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十月長篇小說《不舍晝夜》自刊登于重要文學刊物《十月》，并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同名單行本后，已經有眾多評論文章從不同角度切入，對作品進行解讀。如，有的文章重在判別小說主人公王端午的生活、命運和改革開放的歷史，尤其是廣東在新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歷史過程的互文性關聯，有的文章則操持心理學的理論工具，從那個隱身于王端午腦海中的“弟弟”王中秋出發，談論童年經歷對人物的人生路徑選擇的影響。上述視角當然都有其合理價值，但在筆者看來，本文嘗試從對死亡的敘述來對作品主題和結構進行分析。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曾說，“總觀生命，生命就是失望，不，騙局”。這一說法雖然簡略，但已足夠清晰。從這一稍顯感性的對死亡的定義來看，《不舍晝夜》的主人公王端午實際上經歷了多次的死亡。小說由王端午的童年開始，最后以王端午在直播鏡頭前的亡故為結局。小說中，出生于江邊農家的王端午，初中畢業后在縣城呆了三年后赴廣東務工，他收入微薄且不穩定，一直無力維持生計，困窘之際，只得竊取大學生李文艷的身份、學歷證件，又冒充李文艷求職。他本來已經在廣告界混得風生水起，卻被情同手足的好友妒忌、出賣，不得不放棄高薪職位另謀生路。他利用積蓄開起了書店，一來以此維生，同時也可一圓自己的讀書夢想。后來書店因房東出國等原因停業，王端午在流浪中放下心理包袱，走上人生另一條賽道——網絡直播，并成為知名網紅。最后，“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當王端午準備在直播間中向公眾公開自己一生中的最大污點時，他舊疾復發，中年離世。王端午的命運中，不乏叔本華所指出的“失望”或者“騙局”。但是，王端午本人的死亡是小說的結局，并非小說的重心。小說中布滿了各種死亡。筆者統計，小說中直接描寫的死亡包括王端午弟弟王中秋的死亡，王端午四姐、大姐、母親、父親的死亡，書店房東黃教授夫人的死亡，間接提及的死亡包括李文艷的死亡、王端午直播搭檔小黑的死亡，以暗示的方式提及的死亡包括李文艷母親的死亡、王端午初戀女友宋小雨的死亡等。

小說第一次提及死亡，是王端午弟弟王中秋在四歲時的意外夭亡。人們——包括王端午自己——均將王中秋的死歸結為王端午照顧不周。后來，王中秋的形象多次在王端午面臨重大抉擇時出現在王端午腦海中，對王端午可能做出的抉擇進行干預，如果王端午的選擇有道德上的理虧之處，王中秋還會對王端午進行批評教育。已有論者將王中秋視為王端午的第二人格，但在筆者看來，王中秋在王端午腦海中的頻繁出現，其意義在于提供一個道德上的正面參照系，王中秋的道德立場和王端午的世俗欲望構成了張力，這種張力是王端午和腦海中的“弟弟”相互博弈的結果，猶如一根撬棍，撬動王端午的深層心理結構，使得讀者對王端午的心理世界獲得更深入的認知。文學作品中講述人物的心理斗爭時，往往以人物內心中善惡對立的形式展開。這種對立看似發生在人物內心，實際上是外部社會中不同的道德觀念的體現。畢竟，因為王中秋形象的非實體性，他的勸誡并不來自現實社會中的任何人。這也就意味著，時常浮現于王端午腦海中的王中秋，實際上就是對社會多數人所認可的道德觀念的人格化。由此可見，“弟弟”這一形象并非一個心理學意義上的他者，更接近于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他者。從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王端午的道德水準并不低，他的價值譜系中，既有著在中國鄉土社會中世代沿襲的傳統道德，同時也有著他通過對國外文化經典的研讀而獲得的精神啟蒙。甚至可以說，在王端午一生中，幾乎沒有出現過任何道德水準顯著高于他的人。即使在小說后半部分出現的大學教授黃老師，看似品行不凡令人仰視，但細讀作品可以看出，這一形象之所以被描寫得異常高大，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知識分子光環的加持。小說中，王端午需要在社會底層，從一文不名的狀態不斷積累財富、實現階層躍升，這一過程中他必然面臨種種抉擇，這些抉擇往往以道德考驗的形式出現，由此，作者也必須在王端午腦海中構建出一個能對他進行道德引導的人物。而且，對于嗜書者王端午，他所有讀過的文化經典，也勢必會在他的深層心理結構中構建出這樣一個人物。否則，這些經典著作中的各種哲理就是空洞的，無法對王端午的各種現實考量產生影響。“弟弟”王中秋在王端午腦海中出現時，他所面對或者說對抗的，并不是王端午本人，而是各種形而下的世俗欲望。正如神秘主義戲劇家梅特林克說的，“我們悲悼亡魂，在他們身上發現的一切美德使形象更為崇高，于是，這些美德成為我們的美德”。“弟弟”在王端午腦海中的最后一次出現，是王端午按照“弟弟”的規劃，由廣州流浪返鄉的過程中。此時，因為突如其來的疫情，遠比王端午內心中的痛苦更大的“人類面臨的劫難”使得王端午格外惦記家人，王端午由此徹底放棄對“純粹的靈魂生活”的追求。王端午既然完成了這一轉變，“弟弟”作為良善道德觀念的人格化形象也就無所憑籍了，在小說的使命由此終結。

“弟弟”的亡靈形象幾乎貫穿全書，所以本文對這一形象的解讀所費筆墨略多。出現在作品結尾處的王端午父親和王端午直播搭檔小黑的死亡，則是另外兩起意義重大的死亡。在《不舍晝夜》這樣一部跨越一個人的一生，有著五十余年時間跨度的作品中，死亡的出現當然不可避免。但是，哪怕親人的死亡，如四姐、大姐、母親的死亡，因為并未對王端午的人生路徑選擇產生影響，這些死亡實際上只具有路旁景觀的意義，作者只是出于合理性的需要才予以提及。但父親和小黑的死亡并非如此。父親不僅讓王端午獲得肉體生命，更是鄉村傳統的象征，而和小黑的合作締造了王端午人生中的高光時刻——成為現象級網紅“流浪大師”。小說中有著意味深長的一組情節，其中，王端午找到小黑，把自己炒作成網紅，然后又長期合作，把百萬粉絲留住。他們的直播賬號能夠成功，看似靠的是兩人的高明炒作和王端午高品質的內容輸出，但“流浪大師王端午”的賬號卻承繼自“小黑窮游中國”。小黑對于王端午而言，有著某種含混的軀殼、肉身意義。小黑的死亡，雖然發生在兩人的合作關系結束之后，但這意味著王端午與現實關聯的結束。而父親的死亡前，實際上意味著王端午和農民社會的關聯的終結。從這時開始，他需要面對的，只有自己的盜竊李文艷學歷證書并冒充李文艷身份的歷史。

李文艷的自殺，雖然并未在小說中獲得直接的呈現，但這是全書最重要的一次死亡。這不僅標示了王端午盜竊行為的罪惡程度，更意味著在受害者已經死亡的情況下，王端午無法完成懺悔——除了以命相抵。曾經盜竊、冒充李文艷并導致李文艷自殺，這對王端午而言，是“致命的死穴”。兒子王快樂和王端午的決裂，也來自于王快樂對王端午罪惡歷史的洞悉。當初在盜竊成功后，此時，王端午的心態是，“他在那一刻感到很委屈，他的淚水洶涌而下。后來他經常回想這一幕，他自己都不是太明白他為什么會感到委屈，也不明白他何以如此悲傷”。其實，他的委屈、悲傷來自對自我的否定，對王端午此前的人生的悼念，這其實無異于葬禮上生者對死者的哀悼，這不過在這里，生者和死者共用一個肉身而已。正如小說中寫道的，“他想，從此王端午死了，醒寶死了，我叫李文艷。”

接下來小說中提到王端午來到李文艷的故鄉，得知李文艷已經自殺身亡，是因為他的公司老板要帶他出國，他需要回到李文艷的故鄉辦理護照。他由此得知李文艷還在死前有過痛苦的經歷，他被毆打致癱，臥床數年，并且多次自殺。他在夢中看到李文艷變成了蜘蛛這樣一種能結網的動物，這也是在暗示王端午將終生生活在李文艷悲慘命運的籠罩中。

所以，李文艷的死亡和作品中其他人的死亡形成了蛛網式結構。小說本身是較為傳統的線性結構，按時間順序展開。但內部又隱藏著強烈的復調意味。就對死亡的講述而言，王端午得知李文艷的死亡，即位于作品的中部，也位于王端午人生的中部。盧卡奇在討論小說的傳記形式時的看法，正是對這種結構的絕妙概括，“世界的范圍受到主人公可能有的體驗范圍的限制，而大量體驗則在自我認識中通過主人公的成長過程朝著發現生活意義的方向組織起來；另一方面，孤立的人、非感性的產物和毫無意義的事件的離散—異質的群體，則通過每一個個別人與中心任務和由其生活歷程象征性地表現出來的生活難題聯系起來而得到統一的劃分[1]。”《不舍晝夜》中，主人公王端午對于他人死亡的觀看，正是“通過主人公的成長過程”組織起來的，但這種組織如果單單從時間順序上看又是松散的，只有把這些死亡置于李文艷之死對王端午的命運所帶來的影響的背景中，他們的意義和相互之間的網狀關聯才浮現出來。

以上種種，都是對王端午有著特殊意義的人的死亡。接下來不妨轉入對王端午本人的死亡的探究。王端午本人的死亡當然也位于這張以李文艷之死為核心的的蛛網結構中，但是王端午本人的命運在小說的表層敘事結構中又有著清晰的線狀特征。而且，如果我們把某人視為自己生命中至關重要的特質視為某種特定的生命形式的話，那么我們有理由將這種特質的離散視為一種隱性死亡，這種隱性死亡和王端午肉身死亡之間的線性因果關系就更加明顯。所以，我們不妨對王端午的隱性死亡、顯性死亡進行單獨考量。在筆者看來，王端午在廣州火車站對昏睡中的李文艷出手行竊就是第一次隱性死亡。后來，他冒充李文艷的情況遭到舉報，他不得不離開能充分發揮他的文化素質的高薪職位，也不得不放棄李文艷這個名字，看似生活被攔腰斬斷，但對王端午的影響遠遠沒達到第一次死亡的效果。實際上，如果我們從他改名為王端、希望自己從此端端正正做人來看，這毋寧視為一種復活。

王端午的另一次隱性死亡，來自他傾盡心力、財力建成并苦心經營的書店老店的關閉。他的第一次心臟病發作，也是發生在老店關閉后不久。《不舍晝夜》中多次提到讀者將這家書店當成物欲社會中的靈魂凈土，其實原因是王端午自己先把這里當作靈魂凈土。他對種種形而上命題——如對西西弗斯推石上山這一行為——的意義的追問，是通過閱讀產生，并在閱讀中獲得解答的。他作為廣告公司高管迅速積累財富的時候，因為回想自己墮落為竊賊的過程，發現原因就在于放棄了閱讀，“他開始懷念青少年時代不帶任何功利的讀書時光┅┅他在那一瞬間無比清晰地認識到，如果說人生是在大海的驚濤駭浪中前行的一葉小舟，有益的閱讀，便是那隨時錨定小舟的錨。”對于開書店這件事，他的定位是“從全新的地方開始他的新生”。當房東黃教授要賣出房產時，他無力買下這處書店所在的房產，這件事就構成了對他整個生命價值的否定。值得品味的是，王端午選擇端午節這天正式關閉西西弗斯書店老店，這也再次暗示了書店命運和他本人命運的內在關聯。他雖然有一處新店，但新店對他只有商業屬性。小說中對第二家書店的開辦過程甚至沒有直接談及，只是通過王端午、馮素素的夫妻對話，說了一句“我在中大附件看中了一個好地方，想租下來，再開一家新書店┅┅經營書店雖說掙不了大錢，但終歸是有盈利的，而且新店面積比老店大了一倍。”由此可見，新書店對他來說，完全是商業考量的結果。當他只能通過書店經營者這個身份生存時，生命的意義就開始逐漸消散了。從這個角度來說，王端午其實還經歷過第二次誕生。那就是他在中考失利后由四姐留下的一本《卡門》開始的對西方文化經典的閱讀。他由此獲得了精神的啟蒙。從此時開始，無論是在縣城紡織廠織布，還是赴廣東打工，即使是在窮困潦倒的流浪中，在公司高管觥籌交錯的酒色生涯里，作者都頻頻強調王端午與同類人的不同。打工時期的女友宋小雨就曾經如此形容他，“你在講你讀的書時，整個人是發光的。”只有到了開起了書店，王端午在精神上、物質上的雙重生存需要才獲得統一，“忙忙碌碌讓他覺得前所未有的充實，忙碌也讓他忘了李文艷。他感覺到，活了三十歲，直到現在，他才是真正為自己活”。

還有一次具有隱性死亡性質的事件，就是王端午、王快樂父子的決裂。值得注意的是，王端午給兒子——自己生命的繼承者——起名為快樂，其實在他的內心里面，也渴望能夠放棄某些因自我道德期許所帶來的羈絆，只有放棄了這些生命才能延續，但他做不到，“他是打心眼里覺得，生命里最重要的就是快樂，而他的生命中似乎天生缺少快樂”。需要指出的是，《不舍晝夜》中他的名字曾經從王端改回王端午，這是被父親按照“坐不更名，行不改姓”的“老話”要求的，這暗示著現代社會中，某些傳統因素也在扭曲著一個現代人對自我價值、自身人格的追求。

尼采曾經這樣描述對死亡的過程，“通過某種死亡的景象，可以和每一個生命融合”，這可以視為對王端午最終的死亡過程的隱喻。這次死亡，因為面向百萬粉絲進行直播而有著極為沉重的儀式感。這可以被視為一次公開的懺悔，一次姍姍來遲的對自我罪惡歷史的審視。顯而易見，讀者讀至此處必然會產生疑問，如果王端午早些進行公開的懺悔，早些把過往的罪惡如揭掉一層皮一般揭露出來，也就不必常年背負著沉重的命運十字架，承受沒有盡頭的精神折磨，也就不至于在五十出頭就心力交瘁。如果說王端午父親的死亡，隔斷了王端午和故鄉、童年、傳統社會這些概念的臍帶，那么對初戀情人宋小雨死亡的確認和小黑的死，則隔斷了王端午和自己過往人生經歷和現實生活的連接。王端午的一切由此都處于懸置狀態。此時，除了死亡，他面前已經空無一物了。對于王端午最后的死亡瞬間，小說中這樣描寫，“他最后的知覺，是褲襠一熱，一泡尿沒有憋住”。污穢之物離開肉身，肉身恢復到降生之初的純凈狀態，意味著主人公對盜竊惡行的贖罪已經完成，靈魂已經獲得凈化。

盧卡奇曾這樣概括文學作品中死亡敘事，尤其是對死亡瞬間的講述的意義，“在十分罕有的偉大瞬間——大多是死亡的瞬間，有一種現實向人展示出來，在這種現實中，人以透視一切的突然性看到并把握關于他、同時支配他的本質，即他生活的意義。[2]”國內也有學者指出，“在傳統小說中，死亡要么是一種解脫，要么可能成為一種升華，死亡往往被賦予‘宏大’的意義┅┅死亡敘述的現代性意義：不是生而后有死，而是死啟示了生，死向生展示了人生的意義，顯示了生命的價值，死是生的價值體現。[3]”以此來看，王端午的死，正是來自他對自我價值的否定。小說中，李文艷的亡故導致王端午無法完成懺悔，王端午逐漸把自己的生命視為無價值之物，具體表現為在心臟搭橋手術后，他并不按時服藥，當醫生發出“你不要命了？”的斥責后，他不過是淡然一笑。他還站在珠江邊準備跳江自殺，在血管再次堵塞后，對醫生二次搭橋手術的建議更是置之不理。如果說赴死也需要勇氣的話，那么王端午這種自我否定的勇氣來自哪里？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即王端午在閱讀中獲得了精神啟蒙，使他無法接受自己的盜竊行為，哪怕他是因生活所迫而行竊，被盜者的悲慘結局更是讓他無法通過懺悔從精神枷鎖中解脫出來，這種道德壓力推動他一步步地放棄自己的生命。

從小說中的線索可知，王端午六歲時毛澤東逝世，他本人則死于2023年初，可見他死時僅有五十三歲。這在以講述個體生命歷程為故事主線的長篇小說中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短壽。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陳忠實《白鹿原》中的白嘉軒活到了85歲，莫言《豐乳肥臀》中的上官魯氏，胡學文《有生》中的祖奶都有著近百歲的高壽，余華《活著》。這是主人公王端午本人因背負精神枷鎖有意為之的結果。在較晚近的個人史題材作品中，李佩甫《生命冊》中的“駱駝”是較為與之類似的，比如都是在壽命停留在五十多歲，都在青少年時代懷抱有文學夢想，都因為帶有“墮落”性質的惡行而改變困窘命運。細究起來，二者更大的近似之處是他們的死亡都具有道德屬性，是作家道德觀念的產物。如果說王端午的盜竊行為所帶來的精神負擔成為他罹患心臟病并早逝的重要因素，“駱駝”不斷積累、趨向瘋狂的犯罪行為也構成他不得不跳樓的原因。王端午看似因心臟病發作而死，但從他停止服藥、拒絕醫生手術建議，表示“不想再治”來看，也是一種自殺。但二者的不同在于，“駱駝”的墮落是無底線的，法律、道德對他來說，無論在現實上還是在心理上都不構成積聚財富的障礙，作者對他的批判立場是顯而易見的，作者是為了給在市場經濟浪潮中迷失墮落的知識分子賦形而塑造了這一人物。王端午的道德底線顯然比“駱駝”高得多，一次盜竊行為就成為他畢生無法擺脫的負擔，而且，因為王端午的生活軌跡和作者本人頗為近似，如都出生于湖北農村，都有著不短的打工經歷，都在青少年時代開始接觸西方文化經典，都曾因熱愛文學被視為異類，這一形象帶有自畫像性質。

經過上述對《不舍晝夜》中死亡敘事的檢視，作品的主題也就呈現出來了，即作者通過對王端午這一人物稍顯短暫的一生的講述，思考啟蒙的價值，思考形而上的精神啟蒙和形而下的現實困境之間的沖突對人的命運的撞擊。

注釋

[1] [匈]盧卡奇著《小說理論》，燕宏遠、李懷濤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10月第一版72頁

[2] [匈]盧卡奇著《小說理論》，燕宏遠、李懷濤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10月第一版137頁

[3] 徐勇著《小說類型與“當代敘事”》，商務印書館2017年6月第一版2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