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鴻的非虛構作品《要有光》通過“非虛構+觀察+對話”的復合敘事，多維度地記錄了當下越來越多“時代少年”及其家庭正在經歷的成長之痛與生活之惑，內容真實、意義深刻。相比真實的記錄，作品更令我動容的是文字中的愛和悲憫，書名“要有光”宛若《創世紀》里的“上帝之音”，向社會發出了一聲時不我待的真切呼喚，字字肺腑、真切動容。

縱覽書中豐富的青少年家庭案例，有兩處感觸尤深：

父親的“離場”對孩子成長的傷害

無論是鄉鎮還是都市，書中的父親們有些選擇消失和逃避，有些對母子總是強勢以待，他們托辭各種理由，卸下了自己撫育孩子的責任，不僅居高臨下地無視孩子發聲的權利與求救的呼喚，更是在肉體和精神上進行一次次的傷害，讓創傷雪上加霜，讓傷痕難以彌合。我想，如果說孩子的健康成長“要有光”，那么缺失最多、尤為迫切的那束光就是父親。

在作品的案例中，代替“父親”的男性角色成了濱海市的心理咨詢師“阿叔”、京城青少年心理健康咨詢中心的“徐老師”和丹縣衛生院精神科的“王振醫生”，他們努力地介入一個個扭曲的家庭，盡力用平等的對話和專業的引導，試圖干預危機的蔓延，雖有所起色，可總體上仍然杯水車薪，令人唏噓。

我想，如果這本書誰最該先讀，我的答案便是“父親”。父親的社會壓力固然不容忽視，但在孩子眼里，父親的“在場”及其作為傳統家庭一家之主的權威認可和平等尊重，是孩子得以健康成長的精神給養和情感土壤，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家庭會議”的缺失，讓家庭內部“失聲”

濱海市的阿叔說：“中國家長很少開家庭會議。都是在做飯、吃飯或閑聊天時教育孩子，長期下去不會產生積極效果?！边@句話我深有同感。

回憶我的青少年時光，家中似乎從沒開過什么“家庭會議”。這個詞匯似乎只在美國家庭情景劇《成長的煩惱》中出現過，如今想來，“成長的煩惱”之所以能解決，恰是劇中身為心理咨詢師的父親和社會新聞記者的母親在生活中對子女的尊重和包容，并以成員“家庭會議”的方式在對話與分享中尋求彼此的理解，父母與子女之間最大限度地杜絕了一意孤行的評判和先入為主的決斷，在消解因代際和境遇不同而產生的認知差異和觀念偏見的過程中，家長式的說教漸漸轉換成將心比心的換位思考，進而讓家長學會了怎么做家長，讓孩子懂得了什么是成長。

記得閱讀這部作品前，我給自己提了一個問題：這本書是不是一本可供家庭成員集體共讀的書，能不能成為家長與孩子彼此有效溝通、實現真誠交流的重要載體？如今讀罷，答案是確切的：能！我更希望的是，這本書能成為中國家庭，特別是深陷子女成長困境的的家庭們開啟“家庭會議”機制的啟示讀本：因為在我眼里，《要有光》既是一本直面少年成長創傷的“福音”之書——每個深陷困境的孩子應該都能在書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產生強烈的共鳴；也是一座聯結孩子與家長的情感橋梁——它能讓家長換位思考，發現自己孩子的心智其實并未如他們以為的那樣幼稚，甚至在彌合家庭裂縫的問題上反而比他們看得更加精準而透徹；更是一束指引社會向何處去的希望之光——絕大多數的少年創傷并非他們與生俱來的“原罪”，而是家庭幾代人共同積累、相互間認知錯位而釀成的痼疾，雖然它的產生無關是非對錯，父母長輩也好，孩子本身也罷，大家在時代的滾輪下倉促前行、身不由己，但是它的解決事關一個民族的未來，容不得我們半點輕視、任其野蠻生長。

微觀到孩子的呼喊、到父母的迷惘、再到家族的覺醒，宏觀至整個社會的進步和民族綿延，我們都無法回避“生命成長”的關鍵命題，而生命的茁壯與健康就像植物的光合作用一樣，總是需要光來滋養的。

由此觀之，《要有光》最具現實意義的價值在于幫我們尋找到了一個近在咫尺、卻被長期忽視的求解之道：這慈悲的光源并不靠宗教式的“上帝恩賜”，也非宿命般的“天命定數”，而恰恰就深植在每一個家庭本身，只要身為家庭成員的我們彼此間能夠擺脫偏見、敞開心扉、平等相待，充分地互訴衷腸、分享甘苦，父母和子女便是照亮彼此最閃耀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