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楞伽著《中國抗戰史演義》1946年由上海東方書店印行，署名杜惜冰。

　　戴逸著《中國抗戰史演義》，署名王金穆。圖為1953年上海火星出版社重印版。

　　八十年前，可歌可泣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圍繞這場戰爭，事后產生了大量歷史書寫，其中包括兩部分別出版于1946年、1951年的《中國抗戰史演義》，用通俗小說的筆法向廣大民眾宣傳了抗戰經過，但由于各種原因，中國現代出版史上這兩部同名著作如今已鮮為人知，現筆者翻檢舊籍，對這兩部書予以介紹。

　　兩個版本的《中國抗戰史演義》出于不同作者之手，1946年版由上海東方書店印行，共6冊，署名為杜惜冰；1951年版由北京新潮書店印行，共1冊，署名為王金穆。由于兩位作者在出版時都使用了筆名，很長時間以來，他們的真實身份都不為人知。

　　2015年，上海藏書家韋泱在虹口區圖書館主辦的現代文學研究專刊上撰文提及杜惜冰與《中國抗戰史演義》：“當我初閱民國年間出版的《中國抗戰史演義》，不禁覺得異常新鮮，很少見到用章回體形式，創作反映國民政府軍隊正面抗擊侵華日軍的長篇小說。再看小說作者，署名杜惜冰，在現代作家中，這個名字顯然十分陌生……經多方查閱，方知是大名鼎鼎的傳奇而多產的現代作家周楞伽先生。”（《周楞伽兩題》，載《綠土》2015年1月第179期）

　　韋泱在文章結尾處寫道：“相信，《抗戰演義》一書，當會有再版重印的時辰。”果不其然，韋泱此文發表兩年之后，2017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即分上、下兩冊再版此書，署名一仍其舊，不過書前的“再版說明”中明確交代了作者真名為周楞伽。

　　事實上，周楞伽（1911—1992）本人寫于1981年的遺稿《我是怎樣寫〈中國抗戰史演義〉的》發表于1996年2月24日的《作家報》上，這篇文章詳細回顧了自己寫作《中國抗戰史演義》的前因后果，該文隨后也收錄在經其子編定的周楞伽文集《傷逝與談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中。關于此書的寫作緣起，周楞伽在文中回憶道：

　　事情要遠溯到四十四年前，即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時期。正當淞滬抗戰進入第三個月的時候，傳來了八路軍平型關大捷的消息，使得人心振奮，對國民黨軍隊在華北前線望風崩潰、不戰而逃的憂慮一掃而空。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身上。

　　當時由于國民黨的新聞封鎖，一般上海市民對八路軍及其前身工農紅軍的英勇斗爭歷史知之甚少。這時我正在從事救濟難民的工作，便花了三晝夜時間，編寫了一本《抗日的第八路軍》的小冊子……初版三千冊，托五洲書報社銷售，當天便被搶購一空。再版六千冊還沒有印出，上海就淪陷了。幸虧海路未斷，托出版界朋友交英商“太原輪”運往廣州，也是一銷而光。據說后來港、穗兩地競相翻印，先后銷達十萬冊之多……這一意外的成功，開始引起我搜集抗戰史料興趣。我相信抗戰的最后勝利必屬我國，打算在勝利后編寫一部《抗戰史演義》，于是從1938年起，就開始從事抗日戰爭史料的搜集。

　　1951年版王金穆的《中國抗戰史演義》自初版后，迄今未曾正式再版。大概很少有人猜到，“王金穆”竟是大名鼎鼎的歷史學家戴逸（1926—2024）。2006年第1期《中國圖書評論》上刊登了戴逸的《我的“處女作”——王金穆〈中國抗戰史演義〉》，據作者本人“自供”：

　　1949年冬，我從解放區回到北京剛半年多，就以極大的努力和韌性，寫作這本《中國抗戰史演義》，那年我剛滿二十三歲。斷斷續續寫了兩年之久，才寫完這本書。引發我寫作這本書的原因是我親身經歷了抗日戰爭，當了八年亡國奴……抗日戰爭勝利，全國共慶光復，我轉入北京大學史學系讀了兩年書，就奔向解放區進入正定的華北大學學習，不久留校當研究生，在黨史專家胡華同志的指導下學習和工作……后來讀到一本通俗的解放戰爭史，是東北剛剛出版的，篇幅短小，敘述生動，文字清通，很受讀者歡迎。我萌生了創作的沖動，想寫一本通俗的抗日戰爭史。

　　周楞伽著《中國抗戰史演義》總計100回，85萬字，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開始講起，主要記敘的是國民黨在正面戰場與日軍的抗爭，但對平型關大捷等八路軍的戰果、晉察冀邊區的建立等史實也有肯定性的論述。相比之下，戴著的體量偏小，總計30回，15萬字，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著重敘述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贏得抗戰勝利的艱辛歷程，通篇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進行了辛辣嘲諷和丑化，今日看來，無疑帶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烙印，也難怪戴逸直言它雖有紀念意義，但是“一本幼稚、淺陋、平庸之作”。

　　因為采用了“章回體演義”這種通俗文藝形式，無論周著還是戴著，出版后迅速填補了當時市場上的空白，銷量也相當可觀。它們雖然并非考證嚴密的歷史著作，但主體根據一手史料寫成，不僅向普通民眾普及了抗戰的完整進程，更對抗戰歷史在解放前后的民間傳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