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女性更多爭取的是‘能文’的權利，今天我們更關注‘何以文’的自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評論家張莉近日接受中新網記者專訪，這樣勾勒中國女性寫作的變遷。在她看來，當代女性寫作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其背后折射的，是女性生存發展境遇的切實改善與精神世界的蓬勃生長。

作為一位長期研究女性寫作的學者，張莉所著《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1898-1925)》重回歷史現場，考察第一批中國現代女作家如何出現，她于2019年開始主編中國女性文學(作品)年選，迄今已出版6年，在北師大文學院開設的“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課亦受到廣泛歡迎。

梳理近年來的中國女性寫作文學現象，張莉觀察到，一個最顯著的變化是“女性素人寫作”蔚為壯觀。各類新媒體平臺的出現，為更多普通女性提供了“我手寫我心”并即時與公眾分享的可能。

“韓仕梅、王柳云、范雨素……她們本身有豐富的人生感悟，更重要的是，新的媒介平臺改變了她們的命運軌跡。”張莉認為，這種“拿起筆就能寫”的便利，吸引了龐大女性群體投身寫作，包括80歲高齡出版首部作品的楊本芬……她將這一現象稱為“新女性寫作之光”，放眼全球可能都獨具特色。“文學類期刊過去長期代表著一種發表‘權利’，而如今，表達的閘門向更廣大的女性群體敞開。”

當代女性作家的另一大突破，在于書寫題材的極大拓展。張莉觀察到，新一代女作家展現出更廣闊的視野和對世界的理解力。

張莉表示，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百年歷史，始終在探索如何書寫“我”與他人的關系。而新一代女作家的“包袱”正越來越輕，更強調“自我”的完整性。這種變化源于社會觀念的進步和家庭教養模式的變遷。“她們享有天然的、更廣闊的自由空間。”

當下的中國女性作家不只寫家庭、婚姻，更將筆觸伸向廣袤自然，如李娟的《我的阿勒泰》；深入鄉土中國，如喬葉的《寶水》；探討自然環保議題，如杜梨的《當我成為一只真正的親鳥——孕期觀鳥筆記》；甚至涉足科幻、環球旅行筆記等領域。張莉指出，這種題材的廣泛性，促使文學界重新思考“何為女性寫作”“何為好的女性寫作”的評判標準。“這些創作讓我們看到，女性寫作的邊界正在不斷被打破和重構。”

“早期女性寫作可能更關注如何在社會中獲得一席之地。而今天，女性寫作不斷探索精神的獨立。”張莉指出，從出版的文學作品到網絡平臺上的隨筆記事與感想，當代中國女性的寫作中，一種“不左顧右盼、不察言觀色”的勇氣日益凸顯，關乎職場、婚姻、愛情等各方面的自主選擇。

與此同時，中國女性作家的鄉土寫作依然有強大生命力，并在全球視野下煥發新彩。張莉以喬葉的《寶水》為例指出，這部作品敏銳捕捉到新媒體如何重塑中國農村女性的生活。“村莊里的女性將自然美景拍成視頻，轉化為流量和關注。她們也由此成為美景的發現者、美景視頻的‘制作者’。”她認為，這展現了中國農村女性精神面貌的能動性變化，是一種“獨一無二的中國經驗”。

同樣，李娟的《我的阿勒泰》則以其“在地”的新疆經驗，傳遞出人與自然的和諧、人際的溫暖與幽默，這種基于大自然的情感呈現更容易成為“全世界都能聽懂的語言”。近期以羅馬大學客座教授身份在意大利講學，張莉發現，這類作品因其獨特的中國經驗與人類共通情感的結合，引發國際讀者的濃厚興趣。

展望女性寫作，張莉期望看到“更加自在、活潑與松弛”的面貌。她認為，松弛是一種強大的能力，源于足夠的自信，“一個神經繃緊的寫作者難以擁有真正的自由。素人寫作之所以動人，很多時候正是因為其中常有一種未經雕琢的松弛感。”

“關鍵在于，在全球化時代，如何重新認識和書寫作為中國女性、中國人的獨特經驗，如何講述源于女性經驗的中國故事。”她說。

近年來，作為“持微火者·女性文學好書榜”的發起人，張莉致力于推動素人寫作者與專業作家共同被看見。該榜單上榜書目中，不僅有四分之三的中國女作家作品，也納入四分之一的國際女作家作品，旨在構建開放包容的對話場域。

“我們的目標，是讓中國女作家的作品在與世界文學的比照中，展現出獨特經驗與價值。”張莉說，這不是簡單地“融入”世界文學，而是以中國視角與世界女性文學進行平等對話，共同構成文學的豐富版圖。

在北京世婦會召開30周年之際，中方將在北京再次召開全球婦女峰會。張莉坦言，自己當年決心致力于中國女性文學及新女性寫作研究，正是源于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時期種下的“種子”。“當時眾多相關文化節目與文學作品的呈現，令我開始真正對女性文學書寫產生興趣。”

張莉深感，過去30年來中國女性文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能文”到“何以文”的跨越，不僅是中國女性寫作的時代進步，更是全球女性文化對話的寶貴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