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制是中國社會的基石，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縣域一說也由此而生。就空間位置來說，縣域大概是指介于城鄉之間的“中間地帶”，按照今天的行政規劃，大約是鄉鎮(也包括少數承擔了鄉鎮行政職能與經濟服務功能的區域)及其以上、縣級市及其以下的行政區域。自新文學發生以來，縣域與文學的關系，時常是作家涉及的話題。這成為本文使用“縣域文學”這一概念的文學史實基礎，亦是進行相關討論的前提。大體來說，在現代作家筆下，“縣域”常常等同于鄉土，一并被納入啟蒙的范疇，如魯迅小說中的“魯鎮”“S城”、師陀筆下的“果園城”等。在當代文學初期，或因革命愿景、宏大敘事等要求，縣域敘事基本上被城市文學、革命文學、鄉土文學所取代；或因城鄉敘事的強勁有力，而被內化于現代化敘事之中，未能獲得相對獨立的文學位置。所以，這些都不屬于本文討論的“縣域文學”。

在筆者看來，“縣域文學”主要是指以縣域為基本表現對象，突出縣域的主體位置，并對縣域的空間沿革、歷史傳統、文化新變、人事變遷、日常生活等內容進行細描的文學作品。比如魏微、徐則臣、張楚、喬葉、魯敏、路內、阿乙、朱山坡、鬼子、顏歌、林森等，先后關注到縣域各個層面的變化，創作了一系列以“微湖閘”“云落”“楊莊”等縣域為基本表現對象的作品。縣域空間在這些作品中不僅是故事的發生背景、表現對象，還是塑造人物形象、推動故事情節的重要元素，更關鍵的是，構成了作品重要的精神標識與向度，并成為顯著的文學地理坐標。

按此界定，當前關于縣域文學的研究，或側重于現象描述與歷史梳理，或集中于作家作品的個案闡釋，與縣域文學的敘事熱潮相比，批評尚未能夠實現對縣域文學創作實踐的整體把握與積極引領。因此，借助空間理論，重勘縣域之于文學的獨特意義；以情感視野，體察縣域文學作家的思想變遷；在從城鄉中國到城鎮中國的邏輯轉換中，提取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學力量，把握中國文學現代化道路的世界性意義，進而在空間、情感、城鎮中國三重視野中，初建關于縣域文學的闡釋框架，是本文試圖建構縣域文學批評的理論設想，亦是寫作初衷。

01

小城與大城：縣域文學批評的空間視野

空間轉向作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思想文化界的重要理論趨勢之一，深刻影響了文學、史學等人文學科的研究范式。空間批評建基于空間理論，廣泛運用于城市文學、鄉土文學等研究領域，也是縣域文學批評需要面對的關鍵詞。如何既將空間理論運用于縣域文學批評，又能區別于城市文學和鄉土文學中的空間批評，是一個亟須解決的難題。概括來說，一要體現出縣域空間在城鄉二元結構之外的特殊性質，既外在于現代、繁華的都市，又不同于傳統、質樸的鄉村，即作為兩極之外的“中間地帶”獨具的“過渡性和雜糅性”；二要準確把握中國近50年縣域空間的“常與變”，既體現出縣域空間的“穩定性”，又反映出“流動性”。

第一，借助空間理論，可對作家精心營構的縣域文化空間，以及形塑的社會關系一一進行剖析，以呈現出縣域空間的過渡性、雜糅性及其文化新變。魏微《大老鄭的女人》講述改革開放之初南方小城男女關系的新變化，以及新的社會關系的形成。一方面，舊的社會關系在破裂，大老鄭因為外出務工，不得不與家中的妻子和兒女分開，家庭關系的緊密度變得松散；另一方面，新的社會關系又在形成，一個女人與大老鄭在城里“制造一個臨時的安樂窩”。這種新型社會關系源于小城在時代風潮下的“活潑”，外地人的到來改變了小城的節奏，也形塑了人們的思想觀念。《異鄉》中的許子慧從南方小城漂泊到北京，三年來卻一事無成。在北京，她四處受挫，成為別人眼中的“異鄉人”，但回到家鄉，又成為父母眼中的“異鄉人”。北京的路困難重重，故鄉的路已無法回去，許子慧的兩難處境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并不是特例，“這二十年來，正是大量中國人熱衷離開的年代。他們拖家帶口，吆三喝四，從故土奔赴異鄉，從異鄉奔赴另一個異鄉”。如果說，魏微的眾多小說是以南方的縣域為中心進行輻射的，那么，喬葉則將自己的寫作重心定位于中原文化影響下的縣域。《龍袍》聚焦于楊莊，并塑造了管理者老忠這一既無奈又可悲的人物形象。他身穿被村民稱為“龍袍”的干部服，在楊莊擁有一定權力，重視集體主義，但面對國家包產到戶的政策時，仍舊免不了被時代大潮拋棄的命運。《月牙泉》中，“我”在省城生活，收入可觀，而姐姐則在老家討生活。姐姐的粗俗、笨重，讓“我”十分羞愧。雖然小說的最后，由于姐姐對我的關心，喚起了我跟姐姐之間的親情，但小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仍然是“我”/姐姐、女知識分子/邋遢農婦、城市/小城之間的鮮明對比，以及“價值高低判然有別的二元對立關系”。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改變了一直以來視空間為容器的觀點，由空間中的生產轉變為“空間的生產”，他指出，“空間里彌漫著社會關系；它不僅被社會關系支持，也生產社會關系和被社會關系所生產”，即空間不是單純的社會實踐活動的舞臺，其本身就是社會實踐的產物，是一種社會關系的生產。邁克·克朗受其影響，專門在《文化地理學》一書中探討文學空間與現實空間的復雜關聯，指出“文學作品不是一面反映世界的鏡子，而是這些復雜意義網絡的一部分”，進而深入文學空間內部，關注其間蘊含的權力、情感以及社會關系。雖然魏微寫的是南方縣域在經濟、兩性等方面的文化新變，喬葉關注的是北方縣域在權力、精神等方面的結構性變化，看似截然不同，但其實都源自新的現實空間的變革。縣域文學作家在文本中建構的空間，是新的現實縣域空間所構造的社會關系的投射與銘刻。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進程及城市化道路，使小農經濟遭受前所未有的沖擊，淡化了用于維系傳統社會的婚姻、家庭與親情。魏微筆下的小城雖然單純、安靜、古老、閑適，但終究擋不住時代發展的步伐；喬葉作品中的楊莊，深刻反映出小城在城市化進程中的精神裂變。但縣域文學空間所構筑的新型社會關系，與城市文學、鄉土文學空間不同。縣域空間的獨特性在于既區別于城市，又與鄉土時刻保持著互動；既在文化觀念上領先于鄉土，又在城市面前顯得有些窘迫。魏微所構造的大老鄭與女人的關系中，女人竟搭進去了自己的感情，頗有些“小城特色”，而與城市文學中逐漸“物化”的男女關系有所區別；《月牙泉》中的“我”雖然對姐姐十分嫌棄，但“我在姐姐溫暖的體溫里”，“淚忽然無聲無息地流了出來”，原本快已斷絕的家庭親情，又在特殊時刻微弱地浮現。這種特殊社會關系的形成及其文化新變，構成了縣域文學最重要的空間特點，并成為其中人物新的精神向度，以有別于城市文學空間和鄉土文學空間。就像路內的早期代表作《少年巴比倫》和《追隨她的旅程》，固然有青春文學、打工文學的影子，亦有大都市上海作為背景，但最核心的關切卻是人在縣域空間內的命運掙扎與慌亂不安，以及20世紀90年代社會轉型期的復雜面貌在縣域的“顯影”。

第二，作為“地方”的縣域，在時間上縱向發展，在空間上橫向勾連，且處于生產的鏈條之中。所以，縣域空間并不是一個靜止、固定、孤立的區域。位置的遷移、人口的流動、經濟結構的變化，乃至文化觀念的更迭，一方面使縣域的邊界逐漸模糊，另一方面也使縣域深刻參與到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成為歷史的見證者。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的“流動空間”概念指出，隨著電子通信的發達與世界性網絡的建立，不存在單純意義的封閉的地方，“真正重要的是，流動空間和地方空間同時并存”。近半個世紀以來，縣域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歷經巨變，人口、信息、技術、資本大規模流動，恰恰說明縣域空間不僅是“地方空間”，更是“流動空間”。通過對歷史進程中縣域的發掘，以小城、大城之間的變換講述縣域空間的發展史，并在“地方性”與“流動性”之間重構縣域，是縣域文學作品的重要敘事模式。張楚一直專注于“寫縣城”，2024年出版的首部長篇小說《云落》同樣以縣城為中心展開敘述，評論家從精神圖景、詩意日常等角度切入，以深化對縣域敘事的闡釋。但值得注意的是，《云落》除了發掘縣域空間的“地方性”和“生活史”之外，還特別設置了一段“變遷史”和“傳奇史”，即云落縣城在房地產的刺激下如“宇宙大爆炸”般急速擴張的過程。不過，即便同樣寫到小城與大城之間的轉換，張楚與余華、格非等人的處理方式仍舊存在很大差異。余華的《兄弟》、格非的《春盡江南》也以近乎寓言、傳奇的方式，描述了中國鄉村、小城快速擴張，并“炸裂”為大都市的過程。不同在于，他們筆下的城市不僅喪失了基本的美感與生活屬性，還吞噬了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而張楚雖然也寫到云落的瘋狂擴張，且以近乎傳奇的方式對羅小軍、萬永勝的故事展開敘述，但寫作的重心仍舊回歸到了縣域人事、景物與心靈史的刻畫。比如羅小軍雖身處云端，頗具英雄人物的特點，卻也能與萬櫻成為極好的朋友，更像是縣域空間內腳踏大地的“普通人”，力量與溫情同在，流動與穩定兼有。這一方面得益于張楚一貫以來的細微筆觸，另一方面也受縣域文學創作范圍與主旨設定的影響。小說雖然通過羅小軍、萬永勝、常云澤等人的命運起伏，隱喻了時代風潮中縣域命運的“不確定”，但作為城市、鄉村之外的“第三空間”，縣域又表現出了比城市、鄉村更具延展性、包容性的一面。張楚以筆下人物走向的“逃離與歸返”，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更具辨識度的獨屬于縣域空間的“流動性”與“穩定性”。而且，兩者并不矛盾，就像《云落》中所說，“云落猶如正在脫殼的螃蟹，舊殼尚未完全剝離，新殼正隨著風聲慢慢地硬化，沒有人知道這只螃蟹是否還是從前的那只螃蟹，唯一能確定的是，它的心臟依然是從前的心臟”，又如魏微在小說中所述，“多少年過去了，我們小城還保留著淳樸的模樣”，但又在“以它自己的速度生長”。

02

思想難題與精神還鄉：縣域文學批評的情感視野

很多縣域文學作家都專門提到過“情感”在其創作中的重要性。張楚在寫完《云落》后就說，“有血緣或脫離血緣的親密關系在城市已經很難找尋，在縣城里則依然縱橫交錯、熱氣騰騰，撫慰著人心”。路內也提到，小說中有他全部的熱情。一方面，是因為情感本身就是文學創作的重要元素，我們很難想象，沒有情感注入的文學創作有多么乏味；另一方面，也說明“情感”構成了縣域文學作家精神印記的一部分，他們的情感變遷史，一定程度上可視為縣域文學的發展史。具體來說，從情感角度入手，可將縣域文學細分為三種類型。

情感類型之一，是普遍以感傷主義的情緒和姿態，以懷舊、思念的方式，書寫曾經生活過的縣域。縣域文學作家中以“70后”為主，其中包括少部分“80后”，并非偶然現象。他們普遍成長于改革開放初期的縣域，其童年生活經驗自然成為寫作的基本素材與靈感來源，構成“可以‘作底子’的原在世界”。他們擅長以深情的筆觸、感傷的姿態來講述小城生活，甚至把小城作為抵御現代都市發展的一種方式。這與五四時期的新文學作家有很大不同。魯迅等人在面對縣域空間時，雖然也有抒情式的懷念，但更多是站在現代城市的視角批判鄉村或縣域空間的愚昧，以實現文學啟蒙的目的。李長之曾以魯迅性格為緣由，認為他“不宜于寫都市生活”，只有在寫農村的過程中，“他自己的倔強，高傲，在愚蠢、卑怯的農民性之對照中，也無疑給人們以興奮與鼓舞”。李長之從創作主旨上發現了魯迅是以對國民性的改造，來完成文學啟蒙的目標。但從小說技巧上來說，“魯迅不宜于寫都市生活”，其實反映出魯迅在小說中更愿意將都市作為模糊的背景，其中的縣域空間及其敘事，只是為完成創作主旨而臨時借用的道具，不會對人物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因為即便魯迅的小說是在“‘城—鎮—鄉’彼此交織重疊的地方社會空間中展開，但其中的權力博弈卻是以‘城鄉’二元的等級話語為基礎”的。這也說明，在魯迅的小說架構中，縣域空間與鄉土空間呈現出一定的趨同性，甚至只是鄉土空間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其“筆下的‘魯鎮/未莊社會’與其說是鄉土中國社會的濃縮，不如說是‘鄉鎮中國’的典型寫照”。相對而言，縣域文學作家更加注重縣域空間中人情、傳統的書寫，以及對縣域文化、精神內核的發掘，以此窺探人性，洞察時代，重點突出縣域空間的“慢”與“不變”，以時間的緩慢來對照社會轉型帶來的巨變。一方面，他們試圖描繪那個美好的環境、安穩的時代，“那里頭的世界是完整的，人民安居樂業，閑適而滿足，極好地象征了那個時代”；另一方面，他們又通過對縣域人與事的細致描摹，如魏微對微湖閘日常生活的詩意建構（《一個人的微湖閘》），魯敏對東壩美好人性世界的描摹（《離歌》），顏歌對平樂縣中活色生香的人情演繹（《平樂縣志》）等，表現出縣域空間最真實、樸素、原生態的人生風景，以及對“縣城宇宙”歷史變遷的牧歌式懷念。

情感類型之二，是普遍表現出前后矛盾、進退兩難的立場與思想困境。張莉曾指出，他們大都“成長于兩種意識形態的巨大斷裂處……他們在一個巨大裂縫中完成著自己的世界觀，就精神立場而言，常常可能是進退兩難”，朱山坡將此具象化為生存的“夾縫感”。從創作傾向來看，縣域文學中的主人公既向往大都市的繁華，希望融入大城市的節奏，步入現代軌道，但也發現，特殊的社會環境與人生際遇，使他們很難突破困局，最后只好無奈退守家鄉一隅。所以，不斷在“出走”與“尋找”、“夢想”與“現實”之間徘徊、折返，是小說主人公的常態。喬葉《葉小靈病史》的象征意義在于，小說由葉小靈的“病”入手，撕開了數以千萬計生活于楊莊等小鎮青年的“城市夢”及其破碎帶來的苦痛心緒。葉小靈因為“生就一個城市坯子”，外加與城市的微弱聯系，使她具備了成為“城市人”的可能。但高考失敗與相親未果，使她失去了融入城市的機會，更成為她的“心病”。葉小靈退回楊莊后仍舊沒有放棄成為“楊樹市人”的理想，她與丈夫丁九順開始按照楊樹市的模樣改造楊莊，做著“只屬于她的、真實的美夢”。這構成了葉小靈的第二種“病”。極具反諷意味的是，小說最后寫到了楊莊的開發，葉小靈想成為城市人的夢想，隨著政府的規劃輕而易舉地實現了，但葉小靈卻整天無所事事，越來越胖，越來越懶，患上了另一種“病”。葉小靈三個階段的病史既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縣域青年個人前途的隱喻，也是時代進程下城鄉二元結構關系的變遷史，更是一代人進退兩難的精神困境的文學表達。縣域青年因為有機會接觸城市，而有了向上升遷的夢想與可能；但除了高考與婚姻，固化的城鄉二元結構仍舊阻隔了通道。從創作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此類結局不僅對應了“70后”作家的個人成長經歷，更暗示了其作品主人公的未來出路。徐則臣早期小說創作中的“北漂系列”，為我們展現了外鄉人在北京的種種生活遭遇，以及對城市變遷的細致觀察和自我體認，但北京始終不是“我們”的，生活困頓、情感受挫成為小說主人公的家常便飯。如果說，喬葉筆下的葉小靈試圖以高考、婚姻獲得城市人的身份尚且令楊莊人“心懷敬意”；那么，徐則臣小說《天上人間》中的陳子午希望通過與北京姑娘的結合從而在異鄉立足，多少帶有悲劇的意味。陳子午最后死于非命，似乎暗示了大多數縣域青年在奔赴城市過程中的現實困境與精神疑難——要么在向往城市的道路上含恨而終，如阿乙筆下的“模范青年”周琪源（《模范青年》），要么雖在城市苦苦掙扎，也難有立足之地（《屋頂上》）。

情感類型之三，是將縣域小城作為不斷回望、精神回歸，甚至是安頓自我心靈、解決精神疑難的“家園”。寫作就是回故鄉。徐則臣的很多小說反復講述“出走”的主題，小城空間的逼仄，促使他“到世界去”；但他同時又經營著“尋找”的主題，既尋找自己在城市的位置，也尋找自己“在世界中”的人生方向。“北漂”留不下的時候，故鄉的花街成為徐則臣小說中經常穿插閃現的空間，連帶著對于景物的描寫，也充滿了浪漫主義的氣息和溫情的筆觸。《耶路撒冷》以初平陽出走故鄉，后又返回故鄉的基本線索，呈現一代人的心靈史，就像徐則臣后來說的：“我突然發現故鄉變得更重要了”。林森的新作《唯水年輕》反復出現了“出航”與“返鄉”的情節，故鄉海南小鎮不僅成為小說主人公在外漂泊的歸處，亦是身份歸屬的寄托、精神動力的來源。《云落》以天青的離開故鄉、最后折返故鄉為線索，串連出縣域空間內的人世浮沉與情感動蕩，并在其間深刻反映了小說靈魂人物萬櫻足夠強大、穩定的精神質地，甚至能夠容納一切，包括生存與死亡、喜悅與痛苦、愛情與情欲、理想與現實等。“70后”“80后”作家，大都已人到中年，其間的人生體悟，再也不是少年時期的一往無前。大城市的快速發展，以及現實社會的轉型，也會在作家思想上留下印記，促使他們反觀自身、回歸本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縣域文學一方面發現了普通人的意義，以及被時代忽視的平凡人物的光芒與情感結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作家們通過“精神還鄉”，重新定義了縣域在當代中國的歷史位置與精神圖譜，這在文學史上是比較重要的塑造和突破。縣域中國以它自身的生命力，昭示了另一種生活的魅力與可能，其作為作家創作的精神動力源，亦成為縣域文學作家擺脫精神困境，達到自我與他者、個人與時代、人生與創作之間平衡的有效方式。

03

城鄉中國與城鎮中國：縣域文學批評的整體視野

縣域文學批評對空間、情感視野的借用，離不開逐步浮出地表的縣域中國及其形象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位置。這提醒我們在面對縣域文學時，一方面要努力鑒別、區分縣域文學、城市文學、鄉土文學的共性與特質；另一方面則需要將縣域文學放置在從城鄉中國到城鎮中國的邏輯轉換與歷史脈絡中進行考察。進而言之，正是因為改革開放的深入、現代經濟的發展、思想觀念的解放，以及網絡通信的普及，城鄉之外的縣域空間從幕后走向臺前，并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作為文學形象的縣域中國也才得以生成。在城市—縣域—鄉村三級架構中，城市文學、鄉土文學已蔚為大觀，而當下方興未艾的縣域文學則尚有充分的發展空間。如何借助城鎮中國的整體視野，為縣域文學批評提供思想助力，是提升未來縣域文學批評的重要方式。

第一，在從城鄉中國到城鎮中國的思維轉換中，縣域文學批評要凸顯縣域空間及其人事的主體地位，使一度“缺席”的縣域在城鄉結構之外重新“在場”。雖然現代中國的城市化道路源于晚清，但城鄉中國的歷史敘事以20世紀80年代尤為顯豁，其中既有與國際接軌的世界因素，亦有本土現代化進程的內在動因。20世紀80年代文學中，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是較早涉及“人與縣域關系”的作品。之后，真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人與縣域關系”做出深入思考，并將縣域敘事推向一定高度的，是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人生》中對高加林與縣城之間關系的曲折書寫，可視為一代人精神創傷的形象化表達。這種精神創傷在時間上源自個人與時代發展的“錯位”，在空間上源自人與縣城的“區隔”。所以，雖然陳奐生、高加林一度“在縣城”，但并不“屬于縣城”，作為時代進步與現代化象征的“縣城”并沒有接納具有農村戶口的陳奐生和高加林。本質上，他們是作為“闖入者”出現在縣域空間的，短暫的停留無法和縣域產生真正的關聯，即便存在微弱的變化，也不足以影響小說人物的結局。因此，即便縣域空間在小說中占有一定篇幅，但在城鄉中國的歷史敘事中，縣域只能作為“背景”出現，而無法成為真正的主體與表現對象。就像在陳奐生、高加林眼中，縣城或捉摸不定，或被視為人生理想，而真正的縣域在小說中卻“消失”了。縣域文學的發展，體現出從城鄉中國到城鎮中國的邏輯轉換與敘事變遷，人與縣域的關系由“闖入式”變為“內生式”，主人公本身從縣域空間中產生，亦由縣域空間所形塑。《云落》中的萬櫻，性格隱忍，內心平靜，是典型的華北平原縣城的普通女性。從《風暴預警期》到《蛋鎮電影院》，朱山坡構筑的蛋鎮，以其特有的邊緣性、異質性孕育了蛋鎮人，如孫吳、胖子章等頑強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抗爭精神。獨特的縣域空間及其人事的構筑，有賴于朱山坡長年浸潤于廣西的一草一木，以及在小說中希望“寫出南方的獨特性和豐富性”的創作主旨。云落、蛋鎮，以及從中內生出來的人物形象與品質，散發出中國最為重要、敏感和關鍵的縣域空間的生命氣息，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城鄉敘事中極為弱化、模糊的縣城人物如路遙《人生》中的黃亞萍等，已判然有別。這既說明縣域文學作家已形成較為自覺的創作意識與“文學根據地”，又說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的再次凸顯，更可視為歷史敘事從城鄉中國轉向城鎮中國的“文學表達”。

第二，縣域文學批評要以中國式現代化理念為指引，重勘百年來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經驗”與“文學力量”。中國百年來的現代化進程，不僅為中國的富強、民主、文明提供了豐厚的物質財富，更為世界的現代化建設積累了豐富的“中國經驗”與“理論話語”。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從整體上闡釋了轉型時期中國的來路、現狀以及未來發展方向，為我們整合諸多思想資源提供了一種總體性的思想框架”。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這份總體性框架與歷史藍圖中包含了眾多組成部分，并可以分解為各個層面的指標體系與力量來源。其中，也包括不可缺少的文學力量。縣域文學的發展與成熟，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引入了文學力量。一是因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其中兩個特征就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如果縣域城市實現不了現代化，就談不上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并不只是北上廣深一線城市的現代化，廣大的縣是最重要的”。因此，縣域的現代化其實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一項重要內容。二是因為縣域文學進一步凸顯了縣域在中國的特殊性、重要性與多樣性，尤其是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貢獻了多元的文學審美力量。面對縣域文學，我們需要以新的現代化的發展邏輯予以考察，并給予城鎮中國更多關注，而非用一句簡單的“縣城感”加以概括。縣域巨大的體量承載了大部分城鎮人口，代表了中國城市化建設的巨大成就；如此宏大的時代主題與歷史命題，需要相應的文學類型予以表現。喬葉小說中的人物，如老忠、葉小靈等骨子里的執拗性和精神風貌，其精于算計的性格和對官場權威的崇拜，多少帶有中原文化的余緒，而給人些許的壓抑感；顏歌的《平樂縣志》雖然也寫到了小鎮官場和男女情愛，但西南邊陲縣域空間人物獨有的酣暢淋漓，無疑略微沖淡了其中的權威氣息。林森的海島小鎮（《小鎮》）、仫佬族作家鬼子的瓦城小鎮（《瓦城上空的麥田》），共同構成了南方縣域空間的文化記憶，互有差異，而又相互補益。縣域文學的多種審美風格、文學力量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學版圖中互存、互補，而獨有的“中國經驗”又在全球化的語境下體現出“中國式”與“現代化”之間的內在張力和理論活力。

04

結語

本文提出以空間、情感、城鎮中國三重視野構筑縣域文學批評的框架，并不代表面對縣域文學時，僅限于上述三重視野。所以，這里還需要重點澄清兩個問題。一是縣域文學還處于發展之中，即使面對現有的縣域文學，也還需其他視角介入，比如早已運用于文學批評的媒介視野。2024年，“縣城文學”攝影及短視頻席卷網絡，引來眾多年輕網友的討論、點贊與共情，并在互聯網掀起一股新的美學潮流。這一方面源于“縣域空間”在當下中國的特殊意義，另一方面則主要得益于媒介的加持。如何借助媒介批評，以“縣域想象”“縣城美學”為中介，重新觀察城鄉結構之外的縣域空間及其人事的敘事體系、情感表達與文化標簽，將有助于獲得對“縣域”更為恰切的認識。

二是在既有的視野之內，我們還需要深入辯證思考，警惕理論的盲點與陷阱，以對縣域文學的創作提供更多補益。比如，現階段的縣域敘事大都建基于創作者先前的生活經驗，這固然使縣域文學表現出鮮明的地方性，但對經驗的過度依賴，有沒有可能導致縣域文學本身帶有的空間視野、地方經驗偏狹化，進而淪為一種“空洞的地方”與“重復的表達”？縣域文學本身所規限的空間，又該如何實現新的突破與延伸？或者說，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我們又該如何定義“縣域”？又比如，現有的縣域文學如何進一步提升情感層次，突破情感視野下的追憶、懷舊、悵惘、失落，乃至精神還鄉，“而指向于一種對縣城的考古學和未來學”？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話題。

總之，縣域文學有著較為廣闊的表現空間、思想資源與創作素材；當下縣域經濟、人文、歷史的重新復活，也會給寫作者提供新的靈感來源、人生經驗，并促使新一輪縣域敘事的復興。文學寫作往往最終將落實到一個個具體的人，“文學的地方性追求歸根到底并不真正指向地方，而是人自己”，縣域文學同樣如此。個性化的生活閱歷、情感起伏、人情倫理，以及具體縣域的空間變革、歷史經驗和全球化語境下的“地方感”，將是未來縣域文學的創作重點。唯有如此，縣域文學才能為理解“城鎮中國”留存一份多維度、有深度、有廣度、有價值的“文學檔案”。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