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寫作者，只要身體還可以，就有吃不完的飯，看不完的書，寫不完的文章。文章一篇接一篇寫下去，上一篇完成了，往往并不知道下一篇該寫什么。人不愿意閑著，手不愿意空下來，卻常常想不出下一篇文章在哪里，讓人犯愁。

但只要不放棄，只要還在想，總會心里一熱，或腦子一亮，發(fā)現(xiàn)新的題目。腦子老在不停地運轉(zhuǎn)，有時轉(zhuǎn)得快一些，有時轉(zhuǎn)得慢一些。想起新的文章主題，不一定在什么時候。有時在散步，有時在靜坐；有時在望星空，有時在望月亮；有時在看落花，有時在看流水；有時甚至是在睡夢里。

這篇文章的主題，是我和一些上歲數(shù)的老朋友們聚餐時想到的。大家談到國家的變化、生活的幸福，都有說不完的話。一個人還沒說完，另一個人就把話搶了過去。這個說遇到了風(fēng)調(diào)雨順，那個說趕上了國泰民安，氣氛越來越熱烈。一位80多歲的老大姐說，別的不說，她只知道現(xiàn)在沒有餓肚子的了，再也看不見要飯的了。

她的話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同感，喚醒了我的記憶。趁著酒酣，我大聲宣布道：“好了，我一篇文章的題目有了。事實最有說服力，我下一篇文章就寫乞丐的消失。”

話雖然說了出去，但說話是一回事，要把文章題目落實在字面上，還要斟酌一下。乞丐是一種書面上的說法，或者說是文人的說法。在我的農(nóng)村老家，沒有人把要飯的說成乞丐。你要是說乞丐，鄉(xiāng)親們一定會用異樣的目光看著你，說你在拽文，不知道你說的是啥。千百年來，他們習(xí)慣把乞丐說成要飯的，直來直去，一說誰都明白。同時，他們也從不把要飯說成乞討，要飯就是伸手，要到一口算一口，要不到換一家再要。乞哪門子的討呢？

我出生于20世紀(jì)50年代初，回憶起來，我對要飯的一點兒都不陌生。可以說，從我剛有記憶的時候起，要飯的就沒斷過，他們輪流到我們家要飯，剛走了一個，又來了一個，像走馬燈一樣在我眼前晃。

那些要飯的大都是女的，有老奶奶、中年婦女、年輕媳婦，也有小姑娘。她們都穿著破舊的粗布衣裳，夾襖和褲子上打著各色補丁，有的補丁都爛了，向下耷拉著，還不如一片樹葉子結(jié)實。她們站在灶屋門口一側(cè)，要飯時的說辭幾乎是一樣的：行行好吧，可憐可憐俺吧，給俺一口吃的吧。她們的聲音都弱弱的，低低的。

我當(dāng)時不太懂得，為什么走村串戶要飯的都是女的，連一個男的都沒有呢？難道男的就不怕餓嗎？長大后我才知道，其實男的對食物的需求量更大，更容易挨餓，也更容易被餓死。只是男人放不下架子，舍不得面子，不愿低聲下氣地去要飯。還有，人們往往愿意同情弱者，同情女的，不愿意給男的飯吃。所以，一旦遇上饑荒年，男人們只能自認(rèn)倒霉。有的男人或許會躲在某個角落，等他家的女人要來了食物，分一口給他吃。

我記得，要飯的人一般都帶著三樣?xùn)|西：一根粗糙的打狗棍，一只破舊的竹籃子，還有一只灰白色的瓦碗。她們帶的碗不是很完整，碗的邊沿會有一到兩個豁口兒。奇怪的是，她們都不帶筷子。筷子是吃飯必備的東西，不帶筷子怎么吃飯呢？我看了一下，很快就明白了。她們要到的飯，有時是一口稀面條湯，有時是兩口紅薯片子茶，都是稀湯寡水。她們根本用不著筷子，嘴對著碗邊，一仰臉就把湯水喝掉了。比較大方的人家，有時會給她們半個紅薯面窩頭，或一塊蒸紅薯。要到這樣的飯食，她們總是舍不得馬上吃掉，而是放進(jìn)竹籃子里暫存起來，再挨家挨戶去要。

在村里人吃早飯的時候，很少看見要飯的進(jìn)村要飯。這是因為我們那里的人一大早就要下地干活，干完了活都是又饑又渴，家里做的早飯連他們自己都不夠吃，哪里還有多余的飯打發(fā)要飯的呢？這時候進(jìn)村要飯，除了要不到飯，還會讓人家心煩，遭到人家白眼。

過去，在要飯的人中間流傳著這樣的話：寧往南走一千，不愿往北挪一磚。意思是說，南方的人比較富裕，越往南走越接近魚米之鄉(xiāng)。而北方大地貧瘠，多是窮鄉(xiāng)僻壤。而我的老家在黃淮海大平原，不南也不北，處在中間的過渡地帶。所以，去我們村要飯的人多是從北方來的，往南方走。這樣一來，我所見到的要飯的人大都是生面孔，還沒等我記住他們長什么樣，他們就走掉了。

也有個別停下來的，天天去我們村要飯。那些住下來扎長樁要飯的，晚上睡覺各尋住處，有的鉆麥秸垛，有的睡飼養(yǎng)室的草屋，還有的住在廢棄磚窯里。我見過一個30多歲的女人，天天去我們家要飯。從我夏天看見她，直到冬天開始下雪了，她仍在我們那里要飯。夏天天熱，她跑來跑去，滿頭滿臉都是汗，汗水把鬢角的頭發(fā)都濕透了。冬天，她頂著寒風(fēng)，冒著大雪，還得要飯。晚上踏雪走在村街上，那個女人大概饑寒交迫，忍不住發(fā)出聲來：受罪呀！受罪呀！她聲音不高，帶著呻吟，顫抖而凄涼。一聽到那個女人在風(fēng)雪中的呻吟，我就有些害怕。

聽二姐說，那個女人就住在我們村東河邊那座破磚窯的窯碹眼下面，她不但養(yǎng)有一條黃狗，還帶著一個小孩子呢。我一聽覺得有些稀罕，就打算去破磚窯那里看看。天放晴后，地里的殘雪還沒化盡。一天上午，我從家里拿了一個鍋餅子，一邊啃著吃，一邊踏著田間泥路上的冰碴子，向磚窯走去。我一走到磚窯的窯碹眼門口，就看到了那個要飯的女人，還有小孩子和黃狗。

碹眼下面，是用麥秸鋪成的地鋪，地鋪上面放著一條露著灰棉絮的黑粗布被子。磚窯上面朝天敞著的大口子在呼呼地往外抽風(fēng)，把窯碹眼變成了一個風(fēng)口。碹眼門口，一些擋風(fēng)用的玉米稈子被風(fēng)抽得嘩嘩作響。那條臥在地鋪上警覺的黃狗首先看到了我，或者說是看到了我手上拿著的沒吃完的半塊鍋餅子。黃狗很瘦，身上的毛顯得很長。當(dāng)它發(fā)現(xiàn)我也在看它，它馬上表現(xiàn)出很害羞的樣子，耷拉下了眼皮。那個女人也看見了我，從地鋪上坐了起來。她把我手里拿的半塊鍋餅子看了一會兒，對我說：這個學(xué)生，把你的鍋餅子給俺閨女吃一口吧。

我見她家的閨女還很小，還沒長牙，不知道她會不會吃鍋餅子。我那時還沒上學(xué)，她卻把我叫成學(xué)生，我很愛聽。于是，我掰下一小塊鍋餅子遞給她。鍋餅子是用紅薯片子面做成的，又黑又硬，還很皮韌，我費了很大勁兒才把鍋餅子掰開。那個女的把鍋餅子放在嘴里嚼了嚼，嚼成糊糊，吐在一根指頭肚上，然后抿在小孩子嘴里。小孩子的小紅舌頭一伸一縮，竟把鍋餅子嚼成的稀糊糊，吸進(jìn)肚子里去了。

小孩子這么小，正是吃奶的時候，一定是要飯女人的奶水不夠她吃，所以她連紅薯面做成的鍋餅子都吃。我看見小孩子的小嘴兒還在動，就把剩下的鍋餅子都給了小孩子的娘。這時，小孩子的娘夸獎了我一句。她所說的夸獎我的話，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她說的是：這個學(xué)生心眼兒真好。

此前，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心眼兒，也不知道自己的心眼兒是好還是不好。那個要飯女人的夸獎，好像為我的行為指出了一個方向。此后，每過一兩天，我都會從家里拿一個鍋餅子，裝作是自己吃，吃半個留半個，留下的半個給那個小孩子吃。我每次拿去鍋餅子，都能得到那個要飯女人的夸獎。

因為這個故事太難忘了，后來我就把它寫成了一篇短篇小說。小說在《中國作家》雜志上發(fā)表，還獲得了《中國作家》當(dāng)年的優(yōu)秀作品獎呢。

我在農(nóng)村長到19歲，反正在我的印象里，經(jīng)常能看到要飯的。好像有人做飯就有人要飯一樣，不管年景是好還是壞，總是有人到我們那里要飯吃。我聽人說過，要飯對某些人來說已經(jīng)成了一種習(xí)慣，或者說成了一種職業(yè)，全靠要飯維持生活，不要飯就急得慌。對于這樣的說法，我不能認(rèn)同，甚至表示反對。

在我看來，離鄉(xiāng)背井去要飯，是一件十分為難的事，是一種有失個體生命尊嚴(yán)的行為，不是餓得實在沒辦法了，不是活不下去了，誰會拖兒帶女去要飯呢！

有一次回老家探親，聽我的大姐偶爾提起，她還要過飯呢。大姐的話讓我頓感吃驚，羞愧難當(dāng)。我是在外面有工作能掙到工資的人，大姐卻在老家要飯吃，這怎么說得過去呢！

大姐解釋說，那是因為1975年夏天，河南發(fā)大水，他們家被大水淹得房倒屋塌，一片白水，全家人只得逃到外地。孩子餓得實在沒辦法了，她才挎起要飯筐，端上要飯碗，去給孩子們要點兒吃的。說到這兒，大姐滿眼含淚，說要飯是舍臉的事，低搭得很，要不是萬不得已，她才不會要飯呢。她要飯只要了兩三次，聽說老家的大水退下去了，他們就趕快回家去了。

我們兄弟姐妹一起回憶，我們那里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沒有了要飯的呢？回憶的結(jié)果是，國家實施聯(lián)家庭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分田到戶之后，才看不見要飯的了。

是呀，地里打的糧食吃不完，誰還跑到外地要飯吃呢。拿我們老家來說，過去平日里連用紅薯片子面蒸成的黑饃都不夠吃，只有到過年時才能吃到一兩個用小麥面蒸成的白饃。現(xiàn)在呢，天天都可以吃到白饃，日子天天都跟過年一樣，再也看不見逃荒要飯的了。

不僅我們老家是這樣，我有機會到全國各地走走，看到大河上下、山南海北都是如此，到處都是一派豐衣足食的美好景象。

特別是近年來，我國脫貧攻堅戰(zhàn)取得全面勝利，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深入實施，農(nóng)村的面貌更是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回顧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農(nóng)民能吃飽飯的太平年月很少。“四海無閑田，農(nóng)夫猶餓死。”“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挨餓要飯，總是和歷史相伴，一部中國史，也不乏啼饑號寒者的記錄。只有到了今天這個時代，老百姓要飯的歷史才徹底翻了過去。這個歷史性的奇跡，像矗立在人民心中的豐碑一樣，必將載入中華民族的史冊。

（作者：劉慶邦，系中國煤礦作家協(xié)會名譽主席、北京作家協(xié)會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