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客”并不是一個常用詞，大致有三個層面的意思：泛指航海者，特指航海經商者，引申為居無定所、浪跡江湖之人。潘峰在《海客行》中直接給出了一個界定：在當代語言里，常把徒步旅行者稱為“海客”，而在古語里，“海客”是指跨海到異域做生意或者體驗不同文化的人。《海客行》就是一部以跨海貿易為題材的長篇小說。

在 2023 年《中華讀書報》的訪談中，潘峰隱約提到了這部小說，但是那個時候還叫《滄海揚波》。他說以大宗商品國際貿易領域的故事為素材，但強調不是一部專業的行業題材小說，而是寫人、寫人性的。不過，我覺得這個題材本身恰是《海客行》的亮點，至于“人性”云云，從文明時代以迄，登高下低，翻來覆去，倒也沒有太大區別，有意思的是作品所展現出來的海客經歷與從中汲取的、可供展示的經驗。

士農工商為基本結構的古典身份社會中，商賈是末流，盡管可能掌握巨大財富，但是政治地位不高，文化資本稀薄，其形象烙刻在“商人重利輕別離”的刻板印象當中。商人到了明以后，才在小說中浮現出其含混未明的面孔，也依然是區別于雅正飄逸的世俗化面孔，仿佛他們只是缺乏內心、憑借著趨利避害本能的行動者。

現代以來的小說題材主流是知識分子與農民，至于工人、學生、士兵多數也都是由前兩者衍生出來的。至于從歷史長時段來看，曇花一現的“民族資本家”除了在茅盾、周而復等極少數作家的筆下有所呈現，基本上付諸闕如——值得一提的是《海客行》中有一節“甲醇大戰”中“做多”與“做空”，讓久違了的茅盾《子夜》中的“多頭”與“空頭”在新的社會語境中再次出現。將商人作為主角進行書寫，只有在改革開放和重商主義的背景中才有可能。《海客行》故事開始的 1990 年代正是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的時節。

但是，往往是歷史題材的商貿商人作品占據文學書寫的主流，著名的如郭寶昌《大宅門》、朱秀海《喬家大院》、李佩甫《河洛圖》、王資鑫《大清鹽商》等。一直以來對于當下現實商人的書寫并不被重視，至少不被評論界與學術界重視，它們也往往停留在兩個方向。一種是商人（企業家）的自傳或者他人撰寫的準報告文學作品，前者往往帶有自我營銷與案例總結的色彩，后者則不乏宣傳和典型示范的意味。另一種則是偏向于通俗大眾市場的商戰書寫，夾雜愛恨情仇，不時透露一些行業內幕和權錢交易等內容，比如侯泉聲《商賢》、豆豆《遙遠的救世主》、王強《圈子圈套》等。至于《海客行》，則在于兩者之間，很顯然它帶有濃郁的紀實性和自傳性，很多人事都有其原型，因而現實感大于其傳奇感。

小說以 2019 年湘西商人彭滄海的離世為開端，通過其臨終書寫的香煙盒名單串聯起跨越三十余年的商海浮沉。主線圍繞彭滄海與徒弟行天旭展開，輻射向成山、江明、姚奇、朱鞍等不同個性的人物在改革開放浪潮中的命運交織。

在一場戰爭中，年輕的彭滄海為了救戰友失去三根手指和生育能力，也因此放棄了對愛情的追求。轉而以軍人的鐵血意志和素樸的道德理念轉戰商海，在 1980 年代靠戰友幫助，倒賣汽柴油賺取第一桶金，1990 年代創立瀚海公司，為國家追回 6 億美元石油債務，縱橫國際貿易，成為商界的巨擘。當公司在體制改革中被國企吞并，他猶如戰敗的將軍退守故鄉的村寨城堡，成為一名當代隱士，卻在深山捐建八所學校，將商業智慧轉化為教育火種。

學法學的湖南人行天旭在大學里本是文學青年，后來進入國企中國能化集團做總裁向成山的秘書。在入職軍訓過程中結識福建人姚奇、北京人江明、上海人朱鞍，成為朋友。行天旭的轉型具有時代新知識分子的特質：本來可成為作家，卻受彭滄海感召而下海投身商界，親歷公司易主、婚姻破裂、股災的滅頂之禍等起起伏伏。在面對老友姚奇設置的圈套案中，他以徒步 58 公里的肉體苦行比賽贏得企業和自身的尊嚴，最終領悟“背靠背貿易”的真諦——不做金融賭徒，甘為實體經濟的搬運工。最后決意回歸寫作，完成了一場從文人到商人再到文人的精神升華。

圍繞著這師徒二人情節主線的各色人物，構成了一幅時代商業的浮世繪。江明兩度因期貨豪賭入獄，詮釋了資本操盤手的宿命輪回。姚奇以詭計牟利，不惜坑陷朋友，終遭反噬，展現貪婪的自我毀滅。行天旭的前妻白麗，再婚后淪為棄婦，而終究通過網購行業積累財富后創辦了自己的玩具品牌，體現了女性在新技術商業中的逆襲。向成山則從意氣風發的國企教父到晚年蒙受不白之冤而難以平反，顯示出體制內精英的悲愴命運。

就結構而言，《海客行》并無太多可以言說之處，基本上是以彭滄海的死亡與葬禮作為前后銜接的時空框架，講述 30 年間市場經濟的曲折前行史，中間疊加世界性的重大事件，如 2008 年的金融危機與 2015 年的股災，這些事件關聯著人物的命運浮沉。這是一種簡單易行的處理，便于閱讀。但是，在與經濟金融密切相關的背景性事件選擇中，顯示出其與此前常見的革命斗爭史、“新歷史”家族小說敘事截然不同的取向。革命斗爭史及后來的“新歷史”家族小說敘事往往會以現代史與當代史的時間節點為依據，選擇政治事件，如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從而形成所謂“大歷史”轉型與“小人物”命運交織的敘事模型，時至今日，幾乎成了一種類型寫作。《海客行》則是對改革開放敘事的深化與延伸，題材上帶有新質，觀念上也擺脫了對于政治史的依附，有種“在商言商”的素樸。

基于素樸的敘事需要，小說的敘事速度顯示出講究績效式的快捷，單位時間里有著巨大的信息含量，每個人物都被很快地交代出前世今生，每個事件和矛盾都被高效地解決，幾乎沒有描寫，絕大部分都是敘述，語言呈現出一種紀實風格。因而，從“文學性”而言，《海客行》確乎缺乏形式上的探索和語言上的精致。不過，那種側重審美與形式的“文學性”也未必就是所有小說都需要追求的目標——應該對“文學”與“寫作”進行寬泛的理解。寫作本身至少對于寫作個體而言就是有意義的，即便他（她）或許并沒有在美學上有什么突破、在觀念上有什么創新，記錄、整飭經驗本身就已經賦予了它以價值。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海客行》是一個飽含著經歷與經驗感悟的寫作。當然，我們完全可以對其文本進行闡釋與解讀，比如談生意的彭滄海始終穿著舊軍裝，象征著他未竟的英雄主義，而他隨身攜帶的酒，則是對身體致殘和當將軍夢想破滅的創傷記憶進行自我麻醉。在師徒兩人之間傳承的軍棋，則隱喻了商場如戰場的謀略與生存法則。小說中的空間轉場，彭、行二人的故鄉湘西是靈魂的凈土，上海這樣的商業城市則是欲望之海，北京是充滿權力的博弈之都，而中東與印度則分別代表了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貨物與財富流動處所……這些闡讀對于理解作者與文本未嘗沒有意義，然而更重要的是作者以簡筆畫的形式所呈現出來的經商貿易的經歷與經驗。

在彭滄海創辦瀚海公司的理念中：“生意就是把實實在在的貨從價格便宜的地方運到價格高的地方，不管是千年前的絲綢之路用駱駝和人力運還是用大船運，本質一樣。”行天旭后來創辦自己的天旭公司，同樣做外貿，繼承了這個最基本的理念，所有業務都沒有絲毫投機成分，“只是將一批批化工產品從國外運進來或者從國內運出去，賺取微薄的價差，干著兩千多年前絲綢之路上的商人們一樣的事，只不過用船而不是駱駝運輸了。”但是，在兩代人之間依然發生了靜悄悄的變化，彭滄海無法理解金融期貨，到后來行天旭的公司“卻是經常在大規模操作期貨，將沒有賣掉的現貨在期貨市場上對沖保護，再慢慢優化，這樣可以把規模做大，同時確保安全規避市場漲跌風險。世界上很多東西不能簡單地說它是好的還是壞的，看你怎么用它，就像火藥，可以用來制造殺人的彈藥，也可以用它來制作禮花焰火，在祥和的節日之夜讓夜空更為璀璨”。這可以說是對農耕時代產生的商賈觀念的一種突破，蘊含著現代化的思維。

在平實地講述故事時，那些故事本身所透露出的商業文明辯證法體現出作者的價值觀。一方面通過江明對期貨市場賭性成癮而鋃鐺入獄和姚奇利欲熏心中的背叛友情，來批判資本與金錢對人的異化；另一方面，也通過單身母親白麗利用新興網絡技術而逆襲的經歷，肯定了技術進步與市場經濟的階層流動價值。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沒有把白麗塑造為一個時下流行的“大女主”式人物，而是讓她在多年之后與行天旭解下心結，相忘于江湖。在處理情感問題上，《海客行》有種難得的清新爽脆，沒有黏黏膩膩、糾纏不清，也沒有讓情感主宰了情節的走向。彭滄海殘疾后果斷地從對白春蘭的愛情中撤出，行天旭同白麗的離婚也沒有剪不斷、理還亂，而是懸置不提。這其實才是生活中的真相——在世俗與急劇變遷的社會中，人們沒有那么多的時間與精力卿卿我我、藕斷絲連，這倒未必是如今生活與生存的壓力擠壓了感情的空間，而是一種無論何種時代與社會都恒久的常態，感情只是生活中一個部分，而非全部。

沒見過世面的人才會煞有介事、大驚小怪，矯揉造作之人容易多愁善感，只有那些不斷在現實的生活中飽受暴擊的人在狂風暴雨之中還能安之若素。作為經驗與感悟的寫作，寫作者沒有踵事增華，僅僅是平樸地呈現事實本身。那種立足于經歷的質地因此賦予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意味。行天旭在貿易中踐行的是誠信、規則與義氣，這是一種既繼承了彭滄海所代表的行商傳統，又不乏現代性的契約精神，這是融合了精明理性與重情感性的“背靠背貿易”，是可持續性的商業本質。一方面以踏實的薄利多銷，來抵御無底線謀利的誘惑，推崇契約精神與反哺社會的新商人倫理；另一方面，則將跨國商品與資金流動放置于“一帶一路”的背景下，與扎巴尼、差拉旺等外商的合作，昭示出一種理想的愿景。基于此，《海客行》書寫了一種新的商人形象，擺脫了寡情涼薄、唯利是圖的形象，也不是那種單向度、意氣洋洋的新的“成功人士”，而是擁有復雜人性的常人。

畢竟商人只是一種由職業所界定的身份，回到原初共通的層面，他（她）無論是位高權重、春風得意，還是商海蹉跎、失意消沉，都是一般意義上的人。職業同樣構不成一個人的全部，職業生涯與經歷則會帶來觀察自我與他人生活與生命的存在困境。小說的結尾，在歷經滄桑后，人物生發出超越性的人生感悟。經歷因此上升為經驗。

生而艱難，再堅韌與強悍的人都有其遺憾與不足，經過幾番浮沉、人到中年的行天旭反思：“關于理想，不提孩童時代的要當科學家要當飛行員之類不切實際的夢想，即使成年后成形的理想和計劃，最終又有幾個人能實現？

想當將軍的彭滄海最后成了一位歸隱的鄉紳，想當教師的向成山成為一位落寞的前總裁，夢想成為畫家的那瓦提成了精明的職業商務主管，以為會一輩子捕魚為生的莫江川擁有了一支遠洋船隊，曾是詩人又以豪情博弈為生命的謝云成為一個心如止水的顧家男人，而一直想當作家的自己已經是個不折不扣的商人。”不完美才是人生的實相。人在這種不完美中所能做的只能是超越既有層面的囿限，努力抵達對自我的確認，因為人生需要意義，而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獲得，而那個意義不假外求，只能自己賦予。

對比一下向成山與彭滄海兩位，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區別。向成山之所以退休和蒙冤之后，郁郁而終，是因為他將自己的人生價值建立在某種虛幻的正名之上；而彭滄海歸隱之后，通過對山區學校的捐贈，獲得了普遍性的認可，并感召了晚輩，這才是面對死亡的昂揚抗爭。行天旭最后想著重新提起筆寫作，則是對初心的回歸，那種無功利的美可能才是抵抗虛無的終極武器。這是經過了無數經歷與反復之后的感悟，因而彌足珍貴，那些感悟未必高深，也不會故弄玄虛，但是能夠提供根本性的共情。

我想如果討論某個作品的“文學性”，在這個意義上才是成立的。即文學的意義如同人生的意義一樣不假外求，它不是借助于知識的鋪陳、觀念的發明、技巧的展示——這些都是附加的效果，它源出于對生命和人生體驗與感受的梳理與分享，通過書寫與分享去滋潤、充實、豐富、照亮自我與他人的生命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