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國各省興起了編修社會主義新方志的高潮。1957年2月，“山東省地方志資料征集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成立，并于1958年創辦季刊《山東省志資料》。山東省檔案館存有若干相關材料，筆者在此查檔時，即發現一封1958年沈從文寫給《山東省志資料》負責同志的書信，不見于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沈從文全集》、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沈從文全集：補遺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沈從文年譜長編》，此前亦無研究者披露，當為沈氏佚信，現迻錄如下：

負責同志：得賜信詢及胡也頻同志材料諸問題。一九三一左右我曾寫過一本小冊子，名《記胡也頻》，記得當時在上海時報發表，另印小冊子，由光華出版，在上海方面或者還可找到。有些事，當時不能寫，如在濟南被壓迫，由青島逃回上海情形，在上海時曾詳細談過，當時不記下，現在卻多忘掉了。其時丁玲同志，必然還記得。又因為有一國文教員董每戡，因在一處，也必明白許多事情。只是現在情形下，是否宜問丁玲，望斟酌。又董在廣東，似乎也已列入右派，所以在濟一段詳情，您還得找當時接近他的同學和同事，才能詳悉。至于其他諸事，我過些日子或能重寫一些（但也只能根據舊作補充材料），如得不到原來小冊子，也不易著手，因相去已廿八年，即自己寫的內容，也記不大清楚了。目前所知道的是有好些事還未寫上去，需要補充而已。他在西山的住處和北京一個住處，將來也可為照相來，目前作不到。

敬覆頌安好。

沈從文敬啟 四月十一

北大有一蘇聯莫斯科大學副教授，正在北京作胡也頻等論文，前不久曾來談過一回。我若有時間，當可就《記胡也頻》和《記丁玲》二書重新好好寫部小書。目前辦不到。因為二書通通不在手邊，前的材料也不清理出，不好著手。

依據山東省檔案館藏諸材料，不難了解沈氏回信的“前因”：“為了向全國人民進行傳統革命教育，和為將來編纂山東省地方志積累資料”，有關方面決定創辦《山東省志資料》，預計1958年4月底或5月初出刊。因為馮毅之（時為山東省文化局副局長）在胡也頻執教濟南高中時任學生會主席，對這一階段胡的革命活動較熟悉，特約他寫一篇《記胡也頻同志在濟南》。1957年12月15日，馮致信《山東省志資料》編輯同志，并寄去手稿。是月20日，王祝晨在馮的來信上批注：“要個胡也頻小傳，有像片最好！”按理說，寫作“胡也頻小傳”的最佳人選乃是丁玲；但此時丁玲正處于旋渦的中心，編輯同志便找了胡的一位好友，也就是沈從文。在1958年4月8日致沈信中，負責同志這樣寫道：“現收到馮毅之同志寫的‘記胡也頻同志在濟南’一篇稿件，擬在‘山東省志資料’創刊號上發表。但由于上文的作者對胡烈士的生平實際了介[解]的還不夠全面，因此這篇文章只是片斷地反映了下胡也頻在濟南的情況。為了幫助讀者進一步了解和學習胡也頻同志的革命事跡，我們擬再寫一胡也頻烈士的小傳，與上文在這個刊物上同時發表。獲悉您與胡也頻友宜[誼]深厚，因此，特函請您在百忙中為我們寫一篇胡也頻烈士的小傳”，于是有了沈從文那封回信。由于沈婉拒了寫作小傳的請求，負責同志只得參考丁玲的《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與劉綬松《中國現代文學史》相關章節等材料寫了一篇“編者按”，后謄抄、修改為一篇“編者附言”，并再次致信沈從文，請他“代為核對一下”；但實際上，1958年8月10日出版的《山東省志資料》創刊號并未登載這篇《記胡也頻同志在濟南》。念及1958年的歷史語境，這倒也不足為奇。幸運的是，《記胡也頻同志在濟南》與“胡也頻小傳”的手稿均得以保存，使我們能夠窺見某些歷史細節。

1950年12月1日，《人民文學》第3卷第2期刊出丁玲的《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系開明書店1951年7月版《胡也頻選集》序。1951年1月1日，《人民文學》第3卷第3期刊出一篇題為《憶胡也頻在濟南》的呼應文章，署名“魯風”，亦即前文提及的馮毅之。1980年6月，《柳泉》第1期刊出馮毅之的《緬懷胡也頻老師》，后收入山東文藝出版社1990年9月版《馮毅之作品選》。馮還寫過一篇《記胡也頻同志在濟南》。比較起來，這篇未刊稿的最大特點，在于只字未提丁玲。且不說《憶胡也頻在濟南》對《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的反復征引、處處呼應，就是《緬懷胡也頻老師》亦未遺漏丁玲：“過了不多的時日，丁玲女士也來到濟南，看望胡老師。她到濟南的第三天，正巧學校開運動會，舉行開幕典禮。她同胡老師一塊走進了學校，會場立即轟動了。”“為了學生運動和文學研究會的事，我經常到胡老師的宿舍去，因此也經常與丁玲女士見面談話。”據丁玲序文寫成的“胡也頻小傳”，談及沈從文與胡也頻的交往：“一九二四年與朋友在北京《京報》上辦了一個《民眾文學周刊》，發表了一些小說和短文。不久又認識了沈從文等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后，他在思想上受到重大的影響。一九二八年回到上海，學習馬克思主義及文藝理論，與沈從文合辦‘紅黑出版社’，出版《紅黑》雜志”，卻對胡的愛人完全無視。由此不難體味出沈氏信中那句“只是現在情形下，是否宜問丁玲，望斟酌”的分量。

關于《記胡也頻》的初刊、初版信息，沈從文的記憶是比較準確的：“一九三一左右我曾寫過一本小冊子，名《記胡也頻》，記得當時在上海時報發表，另印小冊子，由光華出版”。1931年2月7日胡也頻遇害后，受英文周刊《中國簡報》編者蕭乾之邀，沈從文開始撰寫胡也頻傳記，后因《中國簡報》停辦而改刊于上海《時報》。自1931年10月4日至11月29日，胡也頻傳記連載共34次。前10次（《沈從文全集》《沈從文年譜長編》均誤載為前11次）由編者加若干小標題，總題為《詩人和小說家》；后為“尊重作者之意”，從第11次開始取消小標題，并改題為《記胡也頻》。1932年由上海光華書局初版單行本，是年11月再版。1935年10月，上海大光書局依再版本紙型印行第三版；或許受此影響，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沈從文年譜》將《記胡也頻》初版、再版機構也誤記為大光書局。這一點在2009年修訂再版的《沈從文全集》中已經得到糾正，但初版時間的疑問卻并未澄清。據初版本《記胡也頻》版權頁顯示，該書于“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印刷，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出版”，《沈從文年譜長編》即據此將時間定為1932年6月；而據再版本《記胡也頻》版權頁顯示，則為“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出版，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再版”，《沈從文年譜》《沈從文全集》即據此將時間定為1932年5月；如此看來，《記胡也頻》的初版日期似有進一步考訂的必要。

根據一些史料可以看出《記胡也頻》發表、出版以后產生的影響力。1931年11月18日——《記胡也頻》尚在連載中——蔡元培致信周養浩時提到“《時報》中近有沈從文所作《胡也頻》小說，所說窮文學家（夫婦均治文學）養小孩子之難，甚為感動；剪奉一覽。”（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蔡元培全集》第12卷）。1932年單行本出版不久，《新時代月刊》第2卷第6期即登出主編曾今可的書評《沈從文及其〈記胡也頻〉》，肯定了這本“不滿一百個Page”的小冊子的價值。詩人柳亞子曾將上海《時報》刊登的《記胡也頻》一頁頁剪下，貼為一冊，并題：“革命文庫之一。記胡也頻。沈從文撰，柳亞子輯。”（現存蘇州博物館，詳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柳亞子史料三集》）。

《文藝理論與批評》2017年第2期曾刊發袁洪權、李向東兩位研究者的一組文章，后者指出“《記胡也頻》寫于1931年，沈從文1933年6月又在《〈記丁玲〉跋》中說：寫作《記胡也頻》時，‘由于那時的環境不同，記載上有些故意作成的疏忽’，不難推斷，有意隱去的，是胡也頻從事革命活動的具體內容。”在沈從文的信中，該推斷可以得到印證：“有些事，當時不能寫，如在濟南被壓迫，由青島逃回上海情形。”而這一部分，正是“以征集近代革命歷史特別是現代革命歷史資料為主”（《山東省地方志資料征集委員會征稿啟事》）的《山東省志資料》所需要的。但這些“在上海時曾詳細談過”的“胡也頻從事革命活動的具體內容”，“當時不記下，現在卻多忘掉了”。實際上，由于“相去已廿八年”，沈從文連“自己寫的內容，也記不大清楚了”，遑論這些未曾落實到紙面的內容。他最后說，倘能找到《記胡也頻》《記丁玲》二書，“若有時間，當可就《記胡也頻》和《記丁玲》二書重新好好寫部小書”，但因這兩本小冊子通通不在身邊，“目前辦不到”。我們無從知悉沈從文是否真有這種打算（還是推脫之辭），也不知道他可曾付諸實踐，但他猜的很對，“上海方面”確有這兩部書：上海圖書館即收藏了三個版本的《記胡也頻》及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4年9月1日初版本、1935年6月20日再版本《記丁玲》，此外還有1939年9月普及本初版《記丁玲續集》。1979年10月9日趙家璧致信沈從文時，也提到“自己藏有良友版《從文小說習作選》和初版刪節本的《記丁玲》”“上海圖書館藏有良友版《記丁玲》前后兩冊的平裝本”，需要時可以借他或設法幫他借出（《沈從文全集：補遺卷4》）。但一直到《詩刊》1980年第3期發表丁玲那篇《也頻與革命》以后，沈從文“才重新翻翻朋友從香港、從美國寄來的《記丁玲》前后集”，并堅稱“《記丁玲》恰是充滿了好意且為之辟謠，把她高舉而產生”的（《沈從文全集》第26卷）。

了解到丁玲被捕后沈從文的一些行動，你不難明白他的憤怒從何而來。據《沈從文年譜長編》，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捕，5月23日沈從文即“在文化界38人為營救丁玲事聯名致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司法部的電文上簽名”；5月25日作《丁玲女士被捕》，后刊于6月4日北平《獨立評論》第52、53期合刊；5月28日為丁玲事致信蔡元培；6月4日為丁玲事致信胡適，另作《丁玲女士失蹤》，后刊于6月12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84期，文后有編者（吳宓）識語：“按約二年前，喧傳魯迅君已死。后蒙李秉中君由日本以魯迅致李君手書寄登本刊，讀者乃知其消息非確。深望本文出后，中央政府及上海地方當局，能速將丁玲女士尋獲，送交其親友，以解全國文人作家及讀者之惶惑憂懼也。”7月24日至12月18日，《記丁玲女士》開始在天津《國聞周報》連載，共計21次；9月23日，《〈記丁玲女士〉跋》刊于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1期……在1988年9月30日（丁、沈已決裂）寫作的《懷念從文》中，巴金這樣寫道：“他還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天津《國聞周報》上的連載《記丁玲》。根據我當時的印象，不少人焦急地等待看每一周的《國聞周報》。這連載是受到歡迎、得到重視的。一方面人們敬愛丁玲，另一方面從文的文章有獨特的風格，作者用真摯的情感講出讀者心里的話。丁玲幾個月前被捕，我從上海動身時《良友文學叢書》的編者趙家璧委托我向從文組稿，他愿意出高價得到這部‘好書’，希望我幫忙，不讓別人把稿子拿走。我辦到了，可是出版界的形勢越來越惡化，趙家璧拿到全稿，已無法編入叢書排印，過一兩年，他花幾百元買一位圖書審查委員的書稿，算是行賄，《記丁玲》才有機會作為《良友文學叢書》見到天日。”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逝世。巴金在紀念文章中著重談論此事，已暗含某種判斷。但沈從文終究沒有機會“就《記胡也頻》和《記丁玲》二書重新好好寫部小書”，不能不說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知識分子史上的一個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