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瑛的非虛構散文《清潔女工筆記》以職業親歷的第一視角向大眾展示了“清潔女工”這一職業群體的生存境況與人生軌跡，其書寫的客觀性、真實性與細致性為這一作品賦予了獨特的魅力。

“素人寫作”早已是個不再新鮮的話題，這些寫作者來自社會中的各行各業，有教師、醫生、保安、卡車司機、快遞員、外賣員等，作為生活中真實事件的親歷者或見證者，他們用自述的方式記錄真切生活感受，讓讀者得以透過不同視角，看到萬般世相和獨屬于個體的傳奇，展示了非虛構文學的空間性和人民性。其作品呈現出不同于傳統文學生產方式的新特點：他們采用“新回憶錄”或“新傳記式”的敘述方法，以個人心理需要為驅動，回歸自身生命體驗的樸素表達。

而王瑛在《清潔女工筆記》中以第一人稱視角展開自身打工經歷的敘述，展示真實鮮活的底層生活與工作經驗的同時，又揭示了城鄉巨變中底層群體的獨特生命形態與復雜處境。

王瑛以城鄉巨變中的虎門盧屋村為背景，在一座樓盤中展開清潔女工的職業敘事。在這里，城鄉空間中的權力與利益關系正在不斷重構和變化，于文化與生活方式轉換中，樓盤中的工作者們既要打破城鄉隔閡實現職場文化的內化，又要在邊緣化的生存境況中盡快適應工作節奏站穩腳跟，所見世面不多且工種單調的清潔女工們是長久活在一種想象與被想象的過程中的。她們想象“老大”是老虎、收款機、大咖和救命稻草，想象擺設陳列物件的價值、存在意義與損毀后的大是大非，想象戰爭、失業與新起點等。在想象與現實的反復激蕩中，她們終于找準了自己的定位，于虛幻不著地的疼痛與接受眼前的現實中時而漂浮時而落地，謹小慎微，在大堂、會所、外圍與內圍中打造屬于自己的一方生存空間。她們一方面順應高層安排落實工作程序，接受并適應摩擦、調動、無奈與不公，另一方面在協作、交互與獨處中撿拾人性的溫暖與片刻的幸福，達成特定場域中生存狀態的某種微妙平衡。

在王瑛的書寫中，我們得以跟隨她的視角不斷深入清潔女工們的工作與情感生活，窺見底層人物的仰望常態與向平視攀爬的嘗試。王瑛層層揭露了清潔女工的卑微情狀與艱難處境，從微薄的薪資待遇到反復拉鋸的20元工傷保險費用歸屬，從膝關節變形與頸椎痛的更年期隱疾到沉湎象牙破碎后大是大非的隱憂，再從高層的視若無睹到品格人格等級不足為道的被動隱藏，底層人物的價值在諸多困境的重壓下坍縮為僅存在于職業群體交互中的小小自尊，然而，她們也曾做過平視自我的嘗試。在工傷保險事件中，她們向上級發出控訴，哪怕她們在公司面前卸下一座大山的重量后又在孩子面前重新扛起。這份抗爭仍使她們的發聲為人所知為人所聞，當一份得之不易的微小勝利降臨，她們得以照見自己的價值，最終意識到“活著的重量在自己身上，自己才是自己的歸宿”。

個人化寫作既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出現的一種新興寫作方式。與公眾化對照，個人化不僅表現在體驗或寫作方式上，同時還包括對應的經驗類型與寫作內容。在《清潔女工筆記》中，王瑛以小寫的“我”為切入點，遵循私人心理經驗的隱秘驅動，卻又不為任一邊緣群體代言。與傳統的集體敘事相比，這一書寫更具前瞻性與深切內涵，以真誠的心靈引導讀者體味世情，在寫作中展現出獨一無二的自我與生存主體性。

因此，王瑛的寫作無疑是一種立場，她拒絕集體主義式的經驗復制，消解了自傳式書寫的宏大敘事傳統，以個人隱秘經驗的跳躍式流動為敘述展開的依據，強調寫作者自身的批判性與獨立性。她深刻還原了清潔女工們的生存境遇，同時又避開絕對的態度表達，在事件闡述、人物塑造、心理描寫與沖突變化中展示群體性的生存狀態，而這一狀態的客觀性就是王瑛的態度本身。在王瑛的書寫中，小人物得以擺脫現實生活的桎梏，通過私人化寫作實現向公共輿論空間的躍遷，從“存在”到“被書寫”再到“被看見”，作為橋梁的文學正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現如今，寫作早已不再是陽春白雪的單調生產，寫作者們也不再像從前那樣背負沉重歷史創傷發出驚天吶喊。當素人開始執筆記錄個體成長的雪泥鴻爪，實現繼城鄉空間之外話語體系的曲折突圍，個體的生命得以在文字中延伸，時代的群體經驗因之充實，在個體書寫與公共話語的良性互動中，文藝得以為大眾而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