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西藏題材電影成為我國電影中獨特而醒目的風景線，涌現出《雪豹》《氣球》《岡仁波齊》《阿拉姜色》等一大批優秀作品。近日上映的電影《洛桑的家事》為這條風景線再添一抹動人的色彩。影片由張國棟執導、蘆葦編劇，圍繞西藏鄉村的一場車禍展開敘事。洛桑唯一的孫女央金被腿有殘疾且無駕照的豆拉伽酒后駕駛拖拉機撞成高位截癱，這場飛來橫禍將三個家庭卷入了命運的旋渦。在是與非、情與法的糾葛中，影片譜寫了一首樸素純摯的人性詩篇。

《洛桑的家事》沒有呈現一個傳奇式、奇觀化的西藏，而是以近乎紀實的拍攝手法，描繪當地的社會生活與風土人情。影片的敘事手法簡約而質樸，體現出鮮明的日常現實主義風格。創作者沒有依賴特效元素或宏大場面，而是圍繞瑣碎、平淡的日常生活展開，依托西藏的山水草木、藏族民居、游牧生活等自然環境和人文景觀，從三個家庭的小切口開掘人性與生命的大主題。雖然影片后半段也有“暴風雪夜接生”“人狼對峙”等頗具戲劇張力的段落，但這些戲劇沖突是隨人物命運自然展開的，并未破壞整體的真實氛圍，反而增強了故事的感染力。影片對藏族文化元素的運用也自然而內化。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并未將這些特殊的民俗風物進行符號化處理，而是將它們還原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細膩捕捉到傳統與現代的交融：轉經筒與智能手機在帳篷里共享微光，酥油茶的熱氣與可樂的氣泡在木桌上共舞。這種內視化、平視化的視角，使故事超越了地域的限制，讓人感受到洛桑的家事其實就是我們周遭普通人的故事。

圍繞洛桑、豆拉伽、卓瑪等幾位主要人物，影片構筑起充滿矛盾與張力的人物關系，并借此探討了傳統倫理與現代觀念的碰撞。受害者的祖父洛桑與肇事者豆拉伽構成了影片中最核心的對立關系。在帶著孫女央金四處求醫無果后，洛桑心疼她的不幸命運，誓將肇事者豆拉伽送入監獄，甚至強硬地回絕村長和已出家的小兒子的勸說，展現出傳統家長的權威與決絕。然而，這個看似固執專斷的老人，在看到豆拉伽貧困的家庭狀況后，卻主動放棄了早已擬好的賠償協議。影片對人物行為轉變的鋪墊細致且令人信服。豆拉伽同樣并非簡單的反面角色。他嗜酒如命、無證駕駛，導致悲劇發生，理應受到法律制裁和道德譴責。但他同時也是位命運多舛的殘疾人，獨自撫養兩個孩子，維持著窮困潦倒的生活，在鄉村秩序中屬于邊緣人物。演員金巴將人物的掙扎與救贖演繹得層次分明，讓觀眾在譴責其過錯的同時，也能對他的生存困境產生一絲理解與同情。

與洛桑為代表的傳統父輩形成對照的，是卓瑪這一角色所代表的現代女性形象。作為一名鄉村醫生，卓瑪是現代藏族知識女性的化身。醫學知識使她在鄉村生活中充分發揮主體性：小到感冒發燒，大到接生，業務能力精湛的她是當地村民可靠的守護者。她身上體現出強烈的獨立意識：寧愿冒著風雪也要趕到牧民家中為其治病，寧愿與丈夫離婚也要照顧兩個侄子。她游走在洛桑與豆拉伽之間，成為連接兩個家庭、推動和解的關鍵力量。

與卓瑪相比，諾日的妻子代表了更為傳統的藏族女性形象。她善良、悲憫、勤勞，生兒育女、照顧家人、孝敬長輩，即便懷著身孕也要遠赴冬牧場協助丈夫放牧。卓瑪與她之間的姐妹情誼，既體現出女性互助的色彩，也展現出當代藏族女性的新面貌。她們身處傳統倫理與現代觀念之間，既傳承了持家有道的家庭觀念，又不斷孕育著獨立自主的性別意識。

在呈現人性復雜的基礎上，影片并沒有一味放大人物之間的沖突，而是通過對角色內心的細膩刻畫，探討了超越苦難的寬恕與救贖。促使洛桑最終放棄起訴和賠償的，不僅是他目睹了豆拉伽的家境貧寒，也在于豆拉伽頂風冒雪救援諾日妻子的贖罪之舉。村主任的調解、法律的威懾等都是推動恩怨化解的外部因素，但最終的和解源于人物內心的善良與本真，源于傳統文化中固有的悲憫、共情與信仰的力量。它讓我們看到，即使在最深的痛苦中，人們仍然能夠找到希望和力量，實現自我與他人的救贖。這使影片超越了狹隘的地域和文化界限，觸及普遍意義上的人性。《洛桑的家事》盡力呈現人性本身的復雜、含混與幽微，這種真實感，正是影片能夠觸動觀眾內心的基石。

與此同時，影片也巧妙展現了法律與人情的碰撞。洛桑最初選擇訴諸法律，誓要將豆拉伽送入監獄，是對規則和正義的正當訴求。然而在具體情境中，簡單的法律裁決并非解決復雜人性問題的唯一答案。影片并未否定法律的重要性，而是提示在法條之外，人情、諒解與慈悲同樣是維系社會和諧不可或缺的要素。在這部影片中，信仰并非一種外在的儀式，而是內化為人物行為邏輯和價值觀的一部分。它給予人物面對苦難的韌性，也提供了尋求和解的精神資源。

片尾，央金嘗試依靠欄桿自己站起來，但影片并未交代她是否成功，而是以開放式結局給觀眾留下想象空間。不過，向上的姿態與升格鏡頭的運用，顯然暗示著希望與重生，也展現出生命在磨難中的不屈。由此，影片將一個西藏家庭的家事，升華為一曲關于寬恕、救贖與堅韌的人性頌歌，為我們理解生活提供了一個溫暖而有力的視角。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