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詩批評

宋寶偉：羅老師您好，中國新詩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在這一個世紀多的發展歷程中，不僅改變了中國古典詩歌模式，也完成了新詩的現代化建構。新詩流變可謂跌宕多姿，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在各自的道路上不斷發展、更迭轉換，“面容”豐富，“形象”多元。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反”取向探索對新詩形象建構意義重大，這為我們認識新詩提供了新的視角，您是基于怎樣的思考提出這一全新的批評思路？

羅振亞：中國新詩的發展有自己內在的律動，每一個詩潮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以往我們更多地關注單一詩潮的內部研究，對百年新詩流變規律的整體性、宏觀性研究也總是在現實主義、現代主義這樣宏大理論之下完成，缺少一個潛入百年新詩內部的更為深入和精確的研究方法。我們知道，新詩形象的建構之路從來不是一條直線，而是充滿了曲折、迂回、反復甚至悖論的發展之路。一方面，眾多詩人和闡釋者苦心孤詣地打造現代意義上的新詩文體概念，醉心于新詩文體審美規范與理論體系的建設。換句話說，長期以來人們心中累積了一個固化的印象，就是新詩文體和小說、散文、戲劇等文體之間存在不可通約性，因此詩人和研究者們聚焦于新詩文體的獨立性表述，試圖建立新詩文體的獨立的中心化范型。另一方面，大量的詩歌文本顯示，詩歌并不按照理論預設的方向生長，常常表現出“反”詩的沖動傾向，表現出逃逸、偏離甚至對抗的姿態，給尚未定型的新詩理論帶來諸多難以厘清的尷尬。但同時，這也為認識新詩留下了可供研究、生發的空間。新詩發生前后，正值西方結構主義的語言學理論和英美新批評文本觀念傳入中國，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國人闡釋文學的方法，詩歌的本體特征也隨之建構起來。反傳統精神同時也刺激、鼓動著不愿墨守成規的詩人們的創造性思維，表現在詩歌上就是凡俗化書寫、文體互滲和知性品格。這些都極大地擴展了新詩的表現范圍，拓寬了新詩本體觀念的內涵，為新詩未來發展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總體說來，“反”取向探索擺脫了傳統的“文以載道”的詩歌觀念的束縛，帶來了對新詩復雜性的探索和藝術新變，同時對“正統”詩歌構成一種交流和促進，引領新詩走向更為寬闊的藝術空間。

宋寶偉：新詩在當下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一種“反詩”的特征，誠如您所言，詩歌在日常生活書寫、跨文體寫作以及詩歌哲思等方面為詩歌寫作提供了多種可能性，這種“反”向探索值得肯定。但目前出于對新詩探索的誤解，人們批評“反詩”現象的聲音也很多，您也曾對詩歌的“反詩”“非詩”現象提出批評，如何理解您提出的“反”詩探索與當下“反詩”現象之間的關系？二者之間是對立和矛盾的嗎？

羅振亞：“反”詩探索與當下“反詩”現象之間并不是矛盾對立的關系。任何時代優秀的詩人和流派，都表現出既繼承傳統又不墨守成規的姿態，新詩的每一次突破和豐富都得益于“反”向的詩歌探索。這種“反”向探索更多地是一種藝術精神，甚至可以說是藝術發展的不竭的原動力。“反”向探索包含著文學藝術發展的核心訴求——顛覆、反叛、創新，這些都是合理的存在。事物發展總要有“度”的制約，我們肯定“反”向探索對新詩的價值和意義，但不可否認，個別的“反”向探索因為缺少必要的歷史語境和人文背景，屬于單純意氣用事，是一種“行為藝術”，最終將毫無意義可言。同時，短時間內頻繁地、毫無節制地“反詩”“非詩”寫作，必定帶來一定程度的混亂與迷茫，同時也弱化和沖擊了詩歌生產的相對穩定性，不利于大詩人和詩歌經典的出現，這種“反”向探索就是弊大于利的。21世紀詩歌一度出現大量的“非詩”“反詩”，顯示出詩人們在社會轉型期的焦灼浮躁的心態，無法為時代提供可滋養的思想和精神向度，最終由自語走向對現實世界失語的精神貧血。如“肉身寫作”“垃圾派”“廢話寫作”“無難度書寫”等，事實上構成了詩性、詩意最本質、最內在的流失。包括某些標舉“純詩”的技術性寫作，以純粹的技術主義操作代替詩歌本身，把詩壇變成競技場、試驗場，詩歌成為喪失中心、不關乎生命的文本游戲與后現代拼貼，這樣的探索都不符合真正的藝術精神，與我所推崇的“反”向探索不在同一層面上，不可同日而語。真正的“反”向探索是超越藝術圭臬以求新求變為精神底色的嚴肅的藝術創造，它帶給詩歌的是“新生”而不是“旋生旋滅”的詩壇亂象。

宋寶偉：作為詩歌批評家，您的詩歌批評始終有“在場”感，能及時切近詩歌現場，準確把握詩歌脈搏，給當下詩歌及詩壇現象一個恰切的定位。這種“在場”批評給詩歌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您認為當下的詩歌批評應該選擇一條怎樣的路徑，堅持怎樣的原則？

羅振亞：當下詩歌批評確乎存在一些問題，批評滯后是其中較為嚴重的問題之一。一些批評者認為，新出現的詩歌文本、詩歌現象缺少學術含量，尚不足以進入批評視野，需要時間的“沉淀”和“汰洗”。這樣的批評不在“現場”，自然也就缺少批評的鮮活感。另外，在詩歌批評中大家操持著同樣的理論武器，概念、術語和語匯幾乎一樣，甚至研究方法、切入視角和觀念大同小異，批評的同質化現象非常嚴重。久而久之，詩人和讀者失去對批評的信任，詩歌寫作和批評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也就更談不上良性互動、互生共榮了。如何改變這一批評的困境？我覺得應該回歸中國的印象批評，讓詩歌批評煥發活力。印象批評在中國文論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從劉勰的《文心雕龍》、鐘嶸的《詩品》、嚴羽的《滄浪詩話》到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等，構成了一條自成一體的成熟的文學批評脈絡。印象批評承擔著溝通作品與讀者的中介、橋梁的作用，既點評、解讀、闡釋文本，又引領、指導讀者接近文本。看似相對簡單的直覺領悟，卻常常在瞬間抵達文學藝術的本質核心。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批評的滯后性和理論過密的問題。具體來說，在批評中自覺尋找傳統感悟和現代理性的平衡點，構建一種“心學”批評，就是現在大家常說的批評要“走心”，是一次靈魂的探險，這樣的批評最大限度地保證批評的創造性。同時，應和現實呼應，主動拓寬視野，謀求和社會批評、知人論世等方法結合，這也是避免詩歌批評“玄之又玄”的根本路徑。

當下詩歌批評應該堅持批評家的責任和良知，面對批評對象，無論是成名已久的詩歌“名家”，還是初出茅廬的詩歌青年，甚至是生活中的朋友，都要堅持客觀、公正的批評原則，堅持批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這也是我多年一貫追求的準則。面對瞬息萬變的詩歌浪潮、流動不居的詩歌現場，作為批評者要有敏銳的藝術直覺，堅持公允的評價原則，還要有深厚的理論學養，更要有不懼冷嘲熱諷的勇氣。這樣才能真正介入詩歌現場，保證詩歌批評的時效性，不能總做“事后諸葛亮”。

二   先鋒詩學

宋寶偉：作為詩歌批評者確乎需要發現問題并直達本質的學術敏銳，才能在紛繁復雜的詩歌長河和詩歌現場厘清詩歌脈絡，并給予準確的評價與定位。在百年新詩的發展中歷程中，蟄伏著一條更為聚訟紛紜的現代主義詩歌脈絡，您在研究中將之定義為“先鋒詩歌”，您是基于怎樣的考慮來確立先鋒詩歌這一學理定位？

羅振亞：我在對整個現代主義詩歌浪潮、詩歌流派和詩人個體的研究中發現，現代主義有一個恒定的精神特征，就是“反叛”，這恰恰符合先鋒文學的核心本質。現代主義詩歌轟毀古典詩歌的堡壘，憑借的就是這股不斷創新、狂飆突進的先鋒精神，在中國獨特的文學語境下，用先鋒概念替代現代主義概念進行詩歌研究，更具有學理的精準性和言說的便利性。因此，與其在現代主義“宏闊”理論視域下研究中國新詩，不如在更精準、直達本質的理論基點上加以討論，避免現代主義概念的駁雜與纏繞，我將研究視域投諸“先鋒”理論，力圖為中國新詩研究找到一個突破點。象征詩派、現代詩派、九葉詩派、臺灣現代詩、朦朧詩、第三代詩、90年代詩歌一直到21世紀“低詩歌運動”，形成了一條獨立的中國先鋒詩歌的運行軌跡，每一次詩潮轉化的背后支撐毫無疑問都是“反叛”并導引至詩歌的創新性。后一詩潮的出現是對前一詩潮的“糾偏”，通過解構、清算、顛覆舊有的甚至固化的藝術秩序，完成藝術創造力的激發，重新規劃詩歌的生存領地，重建詩歌自由表達的意志。因此，我在研究中盡量將其視為一個相對完整自足的藝術系統加以“歷史化”，按照時空序列與歷史脈絡，兼顧詩潮之間的互滲互動，把握其動態組構、遞進融合的內在規律，確立其獨特的詩歌史地位，建立20世紀中國先鋒詩歌譜系。

宋寶偉：先鋒詩歌因其思想叛逆、藝術前衛，在中國語境中確實“曲高和寡”，缺少讀者群，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承認中國有現代主義，更談不上承認先鋒詩歌了。先鋒詩歌往往只在研究者、評論者那里得到認可和尊重，這是現在詩壇不得不接受的尷尬現實。您認為，先鋒詩歌如何改變這種局面？它應該具有的發展方向是什么？

羅振亞：認為中國土壤難以培植出現代主義藝術之花這種論調，顯然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精神，是對中國歷史文化語境與文學現實的嚴重誤判。事實上，從象征詩派到21世紀“低詩歌運動”，百年新詩中的帶有反叛性、實驗性特點的詩歌，屬于典型的先鋒詩歌范疇，只是命運不濟，沒有像浪漫主義詩歌蔚為大觀，更沒有現實主義詩歌的榮耀，無法與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詩歌一樣引人注目。先鋒詩歌的發展從未一帆風順，而是遠離中心，處在被“割裂”的孤獨狀態，在文學的邊緣地帶徘徊，這是先鋒詩歌無法擺脫的宿命。造成這種局面，有內外部多重因素。因國情和現實的制約，先鋒詩歌難以找到生長的溫床，更不可能在虛無荒誕中探尋靈魂之路。即使在當下，詩歌充分享受寫作自由卻也依然深受趨利主義和大眾文化的聯合絞殺，走在命運不可預知的路上。談到先鋒詩歌的未來，我認為首先應該改變極端的形式主義實驗，讓詩歌思想和藝術兼備。先鋒詩歌追新逐奇的實驗為詩歌輸送生氣，保證了先鋒詩歌的活力，但形式實驗一定要以思想為根基，否則就是一場絢爛的煙火。先鋒詩人及詩派有很強的自主性和排他性，或是沉醉于內心世界的開掘，或是把晦澀語言作為一種標榜，陶醉在形式層面的破行、斷句、圖形詩、能指滑動，把詩歌當成一種文本的游戲和實驗的競技場。如果只是技術層面的標新立異，而思想孱弱無力，那么這樣的先鋒詩歌根本不可能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其次詩人也要一改心浮氣躁的寫作態度，應接不暇的形式花樣不利于詩歌傳承的相對穩定性和詩藝的沉潛打磨，不利于詩歌大師、詩歌經典的孕成。真正流傳的先鋒詩歌必定是思想和藝術的完美結合之作，那種“形式就是內容”的先鋒詩歌猶如當下某些音樂“神曲”一樣，博人眼球一笑而過。

宋寶偉：標新立異是先鋒詩歌的立身之本，但不能作為詩歌的唯一追求，真正的詩歌經典一定是思想和藝術俱佳的上乘之作。近年來，人們對先鋒詩歌“印象”不佳，不僅僅是因為超越讀者藝術認知的形式實驗，很大程度來源于現在詩歌藝術標準的不確定造成的混亂，多元化時代我們應該如何確定詩歌經典，經典缺失的焦慮癥又該如何治愈？

羅振亞：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時代成功的詩歌歷史，歸根結底都要靠經典詩人、經典文本的連綴和支撐，甚至可以說沒有經典就意味著沒有方向感，有沒有經典以及經典作品的多寡，都是判定一個時代詩歌是否繁榮的標志。當下時代我們陷入經典焦慮之中，感覺經典標準不一致甚至沒有，其實直觀地說，那些凡是能夠介入時代良心，影響和干預了當時詩歌寫作風氣，或者產生過轟動效應的作品，都可以稱之為經典。經典可以區分為“動態經典”和“恒態經典”，考察眾多詩歌選本會發現，多數詩歌屬于“動態經典”，彼此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根本原因在于選家的標準不統一，恰恰也是因為如此，詩歌的“恒態經典”就顯得更少，甚至經典全無。詩歌真正經典的匱乏和缺失，招致許多批評者的不滿，可以說，詩界內外同時陷入“經典焦慮”之中。至于如何確定經典，我認為應該采用歷時性與共時性雙重視角來考察。盡管現在我們沒有形成比較恒定的詩歌標準，那么短期內我們用共時性視角確立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的局部經典，畢竟這樣的詩歌是某一時期詩歌的典型代表。同時，我們也要給經典提供必要且充足的審視距離，將其放置在更為久遠的時間長河里考察，確立其“恒態經典”的文學史地位。經典詩歌是意味和形式的雙向奔赴，二者缺一不可，詩歌史上有太多“重內容輕藝術”或“重藝術輕思想”的“經典”，這樣的經典必然是“動態經典”。為此，詩人要具有精品意識，在思想境界和技法語言方面實現“雙修”，反復推敲、打磨，要學會沉潛，不能輕拋輕擲地急于推出作品，單單依靠數量永遠不能成為真正的“大師”。至于經典焦慮，我想，只要文學仍在，詩歌經典的焦慮癥就不會終止，當經典詩人和詩作源源不斷時，焦慮癥自然痊愈。

三  新詩的資源

宋寶偉：詩歌要成為永恒經典，必須有一個深廣的背景和參照為依托。近些年“中國式現代化”正在成為中心命題，中國文學與民族傳統、外國文學之間關系的重新審視，正在研究領域集中展開。您的晚近學術研究多集中在中國新詩與日本詩學、英美詩學之間的關系上，您認為中國新詩與日本文學的關系究竟如何定位？

羅振亞：中國古典詩歌之后的新詩不是驟然現身的，面對幾千年輝煌歷史的古典詩歌體系的重壓，如果不借助外力的刺激，新詩根本無法破繭而出。為新詩提供外援的，主要包括英美文學、蘇俄文學和日本文學三股力量。三股力量中，日本文學無疑最具代表性，它為中國新詩提供了啟蒙主義、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唯美主義、無產階級文學等思想資源，新詩中的留日詩人群也是數量龐大，影響頗深。中國新詩歷史的每一個重要節點和轉折處，從素材提取、社團組建和理論確立，都不乏日本因素的介入和影響。在近半個世紀里，日本因素一直參與著中國新詩的建構，甚至在特定階段規約著新詩的風格和藝術走向。這種深度交流與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階段，一是晚清民初的“詩界革命”階段。如黃遵憲、梁啟超、康有為等都有過羈留日本的異域生活經歷，“詩界革命”一度將日本作為傳播中心，還接受日本啟蒙詩歌的變革范式啟迪，倡導的“新意境”和“新語句”，其民族精神復興、傳統文化融合的主張，均包含著開放性的日本化色彩。二是“五四”“文學革命”階段，新詩與日本文學元素的結合更為深入，不僅對詩人個體，對創造社、“小詩”運動和“純詩”寫作都有很大影響。三是“革命文學”階段，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中國革命詩人開始大面積地和日本有關組織、詩人、理論家進行交流，如郭沫若、成仿吾、蔣光慈等人，翻譯、研讀、學習日本普羅文學理論，并通過多種渠道在國內傳播。總之，從“詩界革命”的醞釀，到發生期前期創造社的激情書寫，再到“小詩”的生成、“純詩”理論的探索，以及紅色的普羅詩派的崛起、抗戰詩歌的萌動，中國新詩每個時段的話語建構，均有日本因素的介入、規約和影響。當然，日本對中國新詩也不乏負面影響，譬如在吸收、借鑒過程中，功利性太強，浮躁之氣頗濃，借鑒比較隨性無序，忽視了詩歌的藝術建構以及過分謙卑的態度，直接影響了詩歌的客觀理性的吸納，造成新詩發展走了很多彎路，這些問題在新詩研究中必須加以正視。

宋寶偉：新詩無論是草創期還是發展期，離不開對國外詩歌資源的汲取，只有以開放的姿態博取眾家之長，方可獲得與全球詩歌對話的權利和地位。但同時必須提高自身的消化能力，完成異域詩歌藝術經驗的中國化，這是百年新詩成功確立的重要因素。您認為新詩與英美文學之間是怎樣的關系，英美文學對新詩最大的推動表現在哪里？

羅振亞：中國新詩與英美文學的關系，我主要以“新批評”理論與中國新詩的發生作為切入點進行考察。“新批評”派的兩位主將瑞恰茲、燕卜蓀分別在1929年、1938年任教于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西方現代派詩歌與理論開始沉潛于廣大學子的心智結構之中。馮至、卞之琳、葉公超、李廣田等人系統、深入地研讀闡釋“新批評”理論，穆旦、辛笛、陳敬容、鄭敏等人也在進行具有現代化傾向的詩歌創作，在眾詩人的共同努力下，創建了中國式的現代主義詩學理論，實現了新批評的中國化與中國詩論的現代化。具體表現在，將瑞恰茲“包含的詩”的觀念轉化為中國新詩的反諷與智性品質；將具有文本中心主義弊端的“新批評”理論進行中國化處理，詩歌更注重文本和現實、歷史、傳統因素的關聯。九葉詩人從方法論與思想緯度吸納瑞恰茲、艾略特詩歌理論，使中國新詩對西方詩歌詩學的接受由單純的創作層面，向實踐和理論并重的立體層面轉換。尤其可貴的是，“新詩現代化”倡導者對中西兩種詩學資源都有所揚棄和超越，努力彌合詩與現實、社會使命與藝術使命之間的鴻溝，創生出中國的真正具有“包含”意味的詩歌。可以肯定，對新批評“包含”內蘊幅度、范圍進行擴大、拓寬的中國化處理，是“新詩現代化”理論的獨到貢獻。但這種貢獻也并非完美，自身潛藏著諸多遺憾。首先是理論研究的視野有限，無法涵蓋新詩創作的所有區域。其次，移植而來的后期象征主義特別是新批評派理論，與中國詩壇的現實聯系過于微弱，同時對西方詩學理論過于崇拜，進而產生很強的理論依賴，從而束縛了對問題的深入探究，所以整體上的創新氣度還是明顯不足，這些問題只能留待后來者進行繼續探索和尋找新的突破。

宋寶偉：在您看來中國新詩成功的經驗之一，是新詩在吸收中外詩歌精華和文學流派營養中發展成熟的，中西詩學資源同等重要。但大多數人在對百年新詩的認知中，有一個較為固化的觀念，就是新詩與傳統之間是對立的，是反叛傳統詩學資源并吸納西方資源而創生發展的，新詩與古典詩歌分屬兩個獨立系統。您如何評價這一觀點？新詩發展到現在還需要古典詩歌資源嗎？

羅振亞：的確，在新詩研究中有這樣的觀點，認為新詩當初是將舊體詩詞視為“革命”對象的，其反叛姿態決定了新詩與舊體詩詞、傳統文化之間徹底絕緣，這種觀點是片面的，應該予以澄清。有研究發現，馬拉美、龐德的意象藝術，并非他們首創，而是源自中國古典詩歌的熏陶。新詩運用的意象藝術，被很多人認為吸納西方的意象藝術，其實只是中國古典詩歌意象“借道”返回。俞平伯、聞一多、郭沫若、臧克家等新詩名家，為何在新詩方興未艾之際轉頭創作古體詩？這些充分表明，傳統文化、傳統詩歌在新詩的“革命”面前不僅沒有壽終正寢，其生命力反倒因外力的刺激愈發健壯。原因就在于傳統文化的精神和藝術早已深入詩人骨髓，新詩與傳統的斷裂僅僅是語言和形式，而精神血脈始終是相通的。對新詩草創期那種嚴重偏頗的反傳統做法，新月詩派和象征詩派的穆木天、王獨清等人早已明白新舊詩歌絕非水火不容，可以共存，并在創作中不斷修正、調適新舊詩歌的關系。后來的現代詩派、九葉詩派、臺灣新詩乃至朦朧詩，均在持續尋找、平衡現代與傳統的“和解”之道，雙向完成外來詩歌本土化和古典傳統現代化兩個看似對立的任務。新詩進入21世紀，傳統文化同樣在“照亮”詩歌的前行之路，“激活”詩歌無限的創造潛力。主要表現在，傳統詩歌關注現時現事的“及物”品格對21世紀詩壇是一種深度的喚醒。它敦促詩人調整詩歌和現實的關系距離，接受傳統詩歌“當代性”品格的啟示，加大介入現實真相和時代良知的力度，避免純詩和神性詩歌等烏托邦抒情的凌空蹈虛。21世紀外來一系列重大事件喚醒了詩人蟄伏心底的悲憫與擔當意識，秉承藝術良知，自覺尋找詩歌介入現實的最佳路徑。同時，傳統詩歌認真虔誠、精益求精的態度，在21世紀詩歌中出現大面積的反應和回響。因此，詩歌在當下乃至未來，都需要傳統文化的滋養，在進一步實現現代化的同時，與外來文化的中國化一道推動詩歌走向更絢爛多姿的明天。

四  學術研究與創作

宋寶偉：您從事新詩研究近40年，無論是新詩歷史的鉤沉梳理，建構起新詩獨特的研究體系，還是對詩歌現場的及時介入，從駁雜詩壇現場精準梳理出詩歌演進的脈絡和發現諸多問題，對百年新詩做出“貫通”式研究，這在新詩研究中是很難完成的。您是如何做到研究對象的廣度與深度的平衡？

羅振亞：人文學科研究，要注意確立一口“井”的意識。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都會有這樣一種體會，就是要有廣闊的視野、堅實的理論修養和出色的研究能力，這當然重要。但是更要強調一種“陣地”意識，就像打仗一樣，“陣地”意識不可少。一個學者的學術研究、學術生命是非常有限的，一輩子有兩三次成功的學術領域轉型就已經相當不易。同時中國現當代文學論文研究資源非常有限，特別是在僅32年的現代文學時空里，在這么一個逼仄的空間里找出一塊別人沒有摸過的石頭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就出現一個問題，魯迅、郭沫若、茅盾自不必多談，二流作家后來也基本上被研究一遍，最后不得已，三流不入流的都納入研究領域。面對著三流、四流的作家很難說出一流、二流的話。無論現代還是當代文學，尋找到自己的第一口“井”就顯得尤為重要。就我個人而言，這些年的研究主要就聚焦在新詩領域。先是碩士論文搞九葉詩派研究，發表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年第1期上的《嚴肅而痛苦的探索——評四十年代的“九葉”詩派》，嚴格意義上說是自己學術研究生涯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教書以后，研究主要圍繞20世紀20年代象征詩派，20世紀30年代現代詩派，20世紀40年代九葉詩派，到20世紀50、60年代臺灣現代詩派，20世紀70、80年代朦朧詩等進行前后勾勒，這樣就完成了第一本著作《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流派史》。搞詩歌研究的學者存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搞當代的人基本上不研究現代，搞現代的基本上不研究當代，沒有現代的根基，很難有論說當代的勇氣，沒有參照，也很難判斷準確，所以需要去勾連現代和當代。于是我在評上教授兩年以后又去讀博士，當時主要往當代拓展，開始動筆寫先鋒詩歌研究。對當代詩歌的興趣和關注一直延續到今天。完成《朦朧詩后先鋒詩歌研究》之后，近些年主要是圍繞先鋒詩歌做文章，主要收獲是《20世紀中國先鋒詩潮》和《中國先鋒詩人論》，以此構成一個關于先鋒的序列。這是我的學術理想，努力在詩歌史寫作、詩學理論和詩歌批評三個領域里有所建樹，為中國新詩研究傾盡自己的綿薄之力，因此，學術研究做到“點”與“面”的結合，方能實現深度與廣度的契合，這是學術研究必備的視野和學養。

宋寶偉：中國新詩歷來聚訟紛紜、爭議不斷，您在新詩復雜的場域里將現代詩歌與當代詩歌視為完整的學術板塊，以宏觀視野與微觀分析相結合建構起自己的研究范式。您是如何敏銳地捕捉到學術研究的熱點與問題，能否為有志于從事新詩研究的年輕學者分享您的學術研究經驗？

羅振亞：詩歌研究與文學創作在本質上具有共通性，任何過度華麗和復雜的技巧，在永恒的時間面前都顯得脆弱。能夠經受時間考驗并留存下來的，必然是深刻的思想。思想是詩學研究的根基，因此，新詩研究乃至整個文學研究領域，必須具備一種獨特的思想發現視角。在這個問題上，第一點是要培養、練就自己發現問題的能力，廣泛閱讀進而在諸多的學術現象當中找到有價值的論題。在研究過程中，對前輩和同輩學術成果的參考與借鑒非常重要。若能有30%的內容是完全原創的，那么該論文已經相當出色。若在研究中某個觀點確實是獨立發現的，應當以此觀點為核心，持續進行深入的閱讀與思考。如此一來，所有工作都將圍繞這一核心展開，如同滾雪球一般，逐漸地，以個人為中心的思想體系也將逐步建立。最終，文章和著作將自然而然地涌現。第二點，在發現問題的基礎上，堅守自己的思想發展點更為重要，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一口井”意識，不僅是開拓自己的學術領地，更重要的是堅持，想要掘成一口井，絕不能遍地挖坑淺嘗輒止，要有學術定力，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學術突進只能如此，沒有捷徑。

在研究過程當中還應該形成自己的一種風格，特別是語言上，寫評論詩歌的語言當然可以追求詩化，但有的時候這種語言會喧賓奪主，可以嘗試盡量去掉文章的形容詞，剩下骨干，使文章更加簡潔。每個人的知識結構、研究領域、表達習慣不同，但最終要形成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養成自己的學術風格，包括語言特點。詩歌研究的文字要講究美感，評論詩歌的語言應該去除文字中蕪雜的修飾語，遠離雕琢，遏制才情，以使語言干凈自然，洗練枯瘦，達到只剩下靈魂枝干的程度。

宋寶偉：現在學術研究中有很多“跨界”現象，這種跨界拓寬了學術研究的視野和思維，尤其在方法論層面有著不可忽視的借鑒意義。您不僅是新詩研究者，同時也是新詩的寫作者，建構起詩歌創作與詩歌批評之間的內在呼應。對您來說，詩歌寫作的意義是什么？又是如何完成批評的理性思維與創作的感性思維之間的轉換？

羅振亞：盡管在新詩研究領域內摸爬滾打近40年，一直固執已見，以為詩歌沒有直接行動的必要，更不愿意將詩作為“匕首”“投槍”，夸大其功能。可我還是視詩歌為永遠的親人，每逢自己生活中遇到什么大事，在最幸福或最悲痛的時候，總會適時地把心里的話向它傾訴。或許是平素里都力圖使所寫的詩歌成為自己生命和生活的棲居方式，覺得只有從心靈里流出的情感才會再度流向心靈，若想打動讀者的靈魂，首先必須打動自己，所以對那種刻意向心靈內宇宙和現實外宇宙找詩的“硬寫”行為極不認同，常常是“敬而遠之”。因為說穿了，詩歌的靈感不是隨時隨地都存在的，它來造訪的瞬間應該迅速捕捉下來，而沒有情感的驅動為了寫詩而寫詩，非但寫不出好詩，還可能從本質上對詩歌造成可怕的傷害。

表面上看，詩歌寫作是情感的聚合，詩歌批評是理性的彰顯，二者之間勢同水火，不可兼容，其實不然，二者之間可以彼此促進和諧共生。詩歌研究者創作詩歌，是為了保持對詩歌的感覺，只有對詩保持敏感才能深入別人的詩歌內部達到準確的學理定位。寫詩同時也是在掌握進入詩歌的方法，譬如口語、敘事性、意象、音律、節奏、詩行等表現方法和形式，只有自己掌握才能更好地評價別人的詩歌，否則就屬于“門外”談詩。詩歌寫作還能驗證自己的詩學判斷，可以修正自己的研究觀點，這一點對我的學術研究非常重要。另外，詩歌批評與研究培養的理性思維，可以很好地控制詩歌的情感抒發，用理性節制情感，這樣的詩歌不會情感泛濫、汪洋恣肆。我曾經說過，“詩是宗教，它需要付出絕對的虔誠”，無論寫詩也好，詩歌研究也罷，都需要付出努力，不離不棄堅守如一，方能無愧初心。

（作者單位：羅振亞，南開大學文學院；宋寶偉，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