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讀荷爾德林，深為他描述故鄉的詩句所動，這位曾以徒步方式返回故鄉的詩人，最終以他對故土的吟唱完成了他詩歌以及生命的神祇的回歸，漂泊多年之后，“寧靜的家園”收容了“無望的日子”。我一直清晰記得這樣的詩句：

你們，連綿起伏的山巒！呵，你們，座座

陽光普照的山巔，你們還是這般模樣嗎？

你呵，寧靜的家園！無望的日子過后，

你曾闖入遠方思鄉者的夢里，

你呵，我的家舍，和你們昔日的游伴——

自1991年至今，在離開石榴村的三十余年之間，我經歷過無數次返回，每一次，我幾乎都是孑然一身，輾轉不同道路、交通方式和莫名情緒。故鄉太過偏僻遙遠，而鄰近村莊的大山，卻有著幾條同樣艱難的路徑可以抵達，仿佛那里的群山深處唯獨只有我出生的一個村子，而走出去就是四面八方。我曾經多次轉過暮色漸重的山坡，望見山谷中石榴村久違而親切的燈火，多數時候，我都是跟隨著夜色踏進家門，然后在漆黑和迷惘中度過第一個歸家之夜。最令我難以釋懷的是，三十年間，一年復一年守望著我歸來的父母已相繼辭世，而我亦從雙眼蒙昧的青年步入滄桑滿懷的中年，淪為家鄉這片土地來去匆匆的異鄉人。還鄉的道路依然遙遠，但相對越來越容易抵達，我回去的次數也越來越多，只是狹小的村莊和屋子也越來越空落了。

石榴村，我出生的村莊

石榴村是我出生的村莊，不為人知地潛伏在廣西藤縣西南端一個群山圍困的角落。如果需要從行政區劃上進行指認，那么，石榴村不過是一個最小的自然村，隸屬新慶鎮同敏行政村。這是我能夠說出的唯一具有公共性的信息，除此之外所有的說出均屬私人化和情感化，可能只對我個人產生效果。

石榴村因何而得名？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答案，或許隨著村莊的存留久遠也早已無人知曉。一個村莊必然有著始于蠻荒與機遇的開村史，但總是容易被它充滿對外界和未來渴望的后人所忽略，漸漸隨著繁衍、物事的更替變換而被遺忘或篡改，尤其是那些靠近城鎮的村莊，越來越多面臨消失，即便村莊流傳著為人津津樂道的歷史。我寧愿相信我無從追溯的祖先在初來乍到時，肯定目睹了荒蕪中蓬勃遍地的石榴樹，自然而然地把即將安身立命的村莊命名為“石榴村”。在我模糊的記憶中，兒時的石榴村，田地屋舍周圍還有著很多一簇一簇的石榴樹叢，大抵是大樹遭受砍伐之后繼續從根部萌發的樹苗，后來這些不被守護和關注的石榴樹叢也消失不見了。

現在，整個村落早就看不到幾棵昭示淵源的石榴樹了，而我或許也是石榴村迄今唯一一個將村莊嵌入名字和生命的人，石榴村使我注定擁有一個在外傳播的符號。自然，這些記憶中的石榴樹是南方所常見的番石榴而非最早從西域傳入的安石榴，它們與村莊一起，曾引起我最初淺顯的遐想和后來徒勞的書寫，必須承認這是我寫作的一個重要精神源頭。我在寫于1996年的小說《幻想石榴》中就把“我”想象成在最大那棵石榴樹下降生的“孽種”，此生注定成為一個一無所有的外鄉人。大概在2001年，我寫了一組詩《獻給石榴村的歌謠》，其中一首有這樣的句子：“石榴村只剩下一個名字/我離開了石榴村/什么也沒有剩下。”

石榴村處在群山之上一個狹長的山谷之中，四面阻隔，村小人稀，僅有十數戶幾乎全屬李姓的人家，房屋依山勢層疊而建。20世紀70年代初，我就出生于其中一戶貧困的李姓家庭，像同齡的許多農村家庭一樣，我家兄弟姐妹眾多，而我在三男三女的六兄弟姐妹中排行倒數第二，在男孩中最小，也即說我有兩個哥哥和兩個姐姐，還有一個妹妹。這樣的家庭在那些年月，可想而知我的童年是怎樣的窘迫。我至今最無法消除的記憶是饑餓，那是我初涉人世時沉重的桎梏，可能正是由于生來缺吃少穿，我大概先天不足、發育不良，從小到大都比同齡人顯得矮小，也造成了后來很長時間內深深的自卑。

我的出生或可視為石榴村的一個異數，我不明白這個偏遠蠻荒的山村賦予了我怎樣的冥冥啟示，但不能不認為我從記事開始就頗有天資、無師自通，似乎很多行為設想都得自天成。小學三四年級，我就會在帶方格的作業本上用毛筆一格一格地填寫自行想象的文字，還會用紅色的植物籽粒擠出汁液自制墨水，并會撿拾廢棄的藥丸蠟殼在小盒子中融化后插入棉簽制作蠟油燈……這些少時的舉動促成了我堅持至今的兩大興趣：文學和書法。那時村里還沒有通電，晚上照明全靠煤油燈，外出也唯有步行翻越狹窄的山路，石榴村就像是一個漆黑的世界的盡頭。多年以后，我把這些歸結為自然的教育，是山川田野、草木鳥蟲、鄉間風物以及季節氣候等暗中給予的提示。

我的小學生涯是在村里僅有一間教室、一個操場和一位老師的學校度過的，這是中國偏遠山村典型的復式學校。村里人口不多，自然學齡兒童也少，就讀的學生從未超過二十人。我入學時，有三個年級，每個年級不過幾個學生，上課時，老師給一個年級講一下又給另一個年級講一下，所學的課程也僅限于語文和算術（數學）。小學期間，我從未接觸過諸如美術、音樂之類的學科，甚至于聞所未聞，這一局限導致了我在文藝上嚴重的先天不足，而后來我之所以熱衷于文學藝術，或許正是這一缺憾促使的。

村中罕有寬闊平地，學校的操場，實際也是全村唯一公共曬場，在收稻時節，我們這些小學生，在上學的同時也充當著家里看管曬場的勞力，每天早上來到學校，第一件事不是晨讀或做早操，而是為家里的谷堆開場，而課間的活動則是翻曬稻谷，放學時還得收堆蓋好再回家，有時上課中看到將要下雨了，全部跑出來搶收谷子。臨上小學五年級時，我盡管學習成績不錯，但因為長得過于矮小，看上去還像是八九歲的樣子，父母擔心我一年后無法去上初中，和老師（也是我的堂叔）商量讓我留級，然而當時學生太少，沒有四年級，我只好留了兩級，又從三年級讀起，也由此我的小學讀了整整七年。

還在我上小學的時候，于縣城讀高中的大哥考上了廣西大學，成為村里第一個通過讀書走出去的大學生。回想起來，大哥不僅改變了他自己的命運，也間接改變了我的命運，其時每逢寒暑假，他都會帶回來一些圖書，比如《說唐》《三俠五義》《薛剛反唐》之類的歷史演義小說，由此，我得以從書本中接觸到另一個對我后來影響深遠的世界。在那時的寒暑假或星期日，我就會在空寂的山中向一同放牛的小伙伴們講述包公的故事，講述陷空島五鼠以及瓦崗寨好漢。至今，我依然能夠脫口背誦《說唐》開篇的那首七律。

我打小就在潛意識中將石榴村當作“世界的盡頭”，不單是無端的想象或壓抑的情緒，更多的是現實的提示。從地域范圍來說，石榴村的確也等同于一個盡頭，因為這個偏遠的村莊不但處于同敏行政村或新慶鎮的邊緣，也是藤縣或梧州市的邊緣，由村后進山翻過一重大嶺，往前一步便屬平南縣（今隸屬貴港市，之前隸屬玉林地區）地界。方圓數里的人說起石榴村，通常都稱為“石榴篤”，“篤”是白話音，意思就是盡頭、最里邊。實際上從村里去往平南縣的大洲圩（大洲鄉），比去新慶圩還要近一些，因此以前村里人“趁圩”（趕圩、趕集），常常是去大洲圩。我的一個堂姐，在我四五歲時嫁到了大洲圩。

石榴村確實是群山之上的孤零零的村落，進出都必須翻山越嶺，要三四公里外才有另外的村子。通往外面村莊的道路，或者說是下山的山路，狹小崎嶇，蜿蜒盤繞，而且長期沒有得到擴修。在我印象中，20世紀70年代，村里人出去還唯有步行，到80年代后才陸續有了自行車，再到90年代后期才有人買了摩托車。2009年左右，由同敏村委到石榴村的泥石路終于拓寬到能通小型汽車，幾年后又鋪了水泥路面。隨后，另一條從不同方向通往石榴村的山路也拓寬到勉強能通小型汽車。

少年時期，我總覺得走出去殊為艱難，而在青年離鄉以后，我才發現返回更為不易。單就交通來說，這么多年，我嘗試過幾種還鄉方式，或抵達藤縣縣城后坐班車到新慶鎮，再由家里的二哥騎單車來接；或從梧州市區（也可以是藤縣縣城）坐開往平南縣的班車，在靠近石榴村方向的途中下車，然后步行回去或同樣由二哥騎單車來接，只是這一路線需翻越大嶺，單車常常只能推行。二哥初中沒有畢業就回家務農，學做木匠，不到二十歲便結婚生子。隨著時間推移，二哥來接我時由單車換成了摩托車，而他的兩個兒子逐漸長成，更多時候替代了二哥的接送之勞。以前，通常一天之內是無法回到家的，而第二天抵達家門，時間大抵都到了入夜時分。現在，每次回家，我基本都是乘坐高鐵列車到藤縣站，然后由侄子開小汽車來接。2024年歲末，我回家過年，發現村后的山上安裝了發電風車，開辟了一條寬闊的泥路連接山那邊的南梧二級公路。目前，進入石榴村，共有三條可通汽車的不同方向的道路，真是今非昔比了。

這些年，我常常會在夢境中切入石榴村模糊的場景，即村中那些如老屋、大樹之類的舊日風貌，總會在夢中閃出，嫁接到各種各樣的夢境中，而夢的內容多與石榴村毫無關聯。用小說或電影來比喻，就是故事情節游移飄忽，背景地點卻始終拉回原處。

藤縣，我成長的鄉鎮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小學畢業，以全鄉第二名的成績考上初中，開始到二十余公里外的鄉里（其時新慶鎮還叫做新慶鄉，2000年后才改稱為鎮）住校就讀，才算是第一次離開了村莊，得以接觸外面依然是狹小壓抑的世界。

新慶鄉沒有高中，學校就叫新慶初中。由于學生多來自下邊遠近不一的村莊，所以基本都是住校，每個班級男生女生各一個宿舍，在學生食堂集體吃飯。那時鄉下普遍貧窮，大部分學生家里都拿不出錢來交伙食費，因此學校規定每個在食堂吃飯的學生都要交納定額的大米和木柴，以換取每學期的飯票。很多年之后，我依然無法忘記這樣的情景：幾乎每個星期天下午，我從家里返回學校，都必須挑著大米或木柴，步行三四個小時，一路走一路歇息，回到學校往往疲憊不堪。有時，父母會在農活稍松的時候專程為我挑柴米送到學校。初二下學期，家里省吃儉用攢出錢來為我買了一輛單車，由此，我終于擺脫了徒步挑擔的艱辛，回校時把米或柴捆在單車后架，輕輕松松地騎行在鄉間小路上。想起來，父母先前決意讓我留級，正是憂心成長不良的我無法承擔與求學俱來的負重遠行之責。

我對剛上初中時較為特別的一次記憶，是第一次寫作文之后，被語文老師在班上點名批評，原因并非寫得太差，而是寫得過好，老師認定與當時的年齡見識嚴重不符，必然屬于抄襲。說實話，那時我尚不知道有抄襲這碼事，也不知道何為寫得好，只不過是自然發揮，內心非常委屈又不敢爭辯，似乎是默認了。上初二時，班里換了語文老師，這位老師的看法截然相反，對我的作文能力贊賞有加，幾乎每次都會在班上作范文宣讀，還拿到學校的墻報欄張貼宣傳。

新慶初中有一個半間教室大的圖書館，雖然圖書不多，種類也少，但于我而言可謂“天堂的模樣”了。大約每周我都會到圖書館借書，管理員對我印象很好，除了偶爾提醒我不要總是借文史類的課外書，基本上不拒絕，并且允許我在規定的范圍內多借。由此，我內心朦朧躁動的文學夢想得以萌芽，開始偷偷地寫作文之外的小文章和分行的小詩。初三上學期，我在一本雜志上看到一則文學函授啟事，好像是河北文學院主辦的，于是寫信向當時已到深圳打工的姐姐要了一點錢，悄然報了名。記得第一次收到函授班寄來的教材，其中有一本優秀文學作品選集，開篇便是鐵凝的短篇小說《哦，香雪》。函授班定期批改作業，辦有一份專門發表學員作品的《文學通訊》，我曾有兩篇經過老師指導批改的文章在上面發表。用以前的話來說，就是有文字“變成了鉛字”， 當時那種喜悅與自豪的感覺，無以言表。

臨近初中畢業時，我竟然有一首詩和一篇小說連續在江蘇《春筍報》和上海《少年文藝》發了出來，一時轟動全校，也獲得了外界的關注。初中畢業的那個暑假，我受邀參加在湖南舉辦的一個中學生文學夏令營，主辦方安排食宿還報銷來回車票。夏令營的具體情況記不清楚了，只記得是先到長沙，后來又去了韶山、寧鄉再返回長沙，時間大概一個星期。匪夷所思的是，那時從未經歷遠行又只是略通普通話的我，居然一個人由鄉里坐班車到縣城，又從縣城坐班車到桂林，再從桂林坐火車到長沙，獨立完成了一路上所有的事宜，大概輾轉了兩天兩夜才到達報到地點。

初中階段，我開始的學習成績還算不錯，初二時甚至躋身進了由學習好的尖子生組成的重點班。然而從初三開始，由于對寫作的興趣與日俱增，稱得上有些狂熱了，又參加文學函授分心太多，我的成績一落千丈，不可挽回。初中畢業，因為考不上縣城的重點高中，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到鄰鎮的一所普通高中就讀。這一落差，也意味著我極可能與大學無緣，因為那時這樣的鄉村普通高中較少有人能考上大學。

似乎是重蹈剛上初中時的覆轍，我進入高中較為特別的一次記憶，依然是一次公開批評，并且由班級上升到全校。那時，我已算是一個在當地略有名氣的“校園作家”了，又因為剛參加了一個全國性的中學生文學夏令營，內心不免有些自大，認為自己在同學中是一位頗有“才華和見識”的“人物”，入校不到兩個月即私下糾集十幾位同學，包括高年級的學長，自行成立了一個文學社，因校園有數棵引人注目的垂柳而命名為“柳園文學社”，自任社長，又將商議訂立的文學社章程、機構人員用毛筆抄在兩張大紅紙上，趁晚自習后無人看到時在校內的布告欄貼了出來。結果，第二天早操結束校長講話時，點名對我進行了批評，由此我在學校一下子盡人皆知。

然而文學社并未因此夭折，學校竟然認可了我們的做法，還專門撥了一間教研室給文學社使用，配了一臺油印機和用來刻字的鋼板、蠟紙等，又委派語文教研組組長做指導老師。后來，文學社定期出版社刊《螺山》（學校所在的小山名叫螺山），成員增加到二十多人。實際上文學社的指導老師對寫作并不熱衷，我們常常是自行組織活動，除常規出版油印刊物外，開展得最多的就是在周日外出采風，而去得最多的地方則是學校幾公里外的北流河畔。對了，學校所在的鎮叫金雞鎮，離縣城約二十公里，西江的一條重要支流——北流河貫穿全鎮而過，北流河水道寬闊，水面滔滔，沿岸風景秀麗，風光旖旎，兩旁竹林沙灘綿延不盡，岸邊峰巒錯落，山崖聳立，巖石縱橫……那是我與北流河最為親近的一個時期，那一河風景曾引發我紛繁的遐想，那一江流水曾浸染我少年的肌膚，催生內心深處萌動的激情與憧憬。

北流河并非一條簡單的河流，它是秦漢以來“南方水上絲綢之路”的一部分，由北流河上游過鬼門關，入南流江，可以到達合浦，揚帆出海；北流河下游則在藤縣縣城匯入潯江，連通紅水河、西江、珠江、漓江和湘江。歷代以來，不知有多少官宦商客、名人雅士從這條河流上走過，奔向各自的蒼茫命途，如唐代的沈佺期、宋之問、鑒真，宋代的蘇軾、蘇轍、秦觀，明代的解縉、徐霞客等。金雞鎮所在之處，古代設有一個交通驛站——金雞驛，“金雞”的得名，乃是由于此處的北流河邊有一塊狀若一只昂首挺立的雄雞、在陽光照耀下金光閃閃的巖石。明永樂年間，當朝翰林學士解縉，曾由西江溯北流河而上，在此處留下一首詩：“金雞驛前津吏迎，金雞巖下江水聲。金雞飛上九天去，唯有空巖余舊名。”解縉還寫了一篇文章《藤州記》，收入由其主持編纂的大型類書《永樂大典》中。

北流河給予我最初的精神浸潤無疑是深刻的，它稱得上是我內心深處一條波濤涌動和水聲變幻的大河，是我回望家鄉及往事不可避開的源頭之一。時隔多年之后，我寫了一篇萬余字的散文《溯源追昔北流河》，除對北流河的淵源變遷作出縱橫深入的梳理外，還深情回憶了我少年時期與這條河流的接觸與感受，等同于以文字的方式從古到今、從頭到尾穿行了一趟北流河。如同完成了一項人生的使命，文章寫好后，我特地交給北流河的發源地——北流市主辦的刊物《北流文藝》刊出。

就我個人寫作而言，高中期間無疑是重要的起步期，那時我對文學的興趣接近癡狂，自發創作了大批詩文，并且不斷投稿，頻繁與外界聯絡，信件多得連鎮上郵政所的工作人員都對我有印象。那個時期，我分別在縣、市、區（自治區）的報刊《紫藤》《桂東報》《南國詩報》《廣西文學》等發表了文學作品，不時令人羨慕地收到樣刊和稿費。當然也由此造成了學業的荒廢，我的學習成績除語文外一塌糊涂，糟糕到其他任課老師幾乎對我不管不問了。高中畢業高考，盡管我在全校考生中考了倒數第二，但我在那所高中的知名度可能比很多成績優秀的同學都要高。至今，我依然保留著一本筆記本，里面抄錄了我高中時期寫的幾十首詩，由備注可知其中有十幾首在各種報刊發表過。此外，我還保留著高中時用過的書包，書包上面有我當時用鋼筆寫上去的徐志摩的一句詩“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

人的一生首先是從名字開始的，那是他契入這個世界的符號。回想起來，我為自己取名安石榴，正是在剛上高中的時候，那時我蓄意要取一個筆名，自然而然聯想到出生的村莊，起初我只是直接取名“石榴”，隨后偶然看到有介紹說石榴又叫安石榴，相傳是漢代張騫出使西域時，在安息國（今伊朗境內）帶回榴的種子，后來不知為何“安息”竟被誤讀成了“安石”，而“榴”也變成了“石榴”。另一說法是張騫從西域的安國、石國帶回榴的種子，故稱“安石榴”。總之今天所說的“石榴”其實原本叫做“榴”，而全稱“安石榴”卻鮮為人知。我被“安”這個字輕易吸引住了，遂正式把筆名定為“安石榴”。石榴村賦予了我契入文學世界的一個符號，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名字，這個名字在我離開家鄉之后逐漸取代了我的原名，很多人也理所當然地誤將“安”視為我的姓氏。

兩廣，沿一道河流往返

珠江的上游是西江，西江的上游便是我的家鄉——藤縣。在我少年時期的意識中，西江就是一條代表著出走和遠方的漫漫水道，水流的方向就是我追尋的去向，后來命運果然安排我順著這條水道來回奔走。從步入青年時期至今，我的人生軌跡，大抵就是由廣西到廣東，三十余載駐留往返，其間雖然有著短暫的偏離，然而命運終究將我拉回這一軌道。這些年來，我在很多場合都自稱是“兩廣人”，并請人刻了一枚“兩廣閑人”的印章，事實上這一自詡并無半點夸張。

1993年春夏之交，我在南寧做了一年多臨時工之后，決定放棄省城而“落廣”謀生。在我們家鄉，到廣東打工稱為“落廣”，一個“落”字，已顯現潮流方向。我首先將深圳確定為奔赴去處，之所以如此選擇，乃是因為這年春節和村里的小伙伴們聊天，聽他們大肆渲染自己在深圳那邊的打工收入，居然比我在南寧要多出兩倍以上。猶記得臨行前，我曾做過一個大霧彌漫、水光洶涌的夢，或許這只是其時不諳世事的我潛意識中對未明前程的一種渴望或憂慮，但沒想到就在去往廣東途中似乎有所印證。那時從梧州通往廣東的321國道還需要盤山越嶺，路程艱險，而西江水道水流壯闊，梧州到廣州、虎門的客運輪船還在正常通航。我選擇了乘船順流而下的行走方式，傍晚時分從梧州上船，次日凌晨，船到順德容奇，遭受了罕見大霧，輪船在緩慢探行一陣后終于放棄航行，不得不在江心停泊了一夜。我從輪船底層的三等艙往外望去，目睹濃霧中洶涌的江水在面前奔騰翻滾，清楚地回憶起不久前的夢境，不由得內心戚然不安。

若干年后，當我以詩歌的方式回望家鄉來路，不自覺地寫下“通往異鄉的道路是一條河流”這樣的句子，不由得驀然省悟，原來我離鄉的最初行程，不過是選擇了沿一條河流出走，我不過是這條河流上一葉不斷打轉的船只，追逐著生命中空茫涌現的波濤！在大山里出生成長的經歷，很早就給予我這樣的認知，只有流水才能自行沖破重重阻隔，一往無前。在不同時期，我曾寫過兩首題為《西江水道》的詩，前一首是組詩《還鄉》中的第一首，我由西江水道而寫到梧州、藤縣、石榴村，這是我由廣東一路還鄉的落點；后一首寫于2023年初夏，正值我奔赴廣東三十周年，此時我已清晰意識到這條水道于我的特別意義，自然而然地寫下這些句子：“每一段水道都別具意義/標注家鄉、出生和成長/更多的含義語焉不詳”“流水從不停歇，又不止是流動/我順著河流的方向出走/背負沿岸越來越多的地名”。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西江上的客運輪船逐漸消失，西江不知何時也喪失了原有的波瀾壯闊，一度陷入枯竭干涸。隨著國道改道和高速公路開通，及至2014年底南廣高速鐵路通車，西江作為兩廣之間的交通線路似乎已局限于零星的貨船。事實上我也唯有初涉廣東的那一次乘船順流而下，此后每次跨越兩廣都是從陸地迂回行走，由國道到高速公路，由高速公路到高速鐵路，321國道肇慶到梧州路段，大多依傍著西江，沿途風景美不勝收，而從高速公路或高速鐵路上坐車經過，一路上則極少看得到西江的身影。然而不能不說，地面上的道路方向，也就是河流的方向，只不過是削減了河流的曲折盤繞，而起點或終點殊途同歸。

在我內心深處，始終將還鄉之路當作一條時空蒼茫的水道，它與我的人生去向息息相關，是生命和現實投射或束縛于我身上一道松弛又無法松開的繩索。在我不同時期的詩文中，這一長期潛伏的情結若隱若現，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獻給石榴村的歌謠》《還鄉》《西江水道》等詩作，更深的牽掛表現在我寫于2000年前后的一篇小說《逆水》，小說中虛構了一位漂泊多年已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家鄉又在何處的人，獨自駕著一條小船逆水而上尋找家鄉，他只記得家鄉在河流的上游……

時間不知不覺過去了三十多年，我已由當年那個二十出頭的青年成為一個年過半百的中年人。年輕時候的歸去或可僅僅為了思念，而隨著年歲的增長，還鄉就有了更多的承載，這些承載中可能思念是最輕的。三十余年間，我大多數的還鄉之行，不言而喻便是由廣東到廣西，具體來說更多時候是由廣州到梧州或藤縣，不變的終點是石榴村。即使在我旅居北京的那幾年，也是取道廣州回去，因為廣州距梧州不足三百公里路程，比南寧至梧州還要近一些。所以，無論我去到什么地方，大抵都是沿著西江水道的方向穿行，離鄉是起程，還鄉是終程。當然，2019年之后，隨著位于藤縣境內的梧州西江機場開通，從兩廣之外的不少城市到梧州，完全可以撇開地面和水面了。

今天的藤縣，是全國為數不多的同時擁有高鐵站和機場、又有著跨省高速公路及內河港口的縣份，在交通方面可謂水陸空一應俱全了。然而，作為生于上世紀70年代初的土生土長的藤縣人，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層層疊疊的大山和縱橫交錯的河流，更有著少年時期出走的艱難和精神的窒息。事實上，在我長大離開之前，對縣城及其他鄉鎮仍然知之甚少，我沒有在縣城讀書或居留的往事，像外鄉人一樣，我至今對縣城的了解尚屬于道聽途說。只記得年少時看到過的縣城猶如一個半島狀的城池，樓房和街道沿江岸排布，層疊而至半山，潯江和繡江（北流河）一南一北兩面環繞，在前方交匯而去。如今，我記憶中的縣城已成為寥落的老城，稱為河西，而隔著繡江的河東已發展為縣城繁華中心，另有一座跨江大橋連通潯江北岸的新城區。

我對縣城最為難忘的一段回憶，屬于最早結交的詩友戈魚，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南方偏遠小城，戈魚成為我詩歌唯一同伴。其時他也初中畢業沒幾年，頂替父職在縣城一個工廠做機修工人，自發寫詩，曾在當時的《詩歌報》《詩神》等刊物發表過詩作，并與國內各地詩友有著較多書信往來，也是廣西具有影響力的民間詩報《揚子鱷》《自行車》的早期參與者。只是，隨著后來的結婚、生子、下崗，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詩人戈魚被世俗和現實絆倒了，竟至在藤縣那個方寸之隅漸漸消失。

與戈魚的結識，打開了我詩歌寫作初期的蒙昧，我從他那里最先接觸到現代主義詩歌作品，觀念意識驟然發生變化。那時我每到縣城，僅有的去處就是他在東山腳下的工廠宿舍，現今那一片廠區早已蕩然無存。2001年歲末，我從廣州返回石榴村，在縣城等候轉車到鎮上的間隙，一股強烈的思念促使我直奔戈魚以前的工廠宿舍，在那個熟悉的門口，我目睹一派蕭索無人的景象，那里似乎棄置已久了，據說工廠早就倒閉，人員散盡。我默默地在荒涼中坐了一會，眼前又浮現出當年與戈魚一起飲酒談詩的場景，倍感黯然神傷。

這么多年來，我不知有過多少次還鄉之行，多數時候都乏善可陳，但不能不說每次都會涌出或輕或重的波瀾，尤其是父母相繼病重到去世的那幾次返回，我的內心充滿凄愴，一路的行程也無比灰暗，仿佛在返回遭受浩劫后的家鄉。母親病逝于2009年歲末，在她去世一個月之后，我寫下了一首詩《母親睡著了》，其中好幾處提及我長年在外對母親造成的傷痛：“母親病了很久，從我離開家鄉/她就開始把病傳染給身體”“在這個冬日，離春節還有十三天/她厭倦了新年/我不是節慶/但回家可能是一個節日/卻沒能再和母親一起度過”“在我道路開始的地方/她入土為安/我不是花朵/但可能是一棵青草/卻沒能茂盛在母親的墳塋”。

在很多人看來，越是離鄉日久，還鄉就越是顯得鄭重或隆重，不是有一個成語叫“衣錦還鄉”嘛！我卻從來喜歡不事聲張的還鄉，事實上也沒什么可以聲張的。二三十年來，我并未積攢到世俗眼中的功名財富，也依然孑然一身，除了成為一個不被鄉親所知或許也不可理解的詩人，我算得上一無所成，盡管我自己對此越來越不以為忤。我更在意的是，這些年來，我所返回的家鄉，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家鄉。以石榴村為例，越來越顯得衰敗和寂寥，親人離散，風土變異，這些并非不可接受，令我難以釋懷的是不僅村莊房屋景象寥落，就連山川河流也一派萎靡，最訝異的是人煙聲息的隱匿。我寧愿認為這是自己對村莊的背叛，而不愿相信是村莊和土地失去了秩序，或許也丟失了倫理。自然不再是鄉村的啟蒙、教育及恩典，而可能是一種相互的嫌棄、沖突與排拒……

三十余年間，我僅有過四次算得上并不孤單且有些動靜的還鄉。第一次是2004年秋天，我回石榴村給母親過生日，東蕩子（已故）、汪成武、何炯平三位朋友跟我一起從廣州返回，其時廣州到梧州的高速公路尚未全線通車，通往石榴村的鄉村公路也尚未開通，我們輾轉坐了幾次客車，然后在南梧公路后段搭乘摩托車翻越一座山嶺才進入石榴村。

第二次是2010年清明節前夕，深圳電視臺一個攝制組趁我回鄉祭祖的時機，一路跟拍我的還鄉路途，用鏡頭記錄我出生成長的村莊。那次陪同我回來的還有夢亦非，其時通往石榴村的泥路剛剛拓寬到可通小型汽車。隨后，我又同攝制組一起返回深圳，補拍了一些我在這座城市活動的鏡頭并做了一個訪談。這些素材，后來制作成了一集二十五分鐘的紀錄片，作為“深圳特區建立三十周年”系列紀錄片《追夢——一個城市的心靈史》的一個單元。

第三次是2011年入夏，由《詩歌與人》詩刊策劃的“詩人出生地之旅”走進石榴村。我們一行人，包括黃禮孩、世賓、黃金明、余叢、萊耳、呂布布、王連權等十位朋友，臨近中午從廣州開車出發，黃昏時分抵達石榴村。當車在我小學就讀的學校操場上停好后，我第一件事是帶他們參觀我的小學教室，那時這個復式小學已停辦了好多年，教室早就殘破不堪。當夜，大家在我家進行了一場漫長的晚宴，飲了好幾斤本地的米酒，席間有幾人一時興起到菜地摘菜現炒，后來又在漆黑中跑到山坡上圍坐聊天。由于離縣城較遠，他們只好在我家中將就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我帶著他們進山，一一指認我小時候親近過的山川草木。下午到縣城，縣文聯安排帶我們游覽了東坡亭、龍母廟等當地勝跡，晚上又與藤縣的文學作者舉行了一個交流會。隨后，我和黃金明各自寫了一篇萬余字的文章，記述了此行的過程及見聞感受，黃禮孩也寫了一首送給我及石榴村的詩。

2023年4月，“藤縣首屆鄉村音樂詩歌節”期間，兩廣詩人和藤縣作者、讀者于濛江鎮舉行讀書會

第四次是2023年農歷三月三期間，正值廣西特有的盛大節慶，我受藤縣方面的邀請，幫忙策劃了“藤縣首屆鄉村音樂詩歌節”。實際上這個音樂詩歌節做成了一個“兩廣詩會”，廣西、廣東的二十多位詩人、藝術家相聚藤縣，廣西詩人包括劉春、黃芳、龐白、黃土路、宋先周、吉小吉等，廣東詩人包括黃禮孩、夢亦非、謝湘南、阮雪芳、曾欣蘭、洪永爭、汪能平、嘉勵、楊蓮等，并包括我和羽微微、蘇文健三個真正具有“兩廣”身份的詩人，又包括游堅、卜軍、粥樣、仲思、牧言等多位專程從廣州過來演出的藝術家，以及數十位藤縣當地的文學作者。為期兩天的活動，我們在濛江鎮江邊一艘由舊輪船改成的水上舞臺舉行了一場盛大的音樂詩歌晚會，同時與藤縣的作者、讀者舉行了一場讀書會，又游覽了泗洲島、袁崇煥故里新馬村等地點，幾乎每位參與的詩人都專門為藤縣創作了詩歌。

“兩廣詩會”曾經是我數度有過的想法，我曾設想過邀請廣東、廣西的詩友們，從南寧出發，乘坐輪船一路開往廣州，來一次由邕江、西江到珠江的詩歌行旅，沿途選擇一些地點下船與當地詩歌作者交流，這絕對是一場詩歌的夢幻長旅，可惜長久以來只能止于想象，當然以我的能力也實屬難以企及。這一次于藤縣的“兩廣詩會”，雖然與設想有著很大差距，也算是一小部分夙愿達成吧。

【作者簡介：安石榴，20世紀70年代初生于廣西藤縣石榴村，80年代末開始寫作并發表作品，90年代初到廣東謀生，2005年通過人才引進落戶廣州。現居廣州、佛山兩城之間，創立南風臺文藝空間。已出版詩歌、散文、評論、非虛構等各類作品集近二十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