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引

因為從德語轉譯過荷蘭文學作品三種，即拂來特力克·望·藹覃（F. Van Eeden）的長篇小說《小約翰》和謨勒泰都黎（Multatuli）的兩篇短小的散文《高尚生活》《無禮與非禮》，魯迅被認為是中國傳播荷蘭文學的先驅人物。別有意味的是，魯迅對這兩者的態度迥異：關于《小約翰》多有談及，稱其為“無韻的詩，成人的童話”，后將其與果戈理《死魂靈》歸為自己最好的譯著之列，學界的研究也日益繁復，除了它與《野草》《朝花夕拾》等作品集以及《鑄劍》等寫作之間的內在關聯之外，還涉及魯迅的人生轉折以及翻譯觀、語言觀、兒童觀、博物學視野等方面的話題。而對于謨勒泰都黎，魯迅卻未置一詞，這似乎使得這位荷蘭作家失去了被討論的機會。雖然孫玉石等學者很早就注意到它與《野草》的關聯，但學者對此多有無視。來自荷蘭的漢學家魯克思（Klaas Ruitenbeek）曾明確指出這是“與《野草》有更緊密關聯的荷蘭文學例子”。不過，其文以及其中談到的跟《野草》相關的謨勒泰都黎相關作品目前都還沒有中譯本，不為漢語讀者所知曉。

喬麗華在新近的研究中談到了“重新審視魯迅對荷蘭文學的譯介”的必要性：“荷蘭是最早影響日本的西方國家，‘蘭學’的興起對日本明治維新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魯迅留日期間對此肯定有所了解”，魯迅“傾盡心力將《小約翰》翻譯出來，可見他對這部童話作品的喜愛。這也折射了他對荷蘭文學的了解和評價，而不能視為一次孤立的、偶然性的翻譯行為”。就緣起而言，魯迅與兩位荷蘭作家作品的相遇都是在日本留學期間——見于《擬購德文書目》和遺留下來的藏書，應該就是當時所購買的，屬同一源頭性的行為。因無自述，無從察知魯迅當時購買謨勒泰都黎作品的動因，也不知曉與《小約翰》的購買是否有先后關系，但從日后魯迅所譯《小約翰·原序》來看，若說是“在文學上也造成了分明的變動”“荷蘭的文學底發達上的一塊界石”之類觀點觸動了魯迅對于謨勒泰都黎的興趣，在邏輯上是可能的。大約二十年之后，魯迅將兩者先后譯出，謨勒泰都黎譯作發表在先，為1924年底，其時正是《野草》中一些篇章寫作的前后，《小約翰》出版預告的發布也在同一時段。從并不“孤立”的角度來看，這些事實之間很可能也存在關聯：《野草》的寫作喚起了曾經的閱讀，而謨勒泰都黎譯作的發表觸動了翻譯《小約翰》的意念（實際翻譯是一年多之后），這在邏輯上也是能說得通的。

看起來，關于魯迅與謨勒泰都黎還有一些寫作秘密有待考察。而基于實存的時間長度（從購買到翻譯，約二十年）、寫作的關聯性、精神世界的某種相似性，借用新近研究中的說法，可稱這位荷蘭作家為“魯迅文學個人史上的失蹤者”，即不是簡單地被記錄在魯迅年譜上，而是“魯迅自己筆下的失蹤者”，是與“魯迅的生活和生命、文學和精神的世界”發生過某種關聯的人物。由此，有必要縷析謨勒泰都黎作品的漢譯情況和閱讀小史，并落實到魯迅研究視域，以揭開那些被忽視或被遮蔽的信息，進而填充魯迅文學個人史的某些空白。

一、謨勒泰都黎作品漢譯的基本情況

謨勒泰都黎為筆名，原名愛德華·道維斯·臺凱爾（Eduard Douwes Dekker），出生于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一個商船船長家庭，18歲即隨父親赴荷屬東印度群島（現印度尼西亞），后在荷屬殖民地政府任職，1856年辭職返國，后僑居比利時、德國，主要從事寫作，1860年出版長篇小說《馬格斯·哈弗拉爾》，1862—1877年間完成7卷本《思想集》。關于他的工作與寫作情況，后文將述及，暫且不表。

現存一份魯迅1906年或稍晚所寫《擬購德文書目》，計有各國自然科學、哲學、文學和藝術類圖書123種。其中有Eeden的Der Kleine Johannes（《小約翰》等信息，也有Multatuli的三種作品，即Max Havelaar（《馬克思·哈弗萊爾》）、Zeige mir den Platz（《指給我那地方》）和Ideen und Skizzen（《思想和隨筆》）。

“擬購”之書最終是否購得，暫無從全部察知。魯迅藏書中有Max Havelaar，未見Multatuli其他的圖書信息，但至少在1924年，魯迅應該是存有Ideen und Skizzen的。這一年12月7日、16日，魯迅譯《高尚生活》《無禮與非禮》刊載于《京報副刊》，均署“荷蘭 Multatuli作”，注明“譯自Ideen，1862”，即德文版《思想集》第1卷。

《高尚生活》共八百余字，描述的是一只“想要停在天空里”的小蛺蝶和“繞著地上的樹木飛舞著的他的弟兄們”的故事。全文分兩節，第一節描述在高空翱翔的小蛺蝶“得意著他的美和他的自由”，“享用那些橫在他下面的一切的眺望”，他呼喚同伴們飛上來欣賞高處的“美”，同伴們卻因上面沒有“可以吸養活我們的蜜”，且“他們對于上面的美并沒有必要的緣故”，向小蛺蝶“叫喊而且得意”，要他下來，“并且像我們似的吸蜜”！小蛺蝶想努力停在天空中，但終至乏力，落到低處，“被一匹驢子踏爛了”。第二節以第一節同樣的語句開頭，不同的是，小蛺蝶因為“怕被得得的蹄子踏得稀爛”而找到有花卉而驢子踐踏不到的高山，但他向著弟兄們叫喚卻遭到反對，而且，他在“曾經踏爛過許多落下的蛺蝶們的地方”，“盡了他的能力，用翅子的鼓動來警告”，也“并沒有得到注意”，“因為他們只對于蜜的采集在谷底里忙，而不知道山上也生著花卉”。《無禮與非禮》僅四百余字，講述在薩木夜提有一種禮教，“是從頭到腳，滿涂上臭爛的柏油”，有一個年青人“沒有照辦”，什么也不涂，結果被老師認為是“無禮”。那少年雖然比別的人捉得更多的海豹，但還是遭到重罰，“人們奪下他的海豹來，分給了順從地涂著柏油的薩木夜提人，而使他挨著餓”。而當少年“在這不涂狀態中生活了若干時”而決定“用香油來洗”的時候，又被老師判定為“違背了禮教”，是“非禮”！結果除了“收沒他的海豹”之外，而且他還被視作“病人”，被人們“用了他自己捉來的海豹的多下來的骨頭”打。兩篇文章都塑造一個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的孤獨者形象，日后被認為是啟發了《野草》的寫作，看來是合乎邏輯的。

還可注意譯名，日后的《魯迅譯文集》等著作也是保留了這一署名方式，未作中文化處理。魯迅從未對該作家有過討論，所以，應該是僅在《小約翰·原序》之中，魯迅譯出了該荷蘭作家的名字：

這里首先應該稱道的是天才的臺凱爾（Eduard Douwes Dekker，1820-87），他用了謨勒泰都黎（Multatuli）這一個名號作文，而他一八六○年所發表的傳奇小說“Max Havelaar”，在文學上也造成了分明的變動。這書是將嶄新的材料輸入于文學的，此外還因為描寫的特殊體格，那荷蘭散文的溫暖生動的心聲，便突然付與了迄今所不識的圓熟和轉移，所以這也算作荷蘭的文學底發達上的一塊界石。

循此，可以認為魯迅對此作家的譯名為“謨勒泰都黎”。而在當時和后來，譯名還有“謨爾泰都里”“穆里塔圖里”“穆爾達杜利”“慕爾塔圖里”“穆爾塔圖利”“穆爾塔圖里”“穆拉圖里”等；而其本名，魯迅譯作“臺凱爾”，其他譯名則有“苔干”“戴克爾”等。為敘述統一，這里依照魯迅本人譯法，相關引述保留不同的譯名，而相關敘述則盡可能使用“謨勒泰都黎”。

兩篇散文很可能是迄今為止謨勒泰都黎散文的唯一一次中譯。《擬購德文書目》的第一種是謨勒泰都黎最有名的作品（譯名也有差異，今一般譯作《馬格斯·哈弗拉爾》），此書中的一個章節在現代中國至少譯出過三次：

謨爾泰都里：《茜佳》，沈澤民重譯，《小說月報》第13卷第11期，1922年11月。

謨爾泰都里：《茜佳》，沈雁冰譯：《雪人》，開明書店，1928年5月。

Multatuli：《謝嘉》（按，為中英文對照），南登山譯，《名著選譯月刊》第3期，1939年6月1日。

研究指出，《茜佳》“應節譯自《馬格斯·哈弗拉爾》中的一個故事Sa? djah en Adinda，‘茜佳’即男主人公Sa? djah名字的音譯，不過這本書中其實并無標題為Sa? djah en Adinda的章節”。而從譯文來看，前兩篇譯文相同，后者既收入作品集，署名“沈澤民”的譯文或是出自“沈雁冰”之手。第三篇則標識原書名Saidjah，所譯段落與前兩者相同，即很可能是依據同一底本，但內容為新譯。

民國時期，謨勒泰都黎被翻譯過來的作品還有《歐洲基督教的文明》（應非洛譯，《長風》1930年第3期），譯名未另處理，即Multatuli，據文末的作者簡介，可確認為同一作者。新時期之后，《馬格斯·哈弗拉爾》有過兩次翻譯，先是施輝業、潘鑫亮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5月版；后由余杰譯，以《馬格斯·哈弗拉爾的奇遇》為名，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7月版，作者名字通譯為穆爾塔圖里。《馬格斯·哈弗拉爾》是第一部直接從荷文翻譯成中文的荷蘭長篇小說，從中荷文學交流來說，這是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事件。譯者施輝業出生于“幾代僑居國外的華僑家庭”，1961年回國，長期從事荷語作品的譯介工作，翻譯出版過數十種著作，包括漢學家高羅佩的傳記等，且有《中荷文學翻譯要有針對性》一類訪談文字，其中稱《馬格斯·哈弗拉爾》“是荷蘭文學的里程碑，也是當時世界上影響最大的3本書之一。它至今仍然被認為是荷蘭最重要的文學作品”，并且表示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這一翻譯“是個起點”。此后，特別是21世紀之后，荷蘭讀物在中國的譯介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未見謨勒泰都黎作品的新譯。

二、荷蘭視域：“毫無爭議的荷蘭文學的經典之作”

1931年，盧劍波在一篇題為《真理與行為》的文章的開端引述了Multatuli的話：

荷蘭Multatuli說：“當我們經過長時間去尋求真理，結果以為是尋得了它的時候，我們常常很怯懦于去公開我們的意見和用行為的來實證它。”

這是證明社會是大悲劇場，人是扮演悲劇的主角。

因信息有限，暫不知其出處。不止一種“辭典”收錄了Multatuli的訊息，其中多談到Max Havelaar一書，也有的談到“Ideen（1862-77）為其最大之著述”。

新中國成立之前，關于謨勒泰都黎的信息大抵就是如此之簡略。有意味的是，目前所見漢語文學中更多關于這位荷蘭作家的談論，不是出自中國作家之手，而是見于1959年出版的蘇聯作家巴·烏克斯托夫斯基的《金薔薇》（譯名為穆里塔圖里，意思是“命途多舛的人”），其中既評述了他在爪哇島的經歷、長篇小說《馬克斯·哈維拉爾或咖啡販子》以及作者在荷蘭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也別有意味地評價了作者的第二部著作、“具有驚人的力量”的《情書》：

這種力量是由于穆里塔圖里絕對相信自己的正義性而產生的。

這本書的個別章節寫得有的好象一個人看到駭人聽聞的不公平的事情、抱住頭所發出的凄厲叫喊，有的好象辛辣而機智的寓言抨擊文，有的好象對所愛的人們抹上一層哀傷幽默色彩的溫柔撫慰，有的好象想使自己天真的兒童時代的信念復活的最后嘗試。

《金薔薇》堪稱名著名譯（后有多個版本，譯名改為《金玫瑰》），有著比較廣泛的影響力。比《金薔薇》出版稍早，荷蘭作家特恩·德·弗里斯的《一八八○年以來的荷蘭文學》也被譯出，其中非常簡略地提到了謨勒泰都黎的名字（譯作慕爾塔圖里）：隨著“1880年運動”，此前的文學“由于粗俗和生硬的道義說教而瀕于消亡”，但“反殖民主義的諷刺小說家”謨勒泰都黎是“例外”。

民國時期以及新中國初期關于謨勒泰都黎的文字不多，新時期之后，則有較多出現。新時期之初，大型圖書《外國名作家傳》中收有凌彰為謨勒泰都黎（譯作穆爾達杜利）寫的小傳，指出傳主是“第一個揭露荷蘭殖民主義對印尼人民進行殘酷剝削與野蠻壓迫的現實主義作家。他對荷蘭文學和印尼文學都有重大的影響”。文章首先簡要介紹了謨勒泰都黎的經歷：

一八三八年他隨父去荷屬東印度群島。先后在雅加達、蘇門答臘的納達爾縣、美那多市和安汶島等地任監察員，最后被調到西爪哇的勒巴克縣任助理縣長。一八三○年，荷印總督波士在爪哇等地推行“強迫種植制度”，強迫農民以一部分土地種植咖啡等高價作物，無償上交，并強迫農民從事各種勞役。在荷蘭殖民者和封建領主的雙重壓迫下，爪哇人民過著半農奴式的痛苦生活。德克爾目睹荷蘭官員以及土著封建統治者奴役剝削勞動人民的真相，曾多次向上級以至荷蘭總督控告他們的暴行，要求改善對爪哇人民的待遇。但結果不但被置之不理，反而備受排擠。一八五六年四月他憤而辭職，返回荷蘭。一八五九年底，他根據在印尼任職十五年的親身經歷寫成自傳體長篇小說《馬格斯·哈弗拉爾，或荷蘭貿易公司的咖啡拍賣》，于一八六○年出版，并采用拉丁文的筆名“穆爾達杜利”，意為“我經受過很多痛苦”。

對于小說《馬格斯·哈弗拉爾》的評價則是：“這部小說出版后，荷蘭的國會和社會輿論都大為震動，‘強迫種植制’受到普遍譴責，終于在一八七○年由荷蘭政府被迫取消。由于體裁新穎，情節動人，筆鋒銳利，這部書立刻被公認為荷蘭文學的典范，并給十七世紀以來沉悶保守的荷蘭文學帶來了生氣，對荷蘭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運動產生了巨大影響。”隨著，小傳還介紹了其他作品，并提到魯迅的翻譯。

稍后，凌彰又簡要梳理了“荷蘭文學在中國”這一議題，其中自然也會提及魯迅對于兩位荷蘭作家的譯介。同時，謨勒泰都黎（譯作穆爾塔圖利）和長篇自傳體小說《馬格斯·哈弗拉爾》的訊息出現在《世界文學》所載一則“荷印文學”的文藝動態報道中。《穆爾塔圖里》《麥克斯·哈維拉爾》（又名《“荷蘭貿易公司”的咖啡競賣》曾被列入“外國文學名著題解”一類著作。《國外文學》則刊載了荷蘭的赫·特爾默斯郝遜講述謨勒泰都黎（譯作穆爾塔圖利，文中多稱呼其本名戴克爾）是怎樣寫作《馬格斯·哈佛拉爾傳》的文章，其中描述作者在印度尼西亞的生活經歷較之前述凌彰的描述要更為詳細，后又指出作者回到歐洲，在“漂泊流浪，窮困潦倒”中開始寫作這部“充滿抗議”的長篇小說，發表時使用筆名Multatuli——字母意思是“我飽受了痛苦”。如下這段評述讀起來很有意味：

在1860年以后動亂的年代里，他到處流浪，生活在貧困之中，寫出了《情書》和喚起他童年生活的《沃脫潔·彼德斯》。1862年至1877年間，他還寫下了《理想》這部著作……非常自由地對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發表了評論，抨擊不良現象，因為他要喚起那些同樣遭受著折磨的人們。他肯定地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每一個政權，無論是宗教政權和過去的習俗勢力，還是現今的政府，總是以私利為基礎的。他們為自己辯護，充滿虛偽性。穆爾塔圖利為受剝削的工業無產者鳴不平。他認為，一切宗教的教條都是騙人的……他站在為爭取解放的婦女一邊。他攻擊那些被認為神圣不可侵犯的“禮教”堡壘。

文章結尾還寫道：謨勒泰都黎“是擺脫了各種各樣文學陳規戒律的第一位荷蘭作家。他寫作的方式猶如心聲外傳：流暢、文雅和誠實。他曾對一位朋友說：‘讀我的文章，能看到我自己。’”

《世界文學》所載印度尼西亞作家哈索諾的作品之中也出現了謨勒泰都黎的名字（譯作穆爾塔圖里）。故事背景在荷蘭將印尼的主權“移交”給當時的印尼聯邦共和國之前、印尼和荷蘭戰爭期間，一個因不知情而被派過來打仗的“天真、純樸”的荷蘭士兵波勃與印尼人交上了朋友，印尼人所講述的謨勒泰都黎的事跡令他感到“精神振奮，神采奕奕”。以一種形象化的方式，一百多年前的人物事跡成為了文學作品演繹的對象。施輝業在《馬格斯·哈弗拉爾》中譯本前言之中，也有關于謨勒泰都黎（譯作穆爾塔圖里）和作品的詳細介紹，認為“全書結構的安排確實很巧妙”：“他實際上描繪了自己年輕時的經歷，又描繪了年老時的情景，但避免了自傳的單調的流水帳式的寫法。書的內容雖然復雜，但很協調”；“在風格上，戴克爾突破了當時僵化的荷蘭文學的許多框框”。

1995年，包括荷蘭、比利時兩國“用荷蘭文來寫作的文學之歷史”的《低地國家文學史》中譯本出版，其中給予了謨勒泰都黎（譯作默爾塔圖里，本名作德克爾）10余頁的篇幅，先是介紹他在印度尼西亞不成功的任職經歷、各類寫作的情況，然后重點介紹其長篇小說《馬格斯·哈弗拉爾》，認為“它已成為毫無爭議的荷蘭文學的經典之作，而且至今仍然生氣勃勃、勁頭十足，依然能夠激發讀者感情。”這是來自作者的祖國、用文學史的眼光來描述的聲音，論述要點與上述文章也不盡相同，茲節錄如下：

在文學領域內，《馬克斯·哈弗拉爾》以及德克爾后來的其他作品所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他的同代人和后輩中，沒有哪一個能逃得脫他那辛辣諷刺風格的影響。……在“八十年代運動”的作家群心目中，德克爾是他們所心悅誠服的為數不多的前輩之一，而且，即使到了20世紀，也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影響，……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荷蘭的散文創作，自從德克爾的作品問世以后，就大為改觀了。

《馬克斯·哈弗拉爾》是19世紀荷蘭文學的最重要的經典之作，但這部經典可不是在殿堂之上供著，用以吸引好奇的來訪游客的。它是至今依然生機勃勃、受到廣泛傳誦和議論的一本書。在國外它也是一本給人印象極深的書。它先是被譯成英文，隨后又譯成法文和德文。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月里就出了五種以上的德文譯本，英文和法文的新譯本也分別在1967年和1968年出版。德文譯本以及威廉·施波爾（Wilhelm Spohr）編的選集使默爾塔圖里成為19世紀末期在德國擁有最多讀者的作家之一。《馬克斯·哈弗拉爾》還被譯成丹麥、瑞典、意大利、俄羅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亞美尼亞、匈牙利、印尼以及依第緒等文字，因而保持了荷蘭文小說中譯成外國文字版本最多的紀錄。

在對長篇小說的影響予以描述之后，該史著還介紹了《情書》（1861）和《思想集》（1862-1877）。后者也獲得了很高的贊譽：

從第一則到1282則，最后結集為7卷，這些“思想”是一個19世紀作家的獨特個性的最完整、最充分的表現。沒有任何其他作家這樣自由地、獨立地記下他對他生活在其中的社會的想法。德克爾的興趣極其廣泛，在這7大卷中，可以發現他不僅對政治，而且對殖民地治理、婦女解放、兒童教育、文學乃至對他自己，都發表了見解。其中一些“思想”簡練有力，很像拉羅什富科的警句，另外有一些則長達許多頁，但是每一頁里都有一個德克爾在那里，他決不藏在面具后面不露真容，也決不騎墻、模棱兩可。不論他是寫小說，寫劇本，還是寫政論文章，也不論他是分析一篇文學作品還是分析荷蘭工人階級對生活費的安排，他都是一位道德家。在他所有作品的核心內都有著對一種行為模式的批評和為另一種行為模式作的辯護。他的主要攻擊目標是教條，不論它是宗教的、政治的、教育的，還是文學的。他的思想也許并不總是那么富有獨創性，我們可以隨便地列出一張清單，說明他的思想根源所在，其中就有盧騷、伏爾泰、萊辛、奧古斯特·拉封丹、阿爾方斯·卡爾以及其他一些人；然而，他的個人品格的力量，他反傳統的大無畏精神，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點，是他那嚴謹而明快并且具有高度獨創性的風格，所有這些都使他成為荷蘭文學史乃至整個荷蘭社會歷史上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

《思想集》還有“一部分載于7卷中的長篇小說”。和《小約翰》一樣，這也是一部兒童小說，它應該就是當年《小約翰》譯本附錄波勒·兌·蒙德的《拂來特力克·望·藹覃》一文中提到的“小威綏（Woutertje）的故事”。因相關信息少，且不見于他處，一并摘引如下：

小說《華特杰·彼得瑟》（Woutertje Peterse）是一部兒童生活小說，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自傳性小說。華特杰·彼得瑟像馬克斯·哈弗拉爾一樣，也是生活在思想僵化和矯情虛偽的環境中的理想主義者。這部小說也像《馬克斯·哈弗拉爾》一樣，是一種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混合的怪物。前面的幾部分，非常著力于細節，描寫了華特杰·彼得瑟與他的周圍環境的沖突，尤其重要的是，對19世紀30年代阿姆斯特丹中下層階級生活的觀察和評論很敏銳，這些，都是現實主義的。這些部分既幽默又帶諷刺性，有時還很尖刻，但始終沒有對青少年時代的美好年月存任何幻想。在小說的后半部中，德克爾就離開了這種現實主義手法，而更多地著意寫華特杰的夢幻世界，以“梵思”作象征，以“埃雷卡王子”（Prince Erica）為代表。按照德克爾的獨特方式，這里插進了許多離題的話，還有大量雜文隨筆式文字，泛論教育、兒童心理學、語言、歷史等等。此書是荷蘭的第一部以童年時代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后來雖有許多人摹仿，卻沒有一部能超過它的。

在隨后的荷蘭文化譯介中，“穆爾塔圖里的遺產”作為“歐洲視野中的荷蘭文化”的一部分也繼續得以展現，顯示了這位荷蘭作家所具有的更為廣泛的話題效應。荷蘭學者杜威·佛克馬（Douwe Fokkema）在關于比較文學研究的論題中，指出謨勒泰都黎的長篇小說“促使荷蘭乃至其他歐洲國家改變了對殖民主義的政治態度”。荷蘭著名漢學家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向中國記者談及荷蘭文學時，也表示謨勒泰都黎的“現實主義作品”“非常值得一讀”。2020年為謨勒泰都黎誕辰二百周年，荷蘭將該年確立為“穆爾塔圖利年”，荷蘭方面相關紀念活動的訊息見于《中華讀書報》，該報道最末寫道：“施輝業、潘鑫亮合譯的《馬格斯·哈弗拉爾》于1987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乃第一部重要的荷蘭文學作品中譯本。”“第一部重要”之說，是將其置于比《小約翰》更高的序列。

此外，由于《馬格斯·哈弗拉爾》以印尼為背景，相關區域史研究之中，這部小說所產生的效應也會被敘及，諸如“通過小說發表政治主張”之類。又因為該書副題為《“荷蘭貿易公司”的咖啡競賣》，書中有爪哇人種植咖啡的內容，它也會進入“咖啡與歷史”的討論之中。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述及。

三、魯迅研究視域：展現的和被遮蔽的部分

聚焦于魯迅研究視域，實際談及的和被遮蔽的內容也會次第呈現。

1924年，魯迅將Multatuli的兩篇短文譯出。1958年，它們被收入《魯迅譯文集》第10卷“譯叢補”。而1980年，魯迅當年用德文書寫的書目以《擬購德文書目》之名譯出，首次將其購買和保存Multatuli（譯作穆爾塔圖里）作品的事實公之于眾。基本事實很明確，但并不難看出，相較于荷蘭文學視域下的較多研究，謨勒泰都黎長期游離在魯迅研究的視野之外，相關討論始終比較零散，專題研究論文寥寥可數，述及它的篇幅也不多，且基本上只是簡單提及。如1979年、1980年，王瑤發表了兩篇跟魯迅有關的文章，其中給予望·藹覃《小約翰》的篇幅不小，相較于當時的其他研究，王瑤更敏銳地看到了這部作品與魯迅《野草》等寫作之間的內在關聯，但其中并無謨勒泰都黎的訊息。而如上所述，關于這位荷蘭作家的譯介信息也陸續出現，但除了凌彰的討論之外，話題都無涉于魯迅——未察知魯迅的翻譯行為。這一點，看施輝業為《馬格斯·哈弗拉爾》中譯本所寫前言即可知曉。

在討論《野草》的藝術淵源的文章中，孫玉石注意到“就在《野草》的第一篇《秋夜》寫作和發表的同時與稍后，魯迅翻譯了荷蘭作家謨勒泰都黎（即臺凱爾）的兩首散文詩《高尚生活》《無禮與非禮》”，“這位荷蘭作家新鮮活潑而又寓意深警的文章，被譽稱為充滿著‘那荷蘭散文的溫暖生動的心聲’”。文章引述了譯著《小約翰》中的相關內容，將這一事實置于五四以來“散文詩的提倡”以及魯迅本人“接觸和介紹過有關散文詩方面的理論和作品”這一脈絡之中，又明確將譯作發表的時間定位為《野草》中的篇章寫作前后，或是意在揭示這些作品之于“《野草》的產生”的獨特意義。不過，文章未展開任何進一步的論述。

1990年，曾不止一次提及魯迅翻譯謨勒泰都黎的凌彰首次予以專題梳理，其中提到除了在《小約翰》譯本有相關文字外，魯迅對于謨勒泰都黎“未作其他評介”，由此而來的問題是：為什么魯迅對于一個不甚熟悉的荷蘭作家，要把他的雜文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

文章先是用較多篇幅來介紹謨勒泰都黎的“經歷和著作及其所處的社會狀態”，稱其為“一個非常同情被壓迫民族——印尼民族、堅決反對荷蘭殖民主義的堅強戰士”；又分析了魯迅所譯《無禮與非禮》《高尚生活》的主旨，稱其為“戰斗的雜文”；接下來對于“魯迅當時的主要創作活動”的粗線條勾勒也是基于“斗爭”的視角，即五四時期寫出“揭示了封建禮教制度和封建文化核心的東西是‘吃人’”的《狂人日記》。1924年2月，“又發表另一篇以揭露封建制度‘吃人’本質為主題的短篇小說《祝福》。同年12月，魯迅翻譯介紹了上述兩篇荷蘭雜文，可見這絕非偶然，這是為了當時革命斗爭的需要”——循著這種邏輯，文章如是結論：

魯迅和穆爾塔圖利的共同點在于他們都以文學作為革命斗爭的銳利武器，而他們作品的內容特點，都是揭露和反對吃人的舊禮教并提倡韌性戰斗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在政治思想上，他們都同情被壓迫民族、反對強權者；他們都要求進行徹底的社會革命，即號召“推翻建筑在壓迫基礎上的政權”（穆爾塔圖利語），要求建立“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社會。（魯迅語）

盡管這篇關于謨勒泰都黎與魯迅的專題討論僅止于“戰斗的雜文”這一現實表象，而未能更深入透現其間所存在的文本互動與精神關聯，但從“荷蘭文學在中國”的勾描再到魯迅與這位荷蘭作家的專題討論，凌彰在十余年間始終保持關注，其討論終歸還是具有某種開創性的價值。

袁荻涌也注意到魯迅對望·藹覃“在文章、書信及日記里多次談到”，“并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而對謨勒泰都黎“未作任何評論”，但其文未展開這方面的話題。李春林基于比較文學的視域，一方面指出“魯迅與意大利、荷蘭文學亦有人涉足（前者關涉到但丁，后者是望·藹覃），但成績甚微”；另一方面，又認為魯迅與謨勒泰都黎等外國作家的“文學的比較研究”“有新的收獲”，并表示“魯迅與各國文學分國比較研究打破了從前的不平衡（重俄日而輕西歐）”的現象，不過，文章也只是一個比較模糊的說法，未具體展示相關內容。

新世紀之后，在魯迅研究中敘及謨勒泰都黎的仍不多見。研究魯迅翻譯的著作似是更關注譯著或體量更大的譯作。這一點，或能從晚近時候王家平對2008年版《魯迅譯文全集》的研究見出，在這部全面討論魯迅譯文的著作中，僅有三篇譯作未被提及，其中就有Multatuli的兩篇，另一篇是盧那卡爾斯基《文藝與批評》附錄的尾瀨敬止《為批評家的盧那卡爾斯基》一文，但《文藝與批評》是得到了專門討論的。看起來有點夸張，全部搜羅在冊的魯迅譯作，僅僅Multatuli遭到無視。

單篇論文也少有談及，陳瑞玲認為魯迅選擇翻譯，主要因為謨勒泰都黎“是一位反殖民主義的荷蘭作家”。從《無禮與非禮》可以看出兩位作家共同點在于“都是揭露和反對吃人的舊禮教。在政治思想上，他們都同情被壓迫民族、反對強權者”。林霄霄在介紹清末民國時期的荷蘭文學中譯情況時有“魯迅的荷蘭文學翻譯”版塊，以《小約翰》為主，也有對翻譯謨勒泰都黎兩篇散文的簡略介紹，未有任何展開。

在最新的研究中，喬麗華做了細致的考訂工作，其中最有意味的是將《無禮與非禮》《高尚生活》這兩篇譯文和荷蘭文版的對照：

魯迅翻譯的這兩則短文注明譯自“Ideen”，1862，也就是出自《思想集》的第1卷。對照荷蘭文《思想集》第1卷（Ide?n，eerste bundel，1862），《無禮與非禮》，與荷蘭文《思想集》第1卷第447節內容一致，僅刪去了原文中最后一句：“向我的其他讀者致敬!”《高尚生活》系第1卷的第261、262節。魯迅譯文的第1部分與第261節內容吻合，但第2部分與第262節有較大差異……筆者在荷蘭文版《思想集》第1卷未能找到其他與魯迅譯文吻合的章節，推測可能德文版是選編本，將《思想集》另外幾卷的內容加以編輯整合過，或者因為原來的第262節過于簡短，魯迅為了平衡感而在內容上加以擴充改編？另外，兩篇隨筆荷蘭文原文都沒有標題，可能是德文版編者所加，或者是魯迅所加。由于看不到魯迅所據的德文譯本《思想和隨筆》(Ideen und Skizzen)，故在此只能存疑。

這里提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到目前為止，關于《思想集》的德文版、荷蘭文版，國內學界始終所知甚少。從中外文學研究的角度來看，相關語種的文本信息的對照原本是題中應有之義，但荷蘭語是小語種，信息傳播受到很大的限制。即如魯迅與望·藹覃《小約翰》的研究，因為有完整的譯著、魯迅本人的較多談論以及與《野草》《朝花夕拾》等寫作之間的明確關聯，學界的關注度顯然更高。吳鈞即費盡周折在《小約翰》故鄉找到了魯迅翻譯所據1892年版德譯本，并展開荷語原文、德譯本、英譯本、魯迅譯本以及后出的胡劍虹譯本（據英文轉譯）的對照研究。盡管《小約翰》研究之中尚存在明顯不足，但最近十多年來有明顯進展，而從這樣的角度來觀照，圍繞謨勒泰都黎所做的工作可謂是微不足道。從表象來看，這么處理似也合理，這兩篇譯作體量太小，僅約1300字，魯迅本人又從未談論，可直接論說的空間有限。不過，若換作相關語種對照的角度來說，事實則可能發生改變。

來自《小約翰》故鄉的漢學家魯克思曾撰文討論魯迅與《小約翰》，其中也談及謨勒泰都黎。在他看來，謨勒泰都黎是“寓言大師”，7卷本《思想集》“融合了論戰諷刺和對童年的抒情描寫，與魯迅作品很相似”。《思想集》是“另一個與《野草》有更緊密關聯的荷蘭文學例子”，“因為在形式和語言上極為相似，它們很可能是《野草》的故事原型。《立論》的內容和語氣可關聯到《思想》第80篇”。不僅如此，謨勒泰都黎的“《情書》（Minnebrieven）中的《第六個權威故事》（Sixth Story of Authority），也很可能給了魯迅寫作《野草》的靈感”。

來自謨勒泰都黎祖國的學者更清晰地看到了不同語種的文本之間的關聯，并捕捉作品風格與人物精神世界的相似性。這是國內學者很難體察的，凌彰曾為此抽取了“戰斗的雜文”的線索，喬麗華也做出了類似的推測：謨勒泰都黎晚年“以雜文這種自由的體裁和直率的風格抨擊社會上存在的宗教、政治、教育方面的種種偏見與歧視。這不能不讓我們想到魯迅后期的選擇，同樣也主要以雜文為主要創作樣式，展開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這自有其道理，《無禮與非禮》對于宗教“教條”的批評，與魯迅的精神立場確實是相通的，但看起來可能還不夠，如荷蘭學者所寫《低地國家文學史》所示，謨勒泰都黎還有更豐富的內涵，特別是《思想集》和《小約翰》譯本提到的“小威綏（Woutertje）的故事”；而赫·特爾默斯郝遜對于喚起“童年生活的《沃脫潔·彼德斯》”、“喚起那些同樣遭受著折磨的人們”的《理想》的分析，以及巴·烏克斯托夫斯基對于“具有驚人的力量”的《情書》的描述，一旦置入魯迅的視角，也還是能夠讓人聯想起它們與魯迅的寫作及精神世界之間的某種相似。這也正是前一節不惜篇幅對相關段落予以摘引的學術動因所在：一方面是因為相關評述文字有限，藉此可以呈現一位經典作家的豐富面向，包括在與中國語境有某種相似的俄蘇所引發的反響；而另一方面，則是試圖觸發讀者對于其作品——特別是《思想集》《情書》的內涵與魯迅寫作的相似這一聯想。

喬麗華熟悉《低地國家文學史》中的段落，而在對照荷蘭語《思想集》和魯迅譯文時，她敏銳地發現了段落的差異。至于其未見德譯本的缺憾，可在漢學界魯克思的描述中適當彌補：上述四個文本，即《無禮與非禮》《高尚生活》以及《思想》第80篇、《第六個權威故事》，均見于施波爾的德文版《穆爾塔圖里選集》（Multatuli，Auswahl aus seinen Werken）。“施波爾是從謨勒泰都黎的妻子Mimi Douwes Dekker-Schepel編選的《謨勒泰都黎選集》（Bloemlezing uit Multatuli，阿姆斯特丹，1876）選取的文本。在他的選集中，‘蝴蝶’寓言（De Vlinder）（見施波爾譯《高尚生活》［H?henleben ］）的結尾與原作（《思想》，第261-262節）完全不同。盡管得到了謨勒泰都黎的授權，但這一譯文在謨勒泰都黎全集的‘權威’版本《完整作品》（Volledige Werken，17卷本，阿姆斯特丹，1950-1986年；第1、2卷，1951年）中沒有被提及”。也即，德譯本與現行荷文版謨勒泰都黎全集之間的差異是當年的德譯者造成的。而結合前述《低地國家文學史》中“德文譯本以及威廉·施波爾（Wilhelm Spohr）編的選集”使謨勒泰都黎“成為19世紀末期在德國擁有最多讀者的作家之一”的說法，則可知魯迅當年擬購的《思想和隨筆》應該就是施波爾譯本。

對照前述《擬購德文書目》，魯迅不止一次表示《小約翰》“想譯，沒有這力” ，德文水平的限制會妨礙魯迅對于《馬克思·哈弗萊爾》這類長篇作品的閱讀，進而影響到對于這位荷蘭作家的理解，但基于《思想和隨筆》為短小篇章、且日后翻譯的事實，魯迅曾經閱讀過荷蘭漢學家所指認的《思想集》第80篇、《第六個權威故事》等篇章，在邏輯上是沒有疑義的——基于不同語種的文本體察而做出的指認寓示著新的研究可能，但因著謨勒泰都黎的相關作品集始終沒有翻譯，研究者又無從探究原語種的文本信息，對翻譯對象缺乏足夠的體察，這一重要事實就始終沉埋于異國的故紙堆里無法察知。

結 語

孫郁在評價魯迅翻譯《小約翰》的行為時指出：“魯迅是個很會吸收別人營養的人，他并不掩飾自己的精神來源，并將一本感動過自己的書，譯介過來，那境界是很高遠的。”謨勒泰都黎作品的翻譯與《野草》的寫作在同一時段，大致也可作如是觀。返觀魯迅留學日本期間的《擬購德文書目》所列123種圖書，多數并未成為事實，而從閱讀到翻譯謨勒泰都黎是一種漫衍近二十年的行為，與《野草》之間的切實關聯、與某些寫作可能存在的關聯（“融合了論戰諷刺和對童年的抒情描寫”），原本會使得這位荷蘭作家成為一個更為突出的存在，但如今只能看到一片巨大的空白，曾經就在魯迅“自己筆下的”的謨勒泰都黎最終成為了其“文學個人史上的失蹤者”。

作為小語種，荷蘭文學在中國的譯介很有限，即便是跟魯迅相關聯的作品也是如此——不僅僅是魯迅從未談及的謨勒泰都黎，就是魯迅一再談及的望·藹覃也只有《小約翰》一種，魯迅譯本所載“原序”——保羅·賚赫為小說德文版所作序言提及的《愛倫，苦痛之歌》《約翰跋妥爾，愛之書》等作品，始終未見中文譯介。因此，放眼未來，謨勒泰都黎的《思想集》《情書》等作品集的譯介或是本文所述論題能否推進的關鍵所在——不同語種的文本的對照性呈示，或能展現更多的寫作秘密與精神關聯，引發更多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