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本修辭主義者的哲學

周曉楓《巨鯨歌唱》，讓我想到波蘭電影導演基斯洛夫斯基的《十誡》《薇羅妮卡的雙重生活》和《紅》《白》《藍》。基斯洛夫斯基用尖刀一樣的電影鏡頭，剔盡人類與人類、人類與這個世界之間的關系，對人性與自我做徹底性的剖析。周曉楓在現實中是一個隨和、寬厚而富有幽默感的作家。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巨鯨歌唱》里，卻變得冷峻而犀利，她把銳利鋒刃近乎無情地指向自己及其經驗。因為過多地涉及人性深處的冷酷與絕望，《巨鯨歌唱》更像一種籠罩死亡氣息、具有哲學意味的文本。現實的殘酷性和毀滅性使她以窮盡自我及自我意識的方式發出基斯洛夫斯基式的宗教與倫理學式的追問。

其中有一篇叫作《弄蛇人的笛聲》的文章，周曉楓竟然用一萬兩千多字的篇幅、工筆式的細致來刻畫一向最令自己恐懼的動物——蛇。在這篇文章里，以不可救藥的修辭主義者著稱和自嘲的周曉楓，以極大的忍耐來修飾和放大自己的恐懼，這種寫作行為在我看來幾近于瘋狂。我想在寫作過程中或結束后的重讀里，周曉楓一定被自己的文字一次次嚇得魂不守舍。對她來說，這真是一次冒險的寫作，但她或許覺得必須借此挖出自己體內的恐懼之根，也許她覺得這是她對于現實與人性的責任和態度。

我也屬于見到蛇便魂飛魄散的聞風喪膽者。最初讀到《弄蛇人的笛聲》時，只讀了一個開頭，便放在一邊再也不敢多看一眼。這在我讀周曉楓作品的經驗里是很另類的一次閱讀體驗。之前，她的作品有一種具有現實靈魂的生動感，對我來說，時常具有某種丁香、沒藥般的吸引力，往往是一口氣讀完才過癮，但《弄蛇人的笛聲》讓我卡殼了。但宿命的是，我不得不讀這篇讓我本能恐懼、排斥甚至拒斥的文章。因為要策劃、編輯一套當代散文名家的叢書，我必須一字一句地讀完《巨鯨歌唱》里的每一篇文章。更要命的是周曉楓把那篇致命的《弄蛇人的笛聲》排在《巨鯨歌唱》的第一篇。只好硬著頭皮去讀，而且要一個字一個字地讀——看來編輯也是一種致命的職業。中間不知停下多少次，周曉楓的修辭主義讓我感到強烈的來自生理本能的反應，如果不是適時停下來或者用強力意志壓迫自己，我隨時有可能跳起來或大叫數聲或把稿子扔在一旁，以排遣內心積壓的恐懼。過分的是周曉楓有著精湛的修辭技藝，她不厭其煩地描寫蛇那張令人恐懼的臉、毒牙及其注入肉體的感覺等，直讀到讓我兩腿發軟。不可思議的是面對這些細致入微像手術刀或雕刻刀一樣的細致到令人顫抖的文字，讓人無法想象周曉楓是在從來沒有直面過這種令人脊背發冷的直覺經驗下，一點點臆造出來的文字手術或雕塑想象。

一個作家為什么如此偏執地“折磨”自己和她的讀者？我仿佛能夠看到周曉楓在寫作過程中被自己的塑造物嚇得縮作一團。但她必須要寫出來，得以告別藏在自己和人性內部的恐懼和宗教式的疑惑，這是一直折磨她的、不得不面對的現實——直面現實的必須使她顧不上照顧自己被折磨的殘酷。實際上，相對于她之前的唯美而機智的修辭主義，她的文字已經有了另一種質感變化。原來她用修辭主義來表達人性的唯美和溫暖，現在她用修辭主義來表達人性的絕望和凄涼處境。原來的修辭主義是文學化的，而眼下她步入了哲學化的修辭主義。《巨鯨歌唱》多少使她僭越了她作為散文家的身份，至少是一種散文隨筆化的哲學表達。《弄蛇人的笛聲》是寫給那些深深為人性的恐懼與殘酷所折磨的人們的。我覺得《巨鯨歌唱》和她之前的文字一道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周曉楓——以其才情來說，她是一個文學化的個體，以其對自我和現實的誠實來看，她則是一個終極追問主義者。

最令人絕望的，是其中的《月亮上的環形山》。一個絕美的舞蹈演員無法忍受殘酷的現實逃到國外再無音信，剩下跳傘出身的丈夫——霍叔叔一個人照看一生都要躺在嬰兒車而且永遠不會長大的女兒。霍叔叔視殘疾女兒如生命。最后，隨著女兒生命的逝去，他像一枚辛勞一生的樹葉一樣從生命的枝頭飄落了。《月亮上的環形山》是我讀到的最令人感到殘酷的文字之一。周曉楓卻以唯美的修辭主義手法一點點把殘酷將讀者的神經摧垮，可謂“辣手摧花”。《弄蛇者的笛聲》像蛇吐信一樣“嗖嗖”地吐著恐懼與寒冷，體現一種修辭與思想美學，《月亮上的環形山》則有著人類命運的極端絕望與荒涼，有一種令人心碎的超越人類承受力的文字殘酷。在這里，周曉楓把她的修辭主義運用到了形而上的極致。

但說到這里只說了它們的一半，它們的另一半指向的卻是一個絕對而終極的存在：發自人性深處的恐懼、絕望和寒冷，到底來自人類的原罪，還是因為那位叫老子的智者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上蒼的冷酷無情？這是周曉楓一直試圖表達的宗教式的哲學命題，但之前的文字從未像《巨鯨歌唱》表達得如此徹底和絕望。作為一個終極主義者，我在周曉楓的表達中，看到的是蒼天的一顆眼淚。周曉楓卻以她的修辭主義試圖對人類某些既有的思想甚至終極，進行超越邊界的拆毀重建——的確，無論客觀或者主觀世界，我們不得不面對周曉楓筆下人性刻骨的悲慘和絕望的現實感。月亮是一種近乎奇跡的美麗象征，里面卻橫亙著堅硬而冷酷的環形山，周曉楓說：“在入睡者的夢境之上，是不可思議的奇跡。環形山懸浮半空，那最沉重的同時也是最輕盈的，最優美的同時也是最傷感的……”

還好，里面有一篇以《巨鯨歌唱》為題目的文章，對我的閱讀和編輯有一種精神上的補償。 《巨鯨歌唱》既是書名，也是這部散文集的一篇重頭文章，這是一篇舒展得有些過分的具有精神理想主義色彩的文字。里面可以看到周曉楓對于應然世界秩序的想象和建構，藍色的大海和龐然大物的巨鯨是其構造美學的框架。盡管這個世界充斥著藍色的絕望和海底世界般瞬間被毀滅的秩序，但我們的精神世界依然需要一種像大海一樣的鏡像和歷史的想象力，它或許會成為人類一種自救的方式與力量之一。

周曉楓為什么不滿足于一個純粹作家的角色而頻頻向自我認知亮劍并逼向這個世界？從這本書的其他篇章里或許能夠找到答案——《盛年》 《夏至》《毒牙》《獨唱》《齒痕》等可以說是周曉楓精神演變的文字見證，構成了周曉楓的精神成長史和她成為文字思想者的成因。它們是她含著眼淚的歌唱與成長，從中可以看到周曉楓精神蛻變的過程與細節。這些文章與《弄蛇者的笛聲》《巨鯨歌唱》《月亮上的環形山》等構成了一個寫作者完整的精神與思想生態，而其中刻骨的痛感是其思想生長的聲線。在《齒痕》里，周曉楓被可惡的牙醫誤導進行齒形矯正，每天被巨大的疼痛所控制，有時會在高速公路上停下車來，在路旁哭一會兒，但她沒有把怨恨歸結給不負責任的牙醫，而是指向自己對人性輕易的信任和自我狀態的恍惚——是什么使她對這個自己早已習以為常的世界再一次感到驚訝和不解？

但這里必須要看到周曉楓所做的精神掙扎，在整本書中周曉楓似乎都不得不面對兩種力量，一是時代精神所挾裹著的物質主義，二是在一個以男性作家為主導的話語權里，她必須要面對寫作的庸俗主義和話語強權。周曉楓極有個性的寫作是否意味著在男權主義社會里，一種女性主義或個性主義寫作的難度？

讀完《巨鯨歌唱》這本書之后的夜晚，我幾次遇到多年沒有光臨的夢境之蛇。我的恐蛇后遺癥像一個致命的吸毒者，被一本冒著寒氣的書所撬動，又一次讓我陷入一種精神的致命復吸，讓我不得不又一次面對自己內心深處的陰暗。但周曉楓或許可以借此治愈自己作為寫作者的疾病并把自己的精神空間拓展到另一個領域。周曉楓在《巨鯨歌唱》這本書里，沒有給自己預留任何余地，像一個在無影燈下手執手術刀的外科醫生，劃向自己靈魂深處和這個世界的痼疾。說實在的，這的確讓人覺得有點“心狠手黑”！

也可以說，《巨鯨歌唱》讓周曉楓成為一個習慣把自己逼到死角的作家。

動物界法則和理想秩序

我一直想為秩序這個看起來令人困惑不解而備受歪曲利用的概念，尋找一種非人類規則的注腳。我甚至懷疑人類的智力為何能制造出這個相對主義的概念，認定這個世界上一定有其借鑒原型。這個固執的想法讓我吃盡了苦頭，但沒有想到此問題會在一部書里得以迅速輕易解決。它是新散文作家周曉楓的《斑紋：獸皮上的地圖》，其中所寫的動物界法則——一個似乎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卻讓人類絞盡腦汁的道理，幫我解決了疑問。這是一部寫動物和人類生存狀況及其關系的書，那天和朋友一起去書店，他幫我買下了它。

秩序，這個在動物界或者更大的系統內存在的普遍法則，是使整個世界正常運轉的基本保障——平等是它不可分割的另一面。我想，這個現實原型一定照耀過某位哲人，讓他在這個如阿基米德發現浮力一樣的重大發現中欣喜若狂，然后把它放進人類社會這個“難題實驗室”里去。只是他沒有說明這一類似天啟的原型基礎，轉而進入人類游戲規則的研究，或許他不愿意泄露這個秘密……最后秩序主義理念漸漸形成（對秩序主義及各種偉大思想和觀點我一直相信某種天啟說——也許我的這種固執在有些人看來有些荒唐可笑）。但應該說這個實驗也暴露了人類的弱點，當把秩序主義的結果放在人們面前時，困惑和困難也同時接踵而至。人類社會發展過程對人性部分的異化程度已讓人黑白不分、本末倒置，這個理性主義至上的族類已經變得對一切都不再相信，對簡單和平凡等基本現象失去了理解力——經歷過苦難的人類，像一個智力一般的學生，在學習方程及微積分等高級復雜的運算之后，連對一道曾經做過的小學四年級的應用題也束手無策。人類習慣于忘記苦難并把苦難轉嫁給別人，酷像藤蔓植物瘋狂地生長，自己失掉根之后靠寄生和榨取異類而生存。這對人類這個族群而言，無論如何都是一種悲哀。

這種原型推演原理其實非常簡單，周曉楓的《斑紋：獸皮上的地圖》用了一半多一點的文字便告訴了我們這一點。動物界同類之間的自由和平等法則以及整個物種發展平衡的規律本身已經告訴我們平等秩序對于整個世界的意義，讓人產生終極意義上的敬畏。進而在人類社會倫理制度的實踐中說明，這一問題對人類這一物種的發展有多么重要的借鑒意義。但為什么拒絕“模仿”？或為什么在“模仿”時出現了問題，有時甚至不惜流血，難道是對這一法則的誤解、歪曲和利用？人類把這一切搞復雜了嗎？還是人性的“惡”所致？問題的實質是人類平等秩序的規則和規律往往以其反面進行，并且以它們作為虛偽的幌子，這種違犯基本法則和規律的行為有時卻在大地上得以大面積上演。人類在“模仿術”中露出其拙劣、丑陋、兇惡的一面，這是一件最令人傷心失望的事情。有時這會讓人產生一種人類在動物界面前幾乎不值得一提的想法——或許飛鳥的一個動作或事件的純潔性和純粹性，便可以讓處心積慮、窮兇極惡的物種不堪一擊。事情就這么簡單——遇到問題時向自己的其他物種學習，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人類仍然沒有學會。難道人類不屑于還是不善于學習和借鑒？但這個極端瘋狂的族類在滿足自己的貪婪時，卻從來沒有手軟過，為達到目的從來不惜任何代價，這是地球上這個最龐大的族群最讓人嘆服、驚訝和無奈的地方，可笑的是人們卻借此相信自己具有統治宇宙的能力。

看了《斑紋：獸皮上的地圖》或許一定會讓人知道什么叫作人類處境的尷尬和荒唐——這種尷尬和荒唐的事情終于發生了（其中包括作者自己所感到的尷尬），而且以現在進行時的狀態進行著，而這一切讓作家感到觸目驚心。

周曉楓所重視的，不是人類以權力和利益為最高規則的“現實”，而是人類對規則的破壞程度，以及重建或創造一種規則、探討一種人類與世界萬物和平相處的可能性，但這讓她感到滿目瘡痍和個體的無力。在深感萬物自由平等之珍貴同時，她只好為處于金字塔頂上的人類“自制”的各種規則，對其他族類的侵犯和傷害而懺悔，甚至在絕望地、以一己的力量補救著人類的“過失”。在這個世界的“大傷”面前，面對這個族類的“發展史（血腥史、殺戮史、災難史？）”,她的心靈可能有太多類似天啟的預置的傷——一種疼的預置產生于一個生命誕生以前很久的時光，它可能產生于人類向動物界放出的第一支呼嘯的冷箭或同樣冰冷的子彈。她向往并試圖維護一種她認為更加公正的法則，并把公正規則的維護看作是生命的一部分，值得一生身體力行的事情。動物界法則，這一在她看來更具有世界性法則意義的規則雛形，恰恰是一直為人類社會所忽視或漠視的精神財富借鑒。而且，像信守諾言一樣，她已經養成“ 已是多年的習慣，我至今常去動物園，帶上水果、面包之類，這讓我有種錯覺——仿若探視病床上的家人，我去看望鐵柵后的它們”。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看望，而是在堅守和維護一種規則、道義和人性底線，這種類似有點絕望的“無力”卻是維系著拯救自己靈魂和人類精神的紐帶！

我不敢想象她靠近和飼喂動物時的動作和眼神。當她對它們流露出動情的憐憫之色時，她一定沒有想到，她是在為這個世界規則之外的整個族群贖罪，還是為自己作為殘忍族類的一員而自救。盡管她知道自己的這點“幫助”微薄而無力，但還是堅持這樣去做，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微薄和無力”，讓她幾乎付出了全部心力，她甚至為去見那些備受傷害者而精心打扮自己。她感到一種深深的“疼痛”，或許這種“疼痛”源于人類在秩序和規則普遍失卻后的同類的痛和孤獨——人類建立了一種獨立于整個世界之外的規則并視這個世界為己有而把自己與世隔絕起來。這是災難的開始和必然——其實人類是寒冷孤獨的。她在仍然這樣做的同時，感到自己有必要先在心底制造一種平等規則，以維持整個世界的平衡，或許只有這樣做才能讓她感到自己及同類才是真正有力的。也許很久以前，她已經開始做了，她把這些經歷和感受一點點寫在紙上，在心中建立并完善一種規則（其實是在建立和完善一種世界秩序）——或許她覺得只有這樣為自己的族群求得的寬恕才更體面些，不至于使自己所屬的族類顏面和尊嚴盡失（如果還有尊嚴可言的話）。她似乎和動物們之間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動物們牽動著她，與它們往來讓她感到沒有任何界限。爛熟于心的動物界法則對她已不是問題，她有著更高的具有秩序主義色彩的人類理想和夙愿——人類與整個世界的融洽相處（其實這已是一種最低要求）——不要說人類對動物的虐殺，想一想對同類的殘忍便足以觸目驚心，令人驚異于這個叫作“人”的族類的兇殘了。或許這些是她讓自己降低標準的原因，滿足于與動物界哪怕一時的相聚，但這種反差和張力讓她在文字中最大限度地追尋世界普遍規則的終極意義。

在周曉楓的道德倫理譜系中，人類應該是宇宙間一種和眾生平等的族群，但正是這個她身處其中的同類卻擁有最強的殺傷力和破壞力——人類在破壞自己生態平衡的同時破壞著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她感到了自己的無力和弱，并且無可選擇——只能選擇用文字工整地記下眼前發生的一切，盡力給那些受傷者一點關愛，試圖用文字和自己的行動讓眼前的世界變得美好一點。她深知，這個世界之所以這樣血腥彌漫戰火紛飛，也許是因為人性的貪婪和驕傲。盡管這似乎已經變成人類本性的一部分，但她依然希望有朝一日，那個曾經給予自己愛和自己依然愛著的世界，一覺醒來，陽光明媚——這個具有世界主義色彩的理想不能不讓人深受感動，并為人類的罪惡而懺悔祈禱。或許她最想說的，是如果人類早一點放下絕望的屠刀，那個曾經美好的世界秩序或許可以最大限度地復原，人類應該學會如何和整個世界永遠和睦相處，這是人類之所以成其為人類的必備要素和基本本領。但她沒有這樣做，她也沒有像哲學家一樣刻意去為人類尋找一劑生澀枯燥的良藥，她感到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用最為樸素、簡單和純粹的文字和行為去解決這個問題，這反而讓她站得更高，得以通過這些有心靈和靈魂的文字，讓她試著尋找一種“世界規則”和“世界秩序”，即在相互尊重平等的基礎上的愛的規則——只有在一種大愛的秩序下，才能使世界真正能夠做到秩序下的平等，得以和平相處。

《斑紋：獸皮上的地圖》，周曉楓用樸素而簡單的道理和文字，塑造了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世界規則和動物界神話，這些文字的張力又一次讓人感到生命能量爆發的不可思議，一個單薄身軀怎能容納如此珍貴的心靈和無邊的愛。它讓人想到世界力量的源頭。這讓我不禁想起因試圖創造一種“大地規則”而仆倒的散文家葦岸先生，他說：“我欣賞這樣兩句話：‘人皆可以為堯舜。’‘上帝等待著人在智慧中重新獲得童年。’在這個世界上，我覺得真正的作家或藝術家，應是通過其作品，有助于世人走向‘堯舜’或回到‘童年’的人。”這些讓人感到寬闊、博大和謙卑的文字，應該是人的一種基本品質，人類卻把它遺棄了，但在今天以至很遠的將來它們會日益呈現出其基本價值和遠見卓識，人們遲早也會明白我如此表 達并非故弄玄虛和聳人聽聞。

周曉楓找到了她的“世界法則”：在她眼里鳥兒是靠近上天最近的族類，這也是在她的文字中最多提到的一點，它仿佛不停地提醒著人類的遺忘。她說，“上帝的財產有著公正的分配方案，每種生物都擁有應得的一份。但是我們強占了土地和森林，還不想給原有的主人留下最后一口活命的糧食……今天我需要足夠的耐心，來為父輩的錯誤請求原諒”；“我把瓜子和松子一類的堅果嗑開，然后把仁兒作為禮物。通過食物的間接傳遞，我的嘴唇親吻了它們小小的喙。經常咬嗑瓜子，我的門齒留下一個不易看出的缺口，這是我最光榮、最甜蜜的一次負傷。”這是她對待鳥類最卑微的平民——麻雀的態度，而且同樣事無巨細地和其他的族類和睦相處；但借此逐漸建立的“世界規則”，并未把她所質疑的人類規則排除在外，她依然像愛萬物一樣愛著有著罪惡感的同類——“我們不能對人一律貶斥，對動物一律謳歌，因為要想在這個分配不均的世界實現絕對的平等是不可能的，提倡平等精神不過是期待對強者的感化和對弱者的安慰，在近似平等的狀態下，已涵蓋了強者對弱者的寬宥和讓步。聰敏的人類雖是世界的靈物，得到神的格外垂青，但我仍然覺得，人的任何驕傲都應維持在有限的量內，當他濫用著某種特權，他實際上正在違背著天恩。”法則和秩序逐漸清晰完備，這或許讓她心里得到些許安慰。但人們往往不知道豐富心靈的下一行文字會說些什么，這個無意用文學制定出“世界規則”的人又去做了些什么呢？

秋日的陽光淡淡照耀著，樹葉緩緩飄逝下來。我穿著一件熨帖的羊毛衫，坐在動物園的長椅上冥想著。我不知道動物是怎么看待我這個披著羊皮的人，但我知道，我此刻的溫暖是動物給予的，是它們脫下了唯一的衣裳，披在了我的肩上。（周曉楓《斑紋：獸皮上的地圖》）

她以這種方式為受傷者和自己療傷，尋求應有的安慰和世界的法則——這世界需要這種溫暖，這是人類最為珍貴財富的一部分。我渴望大地上持有這種“大地規則”和“世界法則”的人漸漸多起來，并作為一種珍奇的族類布滿大地——人們遲早會明白這一切對這個世界有多么重要，大概此時會有大批的人像周曉楓一樣默默地正做著可以稱為大地上最為崇高的事業吧。借此可以看到上蒼為人類劃定的無限廣闊的疆域，像人類的長城一樣在大地上逶迤綿延，世界性法則和人性的秩序于此顯現出其一直不為人們所重視的珍貴——它們時刻以它們自己的方式保護著大地和所有族類。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有朝一日能隨周曉楓去一次動物園，親眼看她飼喂那些受傷的“異類”，并試圖伸出自己已經罪惡的雙手，靠近那些上帝的生靈，洗凈自己，以使自己的靈魂有資格到她的“動物界法則或自由理想”里徜徉——以同情弱者的底層意識作支撐的法則或理想，顯示著一種“弱”的力，它支撐著這個世界，而這往往是一個生命的一種潛意識行為——它可以叫做終極之愛！

我想象不出，世上還有什么比這種源自生命的內在規則和秩序更珍貴。

寫作者必備手冊

一直被一種對文學的近乎崇敬的心理壓得喘不過氣來，與其說對文學的熱愛，倒不如說是對它的恐懼更恰當。時刻生活在這種恐懼和緊張中多么可怕——僵硬，狂熱，瘋狂，神經質，像在廝殺和囚禁中的動作僵硬變形一樣，活著便成了一尊使自我變態廢掉的雕塑。我對此深有體悟，上學時學鋼琴，為了更好地自我表現，故意裝腔作勢，做出一副大鋼琴家的模樣，弄得自己手指、手腕乃至全身僵硬，神經緊張，最后琴沒練會，卻練出了一身毛病。后來，這種僵硬轉移到寫作上，一坐到電腦前便渾身緊張，仿佛非一下寫出傳世之作不可，這使我苦不堪言，曾一度使我幾乎精神失常。后來告訴自己，我本不愛文學，只不過愛因其而來的名聲和各種好處、虛榮心在作怪而已。直到讀到周曉楓《醉花打人愛誰誰》這本可以完全放松解除自己武裝的書，感覺自己一下被徹底解放了，心里由衷地感謝她。在她率意自然而又透著智慧幽默的盡情揮灑的字里行間中，感覺自己像從死里復活一樣靈魂輕松愜意。套用她書里幽默語氣：讀這些文字真像親人一樣，而對自己的那些僵硬文字感到字字面目可憎。

《醉花打人愛誰誰》是一本真正能夠解除寫作恐懼綜合征武裝的書，是給凡是患過寫作緊張恐懼綜合征的人的一劑良方猛藥。周曉楓是一個寫作極其認真的作家，認真到因寫作而“折磨”自己的程度。不難想象她曾為寫作所吃的苦頭——寫作之于她無疑是靈魂的一次次質變羽化，可想而知其難度和痛苦蛻變程度。雖然在生活中她是一個給人一種幽默感和輕松感的人，但還是沒想到她忽然用這種方式寫出這樣一本書來，她一貫認真嚴肅的新生代裂變派現代寫作風格，給人以強烈的閱讀心理反差。這無異于一個品質優秀遵守紀律的學生忽然干出一件“殺人越貨”的事件，其讓人驚駭的程度可想而知。也可以稱為一件容易被忽略卻非常重要的寫作“謀反事件”，借此周曉楓可能要開始實現她的“不可告人的寫作目的”——經過十幾年的操練，這個一直對文學表面上抱以緊張、矜持甚至羞澀的寫作者，終于對其對手拿出了自己的“兇器”，圖窮匕見一般“陰險而原形畢露”。周曉楓說：“我習慣的文體是散文，要吊嗓門，非字正腔圓上不得舞臺——久而久之，培養了我對寫作的緊張情緒。常常佩服別人的縱情自如，到了自己，還是不能清唱。這次寫得任性，打開電腦就敲字，幾乎感覺不到腦體付出，沒多久就是十幾萬，讓我意外。”其實，這也許是一種“自救”，文學的鋒刃時刻寒光閃閃，她曉得若繼續自己原來的寫作狀態會是自己怎樣不愿意看到的嚴重后果，被文學的利刃誤傷也未可知。她已積聚了足夠的力量，于是長舒一口氣，開始了文學方陣上武林高手般的騰、躲、閃、挪，身形輕盈，步法如飛，一劍封喉，談笑間灰飛煙滅，收劍時有一種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內力。的確讓人不由有一種喜形于色的閱讀快感，一部書就這樣表演秀一般輕松拿下。如果預測一下的話，周曉楓的這本書將是她由一般寫作殺手走向高級職業寫作殺手的轉折點。這預示著周曉楓的寫作下一步會走向脫去外殼的本真，蛹脫下外殼，羽化為漂亮的蝴蝶——它認為這樣的飛舞天空最美麗。

然而，就文學本身來說，文字寒光閃閃之中，這的確不只是一件十分好玩的事情。從專業角度來說——無論從純文學意義上，還是從文本意義上來說，這樣的寫作都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它所采用的材料司空見慣，比起那些讓人感到“刺激”的泛濫成災的類型作品，從這一點上已經輸了大半，人們對這類材料肯定已經提不起任何精神。這真是一種讓人捏把汗的選擇，一向苛刻得讓人吃驚的周曉楓，這次卻像抓柴草一樣隨便將手伸向尋常生活，這的確讓人有點替她著急——材料選得也太平淡無奇了。看到這里，心里似乎明白了：周曉楓可能寫累了，想玩玩兒文字。然而，可謂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在整體流暢、機智、幽默的寫作風格下，一種人生境界隨著啪啪敲鍵手指如雨滴般地起起落落，一點點凸現出來，雕刻時光一般隨著歲月塵屑的落下而毫發畢現，生生把乏味甚至低俗的日常生活做成了一件纖塵不染的藝術品。這種“輕松”的寫作方式無疑必須以足夠的底蘊、背景、技術等精神資源做支撐，沒有果敢自信的心與銳利之劍，斷不敢貿然如此行事，這樣的選擇亦足可讓人滾鞍落馬。這種極容易墜入貧乏庸俗深谷的下場，有坊間大量使人耳目昏聵的惡俗塵囂尸骨紙堆為證。用北京幽默方言連綴在一起的情感生活故事和平常人物圖畫，寫起來不墜入俗套的可能性就此類文字泛濫程度而言沒有足夠的精神背景和寫作定力概率幾近于零，可以說周曉楓在跟自己開一個不小的玩笑，所以說周曉楓“打開電腦就敲字，幾乎感覺不到腦體付出，沒多久就是十幾萬”這種極具迷惑力的話千萬不能相信，她的這劑偏方也并不是隨便某個人都能輕易上手的。就這本書而言，說周曉楓是一個手起劍落、殺人如麻的文字兇手一點都不過分。那些被斬者甚至來不及呻吟一聲便被結果了性命。

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這本書的文本意義。中國人習慣了文以載道，凡寫作即要端起架子，一副治病救人的悲憫救世面孔，寫作尚未開始自己就先自我神圣得僵硬了。于是，文學酷似一種刑場，讀者和作者之間本應其樂融融的關系驟然變得緊張起來，有點如同劊子手與囚犯了。作者頭上仿佛永遠懸著的那把達克斯之劍令人時刻戰戰兢兢如臨大敵，多少才華和心血都在刀光劍影般的恐懼中空耗掉了，何況還有林林總總的社會與心理原因，使寫作者不快樂、不自由。這種寫作的折磨此前似乎一直壓抑著周曉楓，《醉花打人愛誰誰》終于給了她一個向形成寫作習慣習俗的社會、心理、他者、自我等因素報復的機會，所以她的劍揮得毫不手軟，甚至可以說非常快意。借此，她將長期禁錮在自己身上的一層厚厚的外殼和盔甲刺得粉碎。這樣寫作的意義就不單是對其寫作者本人的，更具有普遍意義，對那些凡是有過寫作緊張恐懼綜合征的寫作者，無疑是一種福音。文本隨意而保持在非常高的敘述高度和品質層次上，不像那些隨意而痞氣十足一度泛濫的文本，其內涵和格調一直保持在非常高的精神層次上，隨意率性自由個性張揚而又不對寫作本身構成傷害和負面影響，這樣的文本在污染成為時髦的空間尤其可貴和稀有，這是由其背后良好的寫作品質決定的。寫作不管如何自由，對文字、語言和文學本身類似古典頂禮膜拜意義上的尊重，使文字成其為文字、語言成其為語言、文學成其為文學，使其煥發出本身的古老魅力，大概是一個寫作者最起碼的素質——想到那些野蠻地驅趕鞭撻著文字，為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擇手段糟蹋語言、任其痛苦呻吟的兇狠寫作文本，令人擔心古老漢字的清清源頭被破壞得慘不忍睹痛苦不堪，想著那些長期被虐待的文字，真讓人有一種痛心疾首之憾。所以，愈益顯出精神清純、曲高而平易之文本之珍貴，從寫作心態上的放松自如，到文字語言自然釋放般的寫作， 《醉花打人愛誰誰》的文字煥發了本身固有的點石成金和撒豆成兵的語言神奇。

“坦率地說，我樂于享受現在的寂寞，安全，又超然物外，環顧周圍的男歡女愛，我喜歡自己在刻薄里保持的冷靜態度。”“美德這個東西，是特別沉重的一種氣體，所以人們才說它是財富，有種物質般沉甸甸的重量，如果不經常做好事，放下一些美德的包袱，一個人會被壓死的。他不得不如此呵，讓一個好人不做好事，比讓一個壞人不做壞事難多了。”“民諺說得好：別在一棵樹上吊死……只要找到兩棵樹，那你就不是上吊，而是上吊床了。”

從中國人寫作慣性和文字原初意義上，說周曉楓的《醉花打人愛誰誰》這本書是一個書寫史上為數不多的對寫作者有益的文本是不過分的，也可以說是一本為寫作者而寫的一本書——在很大程度上，它已超出了文學本身的意義范疇而凸顯其為數極少的文本意義了。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值得紀念的文字事件。不過，這種故意可能連周曉楓自己也不一定能夠非常清晰地意識到的意外收獲的“歪打正著”。

文字的幽默和率性并非能夠隨意為之的，它至少需要寫作功力、一顆平常心、足夠的底蘊和自信、健全的人格、超脫和智慧等做支撐。一個人做到板起面孔正襟危坐進行說教比較容易，做到在嬉笑怒罵和幽默自然中體現自己的人格理念和人生境界，撕下那層一本正經的遮羞布而身體力行，不僅是一種境界，更是一種生命底色的昭顯，這種首先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得一覽無余的坦誠做法——虛偽是不可能帶來智慧和幽默的，不僅需要一雙正視自己的客觀之眼，更需要藝高人膽大甚至殺人越貨的靈魂灑脫和絕世武功。人們總是試圖改變自己，像一個鄉下人來到城里，面對忽然陌生和斑斕的世界，努力調整自己適應，但很難說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自己，而說這種改變是更好地回到原來自己的方式也許更恰切些。靈魂總是利用一些技術性問題耍一些花招，有時甚至連自己似乎也能被迷惑，過一段時間才會發現完全不是這么回事。靈魂還是會按照自己的路子前進，雖然有時會用一些類似欲擒故縱之術。《醉花打人愛誰誰》就這樣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和方式寫成了。

有時，見到周曉楓會有一種意外收獲，好像忽然發現她仿佛身高竟然一下增長了很多，這是否與她的寫作有某種相似性。所以我特別感謝周曉楓，因為她的這本書，我或許能夠解脫自己的寫作心理綜合征。那樣，真要說謝天謝地了。好吧，讓我們深呼一口氣放松下來，開始讀這本叫作《醉花打人愛誰誰》的意外之書吧！

（作者單位：漓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