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浙江舟山東極島海域，一艘載有1816名英軍戰俘的日軍貨船“里斯本丸”號不幸遭魚雷擊中沉沒。日軍為了掩蓋罪行，不僅在船體沉沒前封鎖艙口，企圖殺死所有英軍戰俘，更在部分戰俘奮力脫困落水后，用機槍圍獵掃射。當沉船的轟響震碎海面，舟山東極島漁民挺身而出，冒著槍林彈雨，劃著小舢板，營救了384名落水戰俘。他們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以生命拯救生命的人間大愛，用無畏和大義書寫了跨越國界的人道主義篇章。

曾有情與張子影攜手創作的長篇小說《里斯本丸悲歌》（浙江教育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以及此前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的楊怡芬長篇小說《海上繁花》，共同聚焦二戰期間這一歷史事件，以文學喚醒沉睡在舟山東極島海域海底的歷史記憶。

兩部小說的共同特點是以基于歷史的非虛構真實，體現具有審美價值的文學品質，在盡量還原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對敘事主線進行高度戲劇化的編排，根據敘事結構的需要安排人物的邏輯關系和推進歷史事件發展，完成以“歷史之真”轉向“文本之誠”的審美呈現，使作品具有較強的歷史在場感。曾有情與張子影兩位作者為此多次深入東極島，走訪漁民后代，奔波于紀念館、檔案館、圖書館，研究大量文字及影像資料等。他們在《里斯本丸悲歌》后記中寫道：“用小說的形式去呈現一段悲壯的史實，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作家總在真實和虛構之間，在歷史與現實之間面臨極大考驗”。楊怡芬曾將“史實”比作“樹干”，將“虛構”比作“蔥蘢的樹枝和綠葉”。兩部小說的作者不斷在史料鉤沉中，打撈著這段沉入海底的歷史碎片，用文學的方式建構起他們認知、想象和理解的歷史。

小說是語言的藝術，同時也是敘事的藝術。一個故事有多種敘事方式，《里斯本丸悲歌》和《海上繁花》分別建構了兩種不同的文學“時空體”。《里斯本丸悲歌》以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描寫了故事發生的兩個重要空間場域——香港和東極島，圍繞著兩小無猜的漁民林海生與沈青梅、一見鐘情的英軍中尉威廉斯·彼得與護士陳阿蕾的兩段愛情故事，實現雙線并行的蒙太奇化的時空并置，以線性敘事的方式交叉推進兩個時空的交合，引出敘事主線——“里斯本丸”號沉沒的悲歌與漁民的救援壯舉。《海上繁花》則建構了一種多線交織、時空交疊的非線性敘事結構。小說圍繞敘述者“我”與戀人香織的聚散離合，以伊恩、約翰、阿卷等人的多視角轉換，從1941年到2017年的時空跳轉中建構故事邏輯，實現了“戲中戲”“鏡中鏡”的審美效果。作者以“間離”為方法，讓讀者從主體敘事中抽離，讓敘述者“我”提醒讀者正在閱讀一個被建構的文本，通過書中人物有關文明與戰爭的發問，引導讀者與作者一同追問。盡管兩部小說的敘事結構不同，其目標都致力于超越歷史慘劇的悲憫敘事，廓清戰爭給個體微末命運所帶來的晦暗斑駁的面影，呈現戰爭與人性的復雜面向，引導讀者對于生命、尊嚴、情感的嚴肅思考。

文學的本質特征之一是關注人類的心靈世界和精神生活，對于小說的創作而言，宏大歷史的敘事也要把落點放在歷史個體的內在經驗上，敘事層面的整合就是對個體記憶的“深描”，以鮮活的個體記憶完成集體記憶的拼圖。從兩部小說的日常敘事中，讀者可以感受到人間煙火的歷史溫度，人物間交織的愛情、親情、友情鋪陳了人世間的溫暖底色。然而戰爭對日常敘事的中斷強化了小說的悲劇色彩。比如，生活在抗戰時期香港的伊恩一家、波仔兄妹、被帶上“里斯本丸”號的英軍戰俘，以及無數被戰火摧毀的家庭與生命。愛情的聚合分離同樣籠罩在戰爭幽靈之下，《海上繁花》里喬與安妮的愛情萌芽終成夢幻泡影，《里斯本丸悲歌》里威廉斯·彼得與陳阿蕾的跨國戀也中斷于海底。

兩部小說對作為生命拯救者和悲劇見證者的東極島漁民的形象塑造也頗多用墨，著力描繪人物的豐富性和深刻性，挖掘出人性深處的力量。《里斯本丸悲歌》以工筆畫的方法勾勒出漁民“大愛無疆”的精神內核。從林海生、沈青梅、三叔公等人物身上顯現的勇敢堅忍、樸素仁愛的特質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舟山海洋文化的浸潤的結果。《海上繁花》是以白描的手法寫群像的風采，阿卷是群像中的典型代表，漁民的形象更多是通過“簡單與抽象”的群像書寫來寄寓作者的情感。《海上繁花》還詳細描述了三名英軍戰俘由中國軍民護送出島抵達重慶英國大使館的經歷。通過或明或暗的線索，中國軍民的形象在小說中有了具象的呈現。當被歷史洪流所遮蔽的一個個平凡的、詩化的、覺醒的“個人”被重新發現，小說就突破了商業大片超級英雄的敘事框架，以平凡的偉大書寫人民的史詩。

兩部小說最具敘事張力的地方，就在于那場驚心動魄的海上救援。代表“人間煉獄”的“里斯本丸”，一場精心謀劃的海上屠殺，戰爭的暴虐與兇殘被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在《海上繁花》中，落水求生的戰俘看到了那道救贖的光：“約翰一直認為，眼前的奇跡，是自己虔誠祈禱的結果。有一對漁船，從小島的方向來了！”《里斯本丸悲歌》則以漁民的視角吹響了這場海上集結號：“螺號響，眾人幫。這就是傳統，這就是口號，這就是壓倒一切的號召。漁民紛紛放棄撿拾棉布，劃著自家的小舢板奔向事發海域。”當個人被歷史的命運裹挾，面臨人性的抉擇，在戰爭所造成的斷裂中人類自我超越的空間卻被轟然開啟。在《里斯本丸悲歌》中，作者通過漁民施百志的覺醒軌跡來表達“救人的過程一定是靈魂凈化的過程，是人性拷問的過程，是對人和事重新認識的過程”的主題。

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要體現出偉大的心靈和偉大的思考。在危機之中的跨國相援正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視域的文學敘事，折射的是小說中“救人一命，天上一星”“螺號響，眾人幫”的樸素情感。2024年，紀錄電影《里斯本丸沉沒》上映；2025年，故事片《東極島》上映。兩部電影與小說形成互文，讓這段歷史為更多人所熟知，這場中國漁民營救英軍戰俘的義舉豐富了全球對人道主義救援的理解。從“地方”到“世界”，從“我”到“我們”，“共同體敘事”是以更廣闊的世界性視野，“以人為本”的敘事框架，去描摹戰爭的殘酷、生命的尊嚴、人性的抉擇，以及人類共通、共情與共振的情感結構，表達對人類命運的整體性關切，傳遞出愛與和平應該成為人類永恒精神堅守的宏闊理念。

（作者：劉雁翎，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