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梅長篇小說《神女》，散發著一股蓬勃而神性的力量，彌漫著一種靈動而自由的詩性，這種力量和詩性來自何處？ 仔細尋覓那峽江的山山水水，長江上的大小船只，吊腳樓頂的縷縷炊煙，鳳娘藥房里的草香藥味，宜昌石牌嶺下的泥土樹木，江岸巖洞的神秘懸棺，其神性和詩性就撲面而來。

具體說，《神女》的神性力量，集中體現于覃九河、覃遠蛟、覃義蛟、鳳娘、秋芳等人物以及那只通靈的神鳥——鳳鳥；體現于人物行動的地理場景、無奈的離散與不期而遇；體現于故事情節的自洽與自圓。其詩性魅力則體現于作家自由空靈的瑰麗想象，出神入化的時空穿越，清麗明凈的雅俗語言，以及點面結合、古今交織的敘述結構。人和物的合力支持，促成了鄂西、三峽乃至全國抗日戰爭的勝利，而人物行動的神秘與地理環境的神奇又使事件跌宕起伏，增添了神性和詩性魅力。

《神女》中神性力量的寫作，特別是鳳鳥和鳳娘諸多“神奇”細節的描述，有讀者認為是對外國“魔幻現實主義”手法的借鑒。如果深究字里行間，小說中的“神性”人物和“神性”事件，并非“魔幻現實主義”手法，而是來自中華文明這棵文化大樹——來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古典哲學，來自《天問》《山鬼》《招魂》等古典文學思想，來自峽江地區的巫文化、巴楚文化以及湘鄂渝黔交匯地帶的多民族文化。換句話說，《神女》中神秘事項的敘述、神性力量的展示，源于作家對中國古代文化滋養的汲取，對民間文化的自覺吸收，對生活經驗的深入體察與長期累積。這種“神性”在葉梅早期的作品《撒憂的龍船河》《花樹花樹》《最后的土司》中已露端倪：覃老大死后唱跳喪歌、孕婦生產時請巫師迎“七姐”看“花樹”、土家人在“舍巴日”舉行隆重的祭祀上天先祖儀式，這些情境均有“神性”色彩。作家書寫“神性”，并非獵奇，亦非故作玄奧，而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自信、自覺傳承與積極弘揚。

《神女》開篇設計了一個通靈的鳳鳥意象。一只窈窕的鳳鳥，出竅于十八歲女子鳳娘受傷的身體，凌空俯瞰著女子在長江邊被人追殺受傷的艱難行動。此后鳳鳥一直伴隨鳳娘，見證她和義蛟的愛情與婚姻，翱翔于奔流不息的長江上空，守護傳說千年的神女峰，甚至借三閭大夫屈原之口，質問那群投擲燃燒彈的巨大惡鳥為何要傷害人類，屠戮生靈，有時又補白鳳娘遺忘的經歷，或與鳳娘肉身同一、精神相通，訴說她的心理情感。人鳥對話，人神相通，放飛著作家的想象，天人合一，靈肉分離，神靈、神鳥與神人交集的情景常見于中國文學。古代的經典神話《女媧補天》《夸父逐日》《精衛填海》等作品早有敘述，唐代詩人白居易的《長恨歌》里描述了“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的能力，并想象“上窮碧落下黃泉”“天上人間會相見”的神奇場景。《神女》中的鳳鳥不是簡單的有靈性的鳥，它受“天地孕育”，既“古老而又年輕”，自覺“與大江和三峽共存”。這就意味著浴火重生、不懼死亡的鳳鳥是優秀傳統文化的象征，是中華民族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精神象征。鳳鳥的靈性和神性由悠長綿遠的歷史所賦予，由千百年來無數中國人所賦予，由奔騰不息的滾滾長江所賦予，也為鳳娘這類剛正不阿、堅韌頑強的民間女子所賦予。

鳳娘的神性不單是她的靈魂出竅化作知曉古往今來的鳳鳥，她還是一位實實在在的女子。出身大戶人家的她，讀過醫學專科學校，與同學謝先生相戀，因參加學運被當局追捕，逃亡途中被迫投入長江，幸得覃義蛟、杜先生等人相救。因負傷過重，許多記憶喪失，與義蛟結婚后開啟新的人生。刻在骨子里的剛正不阿品質隨著她身體的康復再次匯聚于其肉身和靈魂。她用學來的醫學知識結合祖傳秘方，研制獨特的中藥治病救人，手到病除的治療效果贏得患者贊譽。鳳娘的神性降臨人間，文本的諸多細節袒露其言行真實可信，當她秉承中醫文化“懸壺濟世”“醫者仁心”之美德，在特定情境中超常發揮，其過硬本領、超人智慧、善良人性又化作神性力量顯示出來，藝術的真實性得以呈現。

鳳娘的神性離不開傳統文化熏陶，義蛟的神性則離不開優良家風的熏陶與中共地下黨的神助。作為峽江之子，覃義蛟擁有高超的游泳技術和撐船功夫。他深得父親覃九河教誨，明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與鳳娘結婚后，又被她正直的人格影響，逐漸成長為一位勇敢加入抗日隊伍的杰出船工。義蛟主動組織船隊參與抗戰物資搶運工作，積極參與傷員救護工作。他被對手陷害受傷，夜游清江逃跑，得到地下黨人“二嫂”秋芳的藥物醫治，并被掩護轉移。他不明“二嫂”的真實身份，卻能真實感受、真心佩服“二嫂”的聰慧能干。坐竹排從清江水路回巴東后，義蛟又參加“山鬼計劃”，受命用自家花重金購買的“神女號”小火輪運輸珍貴文物，并在長江岸邊尋找合適巖洞妥善保存。運送途中驚險重重，最終經覃九河、鳳娘、于良仲的共同努力以及秋芳等地下黨人的秘密指導，文物到達安全地方妥善保存。義蛟本領的神性，一方面來源自然環境和家庭環境的長期浸染，另一方面來自地下黨人的及時指導與暗中幫助。義蛟的神性和鳳娘的神性相互映襯，彰顯夫妻同心同德、比翼齊飛之傳統家庭文化。

民眾的齊心協力促成一件件大事有效完成，這一件接一件的事情構成《神女》的各個情節，經作者精心布局與巧妙安排，聯結成一個完整有機的審美對象，小說《神女》的精彩就此呈現。深入《神女》的字里行間，傳統文化之根處處顯露，各種文化根須生長在小說的細節、人物的話語、事件的發生語境以及地理景觀等地方。由此可見，《神女》的神性與詩性并非空穴來風，并非作家主觀臆想，而是扎根于深厚的中國文化土壤，扎根于廣大的民眾力量，扎根于人民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之心。《神女》的“文化根性”昭示出作家有根，創作有根，文學有根，唯有根深，文學之樹才會葉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