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由文學史和文學理論攜手建構的話語如層巒疊嶂，研究者置身其中，久而久之難免會有“不識廬山真面目”的局促和無奈。正是在沖破理論話語的“圍城”這一關鍵節點上，詩宇的文學研究顯示出了不容忽視的新生代力量：“經歷了‘經典化’的文學教育、有了相對穩定的文學觀念之后，能在文學現場發現當代文學的現實，這種經驗其實是許多人并不擁有過的。”[1]

如果把學界比作武林，那詩宇所走的絕非套招拆招、一板一眼的路數，而是摘葉飛花，皆可傷人。詩宇出身“名門正派”——北京師范大學現當代文學專業和導師張清華教授的學術影響力自不必說，因而在詩宇不拘一格的“招式”背后，其純正的“內功”修為著實有跡可循且自成體系。

“邊界”內外的凝視與面對世界的方式

所謂“邊界”內外的凝視，按照詩宇在同名專著中的解釋，一是指“嚴肅文學有‘邊界’”，尤其在當下多元文化交織的互聯網語境中，“通俗文學以及更受大眾歡迎的影視、動漫、游戲對嚴肅文學形成了一種‘合圍’”。二是指“一個時代的文化生活，有中心和邊緣之分。當我們站在嚴肅文學的‘邊界’之內滔滔不絕時，說的可能是比較靠近整個文化生活邊緣位置的話”[2]。以新近火爆的《黑神話：悟空》為例，很多研究總是在“古典性”“現代性”“兩創”等熱門學術名詞周圍打轉。然而這些宏大的研究范式與專業的理論術語，在面對“個體”與“跨界”的“游戲文本”時，多少讓人感到有些捉襟見肘。尤其是當研究者沒玩過甚至不會玩這款游戲時，自說自話帶來的只能是批評的“失語”。2024年10月，在“博古通今：文化傳承與當代書寫文學館·學術青年工作坊”上，曾在“朋友圈”直播《黑神話：悟空》親測體驗的“游戲玩家”劉詩宇做了主題為《黑神話：悟空》與當下“敘事性藝術”接受問題的發言。他認為《黑神話：悟空》涵容了主流文化與亞文化中的雙重身份，對它的接受體現了當下文藝作品極具癥候性的“盲盒化”現象，類似鑿破壁壘的研究便不再有“浮云蔽日”之感。

其他比如《動漫、影視、游戲與文學的“代際差異”》《大歷史中的“RPG敘事”與“熱血”情結——評馬伯庸〈大醫〉》《元宇宙與人類的敘事藝術》《未來不是天堂，我不是我》等，僅從題目便不難看出詩宇研究視界的廣泛。其中，《是“東北”，還是一種曾經黯淡的“階層趣味”——論互聯網文化與“東北文藝復興”》是詩宇跨界研究的典范。憑借該作他獲得了《當代作家評論》2023年優秀論文獎。頒獎詞充分肯定了詩宇從互聯網和社會文化語境入手，對莫衷一是的“東北文藝復興”概念及其癥結性問題所作的新意解讀。上文所列篇目其實都是詩宇“跳出單一文學維度”，努力為“漫長的90年代”及新時代書寫“文學—文化史”的有力嘗試。

當視野回歸到學科“邊界”內部時，因為有著強烈且自覺的文學史意識，詩宇的研究在以廣度見長的同時絕不缺乏縱深感。《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再解讀”思潮》按照時間順序將“再解讀”思潮劃分為側重“歷史性”“文學性”“現代性”的三個不同階段，同時對相關研究群體做了基于“代際”差異的界定和擴充，進而揭示出“再解讀”思潮的意義與局限。《當代文學史視閾中〈紅高粱家族〉》對莫言小說中倫理道德作用的再解讀，對以民族英雄身份顛覆主流歷史敘事觀點的再思考，以及對斷裂文學史觀念下人物形象譜系的再反思，于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重構”而言極具啟發意義。其他像《當代文學批評史中的“新寫實小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21世紀“轉譯”》等均是詩宇在相關研究領域精耕細作的代表作，前者的論述異常精彩，且順理成章地入圍了第十三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

能夠在“邊界”內外閑庭信步，必須要有豐富的知識儲備作為支撐。生活中的詩宇熱愛電影、精通漫畫，寫小說和劇本屢獲大獎，唱歌和玩游戲更是業余選手中極為專業者。有如此多才藝傍身，當面對“Z世代”中“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文學現象時，他不僅不會束手無策，反而如魚得水。這種不為“邊界”所限的“總體性”研究視野，使得詩宇能夠敏銳地洞察到看似不相及的“風馬牛”之間的內在關聯。北京師范大學求學期間，詩宇先是借《長城》雜志專欄牛刀小試，聚焦當代文學中的一些“場域”問題，繼而將博士論文的主攻方向定為“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按照張清華教授的說法，詩宇“可以透過這些現象的研究，去深入了解文化研究、文學社會學研究、歷史研究、知識考古學研究等方面的理論”[3]。后天的孜孜探求加上先天的興趣優勢，詩宇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研究范式的形成可謂水到渠成。

研究范式形成的背后，本質是選擇如何看待世界的問題。是“閉戶讀書”，還是“睜眼看世界”？是固守“小我”，還是關注“大我”？從研究實踐來看，詩宇堅定地選擇了后者。他習慣在具體的研究對象之外觸及“文學批評的未來”“嚴肅文學的未來”，甚至“文學的救贖功能”等根本性議題。詩宇之所以透過純文學的窄門看到了更加駁雜和遼闊的風景，是因為在全球化與信息化時代，那些看似遙遠的東西與我們當下精神生活的聯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緊密。這是“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4]般的大關懷。優秀的作家當有如是關懷，優秀的批評家也不例外。

作家批評的優長與闡釋的有效性

“作家”詩宇公開發表的文學作品雖然不多，但一篇有一篇的分量。他的小說《阿梅的故事》曾獲臺灣師范大學“紅樓現代文學獎”小說組首獎，劇本《一頂軍帽》《夜市》連續兩屆入選了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扶持青年優秀電影劇作計劃”。以作家身份從事學術研究，究竟對詩宇的當代文學研究產生了什么影響？這其實涉及作家批評這樣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

作家評作家是文學研究中的重要傳統之一。杜甫評李白、雨果評莎士比亞、茅盾評魯迅、聶華苓評沈從文等，不僅具體的評價文字被研究者們頻繁征引，評價行為本身也經常作為文學“事件”在讀者間廣為流傳。原因或許在于，作家與作家之間的惺惺相惜與感同身受，使得作家評作家更容易接近“了解之同情”[5]的境界，這也是詩宇從事文學批評時和他的作家前輩們共享的優長之一。詩宇善于從之前“自我主體的經驗”中尋找與當下共通的閱讀感受，從而與研究對象達成精神上的共鳴，最終在“他者”身上獲得“非凡體悟”[6]。他用來征引的生活經驗包括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與之相應的閱讀體驗因此變得鮮活、生動、立體、全面。在《不見色，無字書——評黎紫書〈流俗地〉》一文中，詩宇對《流俗地》中綿密、氤氳的人情世故書寫充滿了“久違”之感。從細膩的分析文字可以想見，小說像石子落入靜水般激起了他內心的漪漣。而且因為換位思考的“參與感”較強，詩宇不少批評文字仿佛是對研究對象的“二次創作”，有一種壓制不住的作家主體意識。典型者如《槍之子的黑色幽默——論鄭在歡小說的荒蠻氣質》，詩宇開篇便說假如自己穿越到鄭在歡筆下的大王莊，他可能活不過一個月。這種感覺像極了在讀穿越小說，讀者仿佛在跟著一個叫劉詩宇的探險家經歷著他的奇幻冒險。

詩宇在盡可能言說他人的時候也在竭力表達自己。這不禁讓人想到法朗士的名言：“為了真誠坦白，批評家應該說：‘先生們，關于莎士比亞，關于拉辛，我所講的就是我自己’。”[7]詩宇表達自己的主要方式是追問，他追問式的批評文字中蘊含了諸多應答往還的可能性，是詩宇與作者及研究對象在思想上的交流、切磋，或者可以說——較量。對此，吳俊教授早有認知：“在貌似與人為善的外表下，詩宇的眼光其實已經尖銳地刺破了很多虛飾的表象，追問到了骨子里的問題。”[8]詩宇在《是“東北”，還是一種曾經黯淡的“階層趣味”——論互聯網文化與“東北文藝復興”》開篇一個不長的段落中竟接連用了五個問句，追問“東北文藝復興”相關人物、作品風靡的原因。他論文中的句與句、段與段、部分與部分之間，大抵是通過追問將邏輯關系串聯起來。類似兼具力度和深度的“批評家詰問”避免了隔靴搔癢或庸俗吹捧，從根本上確保了闡釋的有效性。

綜合來看，詩宇上述一體兩面的“理性的直覺”或“直覺的理性”[9]，使得他的批評文字呈現出“壞處說壞，好處說好”[10]的特點。比如在評價劉震云的《我叫劉躍進》時，他一方面指出這部小說在前后結構安排上的明顯不協調，另一方面又對劉震云整體敘述上“不厭其煩的回溯”持認可態度。他在剖析韓東的《小城好漢之英特邁往》時，既看到了這本書前后兩部分割裂感之嚴重，也強調了小說前半部分的足夠優秀和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文本細讀與“理論內生”

盡管有著比較宏闊的大眾文化研究視野，但“文學性”的“在場”依然是詩宇從事當代文學研究以來持守的底線。文本細讀向來被認為是通往“文學性”研究的主要方法，詩宇曾將文本細讀等同于“根植于文本的‘誤讀’”，說它“意味著一種微妙的折中，意味著讓作家和讀者同時在語言的延異中發現‘更好的自己’”[11]。簡言之，詩宇極為重視研究者在文本細讀時預留給讀者的想象空間。至于如何細讀，對文本中的“潛結構”和“潛敘事”展開研究，也許是重建當代文學研究與現場關聯的好方法[12]。于是我們看到，他在評陸輝艷的新詩《婦科病房》時，不僅能從“空泡面盒”“煙頭”這些容易被人忽視的意象中看出丈夫的壓抑與不滿，而且從中挖掘出了“現代意象該如何處理”這一詩學命題。于是我們還得以看到，他從孔乙己“茴”字寫法中覓得了人文知識分子身份的隱喻，并將這一深層結構或“設定”投射到格非的《登春臺》上。

除了呼應導師張清華對“潛結構”與“潛敘事”的關注，詩宇從過往文本出發，為當下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范本的努力更具個人獨創性。在相關細讀實踐中，詩宇對“新人”與“廢人”形象的分析讓人眼前一亮。其中，《風聲與燭影——論新世紀文學中的“新人”問題》關注的是新世紀文學中的“新人”問題。該文對《神木》中的趙上河、《那兒》中的朱衛國、《三體》中的羅輯等人物做了包含動機、性格、時代性的全面解讀，并為如何處理“新人”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知識分子性形象的“廢”與“用”》先是對《綠化樹》《鮮血梅花》《風雅頌》等小說中的“廢人”形象進行梳理，而后將其與《地球之眼》《陸犯焉識》《三體》中看似“廢人”實則“不廢”的形象作對比，最終點明“知識”的不斷消失是知識分子形象宿命般頹廢的主要原因。“新人”“廢人”“舊人”“少年”“壞女人”“革命者”等，通過文本細讀，詩宇建構了一個龐大且完整的當代文學人物形象研究譜系。

扎實的文本細讀功力一方面源自詩宇對作為方法的文本細讀的獨特理解，另一方面與他對文本細讀價值的強調密不可分：“恰如其分的文本細讀其實并不比操縱宏大的理論話語，或者挖掘生僻艱澀的史料更簡單”，因為“這不僅考驗著研究者的知識儲備以及對人情世故的體察能力，也考驗研究者是否對文本有足夠‘熱情’與‘耐心’”[13]。有鑒于此，詩宇曾用逐章分析的方式細讀陳福民的歷史小說《北緯四十度》，洞燭幽微般揭示出文學區別于歷史的敘事功能。他還對黎紫書“經得住考驗”的人物、語言、情節等寫作“基本功”做了全面細讀。

如果稍加留意，會發現詩宇的文本細讀沒有停留在具象層面，而是做到了自覺的理論提升。而且相關理論主要不是源自外界或秉持“拿來主義”，而是“理論內生”[14]——從對作品的具體藝術感受中總結出來的。

或許因為深諳創作的甘苦，詩宇對于作家創作機杼的把握很是貼切。他通過解讀小說《云落》，窺斑見豹般提煉出張楚文學世界的關鍵詞——“迷茫的青年”“蹉跎的中年”“離開與歸來”等，那是一個“縣城”所無法容納的文學空間。他將韓東在劇變時代下飄忽不定而又和諧共生的小說風格概括為平等面對各種方向的“球體”美學。他用神殿或寺廟前的“階梯”形容何向陽詩歌創作的形式追求和美學特質，因為閱讀何向陽的詩歌有時像順勢而為的次第而下，有時似回環遞進的拾級而上，這與上下樓梯的體驗如出一轍。詩宇出色的“理論內生”能力顯然不止于個案研究。他還別出心裁地將2021年的長篇小說分為可以“站著讀”和必須“坐著讀”的兩類，以此區分其“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創作風格。在綜論2022年的長篇小說時，他又匠心獨運地用“地質景觀”比喻新時代文學既“豐富”又“整飭”的創作形態。這些理論與文本若合符契，毫無隔膜之感。在當下理論覆蓋文本，文學研究與文學現場越來越“區隔”的環境下，詩宇批評實踐的意義不言而喻。

讀者友好型與閱讀的趣味性

從文學接受維度來看，詩宇非常重視普通讀者在當代文學史建構中的作用。他的一系列研究文章諸如《世界經驗、政治寓言與敘事形式的中西之辨——劉震云作品海外傳播研究》《互聯網中的當代文學史“隱文”——從豆瓣讀書評分說起》《最難的就是“好讀”——論〈千里江山圖〉與長篇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等從海外傳播、豆瓣平臺、讀者偏好等方面探討了大眾如何按照自己的標準建構文學經典并延續作品生命的問題。他持之以恒關注的這些問題，不出意外地成了眼下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比如近期就有學者指出：“當下因文學讀者流失而產生的‘文學危機’，有必要將文學與讀者之關系重新問題化。”[15]

正因為對普通讀者的作用有充分的認知，詩宇的文字總是想方設法拉近與他們的距離。在評介《北緯四十度》時，詩宇說：“研究了幾十年純文學的陳福民突然‘放下身段’，講事實、擺道理，幽默處令人忍俊不禁，黯然處惹人潸然淚下，其潛在的對話者，是否也有文學研究者和作家？”[16]這其實是詩宇的夫子自道。他的論文對于讀者非常“友好”，像《毫毛上的〈西游記〉》《是好還是壞——論屏幕、鍵盤時代的“創作”》《穿靴戴帽，奇貨可居——論文藝類視頻“干貨”與“二次創作”問題》《一顆賽博子彈，一封中式情書》等，即使專業之外的讀者閱讀起來也沒有障礙。從學理上講，“總是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解釋那些深奧的佛理”不僅對寫作者的表達能力等專業素養要求更高，而且“能否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學術思考，一定意義上也是檢驗學者之真假的標準”[17]。

詩宇當代文學研究的另一重要特點是有趣。波德萊爾曾說：“我真誠地相信，最好的批評是那種既有趣又有詩意的批評，而不是那種冷冰冰的、代數式的批評。”[18]不夸張地說，有趣不僅是一種風格，還應提高到立場和境界的高度加以認識。

詩宇研究文章的趣味性最直觀的體現是語言的通俗和形象化。比如那句讓我在閱讀過程中啞然失笑的形象描述：“且容我像韓東小說中那些狡黠的人們一樣，‘不厚道’地想到作者在歲月流逝中漸漸能夠反射任何角度視線的光頭。”[19]“光頭形象”對接“球體風格”，文如其人的本質特征就這樣被幽默自如地表達出來了。與詩宇對鄉賢馬秋芬小說語言特點的評價相似，作為純正沈陽人的詩宇，其個人化的語言表達背后其實也有一個強大的東北方言及其幽默譜系在做支撐。而且在中國現當代作家中，詩宇對以語言的趣味性見長的老舍情有獨鐘。老舍認為“干燥，晦澀，無趣，是文藝的致命傷；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20]。這應該是在潛意識里被詩宇當作“信條”堅守的。

詩宇曾明確表示：“最好的評論就是復述。”[21]這也是他的研究文章讓人感到興味盎然的主因之一。日常交流中，詩宇不時會語帶留戀地跟我講起大學時期那些讓人忍俊不禁的人和事。他復述和轉述的能力之強，常常讓我有歷歷在目甚至恍如隔世之感。詩宇的研究文章正具備了這樣一種“情節流”的效果，讓人感到好像是在“講故事”。這讓我想起勃蘭兌斯那跳出文學史枯燥寫作模式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潮》，以及魯迅被刻上“閑話風”烙印的《朝花夕拾》。想達到如此閱讀效果，這要求作者必須與讀者平等對話，既不能有高高在上的輕蔑，也不能有屈尊俯就的諂媚。由是，他的復述或轉述才能營造出一個輕松愉快的閱讀“場域”，娓娓道來且充滿“復調”況味。

詩宇研究文章的趣味性骨子里其實來源于他糅合了各種文化藝術的“大文學觀”，以及他觸類旁通的“通變觀”。他的論文里經常出現電影、音樂、游戲、漫畫、小品、鬼畜、坊間笑話、時事熱點等元素。在《槍之子的黑色幽默——論鄭在歡小說的荒蠻氣質》中，詩宇用《巴斯特·斯克魯格斯的歌謠》《老笠》等電影情節幫助解讀鄭在歡小說中的“荒蠻”氣質和“CULT”風格，他還將東西的小說《篡改的命》與我國臺灣地區電影《大佛普拉斯》、盧一萍的小說《白山》與美國電影《阿甘正傳》做主題契合地對讀。在《病虎、怪事、瘋人——論李修文〈猛虎下山〉兼及文學中的歷史、文化、現實》中，文章的第一個小標題甚至直接化用了小品《鐘點工》中的臺詞……這些長期與嚴肅文學“井水不犯河水”的通俗藝術，一旦“闖入”學術論文中，會對高頭講章的話語表達起到平衡或消解作用。同時召喚著普通讀者豐富的大眾文化“閱讀前史”，甚或對“Z世代”語境下文學的理解起到畫龍點睛之效。

拉雜談論許多，或許不得要領，卻句句出自本心。如果此文勉強算得上“知人論世”的話，那權且看作是我對詩宇現階段研究的一個注解。然而當我在為其研究“設限”時，他或許只是把這些當成了起點，正在一步不停歇地向著新的研究領域掘進。“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詩宇的當代文學研究已然到了讓同儕為之側目的程度。作為十多年的老友，我深知詩宇能在而立之年取得如此成果有多來之不易，被學術光環遮蔽的是他暗地里異于常人的努力。對于詩宇已經取得的學術成績，我由衷高興；對于詩宇將會取得的學術成就，我滿懷期待！

注釋

[1][8]吳俊：《溫和才子劉詩宇》，《文藝論壇》2020年第3期。

[2]劉詩宇：《邊界內外的凝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筆記》，作家出版社，2021。

[3]張清華：《印象詩宇》，《文藝論壇》2020年第3期。

[4]魯迅：《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624頁。

[5]陳寅恪：《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第279頁。

[6]何向陽：《遠方之遠》，《文藝報》2021年7月23日。

[7]李衍柱、朱恩彬主編《文學理論簡明辭典》，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第565頁。

[9]歐陽文風：《一種準現代感悟詩學——論李健吾的印象主義批評》，《文學評論》2008年第3期。

[10]魯迅：《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528頁。

[11][13]劉詩宇：《“誤讀”與“經典”——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討論維度》，《文藝論壇》2020年第3期。

[12]劉詩宇：《作家“不讀”，還是作家“必讀”——論“文學性”視角下研究與創作的關系問題》，《當代文壇》2023年第5期。

[14]在2022年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第二十二屆學術年會暨會員代表大會上，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楊慶祥教授做了主題為“回到文本與理論內生”的發言。

[15]趙普光：《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讀者維度的建構》，《文藝研究》2024年第6期。

[16]劉詩宇：《史的刀與筆，文的屑與塵——論歷史題材創作問題與〈北緯四十度〉》，《上海文化》2022年第1期。

[17]王彬彬：《“是真佛只說家常”》，《文學報》2012年8月16日。

[18]波德萊爾：《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郭宏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第215頁。

[19]劉詩宇：《劇變時代的渾圓球體——論大眾文化視野中的韓東小說與“新生代”文學》，《當代作家評論》2022年第2期。

[20]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第202頁。

[21]曾攀、傅逸塵、曾念長等：《長篇小說去向何處？》，《當代文壇》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