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透明化技術以其數據開放、算法可逆和過程可見性，為人文知識生產建立新的可信度標準。傳統知識的單模態秩序輸出正被整合為多模態感知與交互，讓“知識如何產生”乃至人們的“思考”變得可見與可操作。學術研究范式正從工業化時代的客觀性主導，轉變為信息化時代的透明性主導，這將深刻影響學術研究的理念方法、協作模式及應用場景。面對數字化轉型帶來的知識革命，應著力推進數據算法公開、學術刊物智能化，重估作者貢獻和拓展評價維度，以有利于推進有組織科研和打造開放共享的智慧型學術社區。透明性變革帶來傳統人文祛魅的同時，也促進了知覺重構與意義聯覺共生，加速了客觀世界的人化進程。

關鍵詞：客觀性 透明性 評價標準 學術范式

數字時代是以信息和數字技術為核心，以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將不同形態的媒介和平臺關聯整合的新的歷史階段。語言大模型通過檢索、聚類、賦值、建模等把知識生成過程變得可以理解，尤其以DeepSeek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增加了答案輸出前的推理過程，讓“思考”變得可見與可操作。區塊鏈、大數據、虛擬現實等技術正在重塑社會運行模式，并將與數字身份、神經網絡和情感計算等技術一起解決傳統人文學科的批評方式，通過信息的可見性、可追溯性和不可篡改性推動信任機制的重建，帶動研究發生變革。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為人文知識生產建立了新的可信度標準，軌跡可溯使“知識如何產生”變得可觀察、可參與，推動人文學科從側重個人洞見轉向貢獻更多公共知識。在新技術環境下，科研模式正由傳統的分科閉合走向開放交融，科研范式也在從客觀性向透明性躍遷。

一、客觀性研究范式的確立

客觀性是事物在人的意識之外獨立存在，不以人的意志、愿望、情感等主觀因素而轉移的性質，它是近代科學乃至哲學研究中的核心概念。18世紀啟蒙運動之后，人們對于理性和進步抱有強烈信念，相信人的認識和外在世界可以達到同一，事實和真理構成知識合法性的基礎。科學研究要盡可能排除個人的主觀偏見、先入為主的觀念和情感因素的影響，以獲得對事物真實、準確和可靠的理解。19世紀開始，客觀性在科學認知、信息傳播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電報技術和通訊社促進了客觀報道，電報要求簡潔求實，通訊社需要不摻雜價值評論的報道來滿足所有客戶。強調意見與事實分開，客觀性逐漸成為真理性或科學性的代名詞，“可以用以描述認識正確性、合理性、可靠性、權威性乃至一致性、主體間性等一組概念的共名”。

用觀測、調查、實驗等科學方法來考察人類歷史的實證性研究的興起，確立了以客觀理性為主導的研究范式，這深刻影響了中國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人文研究。學術研究應摒棄個人主觀好惡的價值判斷或價值評價，通過逐步排除主觀性，確立了視角分離、價值中立等原則。碳—14測年、DNA測序等科學技術，在人文研究中越來越起到關鍵作用。客觀性意味著對事物的描述和評價是基于普遍認可的標準和原則，可驗證可重復，因而較好地解決了人文學者與文獻史料、受眾之間的一致性關系問題。主體對客體表述真實客觀且能被主體間相互檢驗，成為學術研究的基本理念。羅蘭·巴特認為，各種原因讓客觀性成為文學批評的“第一戒律”：

在文學批評中何謂客觀性？何謂“存在于我們以外”的作品素質？這外在性（extérieur）是如此珍貴，正由于它可限制批評借以放任自流的荒謬性，又能避免思想的分歧，而使人易于相容，但是人們不斷給它不同的定義：昔日是理性、本質、品味等等；昨天是作者生平、“體裁的法規”和歷史；而今天人們又另有不同的定義。有人說文學作品有“事實”可循，只要依據“語言的準確性、心理統一的蘊涵和體裁結構的強制性”就行。在此，幾個不同的幽靈似的模式交織在一起。

客觀性是真假、好壞、善惡、虛實等得以成立的標準，隱含了進步與落后等價值判斷。客觀性源自主體以外，但標準又是不確定的，它們共同構織成了一張知識點各異而結構趨同的循證網。客觀性強調標準的一致和規范，更適應紙媒和線性傳播模式，在新聞業曾被稱為 “不死之神”。知識產業化和現代教育制度讓客觀性成了知識合法性的代名詞，連文學審美、經驗體會也有了標準答案。“客觀即為真”，主觀性較強的研究內容漸漸因為不夠客觀而被排除在了學術之外，人文研究中的文學鑒賞、傳記批評、心性感悟等審美、情感與想象的研究減少，偏重理性分析的專業方向如考證、語言、文體等研究成為主流。契訶夫甚至說“文學家應該跟化學家一樣的客觀；他應當丟開日常生活中的主觀態度”。小說創作要去個人化,作者退出作品,取消來自作者的干預。論文寫作也經常出現用“筆者”代替“我”的現象，因為后者顯得主觀，“不能說‘我認為’，要說‘筆者認為’，這樣就顯得客觀了——‘顯得’客觀了”，而“一個作者若宣稱自己是‘客觀的’，那無異于宣稱自己是‘正確的’，那就拒絕了批評，拒絕了討論。”

但是隨著知識和信息壟斷漸次被打破，客觀性越來越成為一個程度性概念。互聯網和虛擬技術，正在重新定義客觀性。網絡將書寫、口語和視聽等各種溝通模式整合為一個新的溝通系統，形成了一種“真實虛擬的文化”。增強現實將虛擬信息或圖像疊加到現實世界中，可以增強對現實世界的感知和理解，為用戶提供額外的信息或體驗。虛擬現實通過視覺、聽覺甚至觸覺反饋，讓用戶產生強烈的沉浸感，可在虛擬環境中與物體或場景進行交互，提供更豐富的信息和交互方式。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本身并不是現實，但是通過凸顯不同視角和場景特征、通過創造虛擬體驗或增強體驗，結果同樣獲得了對現實的把握，是一種新的真實或者超真實。

隨著生物傳感器、數字孿生、混合現實等技術的推廣應用，主觀與客觀、真實與虛假、存在與虛無等區分變得不再明確。技術正從實踐和經驗層面瓦解二元論的基礎，新技術也讓客觀世界打上了鮮明主觀印記。知識粒度的細化、尺度的增大和維度的擴充，讓原有客觀性的基礎逐漸發生變化。現代社會及其知識生產是一個復雜系統，如何讓更多因素和連接顯現，尤其通過觀測、連接和映射加強不同實體之間的交互，呈現更為完整、真實的客觀，已成為數字時代亟待解決的課題。

二、透明性研究范式的興起

透明性作為物理概念，是指物體本身的可見屬性和顯見狀態。透明性是與隱秘、不可觸及和不可滲透相對立的狀態。透明性研究范式的興起，主要得益于現代技術手段和儀器設備的應用。光學儀器增強了人類直觀直感的知覺能力，讓世界本體變得透明可縮放。此外，人類還獲得了一種新的看世界的方式。就像從膠卷相機到數碼相機的迭代，膠卷相機通過感光膠片成像，而數碼相機則利用傳感器將影像轉為數字信號存儲。傳感器和鏡頭技術讓我們通過“計算攝影”而非直觀方式來看待拍攝對象，也讓人更接近具有深度感和動態范圍的“逼真”和“自然”圖像，進而獲得了更為真實、客觀的感受。這不僅是“眼見為實”，更是通過計算方法讓人類能夠超越自身感官與位置視角看世界，是看待世界方式的一次根本性轉變。

20世紀中葉以后，透明性概念頻繁出現于藝術設計、組織科學、新聞學和計算機技術等領域，透明價值觀在社會中普及。透明性一是可見，二是可知，三是可復現。各種電腦軟件和文本測量工具的發明與使用，一方面讓人們的閱讀行為就像同時帶有望遠鏡和顯微鏡，可以進行具有伸縮性的遠讀與細讀；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模擬、仿真等間接測量與模型計算來獲取更多本體性與功能性特征。在不斷增強能見度的基礎上，研究對象的更多屬性、特征與規律變得指標化與可解釋，讓本體的透明演變為認識的透明。可見意味著契合，可知意味著簡單，可復現意味著可控。透明性讓研究對象的要素與系統變得可拆解與可整合，根據不同需求和場景來復現和創造現象。

客觀性反映了印刷時代的知識本質，透明性更偏向反映數字時代的文化生態，表現為研究對象的細粒度、大尺度和多維度刻畫。書面文本與聲音、圖像、視頻等被整合為跨媒介、多模態文本，通過數字標引讓事物本身不易為人所見的更多屬性、特征與過程被揭示和把握。文本特征轉換為數值表示后，通過數學方法衡量其差異或相關性，可以讓文本之間的更多關聯得以顯現。如通過計算機視覺解碼敦煌壁畫中的佛教符號系統，或利用語音識別技術研究不同時期和地域詩歌的韻律特征，拓展了傳統研究的界面和維度。透明化會讓更多觀點和信息被看到，不同時間和方位的觀察視角滲透共現，多重意義得以解蔽和顯現。客觀性強調對事物內在結構的靜態研究，而透明性使人們在動態與靜態、主客體之間進行思考，也有助于增進自我審視和批判性反思。客觀性是隨著學術專業化、職業化而確定的標準規范，它適應并促進了工業化社會的知識進步。透明性兼具更多維度，更能揭示數字時代的客觀事實和系統的整體特征。

透明性意味著更多協商，雖然每個研究者都是基于不同的立場、視野和角度切入研究對象，但開放交互改變了傳統人文研究中洞見與遮蔽同在的現象。有時研究觀點不同甚至抵牾，可能并非真偽之別，而只是立場角度不一樣，它們從不同側面刻畫了事物的全貌和真相。正如盲人摸象，首先摸到大象像是“一根柱子”或“一堵墻”的人，只有放下“所見”才能實現“能見”。透明性是在自下而上的實踐中形成判定，不認為情感、審美、想象等主觀因素影響客觀研究，相反，更注重引入不同視角對事實進行校準。文本測量工具和標準體系的引入，讓主觀判斷變得有標準，有助于減少分歧和促進達成共識。人們在數理邏輯基礎上展開協商，形成更多可驗證與可累積的知識，而不是仁智各見、自說自話。

人文研究是否具有精確性、穩定性，如何確立研究和評價標準，往往受限于學科內部的范式不通約。從客觀性到透明性意味著，原來的哲學研究模式更趨近于轉化為數學研究模式：“數學將人對神秘自然的‘敬畏’變為‘確證’，人類理性通過數學在自然面前展現出越來越強大的力量。人們將這種力量連同數學的精確性、客觀性、明晰性、同一性、抽象化和標準化特征，不斷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之中，成為人類借以實現自我主體價值和人類理性的外在表現形式。基于數學理性，用數學標準化的要求來認識、駕馭和控制自然界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而技術的產生正是源于數學理性。在技術與數學之間，量化成為了連結兩者的邏輯紐帶，由此，人類找到了技術這一實踐數學理性的不二利器。”人文的差異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和數學標準進行知識對齊，讓人文研究變得可以通約。以往的研究除了學科之間的邊界明確外，學科內部也形成了不同路徑，如文獻和史料考證把不是事實的東西排除在歷史學之外，分析歷史哲學把沒有思想的東西排除在歷史學之外，敘述歷史哲學把科學語言排除在歷史學之外。而信息可視化可將非空間抽象信息映射成人們易于理解的可視化形式和標準化表述，和、差、商、積、值、率、度等成為人文知識表述的重要測量單位，相似度、轉引率、影響力、排行榜等概念正更新人文研究的方法術語和評測體系。

媒介技術和信息披露制度的發展等因素推動了透明性日益成為學術研究和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則。互聯網中發布的任何一條鏈接都將具有可見性，透明性與互聯網的新型開放式架構不謀而合。數據來源、代碼編寫、源代碼優化和基準測試的透明化有助于推進可理解的算法與模型，形成有效問責和監管機制。開源社區讓群體智慧涌現，眾包項目和開放評測讓普通人也成為學術成果的創作者。“可觀察性”通過指標監控、日志、鏈路追蹤，能讓我們在問題發生之前預測并定位潛在的錯誤或故障。

學術發表的公開透明是數字時代學術的重要特征。開放獲取（Open Access）將學術成果線上公開，極大提高了傳播效率。目前讀者主要通過CNKI、Google Scholar、Research Gate等平臺獲取論文，一些圖書館已停訂紙質刊物而轉向數字采購。預印本有機會聽取更多修改意見，也改變了傳統期刊的接受/拒稿模式。預印本平臺和開放獲取可在論文接收后數小時內全球共享，而紙質刊物通常滯后半年以上。模塊化和微出版物作為一種新的寫作和傳播方式，可根據主題組合成新的內容。在即時化、交互性和多模態的數字時代，以紙質刊物為主要載體的成果評價體系面臨顛覆和重構。紙質刊物危機的本質是工業時代學術傳播體系的瓦解，紙質刊物未來將演變為學術生態中的懷舊媒介，或者作為學術儀式的象征，滿足特定學科需求、法律證據載體和低技術環境應急。

透明性打破了原有的學科、行業、媒介甚至語言邊界，讓知識顯示出日益多樣的互文性和非定域性，讓原本自洽自足的意義體系不斷延伸。信息爆炸和知識的多維度展開，也讓二維平面載體的知識確定性喪失。透明化早期更多是以一種探照燈方式呈現，可能固化既有權力結構，遮蔽邊緣化群體的歷史敘事。AI訓練數據的構成對此有重要影響，一些常用和稀見文獻因為較早數字化，能被更多人使用，在知識整體中的權重增加。那些不被現代學科范疇容納的古代知識，數字化進程相對滯后，在新的事實整體中被遺漏。可量化部分被更多透視，也將導致不可量化的內容邊緣化。大型出版商壟斷數字平臺，數字知識獲取的界面或端口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研究者對事實整體的把握與認識。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已生成的內容循環訓練，也變相強化了已有語料的權重和算法邏輯。

傳統的客觀性主要強調內容客觀，而透明性則注重過程公開，實質是以“程序客觀”取代“結果客觀”。透明性是在自下而上的實踐中形成判定，它破除了人類中心視角，讓研究者本人和他的思考同樣成為批判對象，讓學術研究帶有自反性，即突出創見的條件與限制。數字技術作為新的透鏡和尺度，不斷重塑人文研究的合法性與權威性，并將重新錨定人文價值坐標。這就需要人們遵從透明化規約，提高溝通效率和協作深度，讓真實和真誠成為學術倫理的核心價值。透明性不是對客觀性的簡單否定和替代，而是對客觀性所追求目標的延續，是信息時代客觀性和整體性的新的表現。鑒于客觀性和透明性在不同時代都具有超范式功能，透明性研究范式的興起不僅是一次范式革命，也是一次范式躍遷和底層邏輯重置，它將重構知識生產的全鏈條并確立新的知識范式和價值觀念。

三、知識生產與評價的透明化重塑

1997年美國科學院發布的《國家知識評估大綱》提出“知識革命”的說法，認為“近幾年來，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世界的運行方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長途電信價格下降、計算機的普及、全球網絡的出現，以及生物技術、材料科學和電子工程等領域的發展創造出10年前根本不可想象的新產品、新服務系統、新興行業和新的就業機會，這就是當今人們稱之為的知識革命”。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加劇了這一革命性變化。在這一革命性變化中，透明性正在重塑知識生產、傳播和評價的全鏈條，推動學術生產和評價體系從封閉權威向開放協作轉變。

數字時代的人文研究從資料的收集、整理，到研究的工具、方法，以及結論的比較和闡釋等，都面臨著重新檢驗。傳統人文研究一般是基于個人閱讀和經驗而對事實進行把握和思辨，通常存在隨機性強和過程性不透明的問題。人工智能算法與模型的“黑箱”問題，根本上是可以記錄、追蹤和復現的。相較而言，傳統人文知識具有較強情境化特征。比如以往古籍校勘依賴個別專家，版本差異難以全面追蹤。而版本控制系統和協作標注工具可以讓文獻整理的生成過程可見，減少專家“選擇性轉錄”風險，讓校勘過程從權威主導轉向“集體可審計”。

交叉學科的作者正在被重新定義，一般包括數據的收集、清洗與標注者，技術平臺的設計、研發與維護者，以及課題的組織、設計、實驗、闡釋者。在線標注平臺可以記錄每個參與者的貢獻與爭議點，標注識別錯誤或補充注釋，修改記錄公開可追溯。數據關聯規則透明，可復現檢索路徑，記錄文獻檢索、增刪動機和推導路徑，讓分析思考和理論建構的過程顯影。AI倫理審查工具可以自動檢測權力關系標記，識別文化敏感性內容，設置數據脫敏閾值，輔助生成數據脫敏建議，揭示文本中隱含的種族、性別等無意識偏見。

算法透明化后，學者可檢查模型是否過度依賴某些文獻、詞匯和先驗判斷，從而交互驗證和更謹慎地解讀結果。人物形象、故事敘述、場景再現等跨媒介轉化，可以構建異質數據的等效折算模型或分層評價體系。虛擬現實（VR）與歷史場景結合驗證，可以高度還原和驗證更多細節。以實驗室為主的開放智慧型學術社區，鼓勵綜合性的研究成果，構建多媒體數據庫，實現知識通聯和跨媒體檢索。通過地圖、網絡、時間軸、情感圖譜等形式，將人文知識轉化為直觀圖像或虛擬場景，為學術分析提供全新視角和沉浸式體驗。比如創建文物、文獻和歷史場景的數字孿生體，記錄每一層土壤、文物的空間關系，并同步到開放數據庫；實現考古全程數字化存檔，后期學者可虛擬回填土層檢驗假設；爭議性解讀可通過原始模型數據重新分析。數字人文以實驗室為工作平臺的研究模式，“為人文學者的成果賦予一定的實體性載體，使得人文研究者的成果不再一味地局限于論文、專著、調研報告等以文字為載體的書面文本形式，轉而成為應用軟件、硬件系統、搜索引擎、主題網站、數字檔案館、數據庫、虛擬現實平臺、科技商品等可見可觸可感可用的虛擬—實體結合或者純實體性產品。”通過對異構多源數據價值的挖掘分析，發現未知數據的內在規律。

現行學術評價體系中，“比如數據庫、圖像、虛擬仿真模型、程序和代碼設計、數據可視化等非傳統學術活動及成果，還不能被現有學術評價體系所接受，更沒有能力和標準來進行評價”。成果認定上，優質數據集、數據庫、文本分析工具與平臺同樣重要，研發數字文獻集的評測與認證體系，有助于更多從事古籍整理的人開始從事數字文獻的標引、聚合與加工。學術貢獻細粒度計量，通過“學術信用鏈”系統追蹤論文、數據、代碼等多元貢獻，可以全面客觀反映作者的貢獻，降低傳統第一作者的權重，有助于青年學者通過數據集貢獻得到認可，激勵開展重大課題協作和有組織科研的良性機制，有助于增加研究過程的透明性。

數字期刊具有增強閱讀功能，可嵌入數據集、代碼、3D模型和動態內容，在文中標注“被引類型”（支持/反駁）。“超鏈接和嵌入式材料使讀者可以訪問信息源,不設限制的空間也使上傳原始數據、文件、完整音頻、視頻、文字記錄成為可能。”視頻講解和多模態交互，讓學術交流從讀刊轉向沉浸式參與。“開放獲取期刊目錄”（DOAJ）和即時全球訪問平臺（如arXiv預印本平臺），已成為世界上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開放獲取資源平臺。在線平臺創建“開放、雙向、只許添加不許推翻”的學術檔案查詢系統，支持論文實時協同編輯與多版本管理，允許用戶對論文實時評論、提問，形成持續同行評審。讀者可通過評論等參與學術對話。交互平臺可以極大促進及時發表、交互，然而目前論著、期刊的質量標準仍是以不容錯的完善度為主要考核指標，學者們將更多精力花費在細節和表達上。客觀性和權威性是基于過往的積累成就，不代表著永遠正確。平臺發表可以鼓勵研究試錯，開發對抗性算法，用生成對抗網絡（GAN）模擬不同理論立場對同一文本的解讀，迫使研究者直面自身闡釋框架的局限性。創建人文陰性成果數據庫，可以收錄失敗案例，標注文獻考證中的典型誤判，記錄理論建構的邏輯漏洞。同時，建立負結果共享機制，重估陰性結果價值和長尾效應。

同行評議的評價方式過于關注傳統研究領域，對交叉學科和綜合性學科重視不夠，具有難以克服的主觀性、專家知識的局限性、評價時間的制約性等缺陷。“先發表，后過濾”的方式，通過將同行評審透明化增強可信度，可以推動學術成果快速共享。開放式同行評議包括公開身份、評審意見、讀者評議及作者回應。當前涌現的各種學術年會、青年論壇、交叉論壇，在議題設置和學術共識凝聚方面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線上和線下論壇中，交互式學術評價讓隱性和邊緣因素被納入主流評價體系，“學術共同體各方既是評價主體，也是被評價對象，評價在雙方、多方之間以互動、反饋、合作形式組織化常規化正式化運行，任何一方主體都不是學術話語權的絕對掌握者或主導者。”

評價指標越是明晰、完善，越能夠解決好不同專業領域和媒介載體的知識通約和等價換算問題，可信度和影響力就越高。如專著評價滯后和不透明，是造成重論文輕專著現象的重要原因。專著評價除注重傳統的書評、引用量外，也應拓展評價指標。圖書的借閱與收藏代表了對圖書長期價值的認可，館藏量可以作為衡量圖書影響力的維度。線上書城、數字圖書館和數據庫平臺正吸引越來越多的讀者，豆瓣、知乎等學術社區和微信群（圈）、抖音、小紅書等社交媒體評價越來越具影響力。

學術影響力本質上是學術共同體對學者的認可，同行評議又有主觀性、隨機性和局限性。定性與定量評價彼此獨立，難以統攝于同一評價主體，加劇了受眾的不信任。而通過最小、最大歸一化，將數據縮放到一個統一的尺度內，使得原本各自不同量綱的數據可以進行比較，可清楚地看到每一個數據在整體中的“相對重要性”或“相對位置”。如學者合作和引用的頻次、方向等形成了學術網絡的“權威節點”和“樞紐節點”。節點中心性越高，學術影響力就越大。數字時代的人文研究在深刻性與思辨性方面可能不如傳統人文研究，其優點是可以在標準化、一致性基礎上的不斷累積和優化迭代。

四、透明語境下的人文祛魅與知覺重構

在對事實整體不盡了然的情況下，公開透明是最優路徑，也是學科跨界和組織合作的必然要求。多媒介、多模態讓更多層面的意義涌現，但過度透明也會讓中心和邊緣的區別消失，計量帶來均質化、可視化導致混淆性，技術平臺會對認知模式進行隱性控制。思辨和批判是建立在事實和數據有限的基礎之上的，也是靠邊際數據來證實和證偽的。透明性和新的整體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將壓縮人文研究的批判和想象空間。公眾可能會誤將可見性等同于真實性，追逐流量與能見度。高清影像帶來了“有圖有真相”，也讓圖像的修改和虛構泛濫成災。數字算法將審美偏好簡化為可量化的用戶畫像，也會出現系統性“失真”與“失實”。透明化讓“一個統計學的、以信息為基礎的、模擬的操作體系，被投射到傳統價值體系之上，被投射到表現、意志和公眾意見的體系之上”。

可理解的透明比可見的透明更接近有意義的透明，人文學科的復雜性和模糊性無法被透明性完全捕捉，人文研究中的直覺、隱喻和批判性思考無法精確量化。知識的復雜性、深刻性部分是由溝通方式造成的，也是人類思維不透明的結果。社會由不同的人構成，在差異化基礎上通約是構建知識大廈的底層邏輯。透明化社會則是將系統置于要素之先，主張通過系統優化而非局部改變來推動社會進步。開放、及時和高效合作是基于簡單規則和透明化思維，這種生產方式和組織模式將會讓未來人類社會遵照簡單規則構成的巨系統演化。具有獨立思考和自由思想的理性主體，被定義為社會系統和歷史進程中的一個節點。每個人被壓縮至最小，也可以擴充到最大，通過不斷縮放交互而讓“我”與“非我”、主觀與客觀之鴻溝變得不再難以逾越。

人文研究長于“無中生有”的創新思維、“言不盡意”的模糊思維和“物極必反”的反思批判，這主要是因為以往我們無法把握和追蹤更多信息渠道和思考過程。“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由于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更多要素和維度的被看見是前提，然后我們可以參照不同因素對其予以賦值和攝取。透明性固然可能滋生各種問題，但這些問題可以隨著透明技術發展和透明程度增加而不斷改進、化解。涉及保密和隱私問題可以做到梯度透明和情景化透明，發展差分隱私等加密技術，依據數據敏感度建立透明架構。發展既能自動識別宜公開要素，又可動態保護學術創新的模糊空間的智能透明。

透明化讓不可見變得可見、不可知變得可知。祛魅是對神秘力量的否定，科學是通過不斷質疑和求證來獲取真知，實現了對自然崇拜的祛魅。“由于科學強調的是實證，要求的是‘拿出證據’，因此過去不受質疑的事物如今都受到懷疑。所有的知識范疇，一切的人為努力，都得找到明確、一致的事實證據才能夠成立。”如果說科學與理性已經實現了對自然、社會的祛魅，那么，人類正從技術和工具進步中獲取超能力，讓人文研究去黑箱化變得可能。傳統人文研究強調的獨特性、模糊性與不可驗證，更多是一種基于信念和經驗的舉例論證與循環論證，是認識手段和能力低下的歷史階段的知識生產方式。人文命題的論證如果不能基于新的事實整體和有效路徑得出更多可推廣的知識，今天更容易在信息回音壁中導向極端結果或陷于玄學誤區。在透明性的開放系統中，原有占據局部知識優勢的專家系統顯示出其封閉、滯后與偏狹的一面，甚至成為阻礙連接和交互的力量。透明性不僅讓文本意義在更大空間不斷呈現，也讓研究和批評者在更多維度接受校驗，減少盲目與偶然。

數字時代的信息媒介從原來的口頭聲音、書面文字和圖像朝著超文本、融媒介、多模態發展，媒介之間的滲透融合加強和拓展了人類的感官能力。口頭聲音為主要媒介的時代，以信息的線性傳播為主。人類通過命名方式將陌生世界轉換為經驗世界，并通過語音為經驗世界編碼。書面文字和圖像的時代，人們通過符號來映射和表征知識，在二維平面投射了一系列確定性和標準化知識。數字時代數字媒介不僅兼容了聲音、文字和圖像，也兼容了味覺、嗅覺、觸覺等感知維度。數字技術讓不同的媒介與感官連接交互、虛實轉換，打破了原有的時間與空間限制并重構了時空體驗。數字化文獻和可視化技術的普及改變了過往文史研究中對線性因果、主客關系以及傳統與現代的結構性認識。從口頭時代的擬聲，文本圖像時代的擬象，到數字化時代的擬態，人類利用媒介讓自然和社會變得可定義、可索引與可交互，事實上是人對主客觀世界的不斷格式化、秩序化與標準化的過程。

透明性更適合新的跨媒介、多模態化文獻形態，更能表達現代人的感知體驗。模態是創造意義的符號系統,多模態是將多種“符號模式”(表達手段)整合成統一整體而產生的文本現象。數字時代的文本并非只有語言一種模態, “作為較晚進化出來的產物,人類語言在表達復雜性和細節上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尤其是在處理大量對象和復雜特征時,這種局限性尤為明顯”，“數字、函數和數據可視化構成了一種獨特的語言系統,能夠描述和呈現漸進過程或連續的時間流動,這是自然語言體系難以全面和精準表達的內容”。如今的交流實踐,正越來越全方位地調動人的視覺、聽覺、嗅覺、觸覺乃至深層意念力。它弱化了文字和書面文本的權重，動搖了語言模態的主體地位。當下的交流活動已超越語篇限制,各主體共同到場,是媒介融合、讀寫一體、虛實共生、人機交互等多種特征的疊加。讀屏的體驗和創造,產生了一種與古典式“靜觀”、現代式“驚顫”完全不同的審美體驗,即操作性的“融入”式沉浸美。隨著聲音圖像、儀式表演和生活痕跡與文本知識的超鏈接形成，人文研究正在新的不同維度展開和衍化。

隨著數字化技術的發展，我們的視聽和知覺能力早已不同往昔，它們作為一種可感知的“物體”被現代媒介重新建構。如聲音錄制作為一種技術手段,“是聲音的基本性質、人耳、聽覺能力和聆聽實踐在漫長的19世紀發生巨大變化的產物”,也是包括“資本主義、理性主義、科學、殖民主義以及一系列其他因素”在內的現代性“漩渦”深刻影響的結果。電影視鏡的發明，“在對單一感官通道進行生理測量和技術替換之后，隨之而來的是多媒介系統的系統化創建，所有媒介從此都成為多媒介系統。這就是如今所謂的模擬現實或虛擬現實，它們可以同時觸及盡可能多的感官通道”。感知能力可以通過技術媒介被提取、修改、操縱，知覺系統的重構正創造全新的經驗、知識和意義世界。正如基特勒所指出,文學曾相對于由顏料、石頭、聲音等材料塑造的繪畫、雕塑、音樂等藝術樣式具有顯著優勢。19世紀末,“為了實現材料之間的徹底平等,詩歌失去了這一特殊地位。文學變成了由文字生產者組合而成的文字藝術”。從文學到“文字藝術”的轉變，標志著書籍的壟斷地位被能捕捉不同類型感官體驗的新技術打破，這促使現代主義以一種“媒介物質性的寒武紀大爆發”方式，成為書籍與數字兩種壟斷媒介之間的分裂時期。新的光學裝置發明讓新的觀看方式成為可能，而新的人工智能裝置讓新的思維過程變得可見與可模擬。

結語

從客觀性到透明性的躍遷，是信息技術、社會形態和認知方式共同作用的結果，也是在新技術條件下認知模式和意義生成方式的轉換。現代諸學科的重要問題是社會基本問題在學術層面的知識性轉換，透明性是應對現代社會挑戰和進行大規模協作的必然要求。數字人文研究從早期的技術導向型研究漸漸發展成為一個擁有自己的研究問題、與眾不同的研究方法并涵蓋多種實踐范式，提供開放透明、可檢驗和重復的研究成果。數字時代的人文研究是從客觀性到透明性的范式躍遷，是從語言文本到多模態超文本、從客觀實在到復雜系統的轉變，也是從形式邏輯到應用邏輯的轉變，是人類與現代社會的一次系統性的知識和價值對齊。

以往科學的進步追求客觀性，一定程度上懸置了人的價值、審美與體驗。人工智能與數字人文把人這一變量重新引入科學研究，因此，人也同時開始了量化過程。隨著生物傳感器、腦機接口、情感計算的發展，人的聽覺、視覺、觸覺都在被增強和重塑，變得可以被記錄、被分析、被建模了。人通過不斷被標注和參數化，正從單一變量轉變為數據矩陣。人通過數字技術與現實連接、透明交互，實質是加速了客觀世界的人化過程。未來，人文學者都將是AI算法工程師，將倫理、法律等傳統知識工程化，把盡量多的人文知識帶入數字空間，不斷進行知識和價值對齊。對齊過程，也是人通過對意義的發明不斷對世界賦權和賦魅的過程。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