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都市空間眾生相的文學細描 ——《青年文學》第五屆城市文學排行榜上榜作品述評
青年文學雜志社自二〇一八年發布城市文學排行榜,上榜作品一直備受關注。二〇二三年七月十日,第五屆城市文學排行榜發布,共有二十部小說上榜,其中短篇小說十部,中篇小說十部。①雖然每部小說的聚焦中心各有不同,但這二十部上榜作品在寫作上都有較為自覺的城市文學意識,寫作手法上融合了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傳統,作品既有觀念性又不失生動感。本次有小說上榜的作家,既有五〇后,也有六〇后、七〇后與八〇后,還有九〇后。他們的寫作,呈現了中國社會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降的主要發展圖景,尤其是人在現代城市中的情感體驗與生命經歷。
一、光影交錯的城市風景
城市,是城市文學生長的土壤,與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進程密切相關。城市為小說寫作提供了多種可能性。“現代城市的復雜性和多面性難以一言以蔽之,光影交錯感正是城市的靈魂。” ②誠如卓今所指出的,光影交錯是城市的核心特點,呈現它光影交錯的復雜性和多元走向,是城市文學的一個審美追求。如果說,在時代走向比較明確的情況下,文學對城市的描寫和把握還相對比較容易的話,那么在“城市高度發達以后,情況不同了,任何一種視角或敘事手法都難以全面地描述城市的樣貌”③。第五屆城市文學排行榜上榜的二十部小說,就將城市在時間中的隱秘性與故事性多角度、多方位地進行了呈現。閱讀這二十部小說,讀者可以形象地領略到城市的光影交錯感以及縱深的歷史感。比如禹風的中篇小說《淞滬舊事》就讓讀者重返歷史現場,感受老上海大都市的獨特情韻,戰爭、商業、家族故事、人情人性在小說中被描繪得生動而鮮活。喬氏家族的發家史和上海的城市進程巧妙地交織在一起,服裝行業的興衰,也從一個角度見證了民族的文化傳統和城市審美觀念的交融。同樣是具有歷史縱深感的中篇小說,葛亮的《浮圖》則借富有地域特色的粵音閩韻與飲食文化,講述了連粵名這位香港退休教授的半生故事,從他的人生經歷讀者可以品味到香港、廣東、福建三地的城市風情,感受歷史發展中生命的變與不變。
城市,總是和時代發展、商業進程緊密關聯,每個時代的城市風景都需要作家去深入體驗、開掘,進而呈現出其外在景觀與內在文化韻味。正是城市本身的豐富性,以及它隨時代而不斷變化的特性,讓城市文學的寫作有了廣闊的生長空間。那些生活在城市空間的人群,也體現出了不同的樣貌,上演著不同的人生故事。在中國,提到城市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北京、上海、香港等繁華的大都市。它們是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年輕人向往的天堂。人們懷揣理想與希望,興致勃勃地向心目中的理想之城奔赴而去。可結果呢?城市帶給他們的常常是沉重與酸楚。為了生存,這些人不得不在城市中努力拼搏、辛苦掙扎,他們還來不及充分體驗城市的現代與便利,就在這里嘗盡了生存的艱難與曲折。城市本身的豐富多姿,與人容易陷入的生存困境,兩者形成了足夠的張力,人與城的關系也因此呈現出其復雜的、糾結的一面,這構成了奇妙的小說景觀。在本次上榜的二十部小說中,顧拜妮的《合租女孩》,王莫之的《為薩克斯寫的藍色情歌》,羅偉章的《從第一句開始》,章雨恬的《觀音洞》,白琳的《贊助蘇珊》等,都不同程度地向我們展示了復雜糾結的人—城關系、城市光影交錯的不同側面,不同人物與城市之間的故事也因此得到了多樣化的文學表現。
城市生活的特征之一,是生活的流動性。形形色色的人物,可以在城市里意外交集,或者分離,這就為小說創作提供了多種可能性。上榜第五屆城市文學排行榜的二十部小說,內涵是比較豐富的。這二十部小說用審美的表達方式,把當代人生活的各個側面,在城市的光影中生動地演繹了出來。城市是文明的載體,是生活的家園,也是人生的驛站,人們在這里體驗著追求幸福的快樂,也感受著生命的傷害與告別,將這一切匯聚起來,便構成了城市的鮮活與立體。
城市風景中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那些生活在城市光影中的人。他們的悲歡離合與精神向度,無不和城市有著密切關聯。文學就是應該用文字打動心靈,呈現出形形色色的人物靈魂流動與飛揚的狀態。本次上榜的二十部小說,為讀者帶來了游走于城市光影中的各色人群,有到大城市打拼不得不與人合租的年輕人(顧拜妮《合租女孩》),他們的身體每天在城市奔忙,內心卻沒有對城市產生歸屬感。比起初來乍到的年輕人,人到中年的城市人工作和家庭都比較穩定,生活看似上了正軌。然而,他們也同樣正面對生活的難題,或為事業的瓶頸而苦惱,或為激情消退的婚姻、愛情所羈絆(朱婧《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歲月如歌,青春不再,即便已到遲暮之年的老人(錦璐《復調喀秋莎》、鐘二毛《晚安》),也同樣有難解的生命難題。
值得注意的是,出現在上榜小說中的眾多人物,他們的身份可能是不同的人的丈夫、妻子、父母、子女,但他們也有相似性,那就是大家都是在城市中生活的普通人。他們日常、真實又瑣碎的生活,共同構成了鮮活、多樣、復雜的城市風景。專注細微的、尋常的人物,從他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中去透視城市空間的斑駁,探討人性的幽微與生命存在的內在價值,這是本次上榜的二十部小說在敘事上的共同點。也就是說,這二十部城市小說在寫作上基本沒有采用“飛流直下三千尺”般壯闊、宏大的敘事策略,而是以日常的和緩筆調,細致地描摹都市空間中的萬家燈火,以一種平靜的而非激情的敘事節奏來呈現光影交錯的城市風景,特別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情感體驗和生命經歷。
城市中上演的不再是驚心動魄的社會巨變,而是平常、瑣碎但真實的生活細流。比如,王莫之的《為薩克斯寫的藍色情歌》可以視為作家為城市而寫的一首小情歌。小說從一個兒子的視角出發,回望、拼湊了父親年輕時代的人生經歷,通過父親這個人物的人生經歷,又勾勒出中國早期流行音樂中作曲家群體的生活。這部小說對當時上海慣常的城市生活圖景做了生動的“復原”,讓讀者從中看到了城市文學的價值與能量。駱平的中篇小說《無盡夏》,是一個普通人尋找和回歸自我的故事:一次接診,醫生李浩對病人王蘇留下了特殊的印象,以此為契機,李浩開始尋找一位兒時的舊友。在一番尋找之后,他才得知身患絕癥的王蘇,竟然就是早年的戀人王玉梅。這是一對過去的戀人,但作家并不是要寫兩人充滿戲劇性的愛情,而是通過兩人的各自尋覓,表現每一個普通人對自己初心的尋找。“駱平最終關注的是生的意義,是對生命原初尋找后的人間清醒。”④ 無論哪個時代,城市的光影都會因為一個個平凡而真實的生命,呈現出其鮮活生動的面容,城市小說也從中獲得了寫作的不竭源泉。
二、人與世界多向度關系的探索與表達
作家都會有“問題”意識,只不過有些作家藏得淺一點,有些作家則藏得深一點。作家從事文學創作,除了需要審美地表現生活的現象,更應該突破生活的表層去探究、燭照生命內在的價值與尊嚴。當然,作家不是思想家,但是每一位作家對題材的選擇,對故事的藝術處理,以及對作品精神內核的傳遞,實際上都已經說明了他對生活做出的思考與判斷。因此,要判斷一部小說是否是真正的城市文學作品,不能僅僅只是看作品在題材層面是否寫到城市景觀和人在城市中的生活,還應該思考作品有沒有在更深層次上探索城市與現代文明觀念的內涵。真正的城市文學,需要以文學的方式去探究繁華表象后面人與世界的多向度關系。
現代化是人類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動態過程,現代性是指啟蒙時代以來的“新的”世界體系生成的時代,城市文明與這二者都有密不可分的內在關系。城市小說的寫作也需要在這兩個層面展開,才能真正建立起城市的審美體系。城市是多元化的存在,具體到小說層面,作家應該關注城市中人思想觀念的變化、價值觀念的更新,以及新舊觀念的碰撞與融合。陳曉明就曾關注到一個現象,那就是“在中國更加走向現代化、全球化的進程當中,標志著我們文學創作高度的有影響的作品卻是那些鄉土小說” ⑤。從這個角度看,《青年文學》連續幾屆推出城市文學排行榜,對中國城市文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第五屆城市文學排行榜所推出的二十部小說,都在人與世界的關系上進行著不同風格的探索與表現。近年來,隨著城市文明水平的提升,越來越多的人帶著希望與熱情涌入城市,渴望在城市中實現人生夢想。伴隨全球化時代而至的消費主義、知識商品化、權威瓦解等潮流,為城市中人的生存帶來了格外多的機遇與便利,但也因此產生了諸多的現實問題。上榜第五屆城市文學排行榜的二十部小說,都不約而同地描寫了城市生活帶給人的物質和精神享受。在周嘉寧的《明日派對》中,我們看到了那些剛剛踏入新世紀的年輕人,他們雖然有無所事事的煩惱,但是也體驗著與志同道合者相聚的快樂。他們參加香港歌星的演唱會,在國慶前夕的人潮中觀看黃浦江上的焰火,在廢舊的楊浦廠房里以排練為名打發時間,夜里跳上充氣艇在蘇州河上航行……小說的敘事者“我”,是一名剛剛考上大學的年輕學生,經由“我”的視角,小說為讀者展現了城市年輕人的生活群像。小說中出場的人物眾多,他們身上有著青春的頹廢,也充滿青春的活力與激情。《明日派對》很好地表現了一群城市青年矛盾而豐富的人生,“派對”是城市的產物,也是對人物關系和青春風采的聚焦。
本次有小說上榜的作家,既有五〇后(如張翎),也有六〇后(如羅偉章、鐘求是)、七〇后(如李宏偉、錦璐、鐘二毛、葛亮)與八〇后(如周嘉寧、朱婧、張玲玲、班宇、默音、白琳),還有九〇后(如顧拜妮、章雨恬、王蘇辛),考察這二十位存在年齡結構差異的作家的經歷便會發現,他們的城市生活經驗占據了主導地位。他們上學、留學、求職、工作的生命經驗,幾乎都來自城市。作家本人已經和城市建立起緊密的關系,他們就是城市的一分子。正因為這樣,作家們對城市的了解是深入而細致的,對他們筆下人物的情感和心靈世界的把握,都有各自的優勢。簡言之,第五屆城市文學排行榜上榜的二十部小說深入洞察了城市空間中人的生存和心靈世界。
這二十部小說的寫作中有一個共通的現象,那就是拂去城市生活風光的表面,小說主人公的生活都經歷過或正在經歷著痛苦。這二十部小說中出現的人物,內在其實都各有缺失與傷痛。人很少有歸宿感或幸福感,這似乎已經成為當下城市生活的一種普遍現象。白琳的中篇小說《贊助蘇珊》寫了漂泊異國的女性蘇珊的人生,把求人包養裝飾成文明一點的“贊助”,也掩蓋不了主人公人生的那一抹凄涼。而蘇珊之所以沒有靈魂的歸宿感,與原生家庭對她的傷害有著直接關系。父親的缺席,母親的自私放蕩,讓蘇珊的身體和心靈自小就飽受創傷。她的身體可以被“贊助”,靈魂卻永遠在流浪。城市有美麗的光影,有絲巾、耳環、套裙,人物的心靈卻始終尋不到歸宿。小說巧妙地利用“疤痕”意象來喻寫蘇珊的傷痛,她腋下的兩道生理性疤痕,更像是心靈疤痕的外顯,時時帶給她不可言喻的痛感。
顧拜妮的短篇小說《合租女孩》寫獨自在大城市上班的主人公盧凱琳,為了節省用度只能和陌生女孩樊鹿合租一室,兩人經歷了由陌生到逐漸認同的過程。盧凱琳早先因意外失去姐姐,關于姐姐的回憶始終糾纏著她的心靈,原生家庭給予的傷痛一直如影隨形,她的生活陷于現實、回憶、夢境的三重壓迫之中。室友樊鹿的出現帶給她友誼和溫暖,可是一種新型關系的建立并不能真正消除心靈的傷痛,在小說的最后,樊鹿終究還是離去了。“室友昨天搬走了,我放肆地哭了一回,倒不是因為她,像是把很久以來的委屈都從身體里釋放出去。”⑥一個女孩子的心里藏滿秘密和傷痛,她的委屈只能通過淚水才得以釋放。朱婧的短篇小說《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敘事角度可謂巧妙,從丈夫的角度敘寫妻子身體和精神的變化以及她所承受的傷害,這種全知的男性視角在小說中形成了一種無所不在的把控和壓抑氣氛。作家還精心選擇了一種奇特的動物“鼠婦”(西瓜蟲),來作為女主人公形象的喻指,一個“美麗而無用的人”,“只能仰仗更強大的人,抑或順從地走進謊言的牢籠”。⑦這樣冷酷而疏離的家庭關系,讓讀者也感到了某種強大的壓迫感。
除了生存的艱難不易,更沉重的諸如死亡之類的主題,也被一些敏銳的作家關注并進行書寫,它們同樣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鐘二毛的短篇小說《晚安》就戳人淚點,把作家對死亡的理解展示得深刻而感人。身患絕癥的母親竟然讓身為刑警的兒子為自己實施“安樂死”,而母親去世前講述的七個故事,每一個都包含死亡元素。小說發表后入選了《長江文藝·好小說》等選刊和多種年度選本,《長江文藝·好小說》副主編鄢莉評價這部作品時認為:作家在處理“安樂死”這一處于“深水區”的敏感話題時,展示了成熟小說家高明的敘事策略,即“賦予死亡以豐富的含義,極大拓展了小說的意義邊界”⑧。小說中有段文字,把人物內心的傷痛與悲情描寫得不動聲色卻又催人淚下:“有次,半夜,我站在門口,看著母親跪著,像一尊雕塑,不知道為什么,我也跪了下來,我也跪得跟一尊雕塑一樣。跪了多久我不知道。最后是貓輕輕叫喚了一聲,我才抬起頭。貓從沙發上跳下,落在母親邊上。母親依然保持著原有的姿勢。貓左右翻了個身,最后也安靜了。我站起來,坐在椅上,看了她們很久……”⑨患病的母親此刻已被病魔折磨得完全失去了生命的光彩,活著,于她而言只剩下無盡的痛苦。身為兒子,“我”疼惜母親,卻又束手無策,就只能安靜地看著母親跪著,“我”也跪了下來。作家以克制的文字與敘事情感,寫透了“我”的無助、絕望,以及母親面對死亡的平靜。
鐘求是的短篇小說《比時間更久》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呈現了父輩對愛情的執著與堅守。作家力求在敘事策略上有所創新,小說以虛構與非虛構混搭的方式來延展故事,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虛構部分,作家以設置懸念的方式引出故事:年近八旬的父親以近乎固執的態度要求改名,改回年輕時的名字。改名后面則隱藏著一段久遠的往事,一個不能圓滿的愛情秘密。在非虛構部分,作家將自己置于前景,講述了一個似乎真實的人物“我的老師”的人生故事,并指認他是前面虛構部分的人物原型。這種虛實相間的寫法既給小說帶來創意,也使故事呈現出復調的效果,歷史與現實、真實與虛構相交織,小說也因此獲得了多重審美效應。當然,類似的敘事方式也為讀者的閱讀帶來了考驗,稍不注意讀者就會掉進作家精心設置的敘事“陷阱”,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迷失。讀完小說還會讓人陷入沉思:比時間更久的到底是什么?是隨風而去的愛情,還是對生命的執著?
城市中人與世界的關系復雜多樣,體現在夢想與現實、輝煌與沒落、愛與痛、生與死等多個側面。第五屆城市文學排行榜上榜的二十部小說,以各自特有的優勢,捕捉到那些人與城關聯的獨特瞬間,開掘出其中深藏的內涵。這二十部小說匯聚在一起,全面地展示了人與世界的多向度關系,它們于復雜、糾結之中呈現了多元化的審美效果。
三、生命的漂泊與荒誕
一部城市小說,如果僅有對城市外部環境,如街道、房屋、燈光等的描寫,而沒有更為幽微的對人內心情緒與情感的捕捉,那么它也是無法真正走入讀者內心的。本次上榜的二十部作品,之所以能夠觸動讀者的心弦,除了它們都比較細致地描摹了城市光影交錯的景觀,探索了人與世界多向度的關系之外,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這二十部小說都在不動聲色間觸碰了人的痛感神經,讓有過相似城市生活體驗的讀者能夠捕捉到暗流涌動的城市對人心靈世界的擠壓,引發情感的共鳴。
縱觀本次上榜的二十部小說中出場的人物,無論男女老幼,按他們出生地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作外來者和本地人兩個類型。城市外來者,指的是那部分并非土生土長于“這一座城”,后來因為工作、學習、生活等原因進入了這個城市空間,即從異鄉來到這一個都市空間的一類人。對于當下的這個都市空間而言,他們是新居民,是外來者。需要指出的是,外來者生命出發的原鄉并不一定就是農村。事實上,新世紀以來的城市文學很多時候已經打破了城市對面就是農村的思維定式。在新世紀以來的城市文學中,那些來到城市打拼的人很可能出生于城市郊區或者小縣城,來當前這座城市打拼,是因為比起他們原本出生、成長的地方,這個城市更加現代,更加發達與繁華。當然,也正是因為當前城市的高度現代化,這部分城市新居民的生活與工作節奏不得不比從前更快。他們忙碌地奔波在眼前這座繁華之城,無可奈何又無法停歇,內心的疲憊與茫然也因此暈染開來。如果要用一個關鍵詞來概括這部分城市外來者的心境,“生命漂泊”是比較恰切的。
漂泊,既指身體上的奔波,也指心靈上的無根與孤寂狀態。漂泊,意味著離開故鄉去遠方,或者由邊地向中心城市靠攏,甚至漂出國門與另一種文化相交融,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都會受到有形無形的沖擊和影響。和戰爭年代人的被迫漂泊不同,商業化背景下的漂泊,是人為了生活得更好而進行的主動選擇。漂泊過程中表面的詩意和內在的撕裂感,會給人的生活和內在的精神世界帶來極大的影響與沖擊,這就為城市小說表現生命存在的無意義感提供了空間。本次上榜的小說,有很多都涉及漂泊。小說中的人物,或經歷了生活的漂泊,或承受著心靈的漂泊無依,在無形中豐富了城市文學的審美內涵。李宏偉《云彩剪輯師》中的阿懶,顧拜妮《合租女孩》中的盧凱琳,張玲玲《獨居》中的孔霽,周嘉寧《明日派對》中的“我”與王鹿,羅偉章《從第一句開始》中的“我”,張翎《疫狐紀》中的“我”,白琳《贊助蘇珊》中的蘇珊,王蘇辛《遠大前程》中的劉源,都有過“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漂泊體驗。其中,張翎《疫狐紀》中的“我”,以及白琳《贊助蘇珊》中的蘇珊,兩位主人公的生活不只是身在異城更是身處異國。這份“生命漂泊”之感,讓小說主人公的城市生活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沉重。他們無處訴說又無法消解的茫然、失落、孤獨,也因此浮現在讀者面前。
與上述漂泊于城市的外來者不同,本屆排行榜有部分小說中的人物是如假包換的“城市土著”。他們在城市中有穩定的住房、工作、家庭與事業,他們的生命已經和城市建立起看似親密的關系。比如,田耳《突如其來的一天》中的占文,禹風《淞滬舊事》中的喬新甫與喬新成兩兄弟,鐘求是《比時間更久》中的周一憶,班宇《漫長的季節》中的“我”,王莫之《為薩克斯寫的藍色情歌》中的Y,錦璐《復調喀秋莎》中的艾老師,以及鐘二毛《晚安》中的“我”與母親等人,他們都是已經在都市空間中扎下根來的一類人。相比城市外來者,這部分本地人對城市顯然要熟悉得多,他們在城市當中留下的生命印記自然也更豐富和綿長一些。面對城市,他們似乎沒有那么強烈的“生命漂泊”之感。然而,他們依舊有自己要面對的生命難題,那就是個體生命如何面對命運的荒誕。田耳《突如其來的一天》中,占文與碧珊婚禮中頻出的各種意外已經讓人忍不住發笑,然而,比狀況百出的婚禮本身更加荒唐的,是新郎占文在婚禮當晚心底竟然對自己的老同學,同時也是自己婚禮負責人的邱月銘產生了曖昧的情愫。新婚當晚,新郎占文心里想的不是新娘,而是另一位女性。占文的這份隱秘情愫一下就沖淡了婚姻的甜蜜、喜悅與忠誠,他與碧珊的婚禮也因此落入了荒唐的境地。事實上,結婚快滿三年時碧珊就提出離婚,結婚才五年兩人就分道揚鑣,碧珊離婚后第二年馬上再婚,這些細節都在充分說明二人這段愛情與婚姻的荒謬。無論是愛情,還是婚姻,它們很多時候都是一個人生命存在的重要部分,可是在占文與碧珊身上,愛情與生活仿佛都是索然無味的,生命存在荒謬的一面由此可見一斑。
作家們透過城市人生活的斑斕,注意到了生命隱含的荒誕色彩。它打破了人們對一些事物的篤定思維,讓人產生在都市空間中似乎并沒有什么是真正可靠的、真正有價值的心理趨向。田耳《突如其來的一天》中占文與碧珊的婚姻如此,駱平《無盡夏》中李浩與王玉梅的往事如此,朱婧《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中“我”與太太間的關系亦如此。本次上榜的二十部城市小說,都不同程度地寫到生命荒誕的一面,這也反映出當前城市文學寫作的一個審美追求,那就是比起浮光掠影地書寫城市傳奇,作家們更傾向于從真實日常的城市經驗中去追問靠近幽微的、本質的生命存在。
近年來中國城市的發展突飛猛進,已經形成獨特的文明體系。小說是以感性的方式建構一個文學的審美世界,上榜《青年文學》第五屆城市文學排行榜的二十部小說,內在都有自身獨特的創造性和審美追求。二十位年齡結構、人生閱歷存在差異的作家,一起寫下了都市空間中的立體風景與永不重復的人生故事。這二十部小說合起來構成了關于城市的多聲部樂章,城市的發展與進步、撕裂與陣痛,都于文字中閃現迷人的光芒。
注釋:
①上榜的十部短篇小說是:李宏偉《云彩剪輯師》(《天涯》2022年第5期),朱婧《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青年文學》2022年第8期),鐘求是《比時間更久》(《人民文學》2022年第4期),張玲玲《獨居》(《湘江文藝》2022年第5期),顧拜妮《合租女孩》(《中國作家》2022年第11期文學版),班宇《漫長的季節》(《十月》2022年第3期),王莫之《為薩克斯寫的藍色情歌》(《青年文學》2022年第10期),錦璐《復調喀秋莎》(《廣西文學》2022年第3期),章雨恬《觀音洞》(《江南》2022年第4期),鐘二毛《晚安》(《當代》2022年第2期)。上榜的十部中篇小說是:葛亮《浮圖》(《十月》2022年第3期),周嘉寧《明日派對》(《十月》2022年第1期),默音《上海之夜》(《上海文學》2022年第6期),田耳《突如其來的一天》(《天涯》2022年第3期),張翎《疫狐紀》(《北京文學》2022年第5期),羅偉章《從第一句開始》(《芳草》2022年第2期),禹風《淞滬舊事》(《廣州文藝》2022年第2期),白琳《贊助蘇珊》(《芙蓉》2022年第4期),駱平《無盡夏》(《花城》2022年第6期),王蘇辛《遠大前程》(《山花》2022年第8期)。
②卓今:《新城市文學:在分裂、尋找、突圍中形成新的美學范式》,《文藝報》2025年3月28日。
③卓今:《新城市文學:在分裂、尋找、突圍中形成新的美學范式》,《文藝報》2025年3月28日。
④引自2022年度“川觀文學獎”小說獎授獎詞。
⑤陳曉明:《中國文學開創的現代面向》,《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10月19日。
⑥顧拜妮:《合租女孩》,《中國作家》2022年第11期文學版。
⑦朱婧:《我的太太變成了鼠婦》,《青年文學》2022年第8期。
⑧引自謝湘南:《寫都市人生活處境,深圳作家鐘二毛新書〈晚安〉出版》,《南方都市報》2024年3月4日。
⑨鐘二毛:《晚安》,《當代》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