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電影《731》正在熱映。銀幕上的微光猶如一把鑰匙，打開歷史幽深的大門，讓我們看到人類歷史上極其黑暗的一頁。很多人可能難以想象，這一頁也曾發生在北京著名的文化古跡——天壇腳下。

抗日戰爭期間，駐扎在天壇神樂署的侵華日軍（甲）第1855部隊，把昔日神圣的禮樂殿堂，變成生產細菌武器的魔窟。華北大地數以萬計的戰俘和平民，被這里生產的細菌武器殘害致死。這支罪孽深重的侵華日軍細菌戰部隊，又被稱為“華北731”，其細菌戰罪行，實際上比731部隊更猖狂、更頻繁，也更隱蔽。由于日本戰敗時證據被毀，戰后銷聲匿跡，這支惡魔部隊鮮為人知。

直到新中國成立后，審判日本戰犯時，原1855部隊隊員披露了部分罪行。此后，經過中外學者數十年不懈地調查、研究，1855部隊的檔案、名冊、照片等陸續被發現。這支惡魔部隊的面目，如今愈來愈清晰。

“虎烈拉”肆虐北平

1943年8月，一場突如其來的“虎烈拉”，肆虐北平。

“虎烈拉”即霍亂，甲類傳染病，傳染迅速，死亡率高。感染者沒完沒了地上吐下瀉，嚴重脫水，渾身痙攣，如果不及時治療，幾個小時內就可能虛脫而死。

據日偽北平防疫委員會統計，截至當年10月底，北平共發現霍亂患者2136人，死亡1872人，其中路倒死亡92人。老百姓談“虎”色變。

“城門口進出城的人排成長隊，城門外排放著十幾口大缸，缸里全是漂白粉消毒水，出入城的若帶有食品，不管生熟，日本兵奪過來一律扔在大缸中浸泡消毒，之后再甩給你，至于能吃與否，日本兵則一概不管。”文史名家胡金兆在《見聞北京七十年瑣記》一書中回憶道。

石景山是疫情重災區。當時，石景山有日軍的制鋼所和發電所，里面做苦力的都是中國人。他們住席子搭起來的窩棚，四五十人擠著睡通鋪，生存環境十分惡劣。很多工人被“虎烈拉”奪去了生命。

北京市財貿管理干部學院高級經濟師繆克灃，親歷了這場霍亂。他曾撰文回憶：

“日本人都戴著發的口罩，和中國人隔離開，就連監工也都遠遠地躲避。但晚上會突然竄進窩棚偷襲查看，發現有從鋪上爬不起來的人，不論什么原因都認定為‘虎烈拉’，朝臉上撒一鐵锨白灰，這一鐵锨灰撒上去，好人也離死不遠了；然后在腳脖子上套上一根草繩拉出窩棚，帶著氣兒就扔到廠東邊兒的大坑里。說是隔離不再傳染，實際上就是喂野狗吃了。”

最讓繆克灃痛心的是，“在石景山發電廠南邊的大坑里，裸露著一大片白森森的人骨。那是得了‘虎烈拉’被日本監工隔離扔到坑里后，遭野狗啃剩下的白骨！”

“虎烈拉”為何肆虐京城？占領北平的日軍宣稱，“虎烈拉”是自然發生的，北平是霍亂“病原地帶”。很多老百姓都以為，這是吃混合面、喝涼水的惡果。

直到日本投降后，新中國審判日本戰犯時，戰俘長田友吉才道出這場霍亂背后真正的元兇。

1943年7月，長田友吉作為日軍第59師團第54旅團第110大隊衛生兵長，與華北各日軍部隊抽調的200多名衛生兵，在北平參加了一場培訓。培訓內容是霍亂、傷寒、赤痢菌的檢索，活體解剖演練。

培訓約兩個星期后，北平霍亂暴發。長田友吉所在的這支受訓隊，正好被安排在北平進行霍亂的檢索行動。這顯然早有預謀。長田友吉供認：“1943年8月北平發生的霍亂，可以肯定為日軍謀略所致。”

事實上，這場霍亂是日軍的一次細菌實驗，目的在于實驗霍亂的殺傷力和他們對霍亂流行的控制力。而精心謀劃實驗的，正是駐扎在北平的侵華日軍（甲）第1855部隊。

“防疫給水”的外衣

“1855部隊是日本在中國建立的第二個細菌戰基地。”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謝忠厚告訴記者，“由于它比731部隊隱藏得更深，多年來少有人知。”

今年87歲的謝忠厚，是國內最早研究日本細菌戰的學者之一。早在1982年，他在一份冀中根據地的衛生資料上，第一次看到“病菌戰”“毒氣戰”的記載，“感到十分震驚，但苦于沒有多少資料，沒辦法進一步研究。”

直到上世紀90年代，謝忠厚參與了中日共同開展的“日本侵略華北罪行研究”項目。他帶領同事及河北各地的數十位學者，和中央檔案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合作，進行了將近8年的資料搜集和挖掘。

在散落各處的檔案資料中，謝忠厚發現大量日本戰俘的證詞、中國受害者的控訴書和中國官方與民間的調查資料等，才知道日本在侵華戰爭中，用滅絕人性的細菌武器，犯下罄竹難書的反人類罪行，在歷史上卻被隱瞞了下來。他決心學“捉鬼的鐘馗”，把罪惡的黑幕揭露出來。

謝忠厚說，二戰期間，日本是所有交戰國中，唯一一個大規模使用細菌武器的國家。而中國則是唯一一個被大面積、多菌種攻擊的國家。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諜報部門就積極搜集細菌戰情報。“日本沒有充分的五金礦藏及其他種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務必尋求新式武器，而細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種。”日本細菌戰魔頭石井四郎曾毫不避諱地說：“缺乏資源的日本想要取勝，只能依靠細菌戰。”

在石井四郎的積極鼓吹下，1932年，日本在最高軍事醫學院陸軍軍醫學校建立了細菌戰研究室，對外稱“防疫研究室”。

謝忠厚向記者解釋，“所謂‘防疫’，是對日本自身來說的，實際任務是研究細菌戰的戰地供水和大量生產細菌。該研究室還發明了石井式濾水器和石井式鋁制細菌培養箱，配備全軍，后來成立了‘防疫給水部’。”

石井四郎把細菌戰研究分為“攻擊研究”和“防疫研究”。其中，防疫研究可以在日本本土進行。但攻擊研究必須在日本之外進行，以確保有充足的實驗“材料”——活人。

九一八事變后，1933年，日本秘密地將東京“防疫研究室”遷至中國東北哈爾濱市南崗區宣化街一帶，同時在五常縣背蔭河設置細菌戰劑工廠、生體實驗室和靶場、監獄等，改名“石井部隊”。從此，“石井部隊”成為日本關東軍的細菌戰部隊。

1936年8月，根據昭和天皇敕令，石井四郎的細菌研究室改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隊”，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第731細菌戰部隊。同年，日本又在長春設立了以軍馬防疫為名的“關東軍軍馬防疫廠”，對外稱“滿洲第100部隊”。

七七事變后，日本急于征服中國，但731部隊和100部隊的細菌武器，尚不能滿足日軍大規模細菌戰的需要。于是，1937年日軍占領北平后，開始在華北籌建第二個細菌戰基地。至1939年前后，日軍先后在華北、華中、華南建立了三大細菌戰基地。

這三大細菌戰基地在日軍每個師團、旅團都配建有“防疫給水班”和“獸醫防疫班”，也就是細菌戰部隊。從此，他們打著“防疫給水部”的幌子，像幽靈一樣，活躍在中國的各個戰場上。

日軍占領北平后，迅速占領了位于天壇神樂署的中央防疫處，設立“華北駐屯軍臨時野戰防疫部”，后改稱“華北方面軍防疫給水部”。這是繼731部隊之后，日軍建立的第二支細菌戰部隊。由于華北方面軍的兵團代號為“甲”字，故其秘匿番號名稱為：華北（北支）甲字第1855部隊。

中央防疫處，是當時中國最高水平的微生物、藥物研究和疾病防疫機構，擁有生產血清、疫苗等生物制品的各類設備。“日軍占領這里的意圖很明顯，就是要沿用原有設備，生產細菌武器。”謝忠厚說。

1940年2月，日本天皇正式簽發由陸軍參謀本部遞交的編制方案，1855部隊形成完善的組織系統。經統計研究，在1855部隊中，核心管理層有16人，其中11人都直接或間接來自731部隊。也就是說，1855部隊是在731部隊的指導和支援下建立的。

菊池齊是1855部隊部隊長，來自日本陸軍軍醫學校防疫部。擔任次任部隊長的西村英二，既是石井四郎在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的同事，也是參與石井四郎在哈爾濱背蔭河創建細菌戰基地的主要成員。

1855部隊本部也稱總務部，是日軍在華北地區進行細菌戰研究和實施的指導機關。駐扎天壇后，1855部隊不斷擴展駐地范圍，在周邊修建了大批建筑。其中包括7棟病房、100多間工作室、70多間小動物室和儲存各種劇毒菌種的192平方米的地下冷庫。如今，地下冷庫和水塔仍然存在。

日本投降后，中國政府接收1855部隊的資產登記表上記載：該部駐地總面積有62.7萬平方米，幾乎與故宮相當。后來，經北京市崇文區（今東城區）地方志辦公室實地考察，發現其中包括現在的中國醫藥生物制品檢定所、天壇神樂署、北京口腔醫院、北京天壇醫院及部分居民區，面積相當大。

實際上，1855部隊的駐地范圍，遠不止天壇周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第二天，1855部隊強占了協和醫院和北平圖書館西鄰的靜生生物調查所。后來，其本部下屬的第一課遷入協和醫院，第三課遷入靜生生物調查所，本部和第二課仍在天壇神樂署。

“據戰時日本陸軍中央將校井本熊男的工作日記《井本日志》記載，起初日軍計劃占領的是清華大學，后來可能因為形勢，改為靜生生物調查所。”湖南文理學院湖南省侵華日軍細菌戰罪行研究所所長陳致遠告訴記者。

“1855部隊是第一個在中國內地搞實戰的細菌戰部隊。”從2001年開始，1855部隊就進入陳致遠的研究視野。“這支部隊本部在天壇，后來在協和醫院搞尸體解剖，又在北海公園旁邊生產鼠疫跳蚤，都是在故宮周邊從事細菌戰罪惡活動，可見其隱蔽、囂張。”

隨著侵華戰爭不斷深入，1855部隊不僅在北平城內擴建其本部，同時在天津、張家口、石家莊、太原、濟南等16個城市建立了辦事處、支部及分遣隊，并在野戰師團及部分旅團配屬了“防疫給水班”，構建了一個完整的細菌戰組織網絡。

細菌工廠

1855部隊表面上做野戰供水和傳染病預防工作，暗地里則是生產各種致命細菌的工廠。

1939年，日本陸軍中央撥給1855部隊21萬日元經費，用于細菌武器設施建設。天壇原中央防疫處被建成生產車間，據曾在1855部隊培訓過的日本戰俘中村三郎供述：“該部內擁有大規模培養細菌的設備，專設有輪帶式的培養器，能培養好多噸細菌。”

霍亂菌是1855部隊使用最廣泛的細菌武器。“這種細菌戰劑容易培養，一個師團的防疫給水班就能隨時培養，但它的傳染性很強，對當時防疫水平落后的中國來說，危害極大。”陳致遠介紹，“1855部隊擁有生產大量霍亂菌的設備和能力。”

日俘長田友吉曾親眼見過1855部隊的霍亂菌培養室。據他供述，培養室內有一個高2米、長1.5米、寬80厘米的大滅菌器，其中裝5個高30厘米、長50厘米、寬30厘米的鋁制霍亂培養器。某軍醫中尉指著培養器對他說：“這里培養著難以計數的霍亂菌，有了這些霍亂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類殺光。”

除了霍亂菌，1855部隊也是生產鼠疫跳蚤的基地。

陳致遠說，鼠疫跳蚤是731部隊發明的“第一細菌兵器”。“1940年以前，只有731部隊可以生產，為了使1855部隊也能生產，731部隊將哈爾濱平房基地兩個跳蚤班班長中的一個——篠田統調往1855部隊。”

1941年12月，篠田統帶領10名士兵，強占了靜生生物調查所。該所是1928年由植物學家胡先骕與動物學家秉志創立的生物學研究機構，以中國生物學早期贊助人范靜生的名字命名，是現今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彼時，卻成了研制鼠疫跳蚤的魔窟！

原1855隊員松井寬治，就在這里培養鼠疫菌和跳蚤。他曾描述：研究所二樓的窗總是關起來的，玻璃的內側涂上了黑漆，室內經常黑暗無光。為了保持濕度，在走廊和各房的天花板上，都吊著破布，每隔一小時噴霧一次，在地階上經常貯有二寸的水。

房內整天都彌漫著水蒸氣，里面擺有數列木棚，上面放著無數的石油罐，罐內裝滿跳蚤。在罐的里面，放有裝著老鼠的小籠，做跳蚤的食餌。這些被幾千只跳蚤吸血的老鼠，每天都有人喂養。老鼠經過四天至一星期便死去，因此，每天早上都要將死老鼠拿到地下室去，做養蛇室的食餌。

飼養鼠疫跳蚤是軍事機密。老鼠代號是“餅”，跳蚤是“粟”。據當時在該部工作的中國工人門子華、高文元回憶：篠田部隊占據該所時，二層樓上是不許任何中國人上去的。在上二層樓的樓梯頂端裝了兩扇門，日常總是鎖著。日本人上去時，也要脫了衣服，按電鈴后，才許進去。

每逢有大卡車開到所里時，卡車都是嚴密遮蓋，而且開進大門后，日本兵馬上關起大門，并把中國工人堵在后院，連下班都不許出去。該部隊部隊長西村英二來時，也是把中國工人都堵在后院，嚴密戒備。

1855部隊生產鼠疫跳蚤的數量非常大。據《井本日志》1941年12月22日記載：“北支有2萬石油罐，如果有人手和經費，能夠制作10到20公斤跳蚤。”

日本投降后，衛生部在接收靜生生物調查所時，發現篠田部隊留下的一張工作室說明圖。圖上注明：“平時只二層樓西半部養蚤種，作戰時二、三樓可全部養蚤。作戰時最大生產能量是2.47萬瓦（24.7公斤）。平時養蚤最合適的數量是1600瓦（1.6公斤）。”

飼養跳蚤需要消耗大量老鼠。資料顯示，1855部隊每年兩次派人前往東京的陸軍軍醫學校領取實驗老鼠。在1944年4月到9月，總部接到各支部和辦事處送來的3.5萬多只老鼠，另外，還在北京飼養了4600多只老鼠。

難以計數的霍亂、傷寒、鼠疫菌等各種惡性病菌，被1855部隊各支部和辦事處肆意散布在華北大地。

謝忠厚說，華北的廣大鄉村是抗日根據地，與日軍占據的城市、交通線及其據點，形成犬牙交錯的態勢。日軍打著“防疫”的旗號，用十分原始又極其隱蔽的方式散布細菌。比如，他們結合“掃蕩”作戰，利用特務向村莊的街口、水井、水池內投放細菌，或在沿河的村莊中投放細菌。這樣，既殺害了抗日部隊，也殺害了城鄉居民。

1943年8月，繼北平霍亂實驗之后，1855部隊在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石井四郎等部署下，在山東魯西地區的衛河沿岸，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細菌戰，代號“華北方面軍第十二軍十八秋魯西作戰”。

喪心病狂的日軍，在衛河水漲時，掘潰衛河河堤，讓霍亂菌隨洪水散布四方。魯西地區30多個縣受災，20多萬人死亡。腐尸遍地，一片哀號。當時，魯西大地流傳一首民謠：“民國三十二年，災荒真可憐，河里發大水，把俺村莊淹，人人得了潮濕病，家家鬧霍亂，先死有人抬，后死無人埋，尸橫遍野地，無人敢收斂。”

新中國成立后，審判日本戰犯時，當時參戰的第59師團相關兵士們證言說：日軍決開了衛河堤釋放洪水，其目的是“淹沒抗日邊區的耕地”，并借洪水“使霍亂大面積蔓延開去，把中國人作為大規模細菌戰試驗的土撥鼠來利用”。

“1855部隊細菌戰造成的疫情損失，是今天人們難以想象的。”謝忠厚說，“在戰時及戰后很長時間里，華北廣闊的大地上，傷寒、霍亂、鼠疫、炭疽、瘧疾曾一再肆虐傳播，千百萬同胞遭受著惡疫的痛苦，有多少人被奪去了生命，有多少人留下了殘疾傷痛終生，而善良的華北老百姓還以為是老天爺發了‘瘟疫難’。”

根據現有資料不完全統計，抗日戰爭期間，1855部隊在今河北、山西、山東、內蒙古、河南、陜西、寧夏和北京、天津等地散播霍亂、鼠疫、傷寒等細菌約70次，疫情蔓延達110多個縣旗，造成疫病流行，約百萬民眾染病，30萬民眾死亡。

活人實驗

為了撫慰在研究和生產中死去的小動物，1855部隊會不定期舉行“動物慰靈節”。這些魔鬼，有心去祭奠實驗用的小動物，卻根本不把中國人的生命當回事！

與慘無人道的731部隊一樣，1855部隊也用活生生的中國人做實驗。

1855部隊把“當作動物實驗”的活人稱作“猿”。謝忠厚研究發現，與731部隊相比，他們在獲取實驗對象的方式上，更隨意、更猖狂；在實施人體實驗的部隊和人員上，更無序、更寬泛；在進行人體實驗的地點上，更分散、更廣泛。

平川喜一曾在1855部隊第三課擔任警衛兵。1993年，他證言見到過人體實驗：當時，豐臺步兵訓練隊有俘虜收容所。1944年夏天，從那里用汽車將俘虜帶到北京，連續3天押運了17人，都是些體格健壯的人。為了防止俘虜反抗，日軍給每個人戴上手銬，謊稱送他們去醫院。被押送的俘虜立即被關進牢房里。

日本軍醫強行將細菌病毒注射到他們體內，不到24個小時，17個人全部在劇烈的痛苦中死去，他們的尸體被運到位于協和醫院的第一課進行解剖。此后，又有兩個中國人手腳被綁著，嘴里被塞著東西，裝在麻袋里，用卡車運到實驗場所，進行人體實驗，經過一個星期便死了。

不只在1855部隊本部，在華北各地的細菌戰部隊支部、辦事處、分遣隊，及各地日本陸軍醫院內，都秘密進行了研制細菌武器的人體實驗與解剖觀察。

韓國人崔亨振曾在1855部隊濟南支部做過日文翻譯，目睹了日軍種種慘無人道的暴行。1989年7月21日，他在韓國《中央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日軍在中國的第二支細菌部隊》的報道，揭露該部隊的惡行。

崔亨振寫道：“軍醫們把鼠疫等各種病菌注射到中國俘虜身上，然后觀察整個發展過程。被注射過鼠疫菌的俘虜，其中有十幾個人經過一場惡寒和高燒的痛苦后死去……研制腸傷寒疫苗時，則強迫俘虜們吃下含有病菌的飯團子。培養斑疹傷寒時，先收集俘虜身上的虱子，再把虱子帶的病菌注射到俘虜身上……”

“實驗對象不足時，軍醫們就到附近村莊隨便抓來中國大人和小孩進行實驗。軍醫們還對離部隊8公里遠的一個村子50多戶300多名村民進行霍亂的人體實驗。他們先把染有霍亂菌的豬肉等狗食撒在村里，經過15天左右因霍亂死了20多人后，就宣布這個村子為傳染病發生地區，然后便觀察防疫和治療過程。”

這支部隊平均每3個月進行一次人體實驗，每次要死100多名俘虜。因此，一年要殺死400到500多名俘虜。崔亨振說，他在這個部隊服役期間，死亡的俘虜有1000人。

“這些事實證明，1855部隊的人體細菌實驗與解剖觀察，是有計劃、經常進行的，其數量也是相當驚人的。”謝忠厚說。

更令人發指的是，1855部隊還用活人制造大量細菌戰劑。

戰俘竹內豐作為軍醫中尉，于1943年8月被調到1855部隊濟南支部，從事細菌制造業務。他在1954年的筆供中，寫出了用活人制造細菌戰劑的內情：

“軍醫們先把鼠疫菌注射到被俘的八路軍戰士體內，等鼠疫病發作后，將八路軍戰士進行活體解剖，一面觀察病變，以實驗鼠疫菌的效力；一面將八路軍戰士的靜脈血抽出來，利用感染了鼠疫病的八路軍戰士的靜脈血來制造大量鼠疫生菌戰劑。”

短短一個月內，他們用11名八路軍俘虜實驗傷寒菌和鼠疫菌的感染力，培養細菌戰劑，其中僅傷寒生菌制造了16桶半，約有1噸。這批傷寒生菌，先后三次交給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部的軍官用汽車運走，散布在隴海線以南地區，特別是京漢線沿線一帶。

1855部隊在華北各地，像濟南支部這樣的細菌戰分部，至少有13個。可以想見，華北地區廣大人民當年所受日軍細菌戰戕害，何等慘痛！

抗日戰爭期間，華北地區究竟有多少中國同胞被1855部隊解剖活殺？

謝忠厚說，“從1938年開始，凡是日軍所到之地，幾乎都有抗日志士或老人、婦女、兒童被用做細菌實驗和各種解剖的‘材料’，這些白衣魔鬼，有時甚至不打一點麻藥就把活生生的中國人給解剖慘殺了。”

然而，由于資料缺失，精確的數據難以統計，只能通過目前查到的一次次細菌戰的情況大致估算。“在華北地區，日軍各種人體實驗而解剖殘殺的中國人，可能有數千人。”

凍傷實驗

1855部隊用活人進行各種實驗，種類五花八門。凍傷實驗是其中一種，手段殘忍至極。

1941年冬，1855部隊張家口支部與侵華日軍駐蒙軍司令部、大同陸軍醫院、張家口陸軍醫院等，在現在的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進行了一次野外凍傷實驗。

受害者是8名中國男性，年齡最大的49歲，最小的只有15歲。他們在零下24至27攝氏度的低溫、風速大概為每秒5米的情況下，穿著薄衣仰臥在擔架上，被用來研究在光腳穿濕鞋、戴濕手袋、喝酒、空腹等各種情況下的凍傷程度，分別由幾名日軍“研究人員”負責觀察。

其中，年僅15歲的受害者，被日軍稱作“下關”。下關左手光手，右手戴一只防寒手套，左腳穿防寒鞋和濕襪子，右腳穿防寒鞋和棉襪子，并被強加了切傷，然后貼上福爾馬林的濕布，由吉村大尉負責觀察。

吉村詳細記錄了下關凍傷實驗的全過程：剛過3、4分鐘，下關光著的左手就開始疼痛；5分鐘時，所有指尖從第二指骨到末梢蠟白色；10分鐘時，所有指尖、拇指球部、小指球部呈蠟白色，不能活動、僵硬無知覺；20分鐘后，手背變為蠟白色，不能活動，僵硬無知覺；30分鐘時，人為嚎泣狀，戴手套的右手開始發紅腫脹；一個半小時之后，兩手的凍傷程度越來越深，兩只腳開始不能活動、僵硬、無知覺……

在嚴寒中凍了兩個多小時后，下關又被搬進帳篷，觀察其恢復情況。10分鐘后，下關戴手套的右手稍可活動，恢復成發紅狀；四五十分鐘后，兩手發紅，貼凍傷膏，變得更加疼痛。

吉村在備注中寫道：“在凍傷實驗的例子中，進行治療處置的幾個小時后，患者在大約4個小時形成了大水泡，向我訴說疼痛不可忍受。腳上的拇趾及小趾，手指中的小指、無名指、中指受傷程度最大。”

如今，我們光是看這些文字都不寒而栗，不忍卒讀。而1855部隊“研究人員”為了真實記錄凍傷的實驗情況，除了文字，還拍攝了影片。由于黑白膠片不能很好地表現病理狀況，他們又專門配置了一名畫家，用顏色深淺描繪凍傷情況。

這次凍傷實驗，一共記錄了10余萬字、20余幅照片、100份圖表，匯成《駐蒙軍冬季防疫研究成果》。2001年，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館長金成民在日本東京的一家圖書資料館發現了它。

資料上稱，實驗目的是為了滿足嚴寒期間，在內蒙古草原作戰時必要的衛生服務需要。據金成民介紹，所謂“衛生服務需要”，其實就是為了解決日軍在東北及內蒙古嚴寒期間作戰需要。

日軍把這些無辜受害者，摧殘了20多天后，又進行了其他實驗。有創傷實驗、槍透實驗、蒙古包之內的臨時創傷手術實驗和演習等，“最后這些人一定是死亡了，被他們埋在了某個地方。”

銷聲匿跡

就是這樣一支惡行累累的魔鬼部隊，為何迄今鮮為人知？

謝忠厚告訴記者，細菌戰是日本的“絕密軍事機密”。這支魔鬼部隊深知違反國際公法，罪孽深重，因此平時行事就極為隱蔽，不僅不讓任何中國人接近，就連絕大多數日本士兵甚至軍官都不知曉。

松井寬治的證言也提到，當時“在工作時間內，總是在門內加鎖，時常有人值班看守。工作完畢后回到營房，關于工作內容的話，是一句也不準講的。上級吩咐過：星期天到外邊走，即使遇到憲兵問起部隊的內容，也不要照實回答”。

1945年8月，蘇軍閃擊東北，日本戰敗。石井四郎聞訊下令炸毀了731部隊所有主要建筑物，燒毀大部分絕密資料，用毒氣集體屠殺了關押在特設監獄里尚存的300多名“馬路大”。石井四郎和731部隊大部分隊員都逃回了日本。

不久，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為掩蓋罪行，1855部隊也在第一時間銷毀了各種罪證。

據松井寬治回憶，8月15日，戰事結束了。“在那天正午無線電廣播20分鐘后，隊長篠田便下令破壞細菌研究所。破壞工作持續了三天三夜，通宵達旦。在后園里挖了大坑，先把跳蚤放到里面去，然后灑上汽油焚燒，重要書籍和細菌培養器具也被燒毀了，1萬個培養跳蚤的石油罐被卡車運走。戰爭結束后第七天，我們便做完了破壞工作，到本部集中。”

1855部隊就地解散，所屬官兵都轉屬各陸軍醫院。華北派遣軍名冊上，“北支那防疫供水部”的名稱被抹去。重要頭目篠田統、軍醫大尉高風滿和軍佐技師尾崎繁雄等脫離軍籍，穿起西裝，蓄起頭發，扮成日僑，悄悄坐船溜回了日本。

然而，南京國民政府彼時根本無暇顧及此事。

靜生生物調查所夏綽琨，于當年10月中旬奉命接收1855部隊所占據建筑物。此時，距離日本投降已有兩個月。

夏綽琨一進大門，就看見庭院中間有一大坑，面積可有一畝。坑內尚有焚燒灰燼、破碎玻璃、破煤油桶等。進樓查視一圈，發現樓房上層各屋已空空如也。有幾名日本兵，正在用噴霧器噴刷墻壁。

夏綽琨召見了日兵負責人，問隊長篠田統的去向，答不知走向。此后，“接收的重點，都注意在追索財物損失上了。”“可見，當時南京國民政府完全不知道1855部隊是一支細菌戰部隊的性質。”陳致遠說。

1855部隊，就這樣銷聲匿跡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為審判德意日法西斯的戰爭罪行，成立了紐倫堡和東京兩個國際軍事法庭。然而，石井四郎向美軍提出，把731部隊細菌戰研究資料全部交給美國，作為交換條件，免除其全體人員的戰犯罪。

美軍為了防止731部隊的細菌戰研究資料，落到蘇聯人手里，竟然同意了，并通知蘇聯軍隊：“石井四郎等人下落不明，731部隊成員不能作為戰犯處理。”從此，石井四郎及其他細菌戰犯，一直被美國包庇下來。

蘇聯發起了單獨審判。1949年12月，蘇聯遠東濱海軍區伯力城設立軍事法庭，對12名731部隊隊員進行了公開審判。這是世界上唯一一次針對細菌戰的審判，首次揭露日本軍隊在對華戰爭期間發動細菌戰的事實。但遺憾的是，伯力審判沒有涉及到1855部隊。

從戰敗之日起，日本政府既不承認進行過細菌戰的罪行和事實，也拒絕公開有關細菌戰部隊的秘密檔案。日本政府與司法機關設置了重重障礙，多次駁回中國、朝鮮、韓國受害者民間訴訟案。

而逃回日本的1855隊員，很多都搖身一變成為醫學精英，或是在社會各領域擔任重要職務。比如，篠田統成了大阪教育大學名譽教授，跨界搞起中國飲食生活史研究，撰寫了《中國食物史研究》《中國食經叢書》等。

1855部隊的累累罪行，深深地被隱瞞和掩蓋著。

追尋真相

很長一段時間，人們甚至不知道，1855部隊的總部究竟在哪兒。謝忠厚說，“為了查清事實，人們用了極大的氣力，苦苦搜尋了數十個年頭。”

1950年，《人民日報》刊登了原1855部隊衛生兵松井寬治的一份證言，揭露該部隊在北平研制細菌武器、進行人體實驗的罪行。松井寬治提到，1855部隊的總部就設在北京的名勝——天壇近旁。但他沒有指明，具體在什么位置。

專家學者們找了幾十年也毫無結果。上世紀90年代初，著名細菌學專家郭成周經過多年追尋，在其《侵華日軍細菌戰紀實》一書中指出，1855部隊總部設在先農壇的慶成宮大殿里。

“當時，我通過查閱中央檔案館日本戰犯檔案，覺得可能是誤判。”謝忠厚幾次上門拜訪郭成周，提這個事。這位年屆九旬的老教授，又參考北京市崇文區地方志辦公室的調查材料，多次實地考證，才最終確認：1855部隊總部設在天壇神樂署內。而先農壇則是日本同仁會華北衛生研究所的駐地。

“郭老做研究非常認真，親自帶我一起考察了天壇神樂署。”但讓謝忠厚感到遺憾的是，“當時，那里已經年久失修，前殿空空蕩蕩的，后殿堆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我們沒有找到直接的史證。”

其實，對1855部隊的滔天罪行，漫長、堅韌的追問、記錄一直在進行。

早在1949年冬，原中央防疫處處長湯飛凡曾派鐘品仁到地下冷庫檢查。那里在日本投降后，被原樣封存了四年，到處是被砸壞的木柜、容器。鐘品仁在滿地垃圾中，發現了六支寫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試管。經過培養實驗后，其中五支試管是毒性鼠疫桿菌，另一支試管的毒性已經消失。

這幾支試管，成為1855部隊研制細菌武器最早的鐵證。在其后的大規模清點中，還查出日軍遺留下來的11噸、12噸、13噸三口六米長的大鍋，是用來將培養菌種的器皿進行消毒的。另外，在倉庫內還存有大量的鋁制培養箱。

1995年，侵華日軍投降50周年之際，原1855部隊衛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老兵來到北京，他們到天壇神樂署等處指證日軍的犯罪遺址，向中國人民謝罪。伊藤影明親手繪制了一張1855部隊駐地的草圖。日本自由作家、記者西野留美子根據這份草圖和其他一些老兵的回憶，繪制了更完整更清晰的《原侵華日軍1855部隊總部設施配置圖》。

1997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將天壇神樂署列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院內，高大的北墻上，爬滿了爬山虎，中間一處留白嵌著一塊紀念碑，銘刻著“侵華日軍細菌部隊遺址”，向來往游客介紹那段沉痛的歷史。

北京市崇文區地方志辦公室，在修區志時發現了1855部隊。工作人員翻閱了大量關于日本進行細菌戰的檔案，走訪了鐘品仁和天壇附近的居民，從雜亂無序的各種資料和線索中，整理出來一份翔實的1855部隊的花名冊。

2014年，華辰拍賣公司從全球征集日軍侵華影像資料，發現一批侵華日軍在天壇活動的老照片。其中，有一張照片，上面是幾名穿著白大褂的人物，背后有一排實驗器具，文字標注“于北平天壇野戰防疫部”。

還有一張照片，里面有玄武大帝像。經天壇管理處員工辨認，正是天壇神樂署的后殿顯佑殿，殿旁的神樂槐至今還在。這些影像資料，直接證明了1855細菌部隊的存在。

2016年，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通過多方努力，從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得到一份《“北支那”防疫給水部·甲一八五五部隊留守名簿》(以下簡稱《留守名簿》)。這份《留守名簿》于1945年8月29日編寫，記載了戰敗時1855部隊在籍人員1242人的姓名、出生日期、編入部隊時間等，是迄今為止公開的最為完整的一份1855部隊名冊。

這份名冊證實，1855部隊是由日本天皇直接命令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設置的一支專業部隊。其核心成員多來自731部隊、陸軍軍醫學校、陸軍醫院和野戰醫院，從部隊初建到擴張的整個過程，都與731部隊保持著極為密切的關系。1855部隊無疑是日本細菌戰策劃、準備和實施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幾十年來，包括有良知的日本人在內的世界各國學者專家，不斷挖掘、揭露1855部隊的種種罪證。無論日本承不承認，真相就在那里，鐵證如山。

不久前，記者前往天壇神樂署探訪，發現如今的神樂署，只是明清時期的一部分，保留了主體建筑凝禧殿、顯佑殿及四周一圈回廊。1855部隊雖然從這里徹底消失了，但院里那棵500多年的神樂槐，什么都知道。

“迄今為止，1855部隊的罪行還有很多沒有被揭露出來。”但謝忠厚相信，“隨著國內外研究的深入，這支細菌戰部隊的反人類罪行，將從各個角落被挖掘出來，牢牢釘在人類歷史的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