖然那個帶鐵釘的木椽是王端午玩耍后丟在地上的，王端午的丟棄行為與弟弟踩到鐵釘之間并無直接的因果關系，實在很難認為王端午需要為弟弟的死負有責任；其次，李文艷之死，王端午的盜竊行為與李文艷的死亡之間也并無直接因果關系，在司法層面上只能構成盜竊罪，并不需要為李文艷之死負有刑事責任。但是在道德層面，王端午確實要因李文艷之死而受良知譴責；至于愧對家庭，王端午是因為心臟問題被迫將書店交由妻子打理。而在此之前，王端午都為妻兒提供舒適的物質保障和精神支持，在丈夫層面與父親層面都無可指摘，難以談得上愧對家庭。

因而不由得讓我們重新思考，王十月在《不舍晝夜》對負罪情緒與懷愧心理著墨甚多，是又有著怎樣的隱秘的創作動機？或許我們可以從王端午的代表性或象征性出發來探討。正如王十月在訪談中所回答的那樣，王端午并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代人。因而作為市場化與70 一代打工者象征的王端午的這種負罪情緒，也不僅僅是其個人的靈魂救贖，同時也應當是一代人的懺悔意識。作者站在人生半程回望三十年來的建設和發展，欣慰之余又充滿著深深的憂慮：一方面，三十年來的高速發展，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在回望三十年的精神建設時，又無不驚心于落下如此大的虧空。王端午對人生的虛無之感也同樣是70一代人的共同心理。而這正是王端午懷愧心理的深層來由。另一方面，王端午在極端境遇中通過盜竊李文艷的現金與證件存活下來，并實現了階級躍遷。在市場化的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競爭中，又有多少“李文艷”被犧牲在滾滾經濟浪潮當中，一代人中或直接或間接、或主動或被動、或已知或未察、或多或少都背負著傷害他人以求利己的罪責，“作為知識分子階層代表的王端午看到了原始積累時期那些既得利益者人人有罪”，而這些罪，也許并不是司法之罪，但“具有深度的罪感文學，不是對法律負責的體認，而是對良知責任的體認，即對無罪之罪與共同犯罪的體認，懺悔意識也正是對無罪之罪與共同犯罪的意識。”親歷者王十月正是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并以此寄托著一代人的集體懺悔意識。也正是在這真誠認真的自我剖析中，方能完成時代的公平審定與歷史的客觀認同。

結 語

作為體驗型作家，從創作初期，王十月就對打工群體的現實經歷和心靈世界予以格外關注與書寫。新作《不舍晝夜》在對打工群體三十余年間的身份焦慮與時代認同方面又有了更深的開掘，并且在藝術手法方面也具有某種現代主義先鋒氣質。如小說敘事者多次打破虛構，主動解構虛構，制造碎片化敘事和機械感甚至是“微信式”的對話格式等等，帶有新穎的實驗性。總之，作為王十月長篇小說的又一力作，《不舍晝夜》展現了十分優秀的思想資源和藝術樣本，為研究王十月創作思想的新變與底層打工文學精英化寫作趨勢提供了高質量文本實踐。

（注釋參見本刊紙質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