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呂新老師

呂新老師新書《深山》上市前，我已有幸讀過出版社寄來的“試讀本”，算是體驗了一把文學版的“超前點映”。距離呂新老師上一部作品《下弦月》出版，也過去了八年，這也是我與呂新老師真正相識的八年。

是2016年夏季，我剛到省作協舉辦講座的地方，一個身形高大的男人從報告廳出來準備打水，順手還幫我支棱著半扇門。我抬頭回以微笑，聊表謝意。他盯著我手中的雜志，注視了片刻，回頭去打水了。我從主講嘉賓掃視到最后一排空位過程中，思考了兩遍：剛才那個打水的人是不是呂新？

我把手里的雜志擺上桌子，出門打水的人忽然也坐了過來。那個瞬間，我確定他就是呂新。2014年，我第一次知道這個名字是讀了學校校報的一篇文章，后來便用大學畢業前僅剩的稿費全網海淘呂新的作品，甚至打電話到《花城》編輯部索要發表呂新作品的雜志。等收到五本不同期號嶄新的《花城》后，心中大喜，如獲至寶，已然忘記給編輯部的人回電話說句感謝。再往后，《十月》《上海文學》《大家》《山花》《佛山文藝》等好幾家刊物編輯部的電話我都打了個遍。就這樣，加上從線上平臺購買，除個別實在買不到的幾本刊物外，我把發表呂新作品的雜志幾乎集齊。想到此處，我側身道：“呂新老師好。”

他指著桌上的雜志問：“這是你的樣刊？”我點了點頭。他又問：“這篇文章是你寫的嗎？”我才反應過來，在門口打照面的那個瞬間，他已經看到了雜志封面的文章標題。那一年，《都市》雜志開設了“晉土作家掃描”專欄，我就囫圇吞棗地讀了兩遍呂新剛發表的長篇小說《下弦月》，寫了個簡短的評論投出去，沒想到幾天后編輯部打來電話，說可以發表。

講座結束后，呂新跟我道別說：“謝謝你讀我的小說。”我一時沒想好說啥，就回了句“老師再見”。

2017年，去晉城參加一個活動，我抽閑暇時間找呂新老師合影。他穿著一件草色短袖，目光如炬，讓人捉摸不透他筆下那些完全能夠漫天飛翔的語言是如何安分守己地躍于紙上的。他在一本小說集的自序中提到，某個外出的傍晚，在路邊聽到兩個陌生人的閑言碎語，便完成了一個中篇小說的構思。當時《慶余年》還沒拍成電視劇，我卻讀過貓膩在網上連載的全文，思來想去，發現呂新就是寫小說的“大宗師”。呂新老師一定是把我每天嘚啵嘚啵跟人閑談亂扯的時間都用來思考創作了，他一定仔細盤算過每一個角色的容貌、生活、命運，像面對出門后看見的人群、車流、落日。他的百般思緒和千言萬語，仿佛國漫《異人之下》中的“炁體源流”，一旦落筆，那些詞句和段落就結結實實地留在紙上，誰也不左顧右盼，誰也不東張西望。這樣一位作家，我與他第一次見面，他就坐在我身邊。

2023年，還是在晉城，還是在同樣的地方。我問呂新老師：“新書叫什么名字，能不能悄悄告訴我，我保證不透露給別人。”他笑了笑，便告訴了我。魯順民和王春林幾位前輩與呂新老師分別合影，我大聲喊出“三二一”，看見他們朝我的鏡頭微笑，我想起那張六年前拍的照片，想起七年前呂新老師坐在我身邊的情形。我當時就懷疑他會不會早已把那些想好的句子裝進了他的口袋，平時不愿意掏出來給別人看。等他想好那些句子的歸宿時，就悄悄地拿出來寫成小說，寫成一個個短篇、中篇、長篇，再悄悄地投給不同的刊物或者出版社。

還是在第一次見面的報告廳，呂新老師問我的名字，我指著雜志上那篇文章的署名，慢吞吞地說出三個字，然后又重復了一遍。從那以后，呂新老師問我的所有問題，我都斬釘截鐵的回答。比如有一年冬天，下著雪，呂新老師從辦公區超市買完兩桶油出來時，問我：“在單位這幾年過得開心嗎？”我一邊幫他拎起兩桶油，一邊往臺階下走，一邊回答他：“開心。”

關于長篇小說《深山》

看完“試讀本”，前幾天買回來正式出版的《深山》，又讀了一遍。與之前感受相同，三個關鍵詞一直在我腦海里轉悠，像幾片樹葉在這樣深秋之際，從窗前落下又被風吹起。

1.中文房間

《深山》寫鄉村，寫北方鄉村，寫人們熟悉又陌生的北方鄉村。單是村莊的名字就出現了數十個，它們在小說人物的只言片語中，有了相對距離，一幅完整的深山地理圖便徐徐展開。這些村子中的近一百個人名，陸續出現在敘事時間線上，不論其故事長短，總有些久別重逢之感。

初讀《深山》，想到一詞：信以為真。小說如果能以最快的速度吸引人，一定是叫人信以為真的。仿佛書中所述內容發生在記憶深處，仿佛那些角色就住在故鄉的某間石窯瓦舍。讀到第三章和第四章，作者對夢境的描寫，比現實還要真實，如同古代筆記小說一樣。“杜林筆記”部分，在全書中占比不大，但分量不小。一個保守知識分子的才華、性格、思想、生活，盡數顯現。通過杜林的自述，不難發現，人們似乎并不能從中獲得任何關于一座村莊古往今來的密語，它傳遞出的只有循環往復的歲月和老生常談的記憶。

初讀《深山》，還想到一詞：中文房間。這個構詞奇怪且極具指向性的詞，是我聽到魯順民先生的一句話之后想起的。他曾說：“呂新是一位文體家。”我似乎在閱讀呂新以往作品的一些瞬間，能夠感受到他對漢語運用的多樣嘗試。這樣的嘗試，必然導致讀者在閱讀呂新每一部新出版或者發表的作品時，拋開日常閱讀習慣，將所有的預判、思考、想象，拒之千里。讀者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放松、專注、耐心，慢慢沉浸在屬于呂新獨有的敘述中。從1986年開始，從那年的《山西文學》開始，從一篇《那是個幽幽的湖》開始，呂新的筆端能夠生發的詞語、句子、段落，在數十年間，不斷向他的讀者傾訴。回應呂新的是讀者一次次的驚訝、著迷、不舍。又或許，呂新自己也在通過不斷地修正、刪改、增補，解答這自己內心的疑問。在閆文盛先生的一次講述中，曾提到，呂新所有的作品都飽含著強烈的讓敘事者和閱讀者同時意猶未盡的體驗，即寫作體驗與閱讀體驗。我想，《深山》所帶來的，或許已經開始滿足上述的雙重體驗。又或許，在呂新本人和讀者看來，這部作品的創作過程和讀者的閱讀過程，會使得雙方認為那種意猶未盡的體驗，正在得到滿足。

回到小說本身，比較呂新以往的帶有“宿命感”的長篇作品，《深山》則從一些細枝末節或者零星閑筆中，散發出一種“反宿命”色彩。比如五燈對成人世界的認知與思辨，比如一群多年不出深山的教師對自己身份的懷疑——當然這種懷疑僅限于呂新筆下的鄉村或者說創造出的“中文房間”。

鄉村的可知與未知，熟悉與隱秘，落寞與奮進，在小說中一遍遍地被輪番登場的角色，在舉手投足間，在思忖命運差異原委之際，反復確認或否定，就像人們進入深山后，對一個鄉村產生的所有聯想與判斷。

2.砌墻

經典“砌墻”場面出現在《連城訣》中，發生在故事時間線上的后半程。

校長與眾教師商量如何“對付”銀煥，最終達成共識：砌墻，擋住銀煥的院子。銀煥是“瘋子”，是一個受了某種刺激后舉止反常的人。倘若真有這么一個村莊，真有這么一些人物，大伙最想看的，最想打聽的，一定是這部分內容。

校長與眾教師，作為整個村莊里最有思想與學識的群體，卻因為銀煥的舉動，諸如從院子里向學校投擲石塊等反常行為而專門開會商討應對辦法。如此精神內耗，偏偏消耗在一個他們認為是神經出了問題的人身上。要想徹底解決銀煥向學校投石的問題，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砌墻，讓銀煥無法將石塊投到學校里。

墻就要砌好了，銀煥卻去世了。再往后，妻子和兒子相繼去世。一堵墻，阻隔了銀煥的反常行為，也阻隔了校長與眾教師見證一個家庭在世間逐漸落幕，直到徹底淡出人們的談資。一堵墻，讓銀煥一家的命運與故事，最終成為口口相傳的消息，就連離得最近的校長與眾教師，也被這墻擋住雙眼，看不到銀煥院子里的恓惶。

在這里，“墻”便是深山的轉義，即它象征一種“反宿命”的自我隔絕。校長與眾教師的自我隔絕，也驗證了如此環境下，才有了杜林這樣的保守知識分子，相反，“杜林筆記”也從側面暴露了校長與眾教師的眼界與格局。

“砌墻”的徒勞還在于，銀煥一家的被疏遠、被擠兌、被遺忘，并非因為“墻”的存在。“墻”還只是對銀煥一家進一步的物理隔絕，要想與一個人或者一群人徹底斷層式保持距離，必然是保持于思想上。由此繼續延伸，城市里的人，自詡擁有極大程度現代文明的人，觀察所謂深山之中鄉村以內的人，是否也會在某個時刻，滿眼皆是自認為的“反常”。

就整部小說內容而言，“砌墻”更是文本的分水嶺。“砌墻”之前，所有人物形象相對模糊、片面、單調；“砌墻”之后，逐漸變得清晰、完整、飽滿。“砌墻”成為小說中動靜最大、范圍最廣、目的最強的一次群體活動。在此活動中，鄉村里的集體意志首次達到人數最多的一次局部一致。意志統一以后，又隨著“墻”的功能的失效，開始渙散，直至瓦解。可以說，“砌墻”是《深山》中值得更多討論的情節之一。

3.她

《深山》中有多個章節以“她”作為主要行為主體進行敘述，“她”在小說中無疑代表著女性形象。呂新以往小說中的女性形象不乏令人難忘者，比如《草青》里的鄔云娜，《掩面》里的女青年，《下弦月》里的懷玉。鄔云娜在“尋找”母親的身份，女青年在“尋找”女兒的身份，懷玉在“尋找”妻子的身份。《深山》中女性形象，與上述角色不同，“她”在尋找生活、未來、世界，哪怕日子并不順遂，哪怕無奈二次嫁人，哪怕好夢一再驚醒。

提及女性，首先不可不提一個詞：孕育。從古至今，女性孕育生命和希望。《深山》中，屬于“她”的世界實在太小，不過幾個村莊。但“她”是富有生命力的，是帶著希望活的。即便是耗子的母親，從本質上講，也是帶著希望死的，她希望在沒有銀煥的日子里能改變家庭的命運，也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耗子身上。

“她”在小說中演繹出多樣的人生軌跡，可以是默默無聞的、被人指責的、痛苦凄涼的，但絕不是浮皮潦草的。不提及姓名的“她”，成為小說第二個轉義意象，即故鄉。“她”的命運如同故鄉的命運，也許平淡無奇，也許治改他轄，也許消亡不復。“該如何呼喚你，我的又黑又瘦又聾又啞的故鄉，該如何描繪你，我的狂風大作荒山禿嶺的故鄉。”呂新借助書中角色道出小說要旨，故鄉的存在，故鄉的被感知，讓《深山》的書寫和表達變得悠長、綿密、深邃。

“她”在小說中，又是具象的，有性格的，有思想的，讓人心生憐憫或備感敬佩的。無數個“她”在攜行低語或偶遇攀談中，交流起遠親近鄰，評判著雅事俗談，讓故事不再隱于深山。“她”擔心老人身體抱恙，“她”生怕丈夫外出有難，“她”祈愿孩子平安多福。“她”擁有故鄉的所有模樣，從生到死。

深山有“她”，又不只有“她”。谷正樓、裴日鼓、李永福、孫五、連富、富貴，一個個叫得出名字的人，幾乎于深山中度過一輩子的人，在四十萬言的敘述中真實、鮮活、動人。他們害怕山上的狼，他們嫉妒光景好的人家，他們辛勤勞碌半生，他們保留著不少質樸的情愫，他們懷揣著許多遙遠的夢想。

《深山》有“她”，總期待著“她”有一個令人欣慰的結局，但碰巧故事到頭，又不見“她”的身影。假如一個或者一組故事，其中的一個或者幾個角色，沒有寫出結局，只好合上書去尋找了。等再次翻閱的時候，興許會有答案。

可聽的“有聲讀物”

《深山》的語言可以說是全程“高能”，筆力均勻綿密，閱讀過程中讓人為小說人物感到憂心忡忡，閱讀之后卻也能心平氣和地思考書中的一切，人事往來，日月更替，山里那故事，總有人來書寫和記錄，也該被人記下來。

《深山》與呂新老師其它長篇小說一樣，每當我閱讀或者回讀的時候，總能感到一種聽覺上的沖擊。再準確點講，呂新的長篇小說是可以“聽”的，讀的時候老覺得是一張老唱片或者農村大喇叭播放出來的。

《撫摸》《草青》《光線》《阮郎歸》《成為往事》《梅雨》《掩面》《下弦月》，每一部長篇小說，都仿佛是“有聲讀物”，看著看著，書中的文字仿佛在耳邊被人大聲朗讀或者低聲相告。

李義利，現居太原，山西文學院簽約作家。文章見《火花》《青年作家》《都市》《山西文學》《黃河》等刊及【ONE·一個】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