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日知錄》中的名言，在十四年抗戰時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現與升華。戰爭年代，國家命運與個體精神緊密相連，息息相關，周興陸教授主編《抗戰詩詞三百首》所記載的，正是在關乎存亡的歷史現場，于烽火中淬煉而成的一首首動人篇章，是這段歷史最真切、最鮮活的記憶與見證。這些作品或慷慨激昂，或沉郁悲愴，或堅定從容，記錄了社會各界人士于國難之時發出的吶喊，不僅具有極高的文學與史料價值，亦為身處當代的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抗戰時期的社會氛圍，理解何為中華民族之真精神，中華文化之真境界，提供了有力的參考。

縱觀《抗戰詩詞三百首》所選詩篇，昂揚進取，奮發有為的英雄氣概和樂觀主義精神，是其主旋律與重要內容，尤其是身處前線的將領與革命領袖所作詩詞，書寫著民族氣節與個人信念的交響，令人精神為之一振。例如朱德任太行山八路軍總部指揮時所作《太行春感》：“遠望春光鎮日陰，太行高聳氣森森。忠肝不灑中原淚，壯志堅持北伐心。百戰新師驚賊膽，三年苦斗獻吾身。從來燕趙多豪杰，驅逐倭兒共一樽。”氣象雄渾、格調高昂，以“忠肝”“壯志”彰顯報國之心，以“百戰新師”“三年苦斗”寫照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更以“驅逐倭兒共一樽”收束，傳遞出堅定不移的必勝信念，可謂一代人在抗戰烽火中的精神宣言；董必武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遠赴舊金山簽署《聯合國憲章》時，于異國他鄉寫下《旅居美國舊金山雜詩》，詩中“乘風破浪非虛語，萬丈浮云在下頭”之句，以傳統意象寓個人豪情，抒發胸懷天下、不畏艱難的恢宏氣魄。正是這些詩詞，讓我們看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并非虛言，無數個體的努力聚沙成塔，匯流為江，凝聚成了中華民族在抗戰時期的強大動力，支撐著中國人渡過難關，迎來最終的勝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無數個體精神的星火，終須凝結為集體主義的力量，才能形成震撼人心的燎原之勢。《詩經·秦風·無衣》中“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的集體主義精神，于數千年后的抗戰詩詞里激蕩出了最強的共鳴音。在《抗戰詩詞三百首》中，“四萬萬”“四兆”等字眼被反復提及，它們不僅是人口統計的冰冷數字，更是民族共同體的象征，承載著熾熱的民族自豪感與共同的責任意識。著名法學家黃右昌，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難以抑制悲憤之情，揮筆寫下“四萬萬人心不死，枕戈待旦具同情”（《農歷中秋憤東北之變夜不能寐二首》其二），道出廣大民眾絕不屈服，誓要同呼吸共命運的抗戰心聲；郭沫若于1937年回國抗戰前夕，作《歸國雜吟》組詩以明志，組詩其二曰“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將個人的報復志向融入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潮，與家國同頻共振；梁寒操《“一·二八”六周年放歌》，痛悼戰爭中的犧牲者同時，高唱“我有同胞四百兆，人人爭把摩拳擦。拼將流血成大河，國恥明朝全洗刷”，以集體主義之精神激勵自己，以及身處戰火中的同胞。除此之外，眾多抗戰詩詞也以贊頌保家衛國置生死于度外的前線將士為主題，例如淞滬會戰中誓死保衛上海的“八百壯士”，即有胡樸安《八百壯士歌》、胡懷琛《八百孤軍》、馮玉祥《八百好同胞》等加以描繪，因而被更多人熟知，深入人心。集體主義精神塑造了抗戰詩詞的最鮮亮底色，而抗戰詩詞又在廣泛傳播之中，不斷鞏固和升華人們的集體精神，傳達中華民族同仇敵愾的集體決心。

另一方面，本書所收部分舊體詩詞，在傳統詩詞形式的基礎上進行了大膽而合理的革新，例如易君左《魯南大捷歌》、黎錦熙《鐵軍抗戰歌》等，篇幅宏大、語言明快、節奏鏗鏘、情感充沛，既延續歌行體之傳統，又有口語化的民間風格，一時廣為流傳。抗戰時期的詩詞創作，不僅使得式微已久的舊體詩詞重煥生機，更促進了傳統文化的發展與新變，展現出中華文脈危難中的頑強生命力。“國家不幸詩家幸”，《抗戰詩詞三百首》為我們展現了戰爭時期文化界齊心協力，共同抗敵的龐大圖景之一角，其中蘊含著赤誠的家國情懷與時人為賡續文脈所付出的艱苦努力，昭示著救亡圖存和民族復興的希望。當重讀這些作品時，我們不僅是在回望一段血淚鑄成的歷史，一段不容忘卻的苦難歲月，更得以在文本的深處，審視中華民族于非常時期展露出的強勁的精神韌性。這種精神基因已深深鐫刻于歷史的進程中，成為抗戰史乃至中華文明歷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部分，永遠被后世所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