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化是要去蕪存菁，是要總結歷史、展望未來。沒有經典化，任何一種文類都難以生命永續。經典化的構成有外在的因素，但內在特質和內在結構的認知更為重要。何為“蕪”，何為“菁”，只有屬性明確，軌跡清晰，方能有的放矢。明確網絡文學的文類屬性，并在此基礎上構建相適合的批評標準，方能對網絡文學進行有效的批評，這就是網絡文學經典化的本體論。

行業協會、高校、研究機構等正大力推動網絡文學經典化。圖為在中國作協每年舉辦的中國網絡文學影響力榜頒獎典禮上，通過多種文藝形式再現優秀網文作品。資料圖片

不能將網絡文學經典化與固化、靜止、客觀的作品中心主義對立起來

究竟什么是文學的經典，在當前的文化語境中很難達成一致的意見，因為考量經典的文化觀念不一樣。根據童慶炳、陶東風主編的《文學經典的建構、解構與重構》一書所論，對于究竟什么是文學經典至少有三種解答：第一種稱作本質主義，即經典作為承載人類普遍審美價值和道德價值的典籍，其核心文化觀念是傳統的審美理論；第二種稱作建構主義，認為經典是由特定社會文化語境中人和機構出于自身特殊利益而建構的，其核心文化觀念是后現代主義；第三種稱作闡釋主義，認為經典就是一種闡釋，其理論依據是闡釋學。除這三種觀念之外，還有很多何為經典的論述。

文學的經典化是文學創作過程中繞不過去，但確實也很難一錘定音的論題，因為當論者依據自己的文化譜系論述經典時，其結論自然不同。如果我們結合當前關于中國網絡文學經典化的討論，其分歧的來龍去脈也就更清楚了。如果堅持本質主義，經典的網絡文學就要承載人類共同的審美構成，并具有歷史傳承性，即：經典永流傳。如果堅持建構主義，網絡文學的經典就不能單純用作品來衡量，因為網絡文學是動態的文學，其變化不僅出現在網絡文學生成的虛擬社區，還出現在作品創作與傳播的互動中。很多人認為活的文學很難用固化、靜止、客觀的經典范疇來規范。如果用闡釋主義來解釋，網絡文學就是一種信息時代的文學類型，其經典化也就有了更多現實考量和時代意義。

我認為論述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應該將這些觀念綜合起來考量，并明確其核心評價標準。依據文學創作、傳播、接受的過程，網絡文學經典化的評價標準可以設置為文化機制、美學機制、創作機制和傳播機制。這四種機制互為關聯，其中文化機制和美學機制是核心機制。經典的網絡文學應該是承載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民族審美意識和審美形態的作品。這不是文化保守主義或者美學理想主義，而是根據眾多寫手的創作實踐、根據中國讀者和世界讀者接受狀態得出的結論。

經典只有在與文本的對話中方能形成。無論是文化機制還是美學機制，都要堅持“經典”概念所包含的作品中心主義。如果以網絡文學是活的、動態的文學形態為依據而認為與固化、靜止、客觀的作品批評相悖，網絡文學批評也就沒有了科學性和客觀性。文學史上根本就沒有一成不變的固化、靜止、客觀的作品，很多經典作品均是在動態中形成的，魯迅、老舍、巴金等新文學作家也不例外，通俗文學作家更是如此，比如金庸到晚年還在修改他的小說。如果將網絡文學經典化與作品中心主義對立起來，所研究和討論的關鍵也就從何為網絡文學的經典變成網絡文學的經典何以形成，這就是另一個話題了。

網絡文學之所以能夠經典化在于其作為中國類型文學的歷史傳承

在后現代主義話語體系中，經典被認為只是一種流動性的共時性的話語。這樣的觀點更有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爾的“文化生產場”理論加持。在討論網絡文學經典化問題時，不少研究者將上述理論引入，認為網絡文學經典化也是一種時代的產物。這樣的觀點并不科學。質疑的理由很簡單，那就是為什么有很多作品能夠代代相傳，屢讀屢新；為什么有很多作品在不同文化場域中有不同闡釋，但它始終是民眾閱讀的范本。這就說明文學經典一定有歷史基因和剛性內涵所在，能夠在不同時代中承受不同文化場域的沖擊，卻始終得以流傳。

論述網絡文學的經典首先要確認網絡文學的歷史基因和剛性內涵是什么。事實上，中國網絡文學的文類屬性是中國式的類型文學。類型文學是具有模式化、程式化敘事系統的文學類型，以講故事作為主要的美學呈現。類型文學各國皆有。中國的類型文學萌芽于兩宋，成型于明清。中國現當代類型文學延續著明清傳統而發展，而當下網絡文學是信息時代中國類型文學的延續。中國傳統的類型文學在歷史中誕生發展，形成了中國大眾所接受的審美形態，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中國類型文學的傳統和審美形態就是當下網絡文學的歷史基因。

類型文學承載著民族文化和民族審美習慣，各國的類型文學皆然。中國網絡文學之所以能夠經典化，就在于其傳承了中國類型文學的傳統。歷史傳承是網絡文學經典化的前提，創新發展則是網絡文學經典化的路徑。文學的經典化與審美形態的創新發展分不開。中國小說有著“史說同質”的傳統，到明清時代實現了小說與歷史的真正分離，這與此時的小說創作接受宋元而來的表演藝術的審美要素有直接的關系。《三國》《水滸》《西游記》《封神演義》等小說之所以被稱為中國傳統小說的經典，是因為小說文本之中有著大量戲曲元素，擴大和豐富了審美的內涵與外延，形成了不同于史學的小說敘事系統。中國現當代類型文學中，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王度廬的《臥虎藏龍》、金庸小說、古龍小說等之所以被視為經典，與作家們吸收新文學的美學要素、電影的表演藝術、外來的類型文學審美形態有很大關系。

網絡文學是信息時代的產物，審美接受的參照系廓大到無際，跨民族、跨國界的審美接受，并用跨媒介的表現形態呈現出來，這是時代賦予的紅利，其創作視野為中國類型文學創作的前輩們所望塵莫及。經典的產生有著內在的生命涌動，那是歷史的傳承；其又以不同于歷史的新的面容出現，那是時代的創新。網絡文學的經典一定是傳承于傳統的創新作品，在漸行漸近的人工智能時代形成新的傳統，并歸入中國類型文學發展之中。創新構成了中國類型文學發展的剛性內涵，它使得中國類型文學能夠與時俱進、生生不息，滿足不同時代讀者的需求。

媒介只是延伸類型文學美學形態和美學功能的推動力和添加劑

網絡文學，網絡是平臺，文學是本體。網絡文學經典化，是指文學審美形態和審美功能的創新，網絡只是一種媒介，一種路徑，一種給網絡文學審美形態和審美功能經典化帶來的可能。加拿大媒介理論家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中論及媒介創新與人的關系時曾做了一個比喻：鐵路的作用并不是將運動、運輸、輪子或道路引入人類社會，而是加速和擴大了人的功能。麥克盧漢的比喻是想說明，媒介是人的延伸。

如果我們將這樣的比喻引進網絡文學的話，是否也可以這樣說，網絡的作用并不是將信息接收、創作互動、粉絲虛擬等功能引入文學領域，而是增強和擴大了人的審美的功能。當下很多論者研究網絡文學，熱衷于在與傳統媒介比較中闡釋網絡媒介有什么新特點，而文學只是網絡媒介如何創新的一種材料或者一種佐證。將網絡文學研究變成新媒體研究，將新媒體之新視為網絡文學之新，必然會漠視網絡文學的審美功能，必然會得出隔斷網絡文學的發展歷程的結論。這種本末倒置的研究思維只能說是研究新媒體的經典化，卻很難說是研究網絡文學的經典化。

媒介變革對文學創作當然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每一次的媒介變革都帶來文學審美功能的變革，對類型文學來說，尤其如此。書坊的出現使得故事不在于說，而在于寫，很多讀書人進入小說創作領域，于是有了歷史演義、神魔怪談、人情狹邪等小說類型，有了詩賦式的章回體。小說創作成為文人的表現才干的一種藝術，并非人人所能，也就有了“非才不能幻”的作家。報章的連載、翻譯媒介、電影藝術給現當代類型文學帶來了連綴性情節、模式兼類和虛擬想象等多種審美功能。網絡帶來的影響更為強大，它使得中國類型文學真正與世界接軌，使得中國類型文學有了更多跨媒介敘事的可能。

事實上，中國很多優秀網絡文學作品都有世界流行文學和跨媒介敘事的痕跡，中國的類型文學的審美形態和審美功能有了更多內涵與伸展。然而，無論媒介發生什么變革，在中國類型文學的發展歷程中，它們都只是一種載體，是延伸類型文學美學形態和美學功能的推動力和添加劑。網絡文學研究，網絡是載體，文學才是本體，這不僅僅是方法論的問題，也是認識論的本源。只有認知明確，網絡文學經典化研究才能落實到根本。

強調與文本對話，強調網絡文學是類型文學而不是精英文學，強調網絡文學研究是研究文學而不是新媒體，是構建網絡文學經典化的本體標準。中國百年以來新文學的話語和評價體系是在“人的文學”創作實踐中構建，用之于從中國傳統類型文學發展而來的網絡文學，可能并不完全適合，但表現人類的“共同美”是文學的終極目標。條條大道通羅馬，各種文類的審美形態并不相同，只有運用符合文類審美形態和審美功能的批評標準，這樣的批評才是有效的批評。圍棋、象棋都是棋，但是各有各的規則，講的就是這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