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簽名本過程中，每碰到名家贈名家、但名家之間直接交往資料闕如時，我都喜不自勝。這往往意味著可以鉤沉出一段文壇史話。中華書局1936年7月初版刊行的《中國小說史料》，就是這樣一本書。在這本書的扉頁，有編者親筆題簽：

文祺兄正之

另境十、十二、廿五年。

此書編輯者孔另境，受贈人吳文祺，皆為現代名家。孔另境（1904—1972），原名孔令俊，字若君，現代作家。著有散文集《斧聲集》《庸園集》，雜文集《秋窗集》，劇本《沉箱記》《春秋怨》《紅樓二尤》等。吳文祺（1901—1991），《辭通》作者朱起鳳之子，語言學家、文學批評家、教育家，曾在上海暨南大學、復旦大學任教，著有《新文學概要》，編注有《侯方域文》《曾鞏文》等，編有《辭通續編》，參與編訂《辭海》。現以此題簽為契機，搜集旁證，談論一段文壇友誼。

孔另境

吳文祺

一

在孔另境和吳文祺工作生活中，有一個人對他們均產生過重要影響，他就是茅盾。

孔另境是茅盾的內弟。茅盾對孔另境求學、工作都十分照顧。茅盾在《我走過的道路》中回憶，1922年夏，孔另境由于父親“跟一個私娼相好，偷偷跑到上海來了”，就把接替父親經營的“紙馬店盤給別人”，從烏鎮跑到上海“投靠姐姐和姐夫”。茅盾發現“這小舅子比我在結婚后同德沚回門時所見的大有長進，做事也尚有決斷”，就介紹孔另境到上海大學，進入中文系讀書。在上海大學，孔另境自述“學習革命理論，接受時代號召”，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時間，陳福康及孔另境女兒孔海珠皆說是1925年，然而孔另境在《申訴書》中說的是1924年。五卅運動時，孔另境因上街發傳單被捕，被羈押半個多月。1926年3月，孔另境由茅盾介紹，赴廣州擔任毛澤東任代理部長、茅盾任秘書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助理干事。孔另境到宣傳部工作不久，茅盾即被派赴上海主持國民通訊社。1926年5月，毛澤東辭去代理宣傳部長職務，專注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孔另境接受茅盾意見回到上海，不久被派至杭州主持市委宣傳部工作，組織暴動失敗，與組織失去聯系，回到上海，住在茅盾景云里的家，為茅盾做信使。1929年2月，赴天津教書，并任黨在天津辦的《好報》編輯。此時的孔另境雖然沒有組織關系，但其公開地址系黨與國外聯絡通訊處，常代為傳遞革命宣傳品。1932年初夏，孔另境因“共產黨嫌疑”被天津警備司令部逮捕入獄，經茅盾、魯迅等人營救獲釋。

吳文祺曾與茅盾共事。吳中杰《踏著革命的節拍——記吳文祺先生》說：“吳文祺是1924年入黨的中共早期黨員，1926年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時，與沈雁冰一起做過黨中央的交通員。”鐘桂松在《茅盾史料兩則》中談及其寫信向當時茅盾的同事梁閨放女士求教，梁閨放回信說：“我的上海居住……屬于交通局的機構，是茅盾辦公處。公開是住宅，樓上是吳文祺一家老小住著……辦公室在亭子間，以住家作掩護。”進一步明確了交通局設在吳文祺家中。按吳中杰所說，其時茅盾、吳文祺諸人負責向黨中央轉交各地黨組織的刊物郵件，并介紹各地黨員與中央負責人聯系工作。但是工作沒多久，因為郵件太多，來找的人太多，引起了別人注意，吳文祺被商務印書館解聘。之后，據吳文祺《兩湖花落春仍在——憶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共產黨員包惠僧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籌備處主任，在全國招生，其中上海招考事宜由茅盾負責。為此，茅盾約請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幾位同事吳文祺、陶希圣等人幫他監考和閱卷。不久惲代英托茅盾為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物色政治教官，茅盾就把吳文祺、陶希圣等人介紹過去了，同時也在學校兼課。吳文祺在武漢軍事政治學校協助惲代英做黨務工作，并利用教官身份講授社會發展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宣傳馬列主義。彼時，茅盾在上海與吳文祺、郭紹虞、傅東華、孫伏園等10人組成“上游社”，創辦社刊《上游》周刊，發表進步文學作品。大革命失敗后，吳文祺也回到上海，之后由于惲代英犧牲，吳文祺也與組織失去聯系。對于這段時間的革命友誼，茅盾晚年曾有條幅贈予吳文祺：“眼前非復舊吳郎，歲月艱難兩鬢霜。尚憶兩湖風月否？人間無奈是滄桑。”“兩湖”即指當時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所在地兩湖書院。

吳文祺不僅與茅盾共事，還曾深度介入茅盾的家庭生活，幫助其協調復雜的家庭事務。可見吳文祺與茅盾兩人關系已經十分密切。

從茅盾和孔另境、吳文祺的密切關系，我推測孔另境和吳文祺結識來自茅盾的介紹。二人結識的時間有三種可能：一是1926年茅盾與吳文祺一起做“交通員”期間；二是1928年孔另境在上海期間；三是1930年茅盾與孔德沚“重歸于好”后。我個人傾向于1926年，因為當時孔另境住茅盾家，且與吳文祺都是年輕黨員，充滿革命熱情，有尋找志同道合朋友的渴望。

二

孔另境和吳文祺結識后交情如何，我認為即使不是十分密切，也不能說是泛泛之交。我的這一推論，主要有正面、側面兩方面的例證。

正面的例證是，孔另境1935年編輯《現代作家書簡》，吳文祺給予支持。孔另境在《現代作家書簡》“鈔例”中認為，“文人書翰，古今中外，靡不珍貴”，“文人書翰實有文藝的價值”，“更有社會的價值”。這也是他編輯這本書的初衷。書中收錄近60位作家的220封書信、14幅手跡，“集內所錄諸函，皆直接假之收藏者，本當征得作書人之同意，然因手續太繁，未謀善策……”“是集之成，概由諸收藏者之慷慨賜借”。經簡單統計，這部被施蟄存認為“至今還有用的書”，其中書簡主要是從汪馥泉、葉圣陶、戴望舒、施蟄存、葉靈鳳、杜衡、趙家璧、吳文祺、趙景深等人那里征集來的。書中收錄他人致吳文祺函10通，其中周予同、陳望道、鄭振鐸、顧頡剛各1通，錢玄同6通，并且這是孔另境在“取舍之間”詳加甄審的結果，由此可見吳文祺對孔另境編輯此書的支持。而書中收錄朱起鳳、吳文祺父子致宋云彬函各2通，也可見孔另境對吳文祺的揄揚之意。

側面的分析，是分別比較孔另境與魯迅、吳文祺的關系，推測孔另境與吳文祺的關系。魯迅于孔另境有大恩。據茅盾回憶，1932年孔另境在天津被捕后，又被押解到北京，茅盾托魯迅營救，魯迅兩次寫信給許壽裳，請許壽裳轉托湯爾和救援，最終在1932年12月由李霽野、臺靜農保釋出獄。孔另境出獄后回到上海，登門向魯迅先生致謝。魯迅還開玩笑說：“想不到你竟出來了！”并幽默地說：“沒事，當然要放的，他們的口糧也緊得很呀！”魯迅還為孔另境編輯的《當代文人尺牘鈔》（即《現代作家書簡》）作序。在《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中，魯迅說：“另境先生的編這部書，我想是為了顯示文人的全貌的，好在用心之古奧如叔本華先生者，中國還未必有。”孔另境對魯迅十分感激，常常登門拜訪，偶爾送小禮物。《魯迅日記》1936年3月6日記載：“午后孔另境來并贈勝山菊花一瓶、越酒一罌。”魯迅逝世后，孔另境在魯迅葬禮儀式中擔任干事，拍攝了葬禮全過程，并將照片裝訂成冊，留下了重要資料。

魯迅逝世后，孔另境撰寫了《巨星的隕落》《我的記憶》和“讀魯迅文札記”系列文章紀念魯迅。其中，《我的記憶》一文充滿溫情地回憶了與魯迅交往的經過，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孔另境做過與魯迅和吳文祺都相關的事，就是將《中國小說史料》分贈二人。《中國小說史料》是在魯迅《小說舊聞鈔》和蔣瑞藻《小說考證》基礎上，從宋元明清到民國初年159部著作中，摘錄了與68種小說有關的千余條資料編輯而成的。書中包羅小說內容、版本、作者以及故事演變、異聞傳說等方方面面的信息，前后還有“小說考源”“清代小說之禁黜”“批評與雜記”等總論，為研究古代小說的學者提供了諸多便利。趙景深認為：“孔輯的優點有三：一乃《紅樓夢》材料特多，二即烏程（湖州）三大小說家的材料多采光緒《烏程縣志》，為他書所未有……三即‘三言’‘二拍’與《繡榻野史》的增輯，為以前所未有。”孔另境將此書送給魯迅理所應當。《魯迅藏書簽名本》收錄了書影和題簽墨痕：“魯迅先生教正另境十、十、三六年。”《魯迅日記》1936年10月11日載：“上午孔若君（按：孔另境字若君）寄贈《中國小說史料》一本。”

關于贈書，因為孔另境對魯迅極為感激，常理是收到書即贈予魯迅。但1936年10月10日，比該書版權頁所標“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印刷”的時間晚了約3個月。而在此之前，孔另境在1936年8月31日將同樣于1936年7月出版的《斧聲集》贈予魯迅。《魯迅日記》1936年9月2日記載：“得孔若君所寄《斧聲集》一本。”兩種同月出版的書，在不同時間贈予同一人，不禁讓人對《中國小說史料》實際印刷發行時間產生了懷疑。一個合理推測，即《中國小說史料》實際印刷發行時間比所標時間晚，甚至可能晚到10月初，致使孔另境1936年10月才開始送人。

這種推測不是毫無緣由，而是有例可循。孔另境編的《現代作家書簡》，初版本標明“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再版本則標明“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顯然，初版本實際出版發行時間比標明時間延后了4個月。這種推測也給為何沒有孔另境送魯迅《現代作家書簡》的記載提供了合理解釋。因為孔另境尚未收到書，魯迅就逝世了。

現在回頭看孔另境贈給吳文祺這本《中國小說史料》，只比寄贈魯迅那本晚2天，從這個角度看，孔另境與吳文祺之間應該有比較不錯的關系。

茅盾行書贈吳文祺詩

三

孔另境和吳文祺還與鄭振鐸頗有交往，他們屬于一個“朋友圈”。

孔另境是鄭振鐸的學生。孔另境在上海大學求學期間，鄭振鐸在上海大學中文系任教。孔另境《舊事新談——懷念革命的搖籃上海大學》說：“許多文化界領導人物和革命政黨領導者都是該校的教師，著名的如瞿秋白、惲代英、施復亮、陳望道、茅盾、鄭振鐸、劉大白、沈澤民、楊賢江等。”或許是這層師生關系，也或許是因為茅盾的推薦，鄭振鐸對孔另境多有支持。《現代作家書簡》收錄茅盾致鄭振鐸函一通、魯迅致鄭振鐸函三通，應是鄭振鐸提供的。鄭振鐸還為《中國小說史料》作序，評價道：“在孫楷第先生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之后，繼之以孔先生這類《中國小說史料》的出版，對于中國小說之版本的和故事的變遷痕跡，我們已可以很明了的了。”

據陳福康《孔另境與鄭振鐸》，1938年11月，孔另境和金韻琴結婚，鄭振鐸參加了婚禮。鄭振鐸、孔另境和王任叔（巴人）還共同編輯《魯迅風》雜志，并為世界書局編輯了一套“大時代文藝叢書”。1945年5月，孔另境因參加抗日活動而遭日本憲兵逮捕，在獄中受盡酷刑，直至抗戰勝利前夕才獲釋。鄭振鐸在《記幾個遭難的朋友們》中說：“李健吾、孔另境先生和楊絳女士們都曾被捕，也都曾吃苦，但他們也都沒有使同伴們牽連的被捕。”而孔另境也對鄭振鐸的革命活動提供支持。據孔另境夫人金韻琴《坎坷的經歷》，1937年11月，上海成為“孤島”之后，鄭振鐸組織、領導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經常在華華中學開會活動。孔另境是該校教務長，總是為活動提供地點。以上，都可說明鄭振鐸與孔另境的密切關系。

吳文祺與鄭振鐸交往也比較早。吳文祺《我為新文學奮斗的經過》說：“鄭振鐸先生對于《聯綿字在文學的價值》一文，謬加贊許。他在接到此文后，在《文學旬刊》上登了一個啟事，問我的通訊處。此后我們便做了朋友。”據邱光華《吳文祺先生研究》，《聯綿字在文學的價值》最初發表于劉大白等編的《責任》周刊，此后1923年2月26日《民國日報·覺悟》、1923年3月10日《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三期予以轉載。那么鄭振鐸與吳文祺訂交應當在1923年。訂交不久，經鄭振鐸介紹，吳文祺加入文學研究會。

鄭振鐸對吳文祺一直照顧有加。據高天如、鐘敬華、吳嘉勛《吳文祺先生傳略》，1932年吳文祺赴北平，鄭振鐸、李達、錢玄同先后介紹吳文祺任燕京大學、中國大學、北平師范大學講師。1935年8月，鄭振鐸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中文系主任，隨即聘請吳文祺任該校中文系教授，講授基本國文、語言文字學概論、中國新文學史等課程。吳文祺則對鄭振鐸編輯《晚清文選》予以幫助。為此，鄭振鐸在該書的序言中說：“阿英先生和吳文祺先生的幫助，我永遠不會忘記。”鄭振鐸和吳文祺還一起為魯迅編《會稽郡故書雜集》標點。許廣平說：“其關于輯錄書籍的標點方面，同人中有擬不采用者，有主張應加標點者，茲為統一書例并使初學易解起見，特商請馮都良先生標點《嵇康集》及《古小說鉤沉》。鄭振鐸、吳文祺兩先生標點《會稽郡故書雜集》。馮、鄭、吳三先生于國學極有研究，想可稍免于錯誤。”

俗話說，“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孔另境、吳文祺都與鄭振鐸關系密切，或許是二人關系較為不錯的一個因素。

孔另境題簽吳文祺的《中國小說史料》

四

最后，我想談一下孔另境與吳文祺能夠成為朋友的內在因素。

孔另境和吳文祺都趨新。孔另境17歲在嘉興二中讀書時，就做過一件足為后人銘記的事——為中共一大在嘉興南湖開會租船。茅盾之子韋韜在《我的父親茅盾》一書中說：“由于經常為《共產黨》寫稿，父親與李達的交往也就日益密切。那時父親的一個遠房表姑王會悟（他比父親還小兩三歲）從烏鎮來到上海，父親把她介紹給了李達，不久就結婚了。黨的一大召開時，臨時把會址轉移到嘉興南湖，就是王會悟出的主意；而在嘉興租借南湖的游船，則是父親的內弟孔另境（當時他正在嘉興中學念書）出力聯系的。”

孔海珠回憶，1961年左右的一天，孔另境很晚才回家，他說：“到嘉興開會去，為了修復一大開會時租用過的船。”孔海珠問為什么，孔另境說：“對嘉興的游船熟悉，去介紹一下當時具體的情況，包括船只內部的結構特點等。”1964年4月，孔海珠陪同孔另境回家鄉，孔另境特意預留時間，提議去嘉興南湖，在南湖游船前駐足。孔另境對孔海珠說：“這條游船有著非凡的特殊意義。”孔另境還指著湖邊的房子說：“此地我熟悉，在這兒來租船的。那時，我在嘉興二中讀書，課余經常和同學來南湖游玩。幫助王會悟去租船，由我出面租船很安全。”

吳文祺則在五四運動后以新文化運動尖兵的姿態登上學壇。吳文祺離開學校后，按照他在《我為新文學奮斗的經過》中的說法，在朱起鳳指導下，“整天埋頭在故紙堆中，如是者好幾年”，“后來受了《新青年》的影響，才改弦易轍地學做了白話文”。1921年，南京《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詩學研究號”提倡舊詩，吳文祺撰寫了《對于舊體詩的我見》《駁旁觀者言》，與繆鳳林等人論戰；幾個月后，又撰寫《新詩人偶作舊詩問題》，與劉大白進行筆戰，竭力張揚新詩藝術。他還參加“國故學大討論”，強調整理國故最重要的是創造新文化，培養重證求實的科學精神。

在大革命中，孔另境和吳文祺也有相似的經歷，甚至二人都陰差陽錯地與南昌起義擦身而過。李奇中《懷念老友孔令俊》說，孔令俊（孔另境原名）加入北伐軍，被派到前敵總指揮部第八軍教導師政治部，擔任宣傳科長。1926年夏，教導師全部政工人員前往河南，編為第三十六軍第二師政治部，隨第二師沿平漢鐵路北進，順利到達鄭州。張作霖退據黃河以北后，武漢葉挺、賀龍部準備舉行起義。第二師全體政工人員奉命脫離三十六軍集中黃石港轉赴九江，再從九江赴南昌，此時孔另境“先回籍探親”，沒有赴黃石港，因而錯過了南昌起義。

吳文祺回憶，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唐生智部下獨立師師長夏斗寅叛變革命，“武漢政府臨時將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學生3000余人改編為中央獨立師，歸葉挺率領，開赴前線……政治教官全部編入政治部，惲代英任黨代表，施復亮任政治部主任，陶希圣任軍法官，我任組織科長……大家都穿草鞋步行，由咸寧、嘉魚、浦坼到達新堤……每到一處，接受當地群眾的控訴，凡是民憤甚大有血債的惡霸地主、土豪劣紳，由軍法處判處死刑，執行槍決。群眾簞食壺漿以迎我軍。……夏斗寅的叛軍很快為我軍擊潰……”

之后，按吳景鍵《革命與桃花扇：吳文祺的1927》，吳文祺改隸第二方面軍軍官教導團，乘船從武昌開赴九江，準備加入南昌起義部隊。教導團到達九江后，在船上被張發奎繳械。之后的歷史就為人所熟知了。張發奎宣布“國共分家了”，對共產黨員可以派人“送往南昌葉（挺）、賀（龍）那里”，不是共產黨員可以“在營待命”。該團中共黨團的負責人陳毅當晚召開會議，提出三條應變措施：一是暴露身份的，連夜出發到南昌，和葉、賀會合；二是有條件的，可分散回家，搞農民運動；三是沒有暴露的，可以留下來，隱蔽待機。這時候吳文祺怎么選擇的呢？從他在武漢軍事政治學校工作經歷看，他既不是黨內重要的軍事領導干部，也不屬于完全秘密活動的地下黨員，因此既沒有隨陳毅等人奔赴南昌，也沒有留在張發奎部“隱蔽待機”，而是同孔另境一樣回到了上海。

孔另境與吳文祺在交往中是否會談及相似的革命經歷，目前還缺乏資料。但二人趨新的個性和少年豪俠的氣質，應該是他們相互吸引的重要因素。

（作者：燕宏博，系遼寧省沈陽市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