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彷徨無地”

說起嚴復，最為詭異的是——那些自詡有學問的人都瞧不起他，不但瞧不起他的文章，瞧不起他的翻譯，更要緊的是瞧不起他的語言表達能力。

錢鍾書號稱最通西學，他鄙視說，嚴復原沒有精湛之思，治西學格調很低，他翻譯的如斯賓塞、穆勒、赫胥黎、菲耶斯這些人的作品，都算不上什么經典，“斯乃識趣所囿也”。范存忠貶斥嚴復算是最厲害——他干脆認為嚴復連話都說不清楚，嚴復寫的文章、翻譯的東西，不但外國人看不懂，中國人也看不懂，這就證明嚴復自己也不懂，或者不懂裝懂。傅斯年則批評嚴復的語言，他說嚴復的話既不是古文也不是洋文更不是白話，而是他自己獨創的“天文”，這種文章也許只有他自己懂，他連“直譯”都做不到，他的翻譯完全離譜，是隨意改寫。而瞿秋白的意見差不多——嚴復標榜“信達雅”，而他的翻譯卻基本不可信，商務印書館再印“嚴譯名著”，這等于毒害青年。

在所謂學者、翻譯家們眼里，嚴復就是個古文洋文白話都說不好的人，甚至是個連話都說不清楚的人，何況，嚴復做翻譯做學問不老實，他簡直就是近代以來，學者、知識分子里最不遵守“學術規范”的典范。

但是，這絲毫沒有遮蔽嚴復的光輝。

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是：正是在嚴復“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句話的影響下，許多近代中國人給自己和兒女取名，如陳炯明號“競存”，而胡適說，他的兩個同學，一個叫孫競存，一個叫楊天擇，可見嚴復影響了整個社會的風氣，影響了幾代人。

在中國，最理解嚴復的人是魯迅，他這樣說：“嚴又陵究竟是‘做’過赫胥黎《天演論》的，的確與眾不同；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敏銳的人”。

魯迅用一個“做”字刻畫嚴復的工作——他把古今中外各路名家大儒都給“做”了，這個“做”字可謂力透紙背，暢快淋漓。

而最鮮明地指出嚴復之“的確與眾不同”的人是毛澤東，在論及近代中國思想時，毛澤東只提了四個“先進的中國人”，而嚴復便是其一。他說：“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近代以來，搞學問搞翻譯的大師當然有的是，但能入毛澤東法眼，進入“先進的中國人”行列的，卻只有嚴復一個（其余三個“先進”都沒真正搞過翻譯），毛澤東說嚴復是“求真理”的，這就說明了嚴復的地位。

那么，為什么有那么多學人看不起嚴復？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學者、知識分子都屬于“話家”，他們都堅信自己最敢說話，最會說話，當然也都最愿意說話，滔滔不絕地說話，滔滔不絕地生產大塊文章，這是天下最快樂的事情。

不過，也正是因此，作為“話家”的學者、知識分子便幾乎天然地喪失了這樣的感覺——這就是魯迅所謂“說話很難”。

進一步說：他們往往缺乏這樣的自覺和自省——那就是有些話不好說，有些話不能說，而世界上最大的事情，最根本的問題，都屬于很難說清楚，或者根本就說不清楚的問題。

傅斯年號稱“大炮”，他向來以為自己最敢說話，從來標榜自己最敢講真話，他給臺灣大學的校訓就是“不說假話”。傅胖子的這個姿態實則天真，因為他把說話這件事，想得太簡單容易了。

魯迅說過，一個新生兒滿月，抱出來示眾，有人說這娃將來升官，這娃將來發財，這娃必定萬壽無疆，于是便得到獎賞，而有人說這娃將來是要死的，結果就被叉了出去。說娃萬壽無疆的，這是說假話，說娃將來要死的，這是說真話，但一個被獎賞，一個被叉出去，難道我們要講假話嗎？

魯迅說不然，這里最好的話術是：你看這娃，哎喲！哈哈哈哈……

一群人在鐵屋子里由昏睡入死滅，你叫醒他們，說你們就要死了，這樣做有意思嗎？

馬克思稱贊“高盧的雄雞”，在凌晨叫雄雞的是先覺者。黑格爾贊美“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暮色里起飛的是哲學家。而嚴復屬于在子午交替時候叫起來的，他的叫，屬于半夜雞叫。

天是什么？嚴復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人生充滿苦難，天道殺人。倚強凌弱，弱肉強食，這就是宇宙法則——這不就等于說，這娃生下來就要受苦受難，將來必然死路一條嗎？嚴復這樣的烏鴉嘴，難道不該叉出去嗎？

在半夜叫的，不知道夜有多長，也不知道何時破曉。太陽落下去了，究竟明天還能不能升起來，他不知道；太陽照舊升起這件事，他也不敢保證。

什么是“天演”？有人說“天演”是這個，是那個，而嚴復說，“天意從來高難問”，天演就是“問天”，“天演”就是“不可思議”。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社會可以進步、可以改造嗎？人類可以進化嗎？有苦難就有輝煌嗎？嚴復說，有苦難未必有輝煌，歷經苦難未必能得到輝煌，道路曲折不等于前途光明，至于人類是否可以進化，社會是否可以改造，這其實是說不清楚的事情……

既然連這個都說不清楚，還有什么資格做“烏煙瘴氣的鳥導師”呢？

再比如——祥林嫂這種勞苦大眾問“我”，有天堂，有來世嗎？“我”說，也許、大概是有的吧？那么，便就有地獄了？而“我”于是大駭——這個嘛，這個，究竟說不清楚。

這個究竟說不清楚，你怎么敢去給祥林嫂們啟蒙，去給他們指路呢？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里，我不愿意去。

然而你就是我不樂意的。

朋友，我不想隨你了，我不愿意住。

我不愿意！

嗚呼嗚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無地。

什么叫“彷徨于無地”？這個世界上，“連話也說不清楚的人”是沒有立足之地的，當然更不配做學者和知識分子，但是，魯迅就是如此，嚴復更是如此。

“高盧的雄雞”與“密涅瓦的貓頭鷹”，“黎明與黃昏”——這是最根本的哲學問題，因為早叫與晚叫，結果、效果完全不同。有些話說早了是沒有意義的。

嚴復之說不清楚，首先在于他拿不準什么時候該叫，什么時候不該叫。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有六個部分，嚴復做《天演論》只取了導論和第一部分，其余的基本沒有譯，人們說這是公然的斷章取義，但是，他為什么要斷章取義？

因為赫胥黎那書的第三部分《科學與道德》是批評科學迷信。赫胥黎說，自然科學宣稱的決定論與必然性，與宗教并沒有什么不同，庸俗唯物論的物質第一性，物質決定論，也與唯心主義的決定論沒有什么不同。赫胥黎更預言說，未來的趨勢就是機器取代人，這非但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人類的巨大災難。這本書的第四部分《資本——勞動之母》是批評資本主義破壞自然生態，他說人類最大的資本，就是大自然，離開了自然，勞動不可能憑空創造財富，以破壞自然為前提的發展，等于自我毀滅。書的第五部分《人類社會的生存斗爭》，直接批判達爾文，赫胥黎明確指出：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用于人類社會是錯誤的。第六部分《社會疾病與糟糕療方》，更直陳資本主義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藥方，資本與技術聯手破壞自然，毀滅人類共同體，資本的壓迫剝削是最大的社會問題。

總之，被嚴復斷了的這四個部分，分別指出：科學技術的發展造成人的物化，造成機器壓迫人、取消人，資本主義的發展以破壞自然為代價，資本主義就是壓迫與剝削。

那么，難道就不要發展了嗎？就不要資本了嗎？難道就不要科學技術了嗎？

這些話，不是半夜雞叫，又是什么呢？

試想，這些話，這種主張，不僅是在嚴復的時代，就是在今天的西方世界，能公開堂皇地宣傳嗎？能在大家喝的正嗨的時候貿然叫起來嗎？

何況，對當時科技落后、經濟落后的中國來說，說這種話有人懂嗎？這種半夜雞叫的效果是怎樣的呢？這樣說，這樣叫，難道不會被洋務派、被康有為梁啟超們，被一切進步人士群起而攻之，視為反動嗎？

于是，還是不叫的好吧。

嚴復說，他翻譯的過程是夏日如年，歲月躑躅。這就是因為他知道，說話很難，站在當時的中國立場上設身處地說話，尤其難。

赫胥黎在他的書里明確指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個法則根本不適合人類社會。而史華慈、李澤厚兩位大家都認為，正因為嚴復反對赫胥黎這個觀點，所以，他就在赫胥黎的書里加入了斯賓塞，翻譯了一半赫胥黎，突然感覺不對，于是他又反過來用達爾文、斯賓塞的進化論去批判赫胥黎。

嚴復想在《天演論》里調和赫胥黎與斯賓塞，但這么一弄，無異于是讓黑瞎子嫁給貓，這種翻譯嫁接，如果不難產，生下來的只能是熊貓。

啟蒙是吶喊，但卻有不同的喊法，正如貓和熊，叫的聲音不一樣。

實際上，嚴復何嘗不知道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好，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好，但是，不好又怎么樣？嚴復所面臨的世界，就是一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世界，這個世界奉行的就是叢林社會的法則。你說這個法則不好，有意義嗎？

貓遇到黑瞎子，難道它能改造公熊，變成公熊？

對嚴復的翻譯工作評價最為獨到的，其實是其老同學薩鎮冰。他說，赫胥黎的書是講座的合集，其風格是討論性的、反思性的，語氣是平和商量的，而嚴復的翻譯風格卻是激烈的、焦慮的、前言不搭后語的——這是非常到位的評價，為什么？因為赫胥黎是英國紳士，英國是強者，強者當然平和，而嚴復是中國人，當時的中國是弱國，中國要亡國了，嚴復怎么能不激烈、不焦慮？

嚴復最大的問題，并不是他“說不清楚”，他最大的倔強，恰恰就在于他不想說清楚——這就是魯迅說的“我不愿意”。他最大的謙卑與驕傲就在于：在他固執地堅持，對于這個世界好與壞，沒有一個人可以說清楚——不愿意隨大流，不下斷語，這是他的底線。

人類可以進化嗎？社會可以改造嗎？追求平等互助的革命會成功嗎？

對這個問題，嚴復的回答是——我說不清楚，因為有過太多的苦難失敗，太多的叛賣與墮落，因此，對于未來如何，我不知道。

那么，人生就是苦難嗎？弱肉強食就是不能違抗、不容挑戰的宇宙法則嗎？

對于這個問題，嚴復的回答同樣也是——我說不清楚，因為人類歷史上有那么多與天爭勝，當然也曾經有過天翻地覆慨而慷。

在改革的、激進的時代，嚴復的這種“說不清楚”算是保守，那么，在消極的時代，嚴復的這種態度又意味著什么呢？

這種態度意味著拒絕，“我不愿意”——這是現實世界可以永世長存的拒絕，是對壓迫、剝削、欺詐、苦難的世界可以永世長存的拒絕。嚴復當然不知道黑夜還有多長，他不能斷定明天是否還有日出，但是他拒絕，他“不愿意”——這種拒絕意味著，即使革命失敗了，斗爭變味了，而那個反動的舊世界也絕不可能永世長存——而這就是“天意從來高難問”，這就是天演，甚至，這就是“天譴”。

這個世界是復雜的，并不是非黑即白。馬克思說，唯心主義者不知道，正是歷史中那種“壞的一面”在推動歷史的發展。毛主席說，總是有兩種前途，兩種可能性。好都是從壞里變來的，這個世界永遠有矛盾。

魯迅說，嚴復是感覺最敏銳的，這是因為他在所謂盛世感到了冬天的寒冷。

毛主席說，嚴復是先覺者。什么是先覺者？我想，就是在舊世界最強大的時候，預感到其必將崩潰的人。

這就是嚴復所謂不可思議的“天演”，這就是魯迅所謂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2.“我有迷魂招不得”

在一八九八年二月的《擬上皇帝書》中，嚴復沉痛地說：

今者陛下君九萬里之中國，子四百兆之人民，榮業可謂至矣。然而審而言之，則所承之重，實百倍于古之帝王；所遭之時，亦古無如是之危急者。國之富強，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諱，不敢徒以悅耳之言，欺陛下，竊以為無一事及外洋者。而之所以獲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虛實故耳。故中國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決知我之不能有為，而陰相約，以不戰而分吾國。使其約既定，雖有圣者，不能為陛下謀也。為陛下謀，務及此約未及之際，此臣所謂時之危急者也。

什么是大清的現實？

嚴復明白地說：一、清王朝除了一層層的自我欺騙，除了自我忽悠之外，其實空空如也，“國之富強，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諱，不敢徒以悅耳之言，欺陛下，竊以為無一事及外洋者”——這就是清王朝面對的現實。二、逆轉這種現實必然性的，其實只有兩種偶然性。一個偶然性，是出現一個超越秦皇漢武的偉大的歷史英雄（光緒讀罷只能苦笑）；另一個偶然性，就是這種自我忽悠竟然能把列強也給忽悠了，使他們一時不敢貿然對大清下手（這同樣使人苦笑）。三、清王朝最緊迫、最必須面對的現實是，不斷割地賠款之后，財政完全破產崩潰。當下，如果以改革自強的名義，大張旗鼓地向列強借款，那就正中列強的下懷，使中國進入列強的債務圈套，使中國淪為債務奴隸。而這些借款合約一旦簽訂，列強就可以不戰而分中國。

嚴復不但預言了戊戌變法的失敗，而且預言了后來巴黎和會上中國的命運——實際上，直到很晚之后，梁啟超才認識到向西方大肆舉債，與西方的金融體系接軌，把海關讓給洋人管理，這是落入了列強的“滅國新法”——而這恰恰是嚴復在戊戌變法前的擔憂。

說到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說到嚴復與康梁，他們的區別究竟是什么？

第一個區別就是辦學堂還是興學校。而“學堂”與學校不同，一般的研究往往把這二者混同了，忘記了其最簡單的區別——學堂是官辦的，而學校是民辦的。

洋務運動最大的成果就是辦新學堂，而晚清新學堂辦出的最大的成果，其實就是造就了嚴復這樣的人。嚴復既是新學堂第一批優才，也是最重要的新學堂——水師學堂的總辦。

一八八〇年李鴻章奏設北洋水師學堂，電召當時只有二十六歲的嚴復任北洋水師學堂“洋文正教習”。此前，各種新學堂的正教習都是洋人，而嚴復則是第一個擔任這個職務的中國人。一八九三年，嚴復再任天津水師學堂總辦，直到一九〇〇年這所學校在八國聯軍與義和團的戰爭中被毀，前后達二十年之久。

與洋務派不同，康有為、梁啟超反復主張的，其實并不是洋學堂，而是民辦“學?！?。他們反對的恰恰就是官辦洋學堂，而他們所說的學校，其實就是理學意義上的講學——也就是廣收門徒，宣講自己的學說。

學堂與學校之爭，其實古來有之——王安石變法期間，就把太學改為三舍，用官辦的國家教育體系為變法改革培養干部。所以，宋徽宗時代曾經取消了科舉，只是從太學里選拔干部、人才，這當然是非常大的改革，它從根本上動了地方士大夫的奶酪。于是，二程、張載、朱熹他們就轉而提倡學校，他們說，三代之治有學校而無學堂，朝廷辦學堂，這就是違背了學在民間的圣人之教，以學校對抗學堂，這是宋代理學興起的背景。

晚清的洋學堂中體西用，但學堂里教授的主要是新學，而戊戌變法打的旗號卻是復興理學。在戊戌變法前后，康有為等一再主張廢科舉興學校（如《變法通議》），實際企圖，并不是建立西方式的現代教育體系，而是主張像孔子那樣辦私學收門徒，宣傳自己的政治學說。

大學是研究學問、傳播知識的地方，不是宣講政治觀點的地方——這是韋伯在《以學術為業》里的著名觀點，這似乎也是嚴復的觀點。所以，嚴復在給梁啟超的信里說，康有為對于什么是現代教育一竅不通，他所宣講的那些知識，混同了理學與西學，造成的只能是知識的混亂。

要研究新學問，傳播新知識，首先必須有新教材。嚴復主持新學堂，他最大的貢獻就是編寫教材。一九〇二年，嚴復應管學大臣張百熙之聘，出任京師大學堂編譯局總辦，他的工作也是編教材。嚴復通過翻譯，引進了一系列西方教材，但是，嚴復所編教材的最大毛病，就在于這些編給體制內的人看的教材，不符合體制內的學術規范，只要是科舉出來的人，都看不明白這里面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幾個意思。

嚴復主管水師學堂長達二十年，這個位置不能說不重要，嚴復把自己的長期無所作為，歸結為李鴻章不重用他，甚至一度想改換門庭，投到張之洞門下。但是，嚴復只有二十六歲的時候，李鴻章就把北洋水師學堂總辦的大任交給他，這難道還不是重用嗎？

嚴復在這個重要崗位上之所以一直提拔不起來，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不會寫材料，不會寫公文，不會寫折子。他操著一副莫名其妙的語言在體制內摸魚，這就是因為他不是科舉出身，缺乏起碼的公文訓練，不會寫課試文章，也就寫不了公文，寫不了公文，就缺乏做官的基本素質。這就是嚴復多次參加科舉，反復研究八股文的原因。雖然后人說他創造了一種“邏輯化的文言文”，但這種邏輯化的文言文，在給《天演論》作序的吳汝綸看來，依然還是不通順的八股文。在科舉出身這方面，他的地位遠不如科舉翹楚康梁。

嚴復第一次給皇帝上折子，就是一八九八年的《擬上皇帝書》，他第一次被皇帝接見，也是這一年的九月十四日，而那時嚴復已經四十四歲了，作為重要的一個官員，處在如此關鍵的一個崗位上，卻從來沒有給皇帝寫過折子，也從來沒有見過皇帝，這是什么原因？除了嚴復的公文寫得不合規范之外，這里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在清王朝的體制內，給皇帝、給上級匯報工作，是必須按照規矩層層上報的。特別是在關鍵崗位上，說話、寫文章都是要嚴格走程序的，越級上書，那是要殺頭的。

對于大清的問題，世界的變局，嚴復雖似乎比康有為看得更明白，但因為他是官，所以是有約束的——比較嚴復，康有為就是個民間人士，康有為以民間的身份收徒講學，他的言論自由度顯然要大得多，于是，康有為反而可以大鳴大放。

康有為起初也沒有資格上書言事，但他和梁啟超可以辦《時務報》傳播自己的聲音，他還可以替封疆大吏代筆寫折子（如《錢幣疏》），由學校而學會，康有為在地方大員的支持下，風生水起，看得嚴復眼熱。于是嚴復也在天津辦《國聞報》，但銷量不行，那就是因為文章不行。老嚴一怒之下，竟然希望朝廷下文，規定官員必須讀報。這是靠行政命令辦事的官僚思維，結果自然適得其反。無奈之下，嚴復只能將《國聞報》賣給日本人。

二十年來，嚴復逐漸躺平消沉甚至抽鴉片，這里的關鍵問題，并不是因為他沒有得到重用，而恰恰是他被李鴻章用在了一個十分關鍵敏感的崗位上。今天看來，正因為這個崗位十分重要，水師學堂總辦這個名頭格外搶眼，所以，任何人在這個崗位上其實都必須小心翼翼，何況嚴復自己也確實不太會干事——他連辦文辦會的本事都沒有。所以，他白白浪費了二十年的青春和大好時光——再回首，似乎一切都來不及了。

嚴復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瞻前顧后，計密成迂”，就是思想深刻，行動迂腐。他滿腹經綸，目光遠大，是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學者，但他確實不太擅長寫《少年中國說》這樣的文章，他甚至不擅長編教材，只是在翻譯西方著作的過程中，夾雜著自己的見解，前一句，后一句，左一句，右一句，看起來像是拼湊——他顯然對自己非常不滿，嗚呼嗚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無地。

于是，他在抽鴉片、娶妻生子中打發著無聊的時光。

讓我們想象一下那場紫禁城里遲到的奏對吧：

光緒：你在任上多少年了？為什么一向沒有折子？

嚴復：臣不擅辭令……

光緒：什么是不善辭令？

嚴復：臣一向不通文法……

光緒：朕看你的翻譯，大體還是好的，為什么不早呈給朕看？

嚴復：臣一卑微俗吏，按例，臣……

光緒：按例？

“我中國之弱，在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胥吏倚為牟利之符；公文者，官僚倚為藏身之固。公事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漸消磨。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誤中國者，在一私字”。

光緒弱矣！

但僅憑這段話，他的見識，其實不弱于秦皇漢武。

3.“改革”與“革命”

平心而論，在批評大清弊端這條道上，嚴復的言辭最為激烈，他走得也最遠。后世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那些激烈的反傳統言論，基本上都是從嚴復那里來的，只不過，與五四時代的陳獨秀們不同，嚴復不以發明家自居。他從來不說這些過激言論是他自己的發明，他自己只是翻譯外國人的話，至于說得對不對，那是洋人的事，反正我編的都是“參考消息”。聽不聽由你。

正是嚴復通過翻譯，建立了一種中西對比的模式，比如說——中國和西方的一個區別在于：西方文明在學術上黜偽崇真，在制度上為公屈私。而中國的弊病他當然不敢明說，但你如果讀了《法意》，意思自然就很明白：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中確實涵蓋了一個中西對比的框架，就是孟德斯鳩這部寫于大明王朝期間的書，開了“妖魔化中國”的先河。

孟德斯鳩說，西方有共和制，有君主制，但無論如何，好歹有法，君主也得守法，而東方的統治者簡直無法無天，東方連君主制都沒有，東方的制度是“專制”?！皷|方專制主義”這個說法，就是孟德斯鳩發明的——當然，他書里的“東方”，主要是指波斯。

隨著中國不斷地被西方打敗，特別是甲午戰爭的失敗，這對中國造成極大的刺激。革命的思想在中國興起，推翻帝制，推翻滿清，最根本上就是要推翻專制和專制主義，于是，推翻專制制度，建立共和制度的辛亥革命終于爆發。

當然，嚴復的用意從來不是革命，而是改革，清王朝其實也想改革，但這些改革都失敗了，為什么？

嚴復說，這是因為不明白什么是改革，不明白真正需要改的是什么，結果只能是越改越糟。

拿戊戌變法來說，其核心是制度的改革，就是改官制，改制度，它認為中國的問題是官不行，于是，就廢科舉，辦學校，罷官僚，用紳士，興新軍，讓八旗復員待業；但設立了新官、新機構、新軍，舊官、舊機構、舊軍隊還不可能廢除，于是改來改去，機構倒是比原來更為龐大。比如說，過去舊教育是用不了這么多機構、這么多人的，但是，一旦辦新學堂，就要增加許多學官、職務、頭銜、帽子，這些都是要錢來養著的。晚清的學部就是改革的產物，學部的改革就是評人才，簡而言之，給了人才的帽子就得給錢——一下子評出這么多人才，這都需要錢來養著。

一九〇一年初，嚴復完成了《國富論》的翻譯，這本書同樣講到了中國。

亞當·斯密主張勞動價值論，他說，勞動分為兩種，一種是生產性勞動，一種是非生產勞動。明清中國的問題在于：從事生產性勞動的人太卑賤了，勞動力工資太便宜了，雖然有足夠大的市場，但“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工資一直在停滯中衰退。于是，出現了奇怪的現象，第一，龐大的財富，都被增加的人口吃掉了，難以形成資本的積累。第二個問題就是——不從事勞動的官僚、紳士、讀書人實在太多了。中國的讀書人，從他讀書第一天開始，就把動手看作骯臟的事情，一旦他開始讀書和動腦，就不再動手，因此，就不可能產生立足于動手的實驗科學。第三，因為勞動力太多，勞動工資很低，所以，用人力就比用機器要便宜，更符合效益，這就阻礙了向機器方面的投入。

如果從勞動價值論的視野看晚清的腐敗，那最腐敗的就是新政，就是洋務，當然也包括學堂。北洋海軍花了巨資，買了世界上最貴的軍艦，請了世界上最貴的教習，結果在甲午戰爭中一敗涂地。嚴復作為海軍學堂總辦，除了編了幾本莫名其妙的教材之外，就是抽鴉片躺平，尸位素餐，其實難辭其咎。而張之洞的漢陽鐵廠，好大喜功，其實礦石都不合格。

其次，原來認為，問題是舊官不行，所以便大規模用新官，用留學生?？婆e不行，于是就辦學堂。學堂之外，還有學校；學校之外，還有學會，各種學會滿天飛。但正如嚴復所鄙視的那樣，這些留學生、改革派，舊學不行，而洋文也是半瓶子醋。舊官貪污，但畢竟還有所作為，而新官不但貪污，辦事能力還不行。

康有為半輩子都在以維新?；实拿x斂財，而李鴻章、袁世凱、徐世昌包括北洋政府里的那些人，哪一個不主張新政，哪一個不主張改革，但是，他們與舊體制有著血肉聯系，他們一邊當官一邊發財。從某種意義上說，嚴復自己就屬于這個群體，他既當官也撈錢。一九〇一年二月翻譯了《原富》，五月上旬就北上就任開平礦務局華部總辦，于是，《國富論》成了賺錢手冊，《論法的精神》成了妖魔化中國的指南。在水師學堂當著總辦，嚴復還在上海經營著規?？捎^的洋車行，兼任復旦公學校董，又擔任安徽高等學堂監督。改革就是引進人才，各路改革家都把他當作人才引進，于是他四處兼職，到處掛名拿錢。作為少年得志的改革家，他的作為令人失望。

恰恰是這樣的改革導致了革命的爆發，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改革造成的負擔不但是財政上的，而且也是行政上的。因為改革推不動，就不斷設立促進改革的機構，不斷下文嚴責。光緒鬧改革的時候，批文如雨點般下達，下面根本不能落實，光填表都填不過來，結果是人人叫苦，人人反對新政。

4.“空談”與“實際”

改革、變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這是我們歷史，需要思考的問題。

戊戌變法的改革目標是改上層，改官制，而嚴復、蔡元培的目標是辦教育，培養人才，那么，人才的標準是什么？嚴復、蔡元培一致認為，大學者，研究精深之學問也。所謂人才，就是會搞真學問，精深學問的人。

那么，究竟什么才叫真正的學問？什么才是大學要研究的精深的學問呢？

嚴復提出——這叫“群學”，群學也就是科學。

什么是大學之道？由此看來，大學之道，就是指科學的方法，科學的道理。而他又說：科學的方法，一曰內籀，一曰外籀；一為歸納，一為演繹；一為邏輯推演，一為經驗總結；一是在詞與詞之間建立邏輯關系，一是在詞與物之間建立經驗的關系；前一種方法是推理，后一個方法是實驗。

嚴復批評說，中國傳統的學問，一是不講邏輯，二是不講實驗。因此，咱們空講了幾千年大學之道，但對于什么是科學的方法，卻一竅不通，這就把科學講成了玄學、心學、理學、道學，而中國的學問就成為說不清楚之學，成為饾饤之學，而這就背離了大學之道。

嚴復是群學的發明者，因此號稱科學之父。在《群學肄言》中，他又把群學劃分為學科，于是科學，就成了分科之學，而最基本的分科是“名數質力”。力，物理學；質，就是化學，變質就是發生化學變化；數，數學；名是指邏輯學。

科學的根基是邏輯與實驗，物理學與化學，這是實驗的；數學與邏輯學，這是推理的。嚴復認為，一切知識的基礎，無論中西，都是“名數質力”。

那么，科學與群學，從哪里起源的呢？從中國起源的。嚴復說，《易經》中主要就是講名數質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薄茖W就是中國發明的。

名數質力，這是科學群學之母，有了名數質力這個母雞之后，它還要下蛋，怎么下蛋呢？

嚴復說，有了這個基礎之后，結合自然、人工、進化三種不同進化方式，于是就有關于“天地人”的知識。天，就是天文學；地，是地理學；用科學的方式去研究進化，這就是科學的知識體系。

這是什么樣的體系呢？人的知識有主觀的和客觀的兩種，一種“體”的，一種是“心”的。體，首先是生物學、動物學，因為人是一種生物，有動物性。心，是人的關于一切主觀的道德的學問。

而這還不夠，這需要進一步引申——心理學和生理學又可以發展為主觀的和客觀的知識，而我們所說的所有的主觀的知識，比如說政治、刑名（法律）、理財（經濟）、歷史等等，這些都可以看作是人類的主觀，屬于“心”。至于其他——農、兵、商、造機器、開輪船，這些都是“用”，屬“體”。

講到這里，估計被啟蒙的群眾已經暈菜了，但嚴復說這依然遠遠不夠，這還不是落實大學之道，這么干，也只是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打個基礎而已。

今天看來，如果用嚴復的這一套去辦大學，改造大學，那就真不得了。因為按照他這一套去干，知識就會不斷地分化下去，隨著知識的不斷分化，學科就要不斷被創辦出來，而隨著學科的不斷分化，大學就要不斷地擴大，一直擴大到無窮無盡。用我的同事李零的話說——只要有了母雞，大學就是養雞場，雞要不斷下蛋，賣雞蛋的錢還不夠養雞的——這幾乎是必然結果。

正是嚴復用所謂科學的方法構造了一個現代知識體系。他準備把這個知識的體系納入北京大學的學科建設之中，造成一個分科大學。當然沒有成功，他在北大干了不到一年，就走了。

與其說嚴復給出了一個無所不包的答案，不如說他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

清王朝的失敗，難道是因為缺乏包羅萬象的知識體系，難道是因為沒有辦好真正的大學嗎？

清王朝為什么失?。窟@里最簡單的理由，就是因為大清打不過西方列強，打不過人家，說什么都沒有用。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是真理，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最殘酷的真理。

在晚清，深刻地認識到這個真理的人，叫魏源。

在帝國主義面前，中國最需要提倡的道德學問是什么？也就是章太炎所謂武德。

但章太炎畢竟還是書生，而魏源不是書生，此人是戰略家。他以為——經術、治術即戰術，學問的最高境界是戰略。

他有《默觚》《圣武記》和《海國圖志》，先進的中國人關于武裝斗爭的思想，包括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一系列著作，都是這種學風的繼承與發揚。

儒家的理想是追慕“三代之治”，而戊戌變法的旗號，同樣也是回到世界大同，回到三代之治，正是魏源一舉推翻了這種新儒學。他重新解釋“三代之治”的出發點，就是“三代之戰”“三代之兵”。如果離開了戰爭，離開了武裝斗爭，那就沒有了三代之治——這是開天辟地的學說，這是真正的面對歷史之問，時代之問。

魏源說，三代之戰，皆義戰，三代之兵，皆王師，這是什么意思呢？這也就是說，三代之戰，都是貴族武士之間的戰爭，是正規軍的戰爭，是根據貴族的禮儀進行的義戰，而這種戰爭與老百姓和夷狄無關。貴族打仗，老百姓與夷狄都是看熱鬧的。因此，三代之戰，是有限戰爭，所謂三代王師之戰，乃貴族之戰，而不是“人民戰爭”。

正因為這樣的戰爭不涉及老百姓與夷狄，于是，三代無流民，無流民則無流寇，三代也無夷狄，而無夷狄則無外寇。

那么，什么叫三代以降？這就是說——三代之后，戰爭的形式發生了根本變化。春秋戰國，百姓與夷狄都被拉了壯丁，這樣一來，貴族戰爭、王師之戰，就變成了人民戰爭，成為全面戰爭，而百姓夷狄被拉壯丁，于是就有了流寇與外寇，參戰的人數、戰爭的規模、破壞力就空前加強了。特別是秦實行農戰以來，戰爭由貴族正規戰，變成全民皆兵，而隨著夷狄的加入，則使戰爭進一步變成了全面的草原山地游擊戰。

我們怎樣回到三代之治？靠讀書靜坐當官是不行的，因為離開了三代之兵，就不能真正理解三代之治。魏源由此推翻了宋明理學的基礎，他認為，最誤中國者，就是宋明理學，而宋明理學錯誤的根源，在于錯誤地理解了易經之陰陽。

究竟什么是政治？

政治是斗爭，而戰爭是政治的延續。

魏源以陰陽解政治，這便是陰陽為政。什么是陰陽？上位者為陽，百姓為陰。而陰陽化為地理地勢，則平地為陽，山區草原為陰；大陸為陽，海洋為陰。以陰陽為戰，陽者為正規軍，陰者為百姓、為夷狄。古往今來，戰爭的最有利因素，就在人心、地勢，在百姓與夷狄之中。

從魏源的角度說，嚴復其實并不懂易經。這正如宋儒不解陰陽，邵雍之太極圖，立足于男女交媾，這是只講男女和合，定一切于父子君臣，而不懂所謂和合，乃天地古今和合，上下和合。而三代之政，就本于天地和合，上下和合，天地之道，陰陽之交，天與人交相勝，核心就在于兵，知兵者，在于知地勢，知人心，知夷狄、知百姓，然后方知陰陽。

天地戰陰陽，宇宙戰洪荒——此所謂天演，這是魏源理解的天演。

如果從陽的一面看，論科學技術財力法制，清王朝與西方列強按照所謂國際規則打正規戰，自然毫無勝算。但是，如果從陰的一面看，從虛的一面看，中國與自己的敵人打運動戰、游擊戰、引夷入內陸決戰，把敵人引進來打游擊戰，則優勢在我，而不在彼。

在晚清的大變局中，魏源提出，以八旗軍與英軍打正規戰，絕無勝算，只有發動最廣泛的人民戰爭，只有從陰的角度去作戰，才能取得戰爭的主動，這是他對鴉片戰爭失敗的總結。在林則徐的支持下，他更提出，必須從中國的地勢角度考慮，以西北地區去應對歐亞大陸，同時，以中國的西南地區和東南地區為據點，去控制南洋與西南洋，才能開辟中國的海洋時代。如果與西方勢力決勝于太平洋，則屬以短擊長。嚴復是海軍出身，是海軍學堂教習，但他對于大陸與海洋的見識，顯然不如魏源。

什么是空談誤國？梁啟超說，昔之空談談孔孟，今之空談談科學。

中國最需要什么教育？

魏源說，我們最需要的是政治教育和歷史教育，而且是從陰的一面，而非陽的一面，去講政治，講歷史，我們當然需要教材，但最需要的是反面教材。我們需要學習西方，但不是把它當作正面教材，而是當作反面教材。我們不是要看西方怎么說，而是要學習他們怎么做。

什么是政治？政治是謀略，我們自古以來講的那些大道理不是謀略，因此不是政治，這不過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現。

什么是歷史？歷史是死去的人留給我們的經驗教訓。魏源說，歷史就是“陰教”，它教導我們勿忘國恥，報仇雪恨，臥薪嘗膽，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中國缺乏的不是什么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而是恨的哲學。我們今天需要的，是不惜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教育。

5.涅槃

魏源是晚清最偉大的思想家，但是他的思想幾乎完全被埋沒了，最后他信了佛。

晚清乃至近代以來偉大的人物，幾乎沒有一個不與佛學有淵源、有緣分。

嚴復說，天意從來高難問，天演就是“不可思議”。有人說，“不可思議”就是悖論；還有人說，“不可思議”就是不可知論。而這都不甚靠譜，因為嚴復自己說，“不可思議”就是佛家的“涅槃”。

什么是“涅槃”？

譚嗣同說，與天地為一體，與蒼生為一心，這就是仁。而儒家的仁，就是佛家的慈悲。

這真是悲欣交集??！

豈有文章驚天下，漫道書生事不成，百年一覺浮漚里，悲欣交集說摩登。

二十世紀的中國，二十世紀的世界，是血流成河，淚流成海的中國與世界。二十世紀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是政治斗爭白熱化的時代。

如果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去看，那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從政？

譚嗣同說，佛曰大無畏，在二十世紀投身于政治，等于去做烈士，下地獄。

他最偉大的一句話是：“作吏一年，無異入山?！?/p>

什么是解放？

譚嗣同說：“人生天地間，天必有以困之。以天下事困圣賢、困英雄，以道德文章困仕君子，以功名困官宦，以貨利困商賈，以衣食困百姓。天必欲困之，我必不為所困，是在局中人自悟耳。夫不為所困，豈必舍天下事道德文章功名貨利衣食而不顧哉？不過盡所當為，其得失利害不攖我之心。”

“強為其善，成功在天”。

譚嗣同，湖南瀏陽人。瀏陽河，轉過了幾道彎，幾十里水路到湘江？江邊出了個什么人，領導人民得解放？

“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的任務是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而要奮斗，就會有犧牲啊……”

譚嗣同犧牲了，犧牲即是涅槃。

譚嗣同臨刑前，對監斬的剛毅說，我還有一言。剛毅不顧，譚嗣同遂從容就義。

譚嗣同，他有話沒有說就死了；魏源有許多話沒有說出來，他也死了。魏源的書叫《默觚》，意思是沉默的奏折，或者沉默的酒杯。魯迅解釋說，這是沉默的號角——魯迅的見識，總是比同時代的人厲害。

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里爆發，就是在沉默里滅亡。

不能在沉默里爆發，這就是焦慮，嚴復的著作里寫滿了焦慮。

在焦慮里等待未知，等待滅亡或者新生，這算不算修煉？這算不算人間的涅槃？

嚴復在《天演論》里曾大發感慨，他說，人類文明起源于兩種態度，一種是佛教的人間皆苦，一種是希臘斯多葛派的人間皆樂。從前者看是大悲，從后者看，是大喜。一切遭遇都是奇遇，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在血流成河、淚流成海的二十世紀，誰能置身于血雨腥風的政治風口浪尖，而又能置身事外，其樂無窮地健康長壽？誰能在百年浮漚里拈花微笑？

我想起一個人，是章士釗。魯迅寫文章罵他是犬儒，犬儒，就是斯多葛主義的通俗說法。古人還有一種說法，那就是“狂狷”。

此人青年時代，與章太炎、張繼、鄒容結拜為四兄弟，鄒容《革命軍》封面上的三個字，就是他寫的。那時鄒容氣盛，問章士釗：大哥太炎寫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三哥張繼以無政府論名世，小弟我寫了《革命軍》，二哥你有什么作品？

章士釗于是發奮，回去就寫了《孫逸仙》。而當時的孫逸仙，正化名中山樵做地下工作，不過眾人眼里一廣東海盜。章士釗這書里，首次把他命名為孫中山，稱他為革命旗幟。你看——連“國父”孫中山這個名字，都是他給起的。

同盟會、光復會改組為國民黨，章士釗不同意。黃興說，你不同意就不準離開開會的這個屋子。孫總理關了他兩天，他一怒之下，反而跑去投了袁世凱。

在朝鮮提拔袁世凱的長官叫吳長慶，章士釗就是吳長慶的孫女婿，袁世凱自然把他當恩人供著。但一看袁世凱要當皇帝，他又跑了，跑到南方去討袁。楊昌濟臨終前寫信給他，推薦兩個救國之才，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蔡和森。那個時候，章士釗正是南方革命政府的秘書長。

青年毛澤東張羅留法勤工儉學，一貧如洗，無奈之下，在上海找到章士釗，章士釗一拍腦袋，就給了初次謀面的毛澤東兩萬大洋。其實章士釗當時也沒錢，他的兩萬大洋是從杜月笙那里要的。章士釗與蔣介石，有兩個共同的兄弟，一個是黃金榮，一個叫杜月笙。合起來正好也是四兄弟。

給孫中山命名，是袁世凱的恩人，與蔣介石合用把兄弟，于是這些人都有理由把他當佛供著，而毛主席更念舊，解放后每年都給他發錢，祝他健康長壽。

二十世紀血雨腥風，但這位章士釗活了九十多歲，平生大概只遭了一次難?！拔母铩背跗?，革命小將躬行天抄，竟然抄了他的家，當夜章士釗即給毛主席寫信，說自己就要九十，如今真是逢了盛世了。敢于給“激情燃燒的歲月”公然一盆冷水，老了老了，他還如此狂狷。

還有，尼克松訪華，美方一定要一本《柳文指要》，帶回去認真研究，理由是，那十年里，公開出版還拿了巨額稿費的書，只有章士釗的這一本。

一杯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什么是天演？這就是章士釗的天演。

章士釗辦的最后一件事，乃是以耄耋之年，奔走兩岸和平統一。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章行嚴，九十二歲病逝于香港，終老在路上。

嚴復說，善惡苦樂，不過在一念之間，人生就是修行，無所謂苦樂，無所謂樂觀與悲觀，無所謂希望與絕望，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多年之后，我們怎么理解他的話？

毛主席說，嚴復是“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那么，嚴復之后呢？

嚴復的長子嚴琥，長于佛學，原本是個虔誠的佛教徒，抗戰勝利后，他忽然覺悟，轉而心向共產黨，并于一九四七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奮起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

新中國成立，一九五二年，他開始擔任福州市副市長，依然履職盡責，坦誠敢言，一九五七年忽然被劃為右派，一九六一年，四年之后，終于被認定錯劃，給予摘帽改正。

一九六一年，也就在父親被摘帽改正的那一年，嚴復的孫子，嚴琥的兒子嚴僑——乘獨木舟偷渡臺灣，在臺中一中任教。而在當時一中學生李敖的眼里，嚴僑是一個令人傾倒的天才，他甚至是李敖畢生唯一承認的天才。

當年的嚴僑是全體學生的偶像，至于他為什么如此有魅力，李敖后來才知道，原來他是中共地下黨。

嚴僑孤身一人，深入虎穴，為的就是以先進思想啟蒙臺灣青年。而李敖青年時代，就是從他那里知道了馬克思主義的道理。

在白色恐怖下，嚴僑必然地被捕了。嚴復的孫子被捕后，在美麗島——原來叫火燒島這個地方，被關了七年。有一首歌，叫《綠島小夜曲》，唱的就是美麗島。李敖以為他死了，結果他竟然還是被放出來，嚴僑沒成譚嗣同的理由，就是因為他是嚴復的孫子。

世界上有因果嗎？李敖說，這種事情說不清。

嚴僑被釋放后，又回到了中學教書，不久皈依了佛教，對密宗深有研究。

他后悔嗎？

他晚年說，我不相信國民黨能把中國救活，因為國民黨的根爛了。我還是想回大陸去，那里雖然不令人滿意，但總是有新的、向上的氣勢，那里是有朝氣的。共產黨即使犯了錯誤，也有糾正的希望。而國民黨我是始終看不起的……

這綠島像一只船，

在月夜里搖呀搖。

姑娘喲，你也在我的心海里漂呀漂。

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

吹開你的窗簾。

讓我的衷情隨那流水不斷地向你傾訴。

嚴復晚年說，說到將來，是說不清楚的，至于希望這種東西，如果你心里有，那總還是有的吧……

嚴復逝世于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那一年的七月，嚴復的一個熱烈讀者，叫蕭子升的青年，獨自漫步于浙江南湖，他看到煙雨之中，一艘大船正向他開過來，當時他非常感動，他想：就是在這艘船上，誕生了中國共產黨。而他的兄長毛澤東，當時就在那艘大船上。

一九七四年七月，嚴復的孫子嚴僑病逝于臺灣，終年五十四歲。

二〇〇五年，中國共產黨追認嚴僑為革命烈士，嚴僑之子嚴正，將中共撫恤金兩萬美元追加到六萬美元，成立嚴僑基金，用于資助貧困學生。

二〇〇〇年，福建省人民政府與清華大學合辦嚴復思想研討會，研討會論文集由時任福建省長主編、作序。

什么是天演？什么是天道？

椰子樹的長影，

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

更照亮了我的心。

這綠島的夜已經這樣沉靜。

姑娘喲，你為什么還是默默無語。

這歌真正悲欣交集。

嚴復喜歡的是悲欣交集，他在悲欣交集中活著，在悲欣交集里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