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傳統文學雜志走進直播間、進駐自媒體平臺等一系列動作，可以理解成文學主動對接新的話語場域，也意味著與文化生產機制、社會經濟形勢，以及讀者的生活狀態、情緒狀態可能形成新的耦合與共振。[1]此后，文學敘事不僅要對話已有的紙質書籍，還要對話海量的視聽敘事以及反映社會熱點和民眾情緒的網絡話語。中短篇小說擔負著表現時代生活的脈動和走向的職責。它如何鏈接新的話語場域、用獨特的方式介入生活，如何有效地表現當下人們的生活狀況與生存困境，成為2024年的重要主題。總體而言，江西小說家依然保持藝術創新和探索的熱情，在關注主題、敘事形式和思想表達上的表現都有新的突破。小說家站在社會的最前沿，用筆觸刻畫算法、新媒體如何影響和重構生活，也在喟嘆日新月異的時代背后舊的鄉村記憶的逐漸消逝。在主題上，小說始終關心復雜倫理關系中的人的情感波動與價值取向，同時通過深入歷史記憶和質詢日常生活來獲取超越現實困境的精神資源。

一、社會關切：科技與鄉村

隨著信息技術與人工智能的狂飆突進，當下人們的日常生活與科技的關系越來越緊密。在文學敘事中，如何表達科技對生活的形塑成為新的話題。在本年度中短篇小說中，作家并沒有直接大規模正面書寫科技現實，而是把技術作為一種生活變遷的背景，以此再現人的生存之痛。

在二進制的計算機世界中，人的情感和創造應該如何安放呢？魯般的短篇小說《歡樂女神》（《科幻世界》2024年第7期）對這一問題進行延伸性的推理和想象。庫利的父親是個典型的“理工直男”。與探索孩子的情感世界相比，庫利的父親更熱衷于公司的業績和股票。五歲的庫利用計算機創造了一幅特別的圖案，他期待父親看到自己創造的獨特之處，但父親僅僅從技術層面上將這幅畫判斷為假。庫利帶著委屈和期待被認可的心情更改了父親創建的“真圖在線”數據庫鑒定標準，但造成災難性的后果——世界從此“變假為真”“真假不辨”。我們在小說中看到，當科技完全定義世界后，人類的語言將會被縮減成簡單粗暴的“是”或者“否”，人類的情感和想象因為不屬于事實而被否認，那么人的主體性又如何建構？

王明明把筆觸伸向社會的最前沿，探討消費主義、新媒體、城鄉流動等對青年生活的影響。其短篇小說《極大的秘密》（《小說月報（原創版）》2024年第12期）致敬契訶夫的名篇《關于愛情》，描繪當下青年的愛情觀念，刻畫在金錢和愛情糾纏中人的微妙心理。在消費主義環境中，什么是真正的愛情？小說選擇從女性的視角切入。中年離婚的萬妮娜在相親對象陳樵問道“相信愛情嗎？”時作出了應激反應，幾乎有些挑釁地說：“我不懂愛情”，并聲稱“沒有金錢，談何愛情”。在她與前夫的戀愛與婚姻過程中，金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萬妮娜因為前夫一擲千金而生出情愫。他們的婚姻也因為前夫負債累累，而分崩離析。當她試圖以匿名的奶茶來確認與陳樵的愛情時，發現這份甜蜜還是來自被她拋棄的、貧窮且相貌不佳的安東。小說要表明的是，愛情有時候并不來自“門當戶對”，也不是等價交換，而是來自某種傾慕和渴望，以及無條件的付出。這也遙遙地呼應了契訶夫《關于愛情》中阿列興的疑問。王明明的短篇小說《冰山雪蓮》（《作家》2024年第2期）探討城鄉流動背景下進城的打工人的情感困境和生活出路。“80后”的羅欣然與“00后”余曉慧租住在同一套公寓里。只身在城市打工的羅欣然與丈夫日漸疏遠，與同在城市打工的張明成為“固定炮友”。余曉慧因為原生家庭的創傷成為“夢女”，耽溺于與漫畫偶像辛俐的想象與互動中。但這都沒有辦法解決她們實際的困境。在城鄉之間流浪的她們既無法在鄉村家庭關系中獲得情感的慰藉，也不能在城市生活里建立真正的情感關系。王明明的短篇小說《嘉年華》（《福建文學》2024年第12期）中“嘉年華”原義是狂歡節，也可以說是新媒介時代的人的情感狀況的一種反映。人們在面對生活痛苦時，會通過社交新媒體轉移注意力。這看起來到處充滿情愛的世界，背后其實是荒涼和悲哀。過于容易和頻繁的談情說愛，看起來“健康向上”，實際上攜帶著致命的病毒。小說開篇就營造了一種喧囂的氛圍：“車輪緩慢停止轉動，手機在短暫卡頓后屏幕再次亮起來，被分成左右兩塊，左側是他的女神藍馨兒，圓臉短發、皮膚嫩白，嘴唇紅似窗外的夕陽，右側畫面是一位蓬頭垢面的老漢在踢腿扭屁股。”過去有序排列在物理世界里的各色人等，通過交通工具、通信工具不斷地重組。離婚喪女的陳樵一邊給女神藍馨兒打賞“嘉年華”，一邊與邂逅的小艾發生“一夜情”。生活正以甜美的方式掩蓋痛苦，殊不知更大的痛苦即將來臨。陳樵考上設區市事業單位時，發現自己染上了艾滋病。除此之外，令人心驚的是，為了接濟陳樵，父親在母親的勸說下當上“擦邊”主播，并與粉絲糾纏不清。在網絡世界里，身體和語言正在脫離倫理框架，變成一種可流通的商品。虛擬的網絡與金錢和生產聯系起來之后，正以隱秘的方式瓦解和重構某些社會關系。

在火熱的時代前沿之外，作家還把目光投向了山河大地，書寫鄉村之變與鄉村之困。虛擬和現實、城市和鄉村、新與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立統一的關系。虛擬世界無限擴展，就會反向地塑造現實世界；城市的高樓拔地而起，鄉村的老屋就會逐漸衰老坍塌；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筍般出現，過去的記憶就會不斷地被遮蓋、消逝。相比較而言，江西小說反映城市生活較少，但觀察鄉村、書寫鄉村從來沒有缺席。文非的短篇小說《飄輕的村莊》（《廣州文藝》2024年第6期）是典型的詩體小說，雖然講述的是鄉村人口流失和原鄉記憶瓦解這一不無殘酷的話題，但讀起來有美感，且富有詩意。小說中不少比喻形象生動，準確且有概括性。比如作家把“村莊”比作一個有生命的樹，村莊里的人們出走的渴望侵蝕著鄉村的“根”。鄉村同時也是飄浮在大地上的空間，屬于它的物件減少一點，就會傾斜，甚至會變輕、上浮。進城潮流如同大風席卷著鄉村的資源，不僅是人員的減少，連同鄉村其他可流通和變現的東西，比如蛐蛐，都被潛回村莊的飼蟲人鮑五連夜捉走。小說用詩歌一般的語言，感傷地喟嘆城市化進程中鄉村衰敗的現狀。最后，李孤兒細心地保管全村的鑰匙，從某種意義上也是保留著未來鄉村重啟的可能和希望。

徐觀潮的短篇小說《祖業》（《北京文學》2024年第6期）則關注資本進入鄉村之后，給鄉村帶來財富的同時，也帶來災難。貧瘠的山村在福建采石商人老鐘眼里是一個寶藏，他花費不菲的價錢承包村里十幾個山頭。隨著礦山的開采，村里逐漸污水橫流，怪病不斷。村民們出讓石山獲得的補償金也在賭桌、醫院和日常的生活中花費殆盡。小說最后，老鐘撤出了石頭山，村人又過上了以前的生活。錢財的裹挾下鄉村的人情生態是作家試圖剖開的另一個重要問題。作家將人性的復雜性放大，精心布設細節捕捉人的微妙心理，寫出賣山前村人的抗拒、后賣者對先賣者的嫉妒、村支書面對采石場污染“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等，淋漓地掀開鄉村人情的冰山一角。

樊健軍筆下的鄉村意味是多元、具體的社會生活場景，也是人類精神的困守之地。其短篇小說《如果不是夏天》（《廣州文藝》2024年第11期）可以歸置到“離鄉”的敘事脈絡中，不過主人公是少年，且不以生存為目的，因此多了幾分形而上的追問。小說言辭間充滿對諱莫如深的命運的窺探。“偶然的出走”“意外地去世”“數人命運為此改變”，這些看似不經意間發生的事情，又存在著內在的必然性。數張“帆船”火花圖畫連成一片汪洋大海，這對生長在封閉山村中的少年構成致命的誘惑。他們成功躲過成年人的恐嚇和阻撓，走向充滿危險的未知世界。同伴夏天在寬闊美麗的“江面”淹死了，“我們”的“出門遠行”不僅改寫了自己的人生，也改寫了數個家庭的命運。“我”和吳黑子無法忍受村里人對“我們”的“孤立”，最后逃離了村莊。樊健軍另外一個短篇小說《我是來告別的》（《飛天》2024年第11期）則用略微促狹的口吻講述“鄉村中年人的出走”。回鄉的發小送給姑父幾樣“奇特的禮物”——裸女打火機、禮帽、花襯衫。這引發了姑父和姑母之間的情感裂隙。在姑父與姑姑第一次爭吵并離家出走后，接連有陌生人上門討債，并告知姑父的情史。姑母被這些聞所未聞的事情擊垮了，她拒絕姑父回家，最后提出離婚。姑父不得已之下，只能走向城市。這是一個“被動進城”的故事，但也從側面體現了鄉村文化秩序的僵硬和脆弱。裸女打火機、禮帽、花襯衫之所以誘發姑母的不安，是因為這些物品背后隱藏著與鄉村格格不入的文化價值觀。

盡管鄉村振興在如火如荼地開展，但還是有不少農村人要進城打工。陳玉龍的短篇小說《尋夫記》（《福建文學》2024年第12期）中妻子尋找丈夫曲折的過程反映了進城務工者生存的不易。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跨國婚姻成為當下鄉村的一個新景象。藍燕飛的短篇小說《阿軍的黃昏》（《滿族文學》2024年第5期）通過阿軍對回娘家后杳無音信的異國妻子的牽掛和憂慮，反映了農民跨國婚姻的甜蜜與困擾。

二、倫理困境：抗爭或者和解

倫理“關系”中的人，以及人的情感或精神的困境依舊是今年中短篇小說關心的問題。面對社會擠壓和生存困頓，個體如何安放自我，建立自我與他人的關系？2024年中短篇小說提供了兩種敘事走向：一種是將復雜的人倫關系置入社會歷史的框架，另一種是通過人與人的善意和理解搭建心靈的橋梁。勾畫倫理錯位，呈現個體在歷史情境中的精神痛楚，使這一類小說敘事具有批判性；而尋找以“和解”為主的救贖路徑使得這類小說具有了某種溫暖的氣質。

文非的短篇小說《天黑前抵達》（《北京文學》2024年第2期）延續他的家庭倫理書寫。不同的是，小說把看似平常的老夫妻矛盾置入歷史的框架，使得普通人的喜怒哀樂有了更加寬廣的闡釋空間。父親跨越新舊中國，有兩段婚姻。和很多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父親雖然有了新的生活，但始終放不下前妻和兒子。這其中不僅僅是倫理上的虧欠，更重要的是身為鄉村教師的父親深知作為農民的前妻謀生不易。父親常常接濟前妻和兒子，引發了姆媽的不滿，并以生活作風問題為由告發了父親。父親從此與前妻和兒子斷絕聯系，也對姆媽產生深深的怨恨。小說以倒敘的方式，從年邁的父親病危之時展開講述。他與前妻所生的兒子小林的到來，激起了全家人的萬千思緒。小林極盡殷勤和孝敬，不僅是對父親的思念，更多的是希望父親起死回生，給他謀一個生存的空間。父親的兩段婚姻構成了生活的兩面：一面有序穩定，另一面流離失所。令人感慨的是，這樣的序列在幾十年之后都沒有改變，昔日窮困的小林依然窮困，依然要靠父親才能獲得一席之地。小說里每一個人物在兩段完全不可能兼容的情感坐標里變得矛盾，每一次視角的切換都可能帶來更加嚴重的傷痛。姆媽最后要帶著“我們”與小林一爭高低，等于是無奈之中承認了小林的存在。

如果說以上是歷史造成的個人傷痛，那么文非的短篇小說《樹嬰》（《長江文藝》2024年第6期）則是在關注無解的生活困境中如何與他人及自我和解。欠債還錢，天經地義。但房東阿婆的兒子欠債跑路，西屋男人因此妻離子散，上門討債。小說以懷孕租客美瑤的視角切入，不明就里地觀察突如其來的西屋男人和黑狗，帶著令人不安的“兇惡”。“黑狗”在某種意義上是西屋男人的分身，既讓人覺得可憐，又令人感到害怕。黑狗的存在不僅讓美瑤感到不安，也讓阿婆害怕黑狗嚇走萬一回家的兒子。黑狗被阿婆偷偷放走，流浪幾日后懷孕歸來，引起了美瑤極大的同情。阿婆、美瑤和西屋男人之間逐漸產生理解。小說結尾西屋男人出手搶救中風的房東阿婆，他雕刻的“樹嬰”分明在表達生育讓人們獲得相同的倫理起點，也對世界有份共同的美好期待。文非的短篇小說《洗澡》（《朔方》2024年第3期）講述青年韋宇航在與女友小秋分手后，跟著師傅給病重患者洗澡，逐漸領悟了愛的真諦的故事。小說中對多年患病在床的植物人以及隔壁老阿婆的病痛和衰老的描述是驚心動魄的。因為疾病和衰老，夫妻和親子之間的情感逐漸失去了本味，從相愛到怨懟，病和老在親人的埋怨下越顯得可憐。韋宇航就是從這種負面情形當中獲得正向的力量。愛不僅是歲月靜好、你儂我儂，還是風雨同舟、不離不棄。

倫理的復雜性在于面對部分生活矛盾無法給出清晰的判斷標準，王蕓的短篇小說《長夏》（《中國作家》2024年第6期）講述戰場上生死相交，同時又不足以與外人道的戰友情。小說從“準孫女婿”上門開始講述女友兩個爺爺的故事。爺爺的戰友為拯救爺爺的性命，失去了生育能力。戰爭結束后，爺爺將十四歲的兒子——女友的父親強行過繼給戰友，讓他給戰友養老送終。小說不僅關注戰友情與父子情難以取舍的困境，還探討了倫理講述的原則問題。面對這樣一段“秘史”，王蕓沒有讓人物直接宣泄情感，因為任何一個視角的講述都可能掩蓋另外一個視角，造成事實的歪曲，而是在“外人的問詢”下輕輕地吐露曲折的心路。

李冬鳳以散文寫作見長，其短篇小說《賣蜂蜜的女人》（《北京文學》2024年第3期）展現了作家小說創作的才華。作品通過多重視角、交叉敘事的方式來展現一個性格充滿矛盾的農村女性。主人公慧慧身上幾乎集合了極端父權制度下所有的苦難，羞辱、虐待、買賣。她對父母有極度的恨卻無力反抗，她把生活的苦難指認為丈夫和婆婆造成的。婚后她不惜編造理由讓自己放縱墮落。她不斷地在城市里找愛她的男人，最后總被男人所騙。小說通過偶遇的同鄉蕓的觀察、慧慧的自我敘述、慧慧丈夫的講述三種視角來實現人物的多面向雕刻。蕓震驚于慧慧的美貌和輕浮，而慧慧大肆夸大她的家庭苦難并宣揚她的“苦甜”哲學。被慧慧描述成又丑又兇的丈夫，卻吃苦耐勞，并對慧慧一往情深。小說在這些人物相互抵牾的敘事中形成強烈的藝術張力。

晏子的小說有鮮明的湖區文化特點和悲苦的情感特質。這種悲苦一方面是來自客觀的社會原因，比如生活貧困、居家遷徙，另外一方面是來自女性人物的“受害情結”。在以體力勞動為主的湖區，孤兒寡母的生存環境確實不容樂觀。其中篇小說《喊湖》（《飛天》2024年第11期）中的“喊湖”是湖區民眾對生活不滿的控訴，也是對命運不屈的反抗。小說從嫁入漁村的外來媳婦的視角切入，故事開始于丈夫趙貴在城市被車撞到，在醫院等待搶救。敘事者在焦急、慌亂、悲苦的情形下回顧了自己和丈夫家里兩代人的命運。“我”自幼喪父，母親帶著兒女改嫁，繼父不容“我”，“我”草草嫁給趙貴。公公和趙貴恪守漁人的底線，與濫殺濫捕的村人據理力爭，造成與全村人的對立。“我”與趙貴剛剛把生活安頓好，趙貴出事了，原生家庭和再生家庭雙重的不幸讓小說蒙上一層絕望的氣息。小說最后“我”的困境以家人和村人的主動或者被動的相助得以緩和。小說以富含情緒張力的語言展開，人物之間你來我往，短兵相接，敘事節奏快，有效地調動讀者的情緒投入情節當中。

歐陽娟的短篇小說《余地》（《作家》2024年第9期）別具一格，通過描寫即將進入暮年的吳志國的艷遇表達生命的困境。年近花甲，吳志國已經擁有了金錢和社會地位，唯獨再次作為“男人”展開人生的可能性不大。小說最具戲劇性的轉折是，正當吳志國對女孩夏璐心旌搖曳的時候，好友約他參觀養老院，讓他徹底清醒過來。作家富有創造性地把將老未老的狀態稱為人生的“余地”，并給予它恰到好處的解釋，大大提升了小說的詩意內涵。

三、歷史質詢與日常追問

歷史被重新翻開書寫，大多時候是因為當下的社會現實和歷史有一種微妙的互文意味。如今中短篇小說較少書寫宏大的、整體的歷史場面，而是深入到歷史的角落和末端，從不經意的地方重構和再現歷史。

與某種先驗性的判斷相比，陳世旭更傾向于認為人心或者人的品行才是左右歷史的最重要的要素。他一次又一次地深入歷史幽暗之處，尋找支撐宏大歷史下另類個體的力量。陳世旭的短篇小說《表叔》（《北京文學》2024年第8期）雖然關注傳統文化，但卻不像當下的傳統文化題材的小說。小說把中醫放在一個正史的框架中，似乎要以“中醫”為視角，重寫正史。陳世旭將“表叔”置入動蕩起伏的歲月里的避難時刻，藥鋪抄方，天井講古，無不是人生彷徨時刻的一劑良藥。小說花了大量的筆墨講述表叔的醫術和醫德，其實也是與世俗價值觀的一種對照。爹爹官復原職之后，再三邀請表叔出山任職，表叔以伺候老母為由推托。老母去世后，表叔避入山野，杳無音信。小說敘事筆觸克制，以靜寫動，以無聲寫有聲，在藝術處理上有大量留白，非常類似中國傳統水墨畫。其《仙姑嶺》（《湖南文學》2024年第10期）可以說是一段知青逸史。再寫知青，作家意不在評判歷史，而是勾畫世道人心。作家筆下的梅鴨嘴有鮮明特征，嘴硬且對事物有單純的判斷。他為了仙姑嶺的意中人不惜對抗農場領導的意愿，也不在乎對方有婚約，二人情路雖然曲折，但最終修成正果。梅鴨嘴最后也成為那一群知青之中比較有成就的人。

白勺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贛南近代風云變幻的歷史。其短篇小說《通蕩巷的黃昏》（《四川文學》2024年第8期）書寫在日寇入侵之前封建世家平靜而腐朽的日常生活。

趙家太太為傻兒子娶媳婦，但兒子不懂得跟媳婦圓房，趙太太居然勸說趙老爺與媳婦圓房，并成功懷孕。但這些為傳宗接代的苦心經營在戰爭的鐵蹄下被撕碎，給人一種無常的感覺。舟山的短篇小說《向一支桔色的鉛筆懺悔》（《黃河》2024年第4期）利用“鉛筆”這個切口，揭開特殊時代鄉村學童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困境，表達作家的懺悔之心。小小鉛筆，是上學必備的工具，也是并不富裕的鄉村家庭沉重的負擔。“我”屢次丟失鉛筆后，無奈之下就偷了同伴柯喜牛一個孩子的鉛筆。“我”被父母責罵的命運就傳遞到柯喜牛的身上。老師錯把徐紅星當成偷鉛筆的小偷，讓她跪在搖搖欲墜的講臺逼她認錯。時光流逝，鉛筆已經是人人可得的小東西，但因為鉛筆引發的創傷應激還在延續。陳玉龍的短篇小說《尋找》（《當代小說》2024年第2期）通過尋找一份佚名劇本的作者揭開基層文藝愛好者的創作環境和精神生態。有熱愛文藝創作但家人不支持的吳天初，有熱愛寫作但劇本遭人盜取的陳先進，也有缺乏才華但為了職稱評審冒名發表的劉金松。“我”將劇本的獎金送到去世的吳天初家里，吳天初妻子的“痛哭”道出了基層文藝愛好者的尷尬處境和不易。

陳世旭的短篇小說《二十一克》（《上海文學》2024年第3期）探索如何在平庸的生活里保持靈魂的重量。小說中父女倆以不同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理想。父親舒學群帶著藝術理想希望能在文化機關干出一番事業，結果卻不盡如人意。文藝工作績效化評判標準與藝術創作的非功利性嚴重相悖。更可怕的是，機關人際網絡中，個體與個體互為標尺。舒學群表達“高遠的理想”，總會被別人誤以為是對其他人的批評。保持平庸，才可能獲得安全。女兒舒小寧發現自己意志逐漸被生活消磨殆盡之后毅然辭職，選擇到邊遠山區支教，并在旅途中遇到志同道合的心愛之人。小說采用雙線并進的敘事結構，講述父女二人互相啟發、互相推動的人生故事，語言詩意質樸，敘事節奏張弛有度，人物心理刻畫細致入微，讀來有趣有味，又令人深思。

樊健軍的短篇小說《奔月樓》（《芒種》2024年第2期）從本質上來說，是一則權力戲仿的寓言。一群退休老干部再次集結，像在崗時期一樣晨練、開會、交流。從來散淡的易平安接近這個圈子之后，逐漸從冷眼旁觀到樂在其中，最后落寞地被放逐。雖然全文對權力不著一字，但處處透露出權勢對人的威懾和影響。小說題為“奔月樓”，借用奔月之后寂寞的嫦娥隱喻退休后隱匿在城市公園一角的老干部們，雖看起來平靜，但仍然心系著官場上的萬頃波瀾。其中篇小說《鳳兮凰兮》（《鐘山》2024年第2期）可以說是縣城生活中理想主義者之間的惺惺相惜和相互照亮，也可能是創傷之后的情感代償。楊鳳凰小時候其父親因救火而喪生，長大以后選擇與同學妹妹沈慧結為夫妻，只因沈慧的丈夫因抗洪意外去世。這樣的輪回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心理學的規律，楊鳳凰自然而然地將拯救母親的情感投射在另外一個與母親境遇類似的女人身上。

陳然總是能在日常生活中尋找蹊蹺的裂隙，窺探人性的秘密。他的短篇小說《我的學生趙章來》（《雨花》2024年第2期）是另外一則權力的寓言。作為班主任的“我”十分信任學生班干部，也依靠他們管理班級。他們慢慢地打著“尊師愛師”的名義，做出僭越邊界的事情，比如用某種不可言說的方法幫老師找出小偷，擅自勸退差生。他們逐漸成了權力真正的執行者，而“我”卻逐漸被架空了，“我”不知不覺地成了學生謀取權力的棋子。作家并不急于審判人物的善惡，而是著筆于學生如何若有若無地探測老師的底線，逐漸跨越身份關系的邊界，將老師玩弄于股掌之間。蔡凌燕的短篇小說《蟲兒飛》（《天津文學》2024年第12期）通過一個鄉村教師偶然發起的捐助貧困學生的社會活動，反映了中國社會慈善機制的不完善，也透視出當公共力量介入到個體家庭生活中可能產生的變形。

本年度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多位新生代作家登場。李杏霖的短篇小說《一尾魚的消失》（《山西文學》2024年第12期）通過追溯舅舅撲朔迷離的經歷和特立獨行的論說來思考在巨量的數據空間下個體如何確認存在的問題。陳羲的短篇小說《南方沒有河流》（《黃河》2024年第5期）中，“我”在看望父親的路上展開回憶和想象，情節豐富復雜，充滿奇幻色彩。家族秘密與父親童年相互纏繞，夢境中落滿羽毛的白浪之河、魚群、著火的羽毛以及紅龍般的壯景，與家族祠堂中講武王伐紂渡黃河、陳勝王的故事的畫，以及古書等相勾連，給人豐富的想象空間。尹子儀今年發表了四篇小說，涉及不同題材，可以看出作家在努力延展創作的維度，歷史穿越、市井煙火、校園生活皆有涉獵。總體上來說，作家學習能力強，每一種題材作品都能找到相應的學習對象，小說細節豐滿，人物情感細膩。其短篇小說《滔滔生活》（《黃河》2024年第2期）帶著鮮明的“萌芽”氣質，講述一群青少年成長故事，中學校園男生女生戀愛細節可靠，但故事發展的動力并不建立在人物性格或情節沖突上，而是建立在時間流逝上，顯得比較隨意和散漫。其短篇小說《老姊妹》（《長江文藝》2024年第3期）講述上海外來媳婦與陪床保姆之間的故事。她們既是同盟，又是敵人。她們有相同的地域背景，都有隱秘的求生索利的念頭，都想爭奪老人有限的財產。小說更為深刻的是將兩個女性人物放在層層疊疊的關系之中，一顰一笑、一喜一怒，都有著多重考量和意味，像極了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其短篇小說《溫泉客棧》（《延河》2024年第4期）講述現代青年在叢林探險誤入“異度空間”的故事，文字功底扎實，逼真且富有想象力。但小說沒有解決人物為什么穿越以及穿越之后思想變化的問題，那么這樣的穿越本質上是“偶然的邂逅”，沒有完成小說探索和思考的使命。其短篇小說《蘇依依的學院斗爭學》（《草原》2024年第7期）可以說是最為精彩的一篇，也是對當下校園的一種寫實。蘇依依試圖通過挑撥老師之間的關系獲得利益，最后，老師兩敗俱傷，她也沒有得到任何好處。蘇依依不愛學習，卻深諳學院生活的人情世故。她的行為已經超出了“精致利己主義者”的范疇，是大學校園師生關系的“攪屎棍”。如果小說能把人物放在歷史的坐標上，探討蘇依依式的人物的歷史來處和未來去處，會讓小說的藝術價值大大提升。

總而言之，2024年江西中短篇小說延續現實主義傳統，切實地反映科技興起、城鄉流動等當下社會生活的變遷。與其他省份尖銳的社會批判姿態和前衛的先鋒精神不同，江西作家更注重探討在紛繁復雜的歷史處境中如何通過人與人之間的同情與歷史或現實達成和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當代文學是流動的產物，創作個體通過流動在不同的視角上看到不同的現實，并不斷地重構自我。當代文學也是建構的產物，比如近年來崛起的“新東北文學”“新南方文學”都是作家在面對新的時代語境再出發的產物。江西小說未來發展的道路也是如此，應該找到新的價值坐標，重新審視自身所處的位置，才能創造出新的成績。

注釋：

[1]劉詩宇：《無窮的遠方和人們，如何與文學有關？——2024年長篇小說創作綜述》，《文藝報》

2025年1月10日

[作者單位：江西省社科院文學與文化研究所。本文為江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世紀以來江西小說中的城鄉關系書寫”（項目編號：22WX04）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