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信，預設著人們無法面對面交流的情境。長久以來，作為以文字代替語言實現溝通的媒介，書信承載著連接信箋兩端、使雙方達到“舒布其言”“辭若對面”之理想交往境界的期待。

在電話尚未普及、微信遠未誕生的民國時期，書信是人與人之間跨越距離的重要紐帶。它不僅傳遞信息，更承載情感、維系關系，甚至暗中傳授著一套“如何做人”的智慧。那時候，不會寫信，幾乎等于不會社交。

近世以降，隨著民國郵政通信系統日漸發達以及國民教育的普及，“寫作新式書信”的教育實踐逐步開展起來。書信成為民國時期的人們進行溝通的重要媒介，并逐漸發展為一種日常生活技能。于是，一系列專門為普通讀者出版的“教人寫信”的商業性出版物——白話尺牘指南應運而生。

新聞報，1922年9月7日

一、書信背后的社交演練

寫信不只是寫字，也是一場心理博弈。

事實上，書信溝通的目的不只是完成書面寫作，交際的核心攸關對“世道人情”的洞察與敏感，所以，掌握寫信的關鍵還體現在酬世技巧上。因此，白話尺牘指南除了向人們傳授具體的書信知識以外，還涉及大量社會交際維度下的新式禮儀觀念和“為人處世”之道。它們看似是教人寫信的工具書，實則是一部部隱藏在紙頁間的“情商指南”，教讀者怎樣說話得體、怎樣處事周到、怎樣在復雜的人情世故中游刃有余。

書信寫作不同于日常的面對面交往，但作為彼時重要的交際方式，書信寫作中言辭用語的技巧與人們面對面的說話之道，實則內涵相通，二者需要掌握的能力是相似的，那就是酬世技巧。比如，如何在書信中有效地交換信息、巧妙地傳情達意，與如何在現實的交談中使表達流暢無誤，二者需要掌握的能力實質上是類似的。尤其是在以達成一段有明確目的的交往行為時，“為人處世之道”遂成為了成功交往的核心所在。書信交往的根本不是完成單方面的書面寫作，而是達成雙向性的溝通和交往。所以，在尺牘指南的編撰者看來，讀者除了需要掌握基本的書信知識以外，還必須懂得一定的世道人情和酬世技巧。

因此，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交際情境下應該說什么話？怎樣才顯得“得體”？盡管這類問題是難以用語言充分表達的默會知識，但白話尺牘指南仍然在設法涵蓋這部分內容。多數情況下，這部分知識被安排在書信范文末端的副文本位置，為讀者提供著體貼入微的指導。

高語罕：《白話書信》，亞東圖書館，1921年（初版）

顧羽、席令：《各界適用寫信百訣（上冊）》，新生活書店，1935年（初版）。

黃蘆木：《言文對照交際新尺牘》，國光書店，1949 年（初版）。

二、說話“注意點”：信紙邊緣的處世哲學

民國時期的尺牘指南中除了信紙格式、用語規范這些知識，更藏著大量默會知識，即“難以明說卻必須了解”的社交技巧。它們往往以“注意”“作法”等小字批注的形式出現在范文末尾，看似不經意，卻句句點撥著世故人情。它們教你：如何在不卑不亢中請求幫助，如何在謙遜中透露成績，又如何在拒絕時仍留余地。

如果說書信范文是一種成果性的展示，可以顯示出篇章結構、論述過程，以及結構樣式的排布，是供人套用的模版和參照，那么根據白話尺牘指南范文而設計的“作法”或“注意”等副文本，就屬于一種和書信范文不同的非正式的知識表達，它不占據主要頁面空間，且往往采用不同于書信范文的字體或字號書寫，與書信范文互為補充。尺牘指南中的“作法”或“注意”等副文本，就扮演著為讀者“講解”書信范文之作法的角色，如下文摘錄片段：

（說明）：表姐病了，送兩罐雪花菜去給她吃吃，順便慰問她一下。

（作法）：先說了不能來探望她，接著便寫送東西的話。東西的品質與來歷，也是要說得明白。慰問的話放在后面，比放在前面好，因為病者先看到了如意的事物后，心神令感到，愉快勸慰的話，也一定更能領悟些。[湯詠蘭，《現代女子書信指導》，上海：女子書店，1935（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初版），84頁]

（說明）：這是姑娘們的閑情逸致。岳麓山在湖南長沙的對岸，是湘省有名的勝地。

（作法）：和常常見面的姊妹們通信，多小要帶一點兒趣味才行；板起面孔的說話，是要隔膜姊妹們的情感的。本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姊妹們的情感，是怎樣的親熱而富于趣味??！[湯詠蘭，《現代女子書信指導》，上海：女子書店，1935（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初版），122頁]

【提要】母親送了許多東西給在學校讀書的女兒，這是女兒收到了東西后的復信。并報告在校中的近況，再問起在外邊做事的父親有沒有家信。

【注意】自己說到自己的好處，總須謙虛。如前信中女兒報告母親，月考名列優等時，須加“僥幸”“慚愧”等字。[陶秋英. 現代女子書信[M].上海:世界書局，1936（民國二十五年六月新十一版），5-7頁]

【提要】侄女知道伯父想要作主給她訂婚，寫這封信婉轉地聲明反對。

【注意】對于尊長反對一件事情，須要把原因說得清楚，并且文字上要委婉動聽，不要忘記恭敬和客氣。[陶秋英. 現代女子書信[M].上海:世界書局，1936（民國二十五年六月新十一版），10-11頁]

上文分別為《現代女子書信指導》和《現代女子書信》中兩篇書信范文的副文本內容?！罢f明”和“提要”分別承擔著對寫信者的身份介紹，以及事件的“前景提要”兩個功能。不過，更為重要的是“作法”和“注意”，這部分的內容即使脫離了書信范文的語境單獨存在，依然可被視之為教人說話、處事等酬世方面的技巧。它啟發著讀者需要盡量揣度對方的心理，再思考用怎樣的說法、哪樣的態度和口吻，才能達到最終的溝通訴求。畢竟溝通的效率并不完全由語言文字的難易而定，它還取決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方式和技巧，可能這些內容上的處理比文字本身的難易更為重要。

陶秋英：《現代女子書信》，世界書局，1936年（第十一版）。

除了在具體的書信范文之后單獨附上副文本的做法以外，還有的白話尺牘指南相對籠統地對不同主題的書信在寫作中需要注意的語氣、用語，做出了整理和提點。在大東書局 1924 年出版的《國語信寫法》中，能看到作者對“國語信的種類”做出以下總結：

討論類的目的，在和人討論是非的管理。書寫這類的國語信，要句句依著真理，不可稍存意氣，發現謾罵的字句，傷彼此感情。

借貸類的目的，在向人假貸錢物。書寫這類的國語信，只要敘述向借的普通話，最忌過敘寒酸話，哀求話。

贈送類的目的，在把物品送給別人。書寫透類的國語信，只要敘述送贈物名件數，最忌過說怎樣惡劣的低賤話。

請托類的目的，在請求別人代辦事情或介紹事情。書寫這類國語信，只說我應說的請求語，最忌過說種種奴隸語，自失人格。

薦舉類的目的，在薦舉人才于別人。書寫這類國語信，只要實說這人的學問道德，最忌過把這人抬高，過說代人哀求語，失將來信用，輕自己人格。

慶賀的目的，在慶賀別人的信。書寫道類國語傖，只要道寫他人應慶應賀的實情，最忌過說空虛語，亂賀語。

慰言類的目的，在安慰吊唁別人的幾遭不幸。書寫這類國語信，只要敘說安慰的事實語，最忌過用套語。[呂云彪. 國語信寫法[M]. 上海：大東書局，1924（民國十三年三月第四版）：13-14頁，上海新生活書店于1935年出版的《寫信百決》也為適用于不同讀者和不同情境的書信，整理了類似的書信寫作技巧。]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社交群體，都有著各自關于“面子工夫”的知識與實踐經驗，而這，在兒童白話尺牘指南中亦有體現。或許就像梁啟超所說：“幼而處家庭，長而入社會”，為此，兒童需要提前學習和練習必要的酬世技巧，為今后的社會生活做好預備工作。

學習書信知識、語言知識，兒童便可以正確地書寫出一封信，但如何把信寫好，甚至是通過寫信達到某種目的，則需要表達方式和語言技巧的加持。換言之，兒童想要掌握交際的能力，至關重要的是學習“如何說話”和“如何做人”。某些兒童尺牘中的書信范文之后，會緊接著幾句“注意點”“信后注意點”或“看了以后注意點”的板塊，如《現代學生新尺牘》和《小朋友書信》等書中所示：

一、問病信中，對于病勢的設想，要揀好的方面說。二、問病信中，非極親熟的人，不能貢獻診治意見。[柯耀符. 現代學生新尺牘（上冊）[M]. 上海：大一統書局，1933（民國二十二年九月第二版）：13頁]

像家長請求錢物，須說明用途，倘向朋友借貸，那么就混統一些也無妨。[張匡. 小朋友書信（上冊）[M].上海：北新書局，1932（十二月第七版），107頁]

凡長輩有謬誤的見解，須向他們委婉解釋，不可有“你不對”或“你錯誤”等詞句，就是對于朋友，也要用這種態度。[張匡. 小朋友書信（上冊）[M]. 上海：北新書局，1932（十二月第七版）：113頁]

張匡：《小朋友書信(上冊)》，北新書局，1932年（第7版）。

這些“注意點”，一般都涉及一些客套話的使用、講話技巧和言語態度等方面，它們是作者根據書信內容，為特別需要注意的說話方式所做出的解釋，屬于書信范文的“副文本”。這些副文本顯然能夠與基礎性的書信知識區分開來，甚至可以直接作為一種閱讀材料而單獨成立。因為它們不是學習書信寫作所必須要掌握的知識，而是關乎對人際關系的處理和社交情商的意會，輔助讀者正確評估他們身處的情境氛圍，并對身份意識與人情厚薄做出充分地把握。因此，這類指導人們在書信中如何“說話”的知識，更像是在為他們傳授著一套“說話、處事、做人”的方法，輔助讀者把人際關系引向他們預期的軌道。

雖然傳統書信里的程式早已遭到淘汰，但實際上，這些“說話、處事、做人”的技巧，與傳統書信中的程式套話的作用，存在著異曲同工之處。它們都極大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準則，并對他們的社會生活產生著一定的造就和規約作用。如此情境之下，話能怎樣說，不能怎樣說，什么話可以說，什么話不能講，如何講話能顯得更加真誠，又怎樣才可得人心？其中的秘訣，在書信范文之后的“注意點”中都有展現。可以說，這些內容，已經遠遠超出一封信的范疇，它們在告訴讀者如何在這個社會上立足。

三、戀愛尺牘：特殊的“情書”寫作指導

白話尺牘指南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種類——“戀愛尺牘”。

受當時社會男女社交公開思潮的影響，情書類文本如獲新生，出版量驟增。尤其是在五四運動后的時代風氣下，自由戀愛成為風尚，青年男女對于這類書信有著熱切的需求，導致情書也逐漸從私密走向公開。不少尺牘書專門收錄“男女通信范例”，并附上詳細的心理分析和寫法建議。因此，民國時期出現了一些專門教授青年寫作情書的“戀愛尺牘”，戀愛尺牘通過賦予“情書”這種具有相當私密性的書信以公共性，為讀者提供著“情書”寫作上的指導。這些書中既包含大量虛擬情書，還有情書寫作技巧的指導。

情書大多以男性對女性的求愛為始，也就是說，男女之間的第一封情書，一般都是由男性寫給女性的，女性寫給男性的求愛書信較少。不過，上海女子書店于 1935 年出版的《現代女子書信指導》卻反其道而行之，書中第五編的“女子愛情書信”，就都是以女性為主位，向男性主動發送求愛信的范例。

湯詠蘭：《現代女子書信指導》，女子書店，1935年（初版）。

《現代女子書信指導》“女子愛情書信的作法”一篇中，作者為女性讀者透露了五個情書寫作的秘訣：

這是專講男女愛情的書信，也就是現代社會中最時髦的玩意兒。青年男女每在寫這樣的信時，往往心醉神往，并且能夠寫得出極美麗，極熱烈，極親愛，極誠懇，極纏綿的話來。這是什么緣故呢？簡單的回答，就是因為情感而沒有拘束，心中所有的感慨，都能書寫出來了。

愛情書信應當怎樣作法呢？我們可以舉出幾個簡要的秘訣在下面：

（一）寫得要“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就是說不要寫得肉麻，不要作無病的呻吟。

（二）應該寫得真摯動人，不妨婉轉曲折些。

（三）文字要美麗。

（四）稱呼不妨親密一些。如“親愛的哥哥”“我的某某”“令人想念的某某”等等。自稱“你的人兒某某”“你所愛的妹妹”“你的某某”“你愛的”等。

（五）信尾的敬語，應當盡量的體貼，如：“哥哥珍重呀！”“祝你的夢魂甜適”“祝你快樂”等等。[湯詠蘭，《現代女子書信指導》，上海：女子書店，1935（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初版），27-28頁]

上述幾點，可大致對應書信寫作的五個方面，也就是書信的風格、情感、詞句、稱謂、落款。在作者看來，掌握這五個“秘訣”，大概就能夠讓寫出來的情書達到理想的效果。不過情書的內容根據戀愛階段的不同，寫信應該使用的語氣和信中可能包含的內容，甚至連稱呼與敬語，都是大為不同的。作者正因為考慮至此，便把書中書信范文的類型，繼而歸為了三類：“初戀”“愛的頂點”“離散之前”。

第一類“初戀”，作者列舉了兩封女性寫給男性的求愛信。信后，作者花費了大量筆墨在副文本處，向女性傳授著情書寫作的經驗。該書書信范文的副文本由“說明”和“作法”部分構成，“說明”是對書信內容梗概的概括，“作法”是作者對書信范文的分析和對女性讀者的一些忠告，在這兩篇“初戀”類書信范文末的“作法”中，作者首先向女性強調了主動寫作求愛信可能存在的風險：

（作法）：成功，當然沒有什么要緊，不成功呢？女子便要吃許多名譽上的小虧了。所以女子大都不肯向男子寫信求愛。一定要有很好的把握，能夠一封信去便有成功的希望才行……這二封信的技巧各個不同：前者是淡淡的緩緩的來承受，后者是積極的熱烈地去追求。各有各的環境，各有各的作法。[湯詠蘭，《現代女子書信指導》，上海：女子書店，1935（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初版），98-100頁]

作者一再向女子強調著“自我保護”的重要性。雖然男女的社交已經放開，但是女性在求愛中的主動權仍較為有限，需要思忖的方面依然很多。在作者看來，女性既需要有主動求愛的勇氣，也需要在男女關系中時刻保持警醒。

第三類“離散之前”的寫法教程中，作者幾乎完全從對書信寫作方面的指導，轉向了近代女性獨立的問題上：

（說明）：丈夫有了要和你離婚的動機以后，千萬不可哀告祈憐的去向他請求不離婚，定好是找一個相當的方法來對付。本信作者，知道丈夫已不能用言語勸慰了，長此下去，終究會被他拋棄。不如早一點離開他，留一封信在這里，[引]起他的覺醒。

（作法）：本信的用意是在求丈夫的覺醒，所以作者把能夠打動丈夫的心的幾點，統統寫了出來：如過去生活的回憶，暗中促丈夫覺醒的苦心，孩子們的悲痛等等。

“說明”中第一句話，作者就指出了現代女性對于“離婚”一事應該“智取”，而不是像傳統女性一樣哀求和傷感。爾后作者詳細地闡述了女性在信中“應該說些什么”，使對方醒悟。作者把自己置于女性的立場上，發表著對男女戀愛在不同階段的理解和建議，并為女性可能遇到的各種戀愛問題出謀劃策。創造出了一個思想開放且充滿智慧的女性形象，這些區別于傳統女性的特質，大概也就是作者所認為的理想女性應該具備的品格。

可以說，戀愛尺牘是白話尺牘指南中的一個特殊種類，它既傳授著情書寫作的方法，也在引導女性如何在一段關系中保持尊嚴與智慧。

尺牘之外，是一場國民“情商課”

白話尺牘指南之所以流行，是因為它回應了一個時代的需求：在傳統禮教逐漸松動、中西文化碰撞的民國，人們急需一套新的社交語言和行為準則。而這些尺牘書，恰恰提供了一種“文本化”的處世哲學。

它們不只是教人寫信，而是在試圖塑造一種現代人際關系模式。這些內容旨在向讀者傳授如何“說話、處事、做人”等酬世技巧，也就是如何在交際場上取得成功的訣竅。白話尺牘指南通過為書信范文創建副文本的方式，把適用于不同群體和場景的為人處世之道“文本化”，為讀者揭示了人際交往中的潛在規則，由此，也擴充了白話尺牘指南中有關社會交際知識的話語空間。

盡管這種知識難以被直接提取、使用，但卻是一種具備極強開放性的知識，為讀者提供著某些判斷依據與方向上的引導。白話尺牘指南提出的種種可供取用或效仿的交往框架，是在書信范文中基于虛擬書信和虛擬情境打造出的一種書信知識，該類指導，落腳在新式書信教育實踐的社會交際維度，反映出白話尺牘指南在“說話、處事、做人”等現代人際關系和社會交往方面的重視與強調。

如今，再次翻開這些泛黃的尺牘指南，能看到的或許不只有過時的書信格式，還能發現處于過渡時期的人們學習溝通、理解人情、掌握交際的生動記錄。它們映射著民國時期人們的社交焦慮與成長渴望。

或許，這就是民國留給我們的，一堂早些時候的情商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