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在自然界的起源多屬蠻荒時代之事，無法具體稽考，本文所說桂花起源是指該植物最初為人們明確發現與認識，見諸記載并開始引用的情景。桂花與蘭花同屬我國傳統名花，筆者考證我國蘭花在宋代的起源時即強烈地感受到，桂花的起源時間和情形與蘭花十分相似，不僅有著蘭花最初為人們發現時“古蘭”“今蘭”那樣兩種同名但不同種屬植物之間的名實糾結，同樣也有著兩種植物之間晦明轉化、地位升沉的歷史演變。本文致力于辨明《楚辭》《神農本草經》所說樟科“桂樹”與后起木犀科“桂花”相關認識的歷史交接，考證木犀科桂花最初發現或見諸記載的時間以及人們相應認識、引種與欣賞發展的最初情形，斟酌一些學界已有說法的是非，進而闡發桂花以“桂”為名的原因以及宋人的文化反應等相關問題。

一、“桂樹”與“桂花”：宋代前后的認識變化

我們首先看明人張志淳《桂辨》所說：“桂有桂樹之桂，有桂花之桂。桂樹則《楚辭》‘桂酒’‘箘桂’之類，即今醫家所用，取其氣味辛甘，乃用其皮也；桂花之桂則詩詞所言，今人家所植，取其香氣馥烈，乃尚其花也。今類書載桂，通不別白，雖《白孔六帖》亦然。”[（明）張志淳：《南園漫錄》卷4，明嘉靖刻本，第3頁a。]這段辨說極為著名，明清人談“桂”多見引用。為了論述的方便，我們借用其所說，將《楚辭》以來人們通稱之“桂”統稱為“桂樹”，即今植物學歸類樟科樟屬、月桂等屬的植物，廣為人知的肉桂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以藥用、香用、食用、木材等實用價值著稱。以“桂花”指稱木犀科木犀屬木犀，[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中國植物志》，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61卷，第107-108頁。]即今人通常所說桂花，屬于觀賞花卉，是我國傳統名花，以秋季開花、花香濃郁著稱。

（一）“桂”之認識的變化

與“蘭”之有“古蘭”“今蘭”即蘭草、蘭花之間同名異實、認識前后變化一樣，[程杰：《中國蘭花起源考》，《中國文化研究》2024年第1期（春之卷）。]宋以前人們所說“桂”均為“桂樹”，而宋以來始兼稱“桂花”。我們仍以字書即古代語言學的資料為證，來把握這一認識轉折變化的時間節點。

東漢《說文解字》：“梫：桂也，從木，侵省聲，七荏切。桂：江南木，百藥之長，從木圭聲，古惠切。”東晉郭璞注《爾雅》：“梫，木桂：今南人呼桂厚皮者為木桂。桂樹葉似枇杷而大，白華，華而不著子，叢生巖嶺，枝葉冬夏常青，間無雜木。”兩書所說桂、梫分別是桂的通稱與桂的別稱或種類專稱，都指樟科桂樹而非木犀科桂花。

唐人孫愐《唐韻》：“桂：木名，叢生山峰間，無雜木，葉長尺余，冬夏常青，其花白。后漢太尉陳球碑有城陽炅橫，漢末被誅，有四子。一子守墳墓，姓炅；一子避難居徐州，姓春；一子居幽州，姓桂；一子居華陰，姓炔。”[（唐）孫愐：《唐韻》殘卷第五葉（去聲），清光緒三十四年國粹學報館影唐寫本，第1頁a。《唐韻》諸本多有異文，后世引用細節也多有不同。“其花白”原殘，此據宋人《廣韻》補。]所說只是增加了姓氏之義，植物之義仍只是“桂樹”。五代南唐徐鍇（920-974）《說文解字系傳》：“桂：江南木，百藥之長，從木圭聲。臣鍇按，桂林郡以此為名。又按，《本草》：桂心，主通血脈，利肺肝氣，能宣導百藥無畏。菌桂，為諸藥先聘通使，是為江南百藥之長也。郭璞作《桂贊》曰‘桂生南裔，拔華峰嶺。廣莫熙葩，凌霜津穎。氣王百藥，森然云挺’也。古惠反。”[（五代）徐鍇：《說文解字系傳》卷11，《四部叢刊》影宋抄本及宋刻本，第2頁。]增加了桂林地名，所釋桂樹之義所舉書證更為詳細，也無木犀科桂花之義。延至宋初《廣韻》《集韻》，以至北宋中葉司馬光（1019-1086）《類篇》均承此解，所釋“桂”之植物之義未變。

而到了宋末元初戴侗（1200-1284）《六書故》：“桂，古惠切。桂生嶺南，百藥之長（《爾雅》曰，梫，木桂。郭景純曰，今南人呼厚皮者為木桂，桂葉似枇杷而大，白華，不著子，叢生巖嶺，冬夏常青，《本草》謂之牡桂。按《本草》，欽、韶諸州所產，凡三種，三四月華，全類茱萸，九月成實，今人多以為籩實。梫木，如石榴，葉細，高丈余，四月華如云，生江東。今人又以木犀為桂，謂月中景為桂樹，進士至以中禮部事為折桂。此固俚俗之論，不知木犀何以名桂也）。梫，七荏、千尋二切（說具桂下）。”[（元）戴侗：《六書故》卷21，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第35頁b-第36頁a。]于“桂”的植物之義增加了“木犀”即桂花，尚未能完全說清。元人黃公紹、熊忠《古今韻會舉要》訓釋相同，也是在桂樹之義外，增加了“又，巖桂花名”。[（元）黃公紹原本，熊忠刪補：《古今韻會舉要》卷11，明嘉靖十七年補刻本，第16頁a。]“巖桂”是宋時“木犀”的別名，相互關系下文詳說。

可見變化發生在唐五代與宋末元初之間，“桂”的植物之義，由秦漢至宋初僅指“桂樹”一項，南宋末年以來轉為兼指樟科“桂樹”與木犀科“桂花”兩項。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在對“桂”之桂樹之義一通訓解后，特別指出：“自唐以來，木犀謂之桂花，亦因芳而被以桂名。古之所謂桂者，如淮南《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王逸《九思》‘桂樹列兮紛敷’，《靈光殿賦》‘朱桂黝儵于南北’，皆今之肉桂，無言木犀者也。”[（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卷11，清咸豐元年補刻本，第32頁b。]正是進一步指明，唐以來有關“桂”的認識這一根本性變化，木犀科桂花是唐以后開始進入人們視野，為人們所認識，而成為明確的公共知識。

（二）宋人對新出“桂花”的確認

既然唐五代及宋初與宋末元初之間關于“桂”的公共認知有著明顯的變化，那么處于兩者間的宋代，人們的相關認識與說法就特別值得關注。我們按時間順序看這樣幾個不同階段宋人的看法。

南北宋之交，張邦基《墨莊漫錄》：“木犀花，江浙多有之，清芬漚郁，余花所不及也。一種色黃深而花大者，香尤烈；一種色白淺而花小者，香短。清曉朔風，香來鼻觀，真天芬仙馥也。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巖桂，浙人曰木犀，以木紋理如犀也。然古人殊無題詠，不知舊何名。故張蕓叟詩云‘佇馬欲尋無路入，問僧曾折不知名’，蓋謂是也。”[（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8，《四部叢刊三編》影明抄本，第5頁b-第6頁a。]所說桂花幾種名稱，下文我們專題討論。這里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張邦基特別強調了這一點：“古人殊無題詠，不知舊何名。”而接著所舉張蕓叟，為蘇軾門下張舜民，英宗治平二年（1065）進士，徽宗政和（1111-1118）中去世，所引兩句詩《全宋詩》失收，應是神宗元豐五年至八年（1082-1085）謫監郴州（今屬湖南）時所作。其對桂花應是不識，而詢問僧人，僧人同樣莫知其名，想必這種情況在同時文人中應不在少數。稍后李清照（1084--？）《鷓鴣天》：“暗淡輕黃體性柔，情疏跡遠只香留。何須淺碧深紅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應羞，畫闌開處冠中秋。騷人可煞無情思，何事當年不見收。”[信息時代資料檢索、核驗都較方便，為節省篇幅，除少數特別重要的引文，以下引用通行總集類文獻所載作品均不提供詳細出處。]陳與義（1090-1139）《清平樂·木犀》：“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庵中新事，一枝喚起幽禪。”表達的意思都與張邦基不約而同，是說自《楚辭》以來一直未見人們詠及。

南宋中葉，范成大（1126-1193）《（紹定）吳郡志》土物：“桂，本嶺南木，吳地不常有之。唐時尚有植者，白樂天謂：‘蘇之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為樵牧之場，有桂一株，生乎城下，惜其不得地，因賦三絕句以唁之。’近世乃以木犀為巖桂，詩人或指以為桂，非是。”[（宋）范成大：《（紹定）吳郡志》卷30，《擇是居叢書》影宋刻本，第7頁a。]是說白居易時代，蘇州尚有樟科桂樹，而到范成大生活的時代，人們轉稱木犀為巖桂，又泛稱為桂。

南宋后期，羅大經《鶴林玉露》討論“物產不常”，認為古今物產有無、盛衰變化無常。梅最初只以果實著稱，六朝以來人們才注意其花，至宋代則推為“群芳之首”；牡丹“唐以前未有聞”，武則天以來才名聲大噪，愈出愈奇；“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槧人，曾未有一話及之者”。[（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4，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99-300頁。]南宋末年，牟巘《張氏學古齋唱和詩序》則明確指出：“木犀之名，出于近代。”[（宋）牟巘：《陵陽先生集》卷12，民國間吳興劉氏嘉業堂刻《吳興叢書》本，第12頁b。]

排比這些材料可見，宋人普遍意識到一種名叫木犀或巖桂的植物開始進入人們視野，宋以前人們所說“桂”只是《楚辭》所說“桂樹”，至遲南北宋之交以來，人們所說“桂”不止于此，也包括“近世”出現的名叫木犀、巖桂的植物，而所謂木犀、巖桂正是現代植物學所說木犀科木犀屬“桂花”。

二、宋以前只見“桂樹”而未見“桂花”

既然可以完全確認木犀科桂花的明確認識產生于宋代，需要進一步考察的是，宋以前是否出現過“桂花”，即宋以前各類文獻著作中是否有可以確認的木犀科桂花信息。上文所說北宋中葉以前的字書之義是社會公共認知，我們這里盡可能兼顧文史各方面的資料，力求竭澤而漁，爭取有一個明確、可靠的判斷。

（一）宋以前各類文獻所說“桂”未見有明確可辨的木犀科“桂花”

我國幅員遼闊，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有3500年。無論是樟科桂樹還是木犀科桂花，都是常綠闊葉樹種，分布在我國南方氣候溫暖的地區，尤其是樟科桂樹以熱帶與亞熱帶南部更為適生，因此在社會重心偏欹北方的商周、春秋戰國時代，各類文獻罕見涉及。諸子百家中唯出生于皖、豫之交的莊子（前369？—前286？）作品明確言及“桂可食”（《莊子·人世間》），整個先秦時期著作言桂最多的是戰國楚人屈原。成書于戰國至秦漢時期的《山海經》南山、西山經有山稱多桂，尤其是海內南經稱“桂林八樹在賁隅（引按，番禺）東”，成了后世文士有關賦詠常用的典故。因此，“桂”在上古文獻中出現尤其是明確為人們所認識的時間明顯偏后，所見地域也明顯偏于南方。就莊子、屈原作品所說，桂與椒、蘭并稱為辛、香食用之料，木材能為舟楫、棟梁，可以完全確認所說是樟科樟屬肉桂類為主的植物，而木犀科桂花樹皮樹木無明顯香辛之味，樹干遠不粗大，木材密度、強度有限，不具上述應用價值。

此后整個中古時期即秦漢至隋唐時期，所見“桂”的文獻資料除前述語言學著述外，比較重要的有：秦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及后續相關本草學著述；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記載合浦（治今廣東海康）、交阯（今越南中北部）等地產丹桂、菌桂、牡桂、山桂；[（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中，民國武進陶氏影宋咸淳《百川學海》本，第1頁b。]晚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蔣山（今南京紫金山）月桂、婺州（治今浙江金華）牡桂、丹陽（今江蘇鎮江南）山桂；[（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9，清嘉慶十年虞山張氏照曠閣刻《學津討原》本，第1頁b-第2頁a。]還有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宋初李昉等編纂《太平御覽》等大型類書所輯桂的資料。這些著作從時間上縱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三個不同歷史時期，所涉“桂”都是樟科桂樹，今人對此多無明確異議，此處不再具體展示與討論。

我們必須面對的是大量分散的具體文學作品，其中包含豐富復雜的相關話語，有必要廣泛檢索、認真解讀與研判。如今是信息時代，資料檢索十分方便。而筆者生活的南京地區，樟科桂樹在南京東郊的中山植物園北園植物系統分類園樟科片區可見，木犀科桂花則在各類公園、行道、住宅小區廣泛栽種，幾乎隨處可見。筆者帶著這些實物印象，結合有關植物學知識與各類網絡植物圖片資料，分別就“中國基本古籍庫”等文獻資料數據庫所見上古、中古即先秦至唐五代的四部文獻，尤其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全唐文》《全唐詩》《全唐五代詞》等總集電子檢索系統，撇開大量“桂州”“桂林”“桂嶺”等地名，“箘桂（菌桂）”“牡桂”“桂枝”“桂皮”等藥用，“桂漿”“桂酒”“蘭桂”“芝桂”“姜桂”“椒桂”等食用，“桂宮”“桂殿”“桂柱”“桂棟”“桂舟”“桂楫”“桂棹”等木材之用的專有名詞與生活習語——這些詞語都明確指向樟科桂樹，就剩下所見“桂”字逐一檢索閱過。

筆者判別所言“桂”是否為桂花的主要依據是：一、桂花作為“花”的觀賞價值是否得到關注，這是桂花的核心標志所在；二、花香是否鮮明而濃郁，是否得到特別關注或強調；三、花冠裂片或花瓣是否細小碎屑；四、桂花開花主要在秋天，花期是否明確在秋季；五、花色以黃色為主，另有潔白、橙紅等可能。這都是木犀科“桂花”與樟科“桂樹”截然不同的主要特征。所見宋以前各類詩文作品只要具含上述兩個以上條件，尤其是符合一、二兩點，筆者必予特別關注，反復斟酌推敲，而最終未能發現任何可以完全確認的木犀科桂花跡象。

（二）宋以前大量詩文作品所說“桂”是樟科桂樹

與上述情景恰恰相反，先秦至唐五代大量詩文作品所言“桂”幾乎盡一色指向《楚辭》所言樟科桂樹，且多不容置疑。為了方便大家感受這一情景，我們依次列舉一些秦漢以來的詩文之例。

漢樂府《陌上桑》表游仙之意“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秋胡行》寫佳人“俯折蘭英，仰結桂枝”，都承《楚辭》所說為桂樹之枝。司馬相如《長門賦》“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訚訚”，南朝吳均《夾樹》“桂樹夾長陂，復值清風吹。氛氳揉芳葉，連綿交密枝。能迎春露點，不逐秋風移。愿君長惠愛，當使歲寒知”，所說桂之芳香、品質均著眼樹、枝、葉，而不在花。

唐代更值得關注。初唐喬知之《定情篇》“下有碧流水，上有丹桂香。桂枝不須折，碧流清且潔。贈君比芳菲，受惠常不滅。贈君淚潺湲，相思無斷絕”，沈佺期《峽山寺賦》“若乃忍殿臨岸，禪堂枕江，桂葉薰戶，蓮花照窗”，所說桂之香或枝或葉，也不在花。盛唐王維《鳥鳴澗》“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所說春日桂花應是桂樹。

中唐孟郊《憩淮上觀公法堂》“我有巖下桂，愿為爐中香。不惜青翠姿，為君揚芬芳”，是說焚桂為香。支喬《尚書李公造華嚴三會普光明殿功德碑》“如月之亙，森菌桂以馨香；如山之容，冥大椿之壽考”，楊嗣復《九證心戒序》“如蘭生一葉，誰謂無芳。桂長初條，宛然嘉木”，晚唐馮道之《山中作》“草堂在巖下，卜居聊自適。桂氣滿階庭，松陰生枕席”，均以木之馨香比喻功名品德，顯系桂樹而非桂花。五代貫休《再游東林寺作五首》：“臺殿參差聳瑞煙，桂花飄雪水潺潺。”“白薝卜花露滴滴，紅苾芻草香蒙蒙。”廬山是后來桂花最初見載的重要區域，但此時貫休詩中所說廬山東林寺花色雪白，與春末夏初梔子（薝卜）花開同時，所說正是桂樹之花而非桂花。上述這些詩句文辭多少都帶有一些具體性狀描寫與聯類比稱，不難感受到所說“桂”都是樟科桂樹而遠非木犀科桂花。

（三）唐代專題賦詠之作所說均為桂樹

我們再重點看看專題詠桂作品，下列幾乎是唐五代所有專題之作，出現在兩宋以前的300多年間，代表了文學家們最專致的認識與記憶。

初唐李嶠《桂》：“未殖銀（一作蟾）宮里，寧移玉殿幽。枝生無限月，花滿自然秋。俠客條為馬，仙人葉作舟。愿君期道術，攀折可淹留。”通篇由月中桂樹發想，充滿仙道意味。提醒注意的是，這是其《嘉樹十首》中的一篇，十篇依次是松、桂、槐、柳、桐、桃、李、梨、梅、橘，不難看出為五木五果，所言桂與松齊名，是傳統樟科桂樹而非桂花。盧僎《題殿前桂葉》：“桂樹生南海，芳香隔楚山。”所說是桂葉具香而非花開之香，樟科桂樹葉香而木犀科桂花葉無明顯香味。盛唐李白《詠桂》：“世人種桃李，皆在金張門。攀折爭捷徑，及此春風暄。一朝天霜下，榮耀難久存。安知南山桂，綠葉垂芳根。清陰亦可托，何惜樹君園。”李白以秋天桃李無花作反襯，贊美桂之綠葉芳根與清陰不衰，顯然所贊是樟科桂樹。

中唐劉禹錫《酬令狐相公使宅別齋初栽桂樹見懷之作》：“清淮南岸家山樹，黑水東邊第一栽。影近畫梁迎曉日，香隨綠酒入金杯。根留本土依江潤，葉起寒棱映月開。早晩陰成比梧竹，九霄還放彩雛來。”寫樹影、香、根、葉與樹蔭卻未及花，顯然也是桂樹而非桂花。同時白居易《廬山桂》寫鮮葉、枝干、根荄也不及花香。其《有木詩》“有木名丹桂，四時香馥馥”“匠人愛芳直，裁截為廈屋”，是樟科桂樹中的丹桂。《東城桂三首》詠蘇州任上所見，牽連杭州天竺寺桂樹，也非桂花。雍裕之《山中桂》：“八樹拂丹霄，四時青不凋。秋風何處起，先裊最長條。”用八桂、桂枝之典，所詠是桂樹。趙蕃、楊宏真的《月中桂樹賦》所寫月中桂都是全樹具香而未專言花香，張喬（一作李正封）《試月中桂》詩所詠只是根、葉、影、香也未及花。晚唐顧封人《月中桂樹》：“芬馥天邊桂，扶疏在月中。能齊大椿長，不與小山同。皎皎舒華色，亭亭麗碧空。虧盈寧委露，搖落不關風。歲晚花應發，春余質詎豐。無因遂攀賞，徒欲望青蔥。”所詠屬想象仙境，芳香在樹，花開有待冬末春初，所說是桂樹而非桂花。皮日休與陸龜蒙唱和《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所詠是杭州天竺桂樹之子。方干《題黃山人庭前孤桂》：“映窗孤桂非手植，子落月中聞落時。仙客此時頭不白，看來看去有枯枝。”只言子落而無花香，顯屬桂樹。另有無名氏試題詩《秋風生桂枝》《幽人折芳桂》所說都在折桂喻科舉，而非賞桂花。

特別值得注意的還在中唐李德裕，他以《平泉山居草木記》享譽花卉園藝界，該篇記長慶二年（822）至開成五年（840）間在南方所見奇花異木，其中以桂為名即有“剡溪之紅桂”“永嘉之紫桂”“剡中之真紅桂”“東陽之牡桂”（以上屬今浙東）、“鐘山之月桂”“曲房之山桂”[曲房，地點不明，檢愛如生基本古籍庫方志庫三集，未見有對應地名。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記》稱“曲房之山桂、溫樹”，前后所敘為鐘山、金陵、茅山所產樹木。檢同時李紳《別雙溫樹》詩，序稱：“往年于惠山書房前手植，今已喬柯數尋干云，蔥翠蔭日。此樹移過江多死，有類丹橘。”李紳為潤州無錫（今屬江蘇）人，詠其故里惠山溫樹，曲房也產溫樹，或相去不遠，當為今江蘇南京、無錫間一地名。]（以上屬今蘇南）。同時他又作有四篇專題詠桂詩，因本文篇幅有限，僅提供其標題與題注，情況也大致明白，分別是：《比聞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獨秀伊川，嘗于江南諸山訪之莫致，陳侍御知予所好，因訪剡溪樵客，偶得數株，移植郊園，眾芳色沮，乃知敬善所有，是蜀道菵草，徒得嘉名，因賦是詩，兼贈陳侍御》《紅桂樹（此樹白花紅心，因以為號）》《月桂（出蔣山，淺黃色）》《山桂（此花紫色，英藻繁縟）》。其二十年間宦跡遍及江南、四川、江西、廣東等地，見多識廣，并著意收集品種，攜歸洛陽平泉山莊栽種，因而有自覺的品種意識。所說洛陽龍門敬善寺紅桂樹，自辨其為蜀中莽草，清人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也辨其性狀，肯定李德裕所說。[（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正誤，清同治十年刻本，第28頁。]剩下的三種，得諸江南，其中《紅桂樹》“妍姿無點辱，芳意托幽深”，《山桂》“影入春潭底，香凝月榭前”都僅泛泛說香，就題注看更多關注的是花色，對花香、花期都未特別著意，顯然所說三種桂在這兩方面都不突出，應屬傳統樟科桂樹中的不同品種，或是其他屬類相近而俗稱為桂的植物。

綜合上述兩節所舉字書訓釋、本草記載、史家辨說，各類文獻中常見的藥用、香用、食用、木材之用等專有名詞與生活習語，尤其是大量詩文描寫提供的具體信息，可以強烈地感受到整個上古、中古即先秦至隋唐五代，人們所說“桂”雖然有品類性狀、方俗名稱、描寫情景的不同，但都應屬以肉桂為代表的樟科桂樹。筆者廣泛搜羅解讀，反復比較辨別，未見有任何明確可靠的木犀科桂花跡象。

三、今人漢魏六朝隋唐已有桂花說商榷

我們再來看近半個世紀學術界有關我國桂花栽培起源的認識與說法。大致說來，人們更多樂于相信桂花的認識、引種、欣賞與“桂”同行自古即有，就筆者所見，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我們一一斟酌商榷。

（一）本草學者對“桂”原植物考辨的不同見解

《神農本草經》所說“箘桂”“牡桂”及陶弘景《本草經集注》據道家《仙經》所增“桂”，本草學家合稱“三桂”。對于“三桂”的原植物及藥用名稱，歷代本草學著述多有考辨，向來眾說紛紜。當代學者也有考證，較具代表性的看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宋立人《桂的考證》，認為“古代文獻中的桂，當是樟科Cinnamomum屬中以肉桂CinnamomumcassiaPresl為主的肉桂組植物”，而“木犀科植物木犀OsmanthusfragransLour，他的別名也稱‘桂’。古人在談樟科桂的時候也有將木犀牽混進去，如李時珍云：‘今人所栽巖桂，亦是箘桂之類而稍異……叢生巖嶺間，謂之巖桂，俗呼木犀……’。功能主治與樟科之桂均不相同，分布地區亦有很大差異，而李氏竟將‘木犀花’列于箘桂條內，未免太失察了”[宋立人：《桂的考證》，《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1年第2期，第73-74頁。]。所說與我們上文討論的中古情況比較吻合。

不同的看法見于周冠武等合作《箘桂與牡桂原植物考辨》一文，意在通過形態特征、命名依據、產區生境、用途療效等方面的綜合考量，確認《本草經》所說箘桂、牡桂對應的現代植物學所說種屬類型與實際品種。最終結論是，《本草經》所說“箘桂”以及后世單稱“桂”者“主要指川桂”，“還包括少花桂和野黃桂”等樟科植物；而《本草經》所說“牡桂即梫、梫木、巖桂、桂花、木犀，即今木犀科植物木犀”。[周冠武、李春高、狄桂英、祁振聲：《箘桂與牡桂原植物考辨》，《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14年第7期，第489頁。]很顯然，是將傳統本草“三桂”劃屬樟科桂樹、木犀科桂花兩大類。

具體考述看似兼顧全面，然每一方面的討論都比較簡單，所見不免牽強或武斷。如稱“漢賦、唐詩和宋詞題詠的‘桂’，實指牡桂與桂花”，與我們上文論述的事實明顯不符。又稱“古代園藝著作等已確認‘梫’‘梫木’即巖桂、桂花、木犀”，[周冠武、李春高、狄桂英、祁振聲：《箘桂與牡桂原植物考辨》，《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14年第7期，第479頁。]而引以作證的《全芳備祖》《格物叢話》[所謂《格物叢話》為宋人謝維新、虞載輯《事類備要》別集花門、果門每種植物名目下編者所作關于該種花果名稱、性狀的序說，稱“格物叢話”或“格物總論”，并非獨立書籍。]《群芳譜》《花鏡》等“桂，梫木也，一名木犀”云云[（宋）謝維新輯、虞載輯：《事類備要》別集卷38，明嘉靖刻本，第1頁a。]，都是宋代木犀科桂花明確出現之后，明人張志淳所批評的“類書載桂，通不別白”之類混淆之言。其中明王象晉《群芳譜》可謂代表，清康熙御定《廣群芳譜》為之增補，即指明其桂樹、桂花處理上的錯誤，為之調整歸類：“牡桂、箘桂入藥，巖桂（引按，指桂花）不入藥。原（引按，指《群芳譜》）合為一，載入藥譜；今分巖桂入花譜，牡桂、箘桂別見藥譜。”[（清）汪灝等編：《廣群芳譜》卷40，清康熙四十七年內府刻本，第1頁a。]是將桂花與桂樹嚴格區分，傳統“三桂”歸屬藥類，巖桂（木犀）歸屬花類。

筆者認為，圍繞《神農本草經》所說箘桂、牡桂以及后世相應的桂枝、桂皮等藥用名稱的考辨，以宋立人《桂的考證》結論更為切實合理。本草文獻所言“三桂”應以肉桂類植物為主，當然也遠非肉桂一種，應包括今植物學樟科不同種屬而性狀、藥用價值相近的許多植物。這些植物既有不同產地的品種差異，同一植物有不同方俗異名，實際藥用又有選料、制法之不同稱呼，因而名目繁多，情況十分復雜。唐以來各類本草著作多有辨析與歸納，但缺乏現代植物命名、分類的科學規范，很難形成統一、清晰的認識。而不容忽視的是，各家說法細節或有不同，但有一點是明確的，本草經所說無論“箘桂”“牡桂”，還是統稱之“桂”，其性味特征、藥用價值都是具體明確且十分顯著的，三者之間性味、效用大同小異，醫家使用也較頻繁，對此從未有人懷疑過。李時珍將“巖桂”（木犀）稱作“菌桂之類”，[（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34，陳貴廷等點校，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935頁。]是因其具“桂”名而附載，帶著那個時代植物類屬關系認識上的局限以及其本草集成之作兼收并蓄的目的。

而現代生物學將木犀（巖桂）歸為木犀科木犀屬，表明其與樟科桂類植物之間有著較為深刻的區別。更值得注意的還在木犀的用途與價值，在木犀、巖桂作為木犀科桂花名稱開始出現的兩宋時期，就沒有任何本草藥用信息。直至李時珍《本草綱目》仍稱：“今人所栽巖桂……俗呼為木犀。其花有白者名銀桂，黃者名金桂，紅者名丹桂。有秋花者、春花者、四季花者、逐月花者。其皮薄而不辣，不堪入藥。惟花可收茗、浸酒、鹽漬，及作香搽、發澤之類耳。”明確指其“不堪入藥”，而下文有關藥用描述則是：“木犀花，〔氣味〕辛溫，無毒。〔主治〕同百藥煎孩兒茶，作膏餅。噙生津辟臭，化痰，治風、蟲牙痛。同麻油蒸熟，潤發，及作面脂。”[（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34，第1940-1941頁。原標點欠妥，為改。]所說多屬日常生活應用，并非真正或重要的藥用價值。如今桂花的應用多有拓展，但用途仍不出李時珍所說這些方面，可見其不足以與秦漢以來本草學所說“三桂”即桂、箘桂、牡桂中的任何一種相聯系，與秦漢以來在“桂”的名義下或皮或枝或心作為諸方要藥，號稱“百藥之長”的任一種“桂”絕非同類。

（二）桂花栽培史論述中的模糊之言與泛泛舉證

可喜的是，已有學者著文辨明上古時期所說藥用、食用桂都是樟科桂，[許哲、許玲燕：《先秦“桂”的辨析》，《浙江園林》2022年第1期；郭苗苗：《先秦時期桂酒再探》，《邯鄲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月中桂影所說不是桂花。[陳晨：《桂花的民族植物學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年第2期；段一凡、王賢榮：《從“圭”到“桂”：月中“桂”新考——桂文化的起源與演化》，《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董麗娜學位論文更是指明，先秦至魏晉南北朝文獻所見“桂”多是樟科桂。[董麗娜：《中國文學中的桂花意象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2006年，第3-6頁。]而花卉園藝領域學者的通行論著，雖然也多指明古人所說桂有樟科與木犀科兩種不同植物，并且提醒讀者注意區分，但在“桂花的栽培歷史”、“桂文化”起源發展、古代桂花詩詞作品之類專題論述與介紹中，為了凸顯桂花歷史悠久、地位重要，習慣將《山海經》《楚辭》以下至唐五代所見稱作“桂”者未經甄別而隨意說作桂花，或者籠統地稱作桂樹、桂花兼而有之。[陳俊愉、程緒珂主編：《中國花經》，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第156-157頁；尚富德：《桂花生物學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南京林業大學園藝學院，2004年，第44-46頁；劉偉龍：《中國桂花文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南京林業大學園藝學院，2004年，第8-12頁；楊康民編著：《中國桂花集成》，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第1-4頁；向其柏、劉玉蓮：《中國桂花品種圖志》，杭州：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年，第18頁；舒迎瀾：《桂花簡史》，《園林》2008年第10期。]其中也不免帶有明顯的舉證失考，如有論者認為杜甫有詠桂花詩句：“天開金粟藏，人立廣寒宮。”“金粟”是宋以來桂花詩詞中最流行的擬喻，但此兩句非出杜甫，而是南宋方岳《木犀》篇中詩句，實為七言“天開金粟如來藏，人立廣寒宮殿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61冊，第38356頁。]明人王象晉《群芳譜》藥譜卷一將七言誤記為五言，輯為杜甫詩歌散句，[（明）王象晉：《群芳譜》藥部卷1桂·麗藻散語·五言，明天啟元年刊本，第7頁b。]也就被今人引作唐人詠及桂花的證據，顯然是錯誤的。

（三）曹植《桂之樹行》、張九齡《感遇詩》的花色、花期之證

有一些文學、文化史領域的學者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桂之名物考述，提出了一些木犀科桂花出現時間的具體證據，多為詩歌作品，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有下述兩例。

1.曹植《桂之樹行》所說花色

曹植《桂之樹行》：“桂之樹，桂之樹，桂生一何麗佳。揚朱華而翠葉，流芳布天涯。上有棲鸞，下有盤螭。桂之樹，得道之真人，咸來會講仙，教爾服食日精。要道甚省不煩，淡泊無為自然。乘蹻萬里之外，去留隨意所欲存。高高上際于眾外，下下乃窮極地天。”這是不少學者提出的證據，理由是樟科桂花無紅色，而木犀科桂花有花色橙紅品種，因而據此認為最遲魏晉時期桂花已經出現。[董麗娜：《中國文學中的桂花意象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2006年，第6、8頁。持相同看法者，多受其影響。]

文學寫作虛實相兼，“詩家語”不同于“常人語”，詩人寫作既有個人經歷的客觀境況，也有文學創作的主觀意趣與技巧安排，不能完全當作客觀寫實與歷史紀事來讀。曹植詩中涉桂頗多，《秋胡行》“俯折蘭英，仰結桂枝。佳人不在，結之何為”，《浮萍篇》“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升天行》“蘭桂上參天”，《朔風詩》“秋蘭可喻，桂樹冬榮”，《矯志詩》“芝桂雖芳，難以餌魚。尸位素餐，難以成居”，這些詩句多以蘭桂、芝桂并舉，顯然從《楚辭》所言來，桂是芬芳、辛香之物，用作君子、美人的比興象征符號。而這篇《桂之樹行》更是通篇道教神仙之意，所說桂樹遠非寫實，而是服食成仙升天的階梯一般，更多象征色彩。詩人著眼在全樹，而非重在其花，所說“流芳布天涯”，也非主要指花。

而稱桂“麗佳”“朱華”，源頭可追溯到屈原《遠游》“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更重要的緣由還在東漢光武建武二年（26）明確“火德色尚赤”（《后漢書·光武帝紀》），后世因有“炎漢”“炎劉”之稱，服飾以赤綬為尊，[（南朝）范曄：《后漢書》輿服志，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標點本，第12冊，第3674頁。]桂樹的色彩描寫自然也受到影響。《漢書·五行志》記成帝時歌謠：“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班固緊接著解釋說：“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漢）班固：《漢書》卷27，顏師古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標點本，第5冊，第1396頁。]因而東漢王逸《楚辭·九思·守志》篇即稱“桂樹列兮紛敷，吐紫華兮布條”，其子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也稱“朱桂黝儵于南北，蘭芝阿那于東西”，都以朱、紫形容桂乃至花色，意在強化其華貴、神圣、祥瑞色彩，不能即認其所說為實際花色。曹植生當東漢末年，所說正是漢人這一傳統。

西晉嵇含《南方草木狀》記載桂有三種，“葉如柏葉，皮赤者，為丹桂”，是說桂中有皮色呈紅的品種，白居易《有木詩八首》中也有丹桂一首，這一重要品種的存在，應是古人以丹、赤、紫形容桂樹的客觀基礎。即便是到了桂花明確出現的宋代，詩人丁謂《桂》詠樟科桂樹仍稱“青紫間朱丹，三湘五嶺間。充庖資爽口，泛酒助酡□”。

進一步值得追蹤的是，桂為《本草經》上品，漢魏以來道教神仙學說盛行，桂也成了重要的求仙服食之品。歐陽詢《藝文類聚》所輯魏晉《神仙傳》即稱“離婁公服竹汁餌桂得仙”，[（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89，宋紹興刻本，第5頁b。]此間紫氣靈丹也成了道教的重要符號，以朱、紫、丹等色彩形容桂樹的概率也就有所增加。如東晉王嘉《王子年拾遺記》：“岱輿山……有丹桂、紫桂、白桂，皆直上百尋，可為舟航，謂之文桂之舟。”南朝梁陶弘景《真誥·方諸宮東華上房靈妃歌曲》：“紫桂植瑤園，朱華聲凄凄。”[（梁）陶弘景：《真誥》卷3，明正統刻《道藏》本，第15頁。]唐代詩人駱賓王《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鳳樓迢遞絕塵埃，鶯時物色正徘回。靈芝紫檢參差長，仙桂丹花重疊開。”丹桂紫桂用作仙家的象征。杜甫《有感》：“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山來強干地，未有不臣朝。”則承《漢書》以來桂比皇室的傳統，都是不能當作寫實看的。

即就前引中唐李德裕所說“紅桂樹”，也是“此樹白花紅心，因以為號”，乃其實際所見品種性狀，所謂紅色指花心之蕊，不是花瓣，這與后來木犀科桂花中丹桂的命名之義完全不同。況且，木犀科桂花雖有花色橙紅品種，但因枝葉繁茂，花朵腋生細屑，也當不得花色朱紫華艷之譽。因此，東漢以來凡稱丹桂、紫桂、桂之花色朱紫之類，多屬文史掌故與話語傳統，在沒有其他方面性狀佐證的情況下，不能簡單地就認其所說為實際花色，視為木犀科桂花中的丹桂。

2.張九齡《感遇》所說桂花季節

盛唐張九齡《感遇十二首》其一：“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第二句指明桂花開在秋天，而樟科桂樹花期一般在春天至初夏，木犀科桂花則多秋天開花，清人俞正燮即據此認為張九齡所說“此則秋花木犀，亦名桂也”，[（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11《桂》，清道光刻《連筠簃叢書》本，第3頁b。]類似的看法今人也有。

首先要說明的是，樟科桂樹的花期一般在公歷3-6月間，但也非絕對，少數有延至6-7月，如肉桂類香桂、粗脈桂即是。[程必強、喻學儉、丁靖塏、孫漢董：《中國樟屬植物資源及其芳香成份》，昆明：云南科技出版，1997年，第91-92、96頁。]甚至更晚的，如《中國植物志》樟科肉桂組記載的少花桂，又名巖桂、香桂，分布于湖南、湖北、云南、貴州、廣東、廣西，“花期3-8月”，[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中國植物志》，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31卷，第191-192頁。]華南桂的花期也在“6-8月”。[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中國植物志》，第31卷，第227頁。]廣為人知的肉桂“花期6-8月，果期10-12月”，“樹皮、葉及‘桂花’（初結的果）均有強烈的肉桂味，其中以桂花最濃，依次為花梗、樹皮及葉”。[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中國植物志》，第31卷，第226頁。]尤其是一種名叫“陰香”的樟科桂，“喬木，高達14米，胸徑達30厘米”，葉子是典型的“三出脈”，“花期主要在秋、冬季，果期主要在冬末及春季。產廣東、廣西、云南及福建。生于疏林、密林或灌叢中，或溪邊路旁等處”。[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中國植物志》，第31卷，第203頁。]在樟科月桂屬中，“產廣東、廣西、江西、福建及浙江等地”的硬殼桂，也是“花期6-10月”。[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中國植物志》，第31卷，第460頁。]這些今人著錄之品種，在我國南方地區多廣泛分布，應是我國原生至少由來已久的植物，雖然很難與古人所說諸桂一一核準對應，但至少表明在豐富的樟科植物中，是有不少品種花期遠不限于春天，甚至開到秋冬。唐太宗《度秋》“桂白發幽巖，菊黃開灞涘”，詩題標明是詠秋，而所說花白卻是樟科桂樹的典型花色，因此不能一見所說秋花之桂便認為非木犀科桂花莫屬。

張九齡所說花期也有個“詩家語”即文學表達的特殊性問題。正如西方學者所說，“在中唐以前，寫作基本上是一種公眾性的表述”，“對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詮釋一般都是以傳統知識為基礎而進行的重述與擴充”，[[美]宇文所安：《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陳引馳、陳磊譯，田曉菲校，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第49頁。]至少在文學作品中人們更多使用公認與流行的意象來比興寄托。張九齡《感遇》組詩十二首，所說蘭、桂、橘都是《楚辭》傳統意象，而這一首中又有明顯的蘭、桂聯類對舉，其《惠莊太子哀冊文》稱贊太子功德“播遺芳于蘭桂，傳不朽于金石”，也是蘭、桂并舉，顯然都是《楚辭》以來流行的比興象征與模式化意象系統，未見有性狀方面的其他標示，所說“桂”只能是樟科桂樹而非后出木犀科桂花。

可以一并考察的還有初唐隱逸詩人王績《古意》組詩，第五首所說桂花季節更為明確：“桂樹何蒼蒼，秋來花更芳。自言歲寒性，不知露與霜。幽人重其德，徙植臨前堂。連拳八九樹，偃蹇二三行。枝枝自相糾，葉葉還相當。去來雙鴻鵠，棲息兩鴛鴦。榮蔭誠不厚，斤斧亦勿傷。赤心許君時，此意那可忘。”不僅指明花期，還進一步強調了花香，所寫有更多契合木犀科桂花之處。而王績這組詩共六首，分別以“琴”“竹”“龜”“松”“桂”“鳳”作比興，寄托自己才志不遇、知音難求而歸身幽隱的心路情懷，桂與松、竹都是上古以來圣賢心志、君子德性的流行象征。這首詩接著反復強調的是樹之“蒼蒼”“歲寒”之性、“幽人”之德，都是《楚辭》所言“桂”的傳統形象與象征之義，其中“赤心許君”更有本草所言“丹桂”品種的影子，所說“秋來花更芳”也只是進一步夸美而已，不能簡單認其所說花期為客觀寫實。

無論是樟科桂樹還是木犀科桂花均四季常青，正常生長狀態下并無明顯的盛衰變遷景象，但在文學書寫中，“桂”與秋季的聯系卻并不罕見，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漢武帝《李夫人賦》是最早的悼亡之作，廣受人們關注，其中“秋氣憯以凄戾兮，桂枝落而銷亡”，以桂枝隕落比喻所愛之逝。南朝宋孝武帝劉駿仿作《傷宣貴妃賦》也有“念桂枝之秋霣，異瑤華之春翦”之句。至南朝梁沈約《鐘山詩應西陽王教》（又作《游鐘山》）“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則以秋風桂枝表示山中秋景之美，更成了后世廣為傳頌與效仿的名句。正是這些不同興會的名篇名句影響，詩歌的世界里桂樹與秋天聯系也成了一種言說習慣，相關詩意頻頻可見。如中唐詩人張籍《離怨》“秋風桂枝折”即是，而同時李賀的《李夫人歌》更將桂枝說成了桂花：“翩聯桂花墜秋月，孤鸞驚啼商絲發。”這都是文學寫作中常見的襲故用典現象，不能就簡單認作所說即是寫實。

桂與秋的聯系還受到月中桂樹神話傳說的推進與促發。月中桂影是歌詠月光、表達思鄉懷人之情常用的典故與意象，如南朝梁元帝《關山月》“朝望清波道，夜上白登臺。月中含桂樹，流影自徘徊。寒沙逐風起，春花犯雪開”，即說春夜望月，桂影搖曳。而唐代以來，隨著八月十五、九月九日等秋夜賞月活動漸受重視，桂與秋月的聯想就更為普遍，幾乎成了一個基本思路。中唐蔣防《秋月懸清輝》“秋月沿霄漢，亭亭委素輝。山明桂花發，池滿夜珠歸”，徐凝《八月十五夜》“皎皎秋空八月圓，常娥端正桂枝鮮”，張祜《中秋月》“碧落桂含姿，清秋是素期。一年逢好夜，萬里見明時”，桂都成了秋月尤其是中秋月亮如影隨形的親切意象。前引初唐李嶠《桂》“未殖銀（一作蟾）宮里，寧移玉殿幽。枝生無限月，花滿自然秋”，是以秋月反向形容桂。張九齡詩中以“皎潔”二字形容“桂華”，也隱約使用月中桂樹的典故，強調秋月桂影的清澈明朗。唐高宗《九月九日》“砌蘭虧半影，巖桂發全香”，所謂“虧半影”“發全香”之語，也隱有表重陽節前后月亮未滿之情景。這些詩句都不能簡單望文生義視為桂花季節的客觀寫實，認作所說是秋季開花的木犀科桂花。

桂與秋的聯系更多出現在蘭桂、松桂、桂菊等聯類并舉尤其是上下對偶的語境里。如杜甫《遣興》“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丘丹《和韋使君秋夜見寄》“露滴梧葉鳴，秋風桂花發”，李商隱《和韋潘前輩七月十二日夜泊池州城下先寄上李使君》“桂含爽氣三秋首，蓂吐中旬二一葉新”，都屬于這種現象。桂或花或樹或枝，作為秋日物象與同類意象對舉，更多順應對偶的形式，春蘭、秋桂則是其中最自然的組合，張九齡“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更是此中典型。

而進一步觀察這些詩句，所謂“桂花”“桂枝”與秋天的聯系也都止于簡單的一句陳述，沒有其他任何花色、花朵乃至花香方面的進一步關注與具體描寫。這些高度類型化的意象、只言片語的單一信息，很難得出具體品種方面明確可靠的結論。上述這些文學描寫與理解的復雜性，都提醒我們引用這類詩語文辭“以文證史”時不能簡單行事，要備加慎重。

當然，話得說回來，世上事說有容易說無難。樟科桂樹與木犀科桂花應是自古即有，兩者同為四季常青的木本植物，樹葉形狀也較為接近，或花或葉或皮或木帶有明顯香味。我們無法徹底否絕漫長歷史時期尤其是隋唐五代之時，曾有人發現、接觸到木犀科桂花的可能。尤其是在木犀科桂花廣泛分布的南方，像大歷八年（773）顏真卿《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所說：“三癸亭，西北于藂桂之間創桂棚，左右數百步，有芳林茂樹，悉產丹、青、紫三桂，而華葉各異。”這其中真就無一兩株木犀科桂花，被視為“桂”之一種而被栽種？顯然無法把話說絕。

但從科學論證的要求出發，如果缺乏大致明確具體的生物性狀依據，尤其是關于花朵、花香的具體切實描寫，所見文本信息也沒有前后左右對應參證、持續可辨的認知線索，更沒有相關認識不斷演進發展的源流脈絡，僅憑寥若晨星、似是而非的印象定論，就難免捕風捉影、想其當然之嫌。個別詩句的仿佛之言孤證難立，不能只見一點不及其余，應充分考慮其寫作環境、表達語境的主觀性與偶然性，盡可能綜合作家生活經歷、寫作習慣以及同時代公共認知的整體狀況細加斟酌研判。就我們重點考察的整個唐五代而言，未見有性狀明確具體、來龍去脈清晰可辨的桂花信息，更沒有這方面的社會共識與學術討論。而我們看到的只是晚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對張九齡所說斬釘截鐵的批評：“張曲江詩‘桂花秋皎潔’，妄矣！”[（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9，第2頁b。張九齡，韶州曲江（今廣東韶關）人，所說或帶有嶺南花期的特殊記憶。]態度極其鮮明，絲毫不容商量，充分反映直至晚唐五代，人們對于“桂”為何物的認識高度明確與統一，只是指向傳統樟科桂樹。

綜合上述兩節有關樟科桂樹與木犀科桂花正反兩方面的信息可見，宋以前各類文獻資料，未見任何確認無疑的木犀科桂花信息，更未見任何可以前后聯系、具有持續發展傾向的木犀科桂花線索，這種情況只有到宋代才徹底改變。

四、宋代“桂花”出現的軌跡：從木犀到巖桂與桂花

筆者同樣就宋代四部文獻、《全宋詩》《全宋詞》《全宋文》等總集所見“桂”字及相關別稱一一檢索，確認宋代文獻開始出現明確可辨的桂花信息，包括確切的名稱、園藝種植的名錄、明確具體的性狀描寫等。有關信息先后相繼，相關認識持續增長，以致社會欣賞傳種風氣興起，桂花作為一種觀賞花卉廣為人知。這其中桂花的名稱是人們確切認識的標志，宋人有這方面反復的記述，前引張邦基《墨莊漫錄》所說“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巖桂，浙人曰木犀”，同時向子諲《南歌子》也稱“江左稱巖桂，吳中說木犀”[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967頁。]即是。下面我們通過宋代相繼出現的幾個名稱及相關情況，來梳理桂花出現的文獻信息及相應認識的發展軌跡，切實把握桂花起源與興起的早期歷史。

（一）木犀

桂花在宋代的出現，是從確切的名稱開始的。“木犀”是宋代最早出現且確鑿無疑的桂花名稱。五代入宋的陶穀《清異錄》有兩處提到“木犀”，但該書內容多為后人偽托，南宋中葉以后偶見有人提及，明中葉以來才見人們陸續引用，筆者在我國蠟梅、蘭花、瑞香起源問題的考證文章中已充分舉證否認該書有關花卉內容的真實性[程杰：《論中國蠟梅的歷史起源》，《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中國蘭花起源考》，《中國文化研究》2024年第1期；《我國瑞香起源考》，《新國學》2024年第2輯（第27卷）。]。

今所見最早的可靠記載是宋初樂史（930-1007）《太平寰宇記》，這是一部全國地理志，其中記載兩浙路明州（治今浙江寧波）“土產”：“絹，葛（出慈溪），紅木犀，紫菜，淡菜，鮚蚌，青鯽，紅蝦鲊（舊貢），大蝦米，石首魚，舶船，海物。”[（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98，王文楚等點校，中華書局，2007年，第1959頁。]是說紅木犀與紫菜等海產品為明州舊時貢物。然檢唐人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杜佑《通典》、韓愈《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志銘》，以及白居易《白氏六帖》所說明州貢品，上述海產品多能找到，卻未見有所謂“紅木犀”。筆者疑其應從上文為一般土產，與下文海產并不同屬舊貢。或者五代錢氏吳越國統治兩浙時期（907-978），曾向北宋朝廷進貢過。南宋著名詞人辛棄疾（1140-1207）有《聲聲慢·賦紅木犀，余兒時嘗入京師禁中凝碧池，因書當時所見》，是說其兒時游覽開封北宋故宮曾見到紅木犀，應是北宋時宮中已有。

木犀為明州特產，北宋后期以來即有不少相關佐證。晁說之（1059-1129）于徽宗大觀間（1107-1110）任職明州船場，其《依韻和蔡天啟任四明絕句三首，時暫來四明，便還丹陽，頗不樂此，后篇為四明解嘲》其三：“玉箏無日嘗瑤柱，金馬何人賞木犀。”自注稱木犀與江瑤柱“二物明州之珍”[《全宋詩》，第21冊，第13728頁。南宋沈煥《晁景迂大觀庚寅冬為四明船場，后七十余年，某適以倉氏之職至此間，而王兄季和亦來作景迂官。相與訪問舊跡故傳，尚有可考，偶成數語，簡季和，因呈叔晦詩》：“風流已往四十載，水仙木犀徒自紅（景迂有思四明水仙詩，及和蔡天啟四明瑤柱、木犀之句）。”沈煥《定川遺書》附錄卷1，民國四明張氏約園刻《四明叢書》本，第5頁b。晁說之號景迂生，大觀庚寅即宋徽宗大觀四年（1110）。]。“四明”為寧波山名，多用作明州或寧波別稱。南宋理宗朝《（寶慶）四明志》記載明州象山縣土產：“花之品有紅木犀最奇，邑士史本初得此種，因接本獻闕下，高宗皇帝雅愛之，曾畫為扇面，御制詩題其上，以賜從臣榮薿……自是四方爭求之，歲接數百本，史氏以此昌其家。今惟邑境所植者色深而香烈，移之四方，則色香少損，此地氣然也。”[（宋）胡榘修，方萬里、羅濬纂：《（寶慶）四明志》卷21，宋刻本，第22頁。]稍后王象之《輿地紀勝》也載：“象山縣諸山出紅木犀，他處無有，人目為丹桂。”[（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11，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影印本，第171頁。]由此可見，宋初《太平寰宇記》所載“紅木犀”為植物之名，應是木犀中的一種，作為明州特產由來已久，至少在當地廣為人知。

關于“木犀”名稱的由來，宋人有明確、一致的解釋。北宋后期，孫宗鑒《東皋雜錄》：“（巖桂）俗謂之九里香，又謂之木犀，以其文理黑而潤，殊類犀角也。”[（宋）葉寘：《愛日齋叢鈔》卷5，清道光二十四年刻《守山閣叢書》本，第12頁b-第13頁a。]南北宋之交，張邦基《墨莊漫錄》：“浙人曰木犀，以木紋理如犀也……樹之干大者可以旋為盂蓋、茶托種種器用，以淡金漆飾之，殊可佳也。”[（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8，第5頁b-第6頁b。]宋末陳敬《陳氏香譜》引余向《異苑圖》：“巖桂，一名七里香，生匡廬諸山谷間，八九月開花如棗花，香滿巖谷。采花陰干以合香，甚奇。其木堅韌，可作茶品，紋如犀角，故號木犀。”[（宋）陳敬：《陳氏香譜》卷1香品·木犀香，民國烏程張氏刻《適園叢書》本，第19頁a。]雖然作者生平、著作性質與時代無考，但所說儼然初始記載的口吻，應不會晚于南北宋之交。這尚屬后續記載，還有更早言及具體木制品的詩例，如福建延平（今福建南平）黃裳（1043-1129）《謝人惠茶器并茶》：“三事文華出何處，巖上含章插煙霧。曾被西風吹異香，飄落人寰月中度。美材見器安所施，六角靈犀用相副。”句下注稱：“巖桂秋開，有異香，木理成文，如相思木然。”[《全宋詩》，第16冊，第11019頁。]晁說之《客有傳黃戎州三絕句者因次韻》：“朝嘆烏皮幾，暮嘆木樨床。”[《全宋詩》，第21冊，第13728頁。]黃裳所說是茶托之類，晁氏所說是筆架之類，時間都在孫宗鑒等人所說之前。

從這一名稱及相應制品信息可見，人們對木犀科桂花的最初發現、認識應非出于鮮花，而是因其木料紋理美觀，可以制作茶托、罐蓋、筆架之類生活用具，這是一種典型的木材應用而非花色觀賞現象。南朝吳均《筆格賦》：“幽山之桂樹，恒縈風而抱霧。葉委郁而陸離，根縱橫而盤互。爾其負霜含液，枝翠心赤。翦其匡條，為此筆格。”說的是以樟科丹桂之木材作文房筆架，木犀的利用是否受到這一方式的啟發不得而知。

但在南方林木蔥蘢的世界里，木犀科桂花樹枝干分散，綠葉繁茂，樹木并不高大，木質疏松，缺乏建筑與制造價值，難受重視。而其花朵特小，“花冠裂片4枚”，“長2-3毫米”，[陳俊愉、程緒珂主編：《中國花經》，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第157頁。]大小與色彩都不夠醒目，加以花序腋生，多隱于葉底，花期并不長，也不易引起人們注意。其香味濃郁雖是一大優勢，也只宜近觀褻玩，遠望不覺，尤其是分散在江南四季蔥郁的闊葉叢林里，很難為人們發覺。人們最初接觸的應是其中較為粗大的樹木，發現材質疏松、花紋美觀，遂因材施用，用以旋削、切刻制作盆托、罐蓋、筆架之類輕便物什，這也符合植物進入人類視野多起于經濟應用的一般規律。

今人推測《太平寰宇記》成書于太宗雍熙（984-987）末至端拱（988-989）初或真宗咸平三年至五年間（1000-1002），[王文楚：《〈太平寰宇記〉成書年代及版本問題》，《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2期；張保：《〈太平寰宇記〉成書再探——以樂史生平事跡為線索》，《中國地方志》2004年第9期。]所說“紅木犀”，后世未見有木質紅色的品種信息，顯然是指木犀中的紅花品種，可見此時人們已關注到花色的不同，發現其觀賞價值。而從邏輯上說，應有“木犀”之名在先，人們發現利用“木犀”的時間更在此前，至少可以上溯至五代（907-959）。

整個北宋前期可以確認的桂花名稱只是“木犀”，接下來的信息則由木材實用轉向花卉觀賞。宋真宗朝杭州著名隱士林逋（967-1028）有《木犀帖》，應是其晚年隱居杭州西湖孤山的書信，其中“木犀□換了一株”，“摘些木犀”云云，[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冊，第332頁。]所說當屬種花摘賞之事。《全宋文》據清道光《宜春縣志》收仁宗朝廣陵人李問（975-1064）《仰山賦》，有“瑞香異康廬之色，莎蘿同西竹之妍。木犀噴九里而芬馥，月桂吐四時之紅鮮”之語，是誤收明弘治（1488-1505）宜春縣教諭、上元（今南京）人李問之作，不足為據。[《全宋文》，第15冊，第153-154頁。仰山在宋袁州府治宜春縣南，而宋仁宗朝廣陵李問未見有江西仕歷。明朝《（嘉靖）江西通志》《（嘉靖）豐乘》（即宜都縣志）、《（萬歷）新修南昌府志》職官志中均記載明弘治宜春縣教諭、上元（今南京）人李問，《仰山賦》應為其所作。清康熙二十二年《江西通志》始誤作宋人，此后省、州、縣志多沿其說，《全宋詩》也承其誤。]

而同是江西，宋仁宗皇祐間（1049-1054）雩都縣（今江西于都）王鴻科場失利，隱居縣南需巖四十年，居處有甘露松、木犀巖、涵虛洞諸景，“皆稱勝概”，[（明）嘉靖《贛州府志》卷2，明嘉靖刻本，第7頁a。]康熙縣志記載：“巖畔桂樹叢立，曰木樨巖。”[（清）康熙《雩都縣志》卷9，清康煕元年刻本，第30頁b。]度其所植木犀最遲應在宋英宗治平年間（1061-1067）。神宗熙寧（1068-1077）中，山西太原王鬲任雩都縣令，移王鴻手植木犀于虔州（治今江西贛州）府治，知州方蘋、通判黃巽、都官劉彝均有詩。[（清）康熙《雩都縣志》卷6，第3頁a。]

進一步的明確記載是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周師厚《洛陽花木記》，其“雜花八十二品”中列有“木犀”。該書在“刺花”中另記有“千葉月桂（粉紅）、黃月桂、川四季”，[（元）陶宗儀：《說郛（涵芬樓本）》卷26，《說郛三種》（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62、463頁。]有可能是將樟科桂樹中的雜色品種誤屬刺花之類。北宋西京洛陽是花木之都，名家園林競起，南北花木異品輳集，也就有了南方的木犀，這已是十分明確的觀賞種植信息。

此后木犀作為觀賞花卉的信息日漸繁多。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江西文人孔武仲（1042-1098）由信州（治今江西上饒）從事貶赴潭州（治今湖南長沙），有詩《寄信州交代錢德循》，自注稱“饒陽有木犀者，亦天下之名花也，試為我置二株”，希望友人“為買雙株送”，[《全宋詩》，第15冊，第10244頁。]饒陽即今江西鄱陽，時屬江南東路。江西詩人謝薖（1074-1116）有《余賦野香亭前木犀花二小詩，盛稱此花之妙，而江迪彝賦梅花詩以反之，往返唱和十數篇，二花優劣未決，故復長韻示之》，[《全宋詩》，第24冊，第15785頁]稱贊的是其撫州（今屬江西）故里木犀。哲宗紹圣（1094-1098）中，高郵（今屬江蘇）孫升貶居汀州（治今福建長汀），詩有“慈竹筍抽疑夏籜，木犀花發認春香”之句，時人以為“此一聯道盡汀州景物”，[（宋）孫升述、劉延世編：《孫公談圃》卷中，民國武進陶氏影宋咸淳《百川學海》本，第9頁b。]可見此時汀州盛產木犀。宋徽宗年間（1100-1125）尤其是南宋以來，無論文人詩詞作品，還是各類筆記雜著，木犀之名已頻頻可見，成為桂花最為流行的通名。

偶也見寫作“木樨”。哲宗元祐間（1086-1094）蘇軾友人道潛有《垂慈堂木樨花》詩，前引晁說之詩也作木樨，南北宋之交王庭珪（1080-1172）有《寄張正伯求木樨》詩，可見北宋后期至遲南北宋之交，“木樨”這個寫法已經出現，實際無此必要。

有必要特別說明的是，“木犀”之名不僅是出現最早的桂花名稱，至少在宋代也是最通行的桂花名稱。檢《全宋詩》詩題，含木犀203首、木樨16首，合計219首；巖桂或巖桂花90首；桂花75首。《全宋文》篇名含木犀4篇，巖桂4篇，桂花1篇。《全宋詞》題目、詞序及正文出現木犀88次，木樨29次，巖桂或巖桂花42次，桂花62次。這些數據充分表明，在桂花最初出現的兩宋時期，木犀一名的使用頻率最高，廣為人們認可，地位最為重要。現代植物學以“木犀”作為桂花的正式學名，“木犀”也是桂花所在科、屬的正式名稱，這完全契合我國桂花物種命名的最初源頭，是客觀科學、明智合理的選擇。

（二）巖桂

至遲在唐代文學中，“巖桂”就是一個經常出現的詞匯。如初唐駱賓王《秋日山行簡梁大官》“香吹分巖桂，鮮云抱石蓮”，巖桂與石蓮相對，“巖”與“石”都是修飾語，巖桂是普通偏正復詞，遠非專有名詞。中唐權德輿《臥病喜惠上人、李煉師、茅處士見訪，因以贈》“終當逐師輩，巖桂香氳芬”，是用《楚辭·招隱士》之典故，表達效法道士、隱者修道隱逸的意愿。這些巖桂所指都是《楚辭》以來流行的樟科桂樹之義，所說山間巖邊的桂樹而已。

直至宋代，與歐陽修同時江西劉敞（1019-1068）有《清平樂》（小山叢桂）一詞，后來因向子諲同題詠巖桂（桂花）詞序提到，[向子諲《清平樂》題序稱：“薌林之居，巖桂為最。比得公是先生《清平樂》詞云：‘小山叢桂，最有留人意。拂葉攀花無限思，露濕濃香滿袂。別來過了秋光，翠簾昨夜新霜。多少月宮閑地，姮娥與借余芳。’因賦一首。”《全宋詞》，第962頁。]而被視為詠巖桂或木犀詞。然劉敞詞中沿用淮南小山之意，并無切近巖桂性狀的描寫。就其別集所載詩詞作品看，涉桂雖多，多稱“桂枝”或“松桂”，并無任何明確的桂花跡象。稍后詩人晁補之（1053-1110）筆下《桂漿》“暑臥午呀呷，蠲煩何所投。巖桂割辛芳，石蜜滋甘柔。沃以火鼎沸，閟之冰井幽”，所說巖桂也是用作調味的桂皮。

宋人多稱“江東曰巖桂”，就兩宋資料看，“巖桂”之名也確實首見于江東范圍。最早明確以“巖桂”指稱桂花是臨江（治所駐今江西樟樹市）孔武仲。其《瀑布六首》其二：“山頭飛瀑海中潮，此理誰能問泬寥。只恐分流從月窟，桂香無限到西橋。”詩應作于神宗熙寧十年（1077）江州推官任上，寫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廬山香爐峰瀑布，自注稱：“泉上有巖桂花，芬香襲人。”[《全宋詩》，第15冊，第10294頁。]所說泉與橋或為宋陳舜俞《廬山記》記載的招隱泉、招隱橋，[（宋）陳舜俞：《廬山記》卷3，清道光二年金山錢氏刻《守山閣叢書》本，第7頁a。]時間在秋天，所說巖桂花應是觀瀑布所見招隱泉一線桂花。稍后神宗元豐七八年間（1084-1085），僧人道潛居廬山，其《廬山雜興》詩所寫應是同一地點的風景：“鮮飚忽騰馥，巖桂飄葳蕤。”應是說秋日木犀科桂花林花盛飄香。盡管其后來回到杭州，描寫居處鷲峰桂花仍稱“木樨花”，但在廬山所說顯然是當地流行的桂花名稱“巖桂”。前引余向《異苑錄》也稱：“巖桂，一名七里香，生匡廬諸山谷間，八九月開花如棗花，香滿巖谷。”

不難想見，北宋中葉以來廬山桂花較盛，多見于山間巖谷，為山中居者或游人發現，視為桂樹之一種，就其生長環境而稱作“巖桂”。南宋高宗紹興以前，廬山所在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屬江南東路，[江州劃歸江南西路是建炎四年（1130）以后事，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30，第347頁。]省稱“江東”，“江左”之語同義，包括今江蘇南京附近地區、安徽皖南、江西東北部及九江一線。巖桂之稱呼最初出現在這一范圍，與宋人所說“江東曰巖桂”正相吻合。向子諲早年經歷多在江淮、兩湖一帶，又曾任江東轉運使，晚年退歸臨江軍清江（今江西樟樹市），號所居曰薌林，作品多詠及桂花，所用名稱也主要是“巖桂”，[如向子諲《滿庭芳·巖桂風韻高古，平生心醉其間，昔轉漕淮南，嘗手植堂下。薌林此花為多，戲作是詞，當邀徐師川諸公同賦》《浣溪沙·堂前巖桂犯雪開數枝，色如杏黃，適當老妻生朝，作此以侑觴》《生查子·與客醉巖桂下，落蕊忽墮酒杯中》等。]應是其早年在江淮之間、江東任職經歷的影響。

哲宗元祐（1086-1094）以來，尤其是南北宋之交，題詠巖桂的詩歌越來越多。福建羅源羅從彥（1072-1135）《和延年巖桂》（四庫本作《和愿中巖桂》）：“風搖已認飄殘菊，日照渾疑綴散金。”江西德興張擴《用文之韻賦巖桂》：“葉底倒懸香作團，鵝黃新染色初干。晚秋風露易搖落，合屬幽人仔細看。”四川韓駒（1082-1135）《巖桂花》：“瀹雪凝酥點嫩黃，薔薇清露染衣裳。西風掃盡狂蜂蝶，獨伴天邊桂子香。”所說巖桂都是確鑿無疑的桂花。

“巖桂”與“木犀”一樣，最初都出于特定地域。萬俟詠有《驀山溪·桂花》詞，題稱“桂花”，而正文所說卻是“佳名巖桂”。[《全宋詞》，第807頁。]前引范成大《吳郡志》也說：“近世乃以木犀為巖桂，詩人或指以為桂，非是。”可見“巖桂”是繼“木犀”之后出現的桂花又一專稱。南宋以來各類文獻多將“巖桂”與“木犀”互釋，可見“巖桂”與“木犀”同屬桂花的正式與專有名稱。

（三）九里香

孫宗鑒《東皋雜錄》記載：“自邵州至全州，道傍多巖桂，冬初花發，芬馥特異，俗謂之九里香。”[（宋）葉寘：《愛日齋叢鈔》卷3，第12頁b。]孫宗鑒（1077-1123）字少魏，葉寘《愛日齋叢鈔》引作少媿，哲宗元祐三年（1088）進士。所說邵州治今湖南邵化，全州治今廣西全州，與今湖南永州相鄰，所記應是其徽宗朝初年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湖北刑獄任上經歷，可見“九里香”是湖南地區的鄉俗之稱。稍后張邦基《墨莊漫錄》稱“湖南呼九里香”，南北宋之交湘潭王以寧有《道中聞九里香花》詠其湖南道中所見桂花，[《全宋詩》，第31冊，第19935頁。]正可印證。前引余向《異苑錄》說“巖桂，一名七里香”，萬俟詠《驀山溪·桂花》詞也稱“花四出，香七里”，可見“九里香”也說作“七里香”，其名都在標示木犀花香的濃郁。

（四）桂花

宋以前詩文中經常可見“桂花”二字，南北朝“花”字產生前也作“桂華”。如漢樂府《安世房中歌》“都荔遂芳，窅窊桂華”，南朝張正見《詠雪應衡陽王教詩》“入窗輕落粉，拂柳駛飛綿。欲動淮南賦，亂下桂花前”，都非專有名稱，而是泛指桂樹之花。唐朝更為常見，如盛唐王維著名的《鳥鳴澗》“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中唐姚合《友人南游不回因寄》“相思春樹綠，千里亦依依。鄠杜月頻滿，瀟湘人不歸。桂花風畔落，煙草蝶雙飛”，李德裕《二芳叢賦》“楚澤放臣，小山游客。厭杜蘅之靃靡，忘桂花之潔白。玩此樹而淹留，倚幽巖而將夕”，所寫都是春日桂樹花開之景，而非后世所說木犀科桂花。直至北宋中葉，梅堯臣《和韓子華桂花》“莫以天下桂，皆為月中物。猶言月有兔，野豈無狡窟。空山桂花多，艷色粲然發。樵客不知貴，奈何薪爨屈”，也是寫桂樹茂發之花。

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蘇軾在杭州有《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贈元素》詩：“月缺霜濃細蕊干，此花元屬桂堂仙。鷲峰子落驚前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祴高僧憐耿介，練裙溪女斗清妍。愿公采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宋人多認其所言為木犀科桂花，觀詩中言鷲峰桂子之事，所說應是樟科桂樹，而“細蕊干”“采擷紉幽佩”云云，又似說木犀科桂花。同時臨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劉攽（1023-1089）《桂花》：“月中丹桂昔誰栽，經歲光華十二回。正似此花多意思，一番紅過一番開。”說月中桂樹與人間桂樹一樣，開了一番又一番，秋日桂花因氣溫冷熱變化而有分批開花的現象，所說似有紅木犀即后世所稱丹桂的可能，但都無法完全落實。

而到了北宋后期，也就是宋哲宗朝以來，周邦彥（1057-1121）《醉落魄》：“葺金細弱。秋風嫩、桂花初著。蕊珠宮里人難學。花染嬌荑，羞映翠云幄。”同時謝逸（1068-1113）《桂花》：“輕薄西風未辦霜，夜揉黃雪作秋光。吹殘六出猶余四，正似天花更著香。”觀其擬形寫貌，所說花如屑金、六出四出，都是木犀科桂花的典型特征。而從前引萬俟詠《驀山溪·桂花》所說“佳名巖桂”之意，可見“桂花”與“木犀”“巖桂”不同，只是“巖桂花”的省稱，是個泛指、俗稱而已。

上述桂花四個名稱：木犀、巖桂、九里香、桂花，從宋太宗朝至宋徽宗朝漸次出現，充分顯示宋代桂花不斷發現，認識逐步明確，作為觀賞花卉走向獨立稱名享譽的過程。這些名稱多起于地方，既反映了桂花分布的廣泛，也體現了此間桂花進入人們視野的普遍性、必然性。而四個名稱前后相繼，又顯示著從木材應用到花卉觀賞，桂花資源價值不斷開發與拓展的不同階段與演進趨勢。從時間上說，整個過程至少可以上溯至五代，而確切的文獻記載從宋初開始，至遲到南北宋之交，木犀、巖桂乃至桂花同指一花，已經成為社會的普遍共識。

五、宋哲宗朝以來認識的明確具體與欣賞風氣的興起

明了上述桂花認識與利用之發生、發展過程，再來看北宋后期、南宋前期人們相關記敘描寫的具體深入與傳種欣賞風氣的興起，可以加深這一進程之連續性及其歷史意義的認識。

這其中北宋中葉尤其是宋哲宗朝（1086-1100），無疑是一個重要轉折點。此前無論木材應用還是花色欣賞，都只是零星信息，而此后言者漸多，相關信息日益紛繁豐富。對哲宗朝前后這一重要轉折，金人酈權《木犀》一詩有較為宏觀的勾勒：“垂袖花點碧，漱金粟生膚。好風一披拂，九里香縈紆。蘭蕙不敢友，荃蓀正僮奴。妄意此尤物，化工異吹噓。不然九天香，安得獨付渠。托物寄深缊，古今一三閭。收攬名草木，自比君子徒。惟茲不掛口，無乃圣不居。抑夫古簡編，斷缺秦火余。君看齊魯臣，史筆逸其書。惜哉不可曉，臨風為嗟吁。尤憐元祐前，不及附歐蘇。末路益可惜，例進宣和初。仙根豈易致，百死不一蘇。昔游汴離宮，識此傾城姝。”[（金）元好問輯：《中州集》丁集，民國十四年武進董氏刻《誦芬室叢刊》本，第23頁。]酈權之父本為宋人，“靖康之難”后降金，遂為金人。酈權曾在北宋遺宮見到木犀，詩稱屈原作品“收攬名草木”而不及木犀，此后一直“史筆逸不書”，至北宋兩大文豪歐陽修（1007-1072）、蘇軾（1037-1101）筆下乃至整個宋哲宗元祐（1086-1094）以前都無人言及，而至宋徽宗皇家艮岳則已明確栽種，可見木犀科桂花廣為人知是宋哲宗朝以來的事。

上文我們已經充分證明，所謂宋以前桂花的證據都十分牽強，而北宋中葉尤其是宋哲宗朝以來，有關詩文描寫已十分明確具體，高度切合桂花的生物特征。如前此周邦彥《醉落魄》“葺金細弱。秋風嫩、桂花初著。蕊珠宮里人難學”，羅從彥《和延年巖桂》“吹殘六出猶余四，正似天花更著香”，稍后李綱（1083-1140）《巖桂》“微舒嫩葉玉翦碧，巧綴碎顆金排黃。木如犀理自堅致，噴作十里旃檀香”，仲秋開放、花朵細碎、花冠四出六出、花香濃郁，這些桂花最典型的性狀特征，在宋以前各類著作，無論是偏于主觀抒寫的文學作品，還是注重客觀實錄的本草、雜記中都了無涉及，而北宋后期以來則成了桂花詠寫最常見、最典型的內容。

桂花的園藝傳種與欣賞則呈現持續發展的態勢。元豐五年（1082）《洛陽花木記》所記洛陽木犀，政和三年（1113）宋徽宗（1082-1135）《保和殿記》記載殿前“種松、竹、木樨、梅、桐、橙橘、蘭蕙，有歲寒秋香、洞庭吳會之趣”，這是作為北宋政治中心的東西二京從南方引種桂花之事。詩人向子諲無論北宋末年在兩淮任職，還是中年后退歸故鄉江西臨江，都在住地營植桂花，則是典型的士人園林栽培。而南宋以來，桂花的公私園林栽培更是十分普遍，正如宋末楊公遠《次省齋桂花》詩所說，“可惜分來蟾窟種，如今開遍野人家”。

北宋后期以來，詩人桂花饋贈、答謝以及往來唱和之作日漸增多，比如南北宋之交周紫芝有《次韻相之木犀六首》、呂本中有多組次韻他人木犀之作，揚無咎也有不少這類唱和之作，都顯示士人傳種、欣賞熱情的高漲。系列性的組詩也逐步出現，如南宋侯寘《菩薩蠻·木犀十詠》、蔡戡（1141-？）《和胡端約巖桂六首》都可謂這方面的代表。

桂花題材的繪畫也開始出現。宋徽宗朝《宣和畫譜》所載題中含“桂”之畫唯徽宗朝吳元瑜《寫生香桂圖》一幅，雜于荔枝一類果子畫中，[（宋）佚名纂：《宣和畫譜》卷19，清嘉慶十年虞山張氏照曠閣刻《學津討原》本，第7頁a。]所繪應是樟科桂樹的果實桂子而非桂花。周紫芝有《題徐季功畫墨梅木犀二首六言》詩，宋高宗繪有《紅木犀圖》，并題詩賜從臣，[（宋）盧襄：《太上皇帝御制題扇面所畫紅木犀，賜從臣榮薿》，《全宋詩》，第24冊，第16216頁。]所說都是桂花的繪畫作品。

而同在南北宋之交，曾慥（1091？-1155）有“十友《調笑令》”，將巖桂與蘭、梅、蠟梅、瑞香、蓮等并稱“花中十友”，巖桂為“仙友”。[（宋）佚名輯：《錦繡萬花谷》（淳熙十五年序）后集卷37，宋刻本，第1頁a。]稍后姚宏編列花中“三十客”，則以“木犀為巖客”，[（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上，清嘉慶十年虞山張氏照曠閣刻《學津討原》本，第15頁a。]可見桂花已開始進入名花行列。

上述兩節所述情況充分表明，入宋以來桂花的認識、傳種與欣賞活動是一個持續發展進步、不斷深入具體的過程，而在宋以前絕無一絲類似跡象。正是基于這從無到有的持續過程，對我國桂花源頭也就有了一個切實合理的判斷。可以肯定地說，桂花正式發現至少明確的文獻記載開始于北宋初期，北宋中葉以來作為花卉的欣賞與傳種持續發展，至南北宋之交桂花已經成為廣為人知的重要花卉，相關的觀賞文化活動進入全面活躍的時代。

六、桂花以“桂”為名的原因、宋人的態度及其影響

從上面的論述可見，桂花最初出現是實用的“木犀”，繼而是表明生境與物性之名“巖桂”，兩名都有鮮明的地方性、情景性。何以最后以通俗的“桂花”之稱廣為人知，宋人對此有著怎樣的態度與看法，這對桂花這一新興花卉又會帶來怎樣的影響？這些都是耐人尋味的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與討論。

（一）桂花以“桂”為名的原因

桂花最初名“木犀”，打著經濟應用的鮮明烙印。但取其木材紋理，制作美觀茶托、盂蓋，畢竟是極為閑雅之用、小眾之事，不易引起大眾關注。“巖桂”之名的出現無疑是個關鍵。“巖桂”之名應主要出于廬山這樣的雄奇名勝之區，既洋溢著南方山間巖畔廣泛分布的自然氣息，又帶著《楚辭·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之類傳統詩意與文化基因，更多體現花卉觀賞的情趣。桂花作為花卉推到人們面前，深契宋代花卉欣賞種植風氣興起這一時代氛圍。正是由實用到觀賞的轉變，作為觀賞花卉香氣奪人，易為大眾喜愛與追捧，也就徹底改寫了木犀的命運。進而產生的“桂花”之名更是通俗明朗，也具有更為鮮明的花卉觀賞色彩與大眾傳播優勢。

宋代社會、文化重心的南移，南方的深入開發，尤其是南方花卉資源的開發是個歷史大勢。無論是桂樹還是桂花都屬于南方植物，在秦漢以前、隋唐時期歷史氣溫相對較高的時代，它們的分布都相對偏北一些，而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它們的分布應只見于秦嶺、淮河以南地區。桂花這樣花朵細屑，花色并不醒目，僅以花香稱勝的花卉進入人們的視野，引起人們的深入關注與欣賞，正有賴于入宋后南方持續深入的開發，與蘭花、瑞香、蠟梅、山礬等在宋代的興起一樣，也統一于南方新興花卉以芳香稱勝的時代特點。[程杰：《我國賞花重香的民族傳統、歷史淵源與文化意蘊》，《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

而最終以“桂”為名閃亮登場，又與蘭花以“蘭”為名一樣，有著樟科桂樹、木犀科桂花兩種植物資源古今盛衰變遷的機緣巧合。樟科桂樹盛名已久，社會應用廣泛，聲譽顯赫，雖也開花，花也帶有香氣，但觀賞價值整體有限。關鍵還在屬于熱帶植物，更多分布于今長江以南的今四川、重慶、湖南、江西、安徽、福建南部地區，尤其是嶺南地區與云貴高原，中土之人看到的機會不多。中唐白居易稱“廬山多桂樹”（《潯陽三題》序），并說蘇州也有桂樹，而到了南宋范成大《（紹定）吳郡志》：“桂：本嶺南木，吳地不常有之，唐時尚有植者……近世乃以木犀為巖桂，詩人或指以為桂。”[（宋）范成大：《（紹定）吳郡志》卷30，第7頁a。]陸游有詩《楚辭所謂桂，數見于唐人詩句及圖畫間，今不復見矣，作二絕句屬山僧野人試求之》：“小山桂枝今所無，一生到處問樵夫。細思不獨人間少，月里何曾有兩株。”“丹葩綠葉郁團團，消得姮娥種廣寒。行盡天涯年八十，至今未遇一枝看。”陸游是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其祖父陸佃所著《埤雅》對樟科桂就有450多字的解說，其本人也在福建、四川等地任職，而稱行年八十而未能一見《楚辭》所說桂樹，平時所見只是世稱“巖桂”（木犀）之桂，想必許多文人也應有同樣的經歷。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說：“桂林以桂名，地實不產，而出于賓、宜州。”[（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草木，清鮑氏刻《知不足齋叢書》本，第28頁a。]像桂林這樣以桂為名的地方，宋時已不產桂，江南地區的分布稀少也就不難想見。

而與此相反，木犀科桂花雖然一直未能引起人們關注，但實際分布不少。隨著宋人的發明與推賞，有關分布狀況也就逐步見諸吟詠。如周紫芝（1082-1155）《九江木犀甚富，而香亦奇絕，江東所無也》，[此詩作于紹興二十三年（1153）周紫芝奉祠居廬山后，此時江州早已劃歸江南西路，所說“江東”也就不再包括廬山所在之江州（今江西九江）。]趙蕃（1143-1229）《叢桂》：“漫道希為貴，那知夥不奢。江南故多桂，秋仲舉敷花。”江東即今江蘇、安徽的江南地區、江西的東北地區分布也多。李昴英（1201-1257）《是日至馬祖巖和前韻》：“九秋天地香，贛產饒木犀。”胡仔（1110-1170）《苕溪漁隱叢話》稱：“木樨，閩中最多，路傍往往有參天合抱者，土人以其多而不貴之。漕宇（引按：轉運使署）門前兩徑，自有一二百株，至秋花盛開，籃輿行清香中，殊可愛也。”[（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35，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277頁。]倪思（1174-1220）《南劍道中桂》也說：“道傍巖桂老成行，翠葉經冬不著霜。”由此可見在長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區以及福建，分布都較繁盛。

一邊是古老芳香之“桂”盛名之下，世人無緣一識廬山真面目而不盡遐想；一邊是新出花卉芳香動人，莫名所自而尋名責實：如此兩相交集，給桂花最初發現以“桂”為名，帶來了切實的機緣。尤其是像廬山這樣的宗教洞天、隱者淵藪，既有古桂分布傳統，新見桂花也有明顯分布優勢，更容易引發思古之幽情，帶來認知之混淆。而客觀上，桂花與桂樹之間較之“蘭”之“古、今”之間有更多相似之處，不僅是桂花濃郁花香與傳統樟科桂樹的芳香之性易于附名而稱，“因芳而被以桂名”，[（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卷11，第32頁b。]而且同見于深山巖嶺，枝葉形態相近，正如古人所說，“本名木犀，以根葉似桂，冬夏常青”，遂有更多“假桂為名”，[（清）光緒《湘陰縣圖志》卷25物產志，清光緒六年縣志局刻本，第12頁a。]誤作一物的可能。正是這諸多因素，使木犀之樹被人們想象成《楚辭》以來享譽已久的芳香之桂，依托“桂”這一古老芳木之名而易為人知，深受歡迎與重視。

（二）以“桂”為名的文化影響

“木犀”之名應出于工匠社會，而轉以“巖桂”為名，正如宋末元初方回所說，“木犀之名曰巖桂，非古之所謂桂，其香特盛于晚秋，詩人所尚”，[（元）方回：《瀛奎律髓》卷27曾茶山《巖桂》下，清康熙五十一年吳寶芝黃葉村莊刻本，第9頁a。]明人張志淳《桂辨》所說“桂花之桂，則詩詞所言”，則帶著鮮明的士大夫文化色彩。以“桂”為名帶來的遠不只是一個響亮的名稱，而是整個傳統古桂的生活情趣與文化世界，其深刻的影響主要見于士大夫文學領域。

當人們只知木犀之名時，感覺是比較單調的。如熙寧（1068-1077）中最早出現的方蘋《王大令移需巖王隱居手植木樨于郡庭，賦詩以贈，和黃通判韻》詩，有關描寫只是“翠色”“清風”之意，孫升（1038-1099）的散句“慈竹筍抽疑夏籜，木犀花發認春香”，[《全宋詩》，第15冊，第9765頁。]對于木犀花香所屬時節的把握仍存猶疑。元祐間釋道潛《垂慈堂木樨花》：“堂下高花屹兩株，繁英碎萼巧連茹。猛香匪占春園盛，清烈仍分里巷余。長抱秋蟾滋夜氣，偶搖風露墮階除。根盤厚地知方壯，封植何人考厥初（此花乃都正慈化老師手植之）。”也只是緊扣“碎萼”“猛香”之特點，余不作他想。而隨著巖桂、桂花之名的興起，人們傳種欣賞、詩賦歌詠便吸收傳統古桂的文化資源，將《楚辭》以來各類傳統桂樹有關掌故與寓意，月中仙影、天落桂子等傳統神話傳說，連同君子德馨、山林幽隱等人格象征意義，紛紛融入桂花的吟詠描寫之中。

如最早出現的孔武仲《瀑布六首》“只恐分流從月窟，桂香無限到西橋”，寫“泉上有巖桂花，芬香襲人”，將桂花與月宮流水相聯系。周邦彥（1056-1121）《醉落魄》“清香不與蘭蓀弱”，蘇庠（1065-1147）《清平樂·詠巖桂》“元配騷人蘭與芷，不數春風桃李”，都以《楚辭》芳草美人作比擬。羅從彥（1072-1135）《和延年巖桂》：“幾樹芬芳檀與沉，枝枝若占郄家林。風搖已認飄殘菊，日照渾疑綴散金。仙窟移來成美景，東堂分去結清陰。我今不愿蟾宮折，待到蟾宮向上吟。”則將傳統樟科古桂的檀香沉香之喻、郄氏一枝、蟾宮仙境與“飄殘菊”“綴散金”之時令形象相結合。北宋末萬俟詠《驀山溪·桂花》：“芳菲葉底。誰會秋江意。深綠護輕黃，怕青女、霜侵憔悴。開分早晚，都占九秋天，花四出，香七里。獨步珠宮里。佳名巖桂。卻是因遺子。不自月中來，又那得、蕭蕭風味。霓裳舊曲，休問廣寒人，飛太白，酬仙蕊。香外無香比。”南宋李洪《滿庭芳·木犀》：“香滿千巖，芳傳叢桂，小山曾詠幽菲。仙姿冷淡，不奈此香奇。翠葆層層障日，深愛惜、早被風吹。秋英嫩，夜來露浥，月底半離披。誰知。清品貴，帶裝金粟，韻透文犀。與降真為侶，羅袖相宜。寶鴨休薰百濯，清芬在、常惹人衣。姮娥約，廣寒宮殿，留折最高枝。”都幾乎融鑄了唐以前樟科桂樹積累的時令、香草、君子、仙境、隱逸所有經典意象與掌故。南北宋之交，曾慥將桂花稱作花中“仙友”，也顯然來自月中桂樹的傳說。正是在“桂”這一《楚辭》芳木、《本草》上品的名義下，木犀（巖桂）這一新出花卉獲得了豐富的文化資源，大大豐富了審美觀賞的文化情趣與文藝創作的思想意蘊，文化地位迅速崛起。這些都可以說是桂花以“桂”為名的積極收獲，也幾乎形成了一個桂花、桂樹文史資源渾然不分的文學寫作傳統，影響經久不衰。

不僅是現實的文學創作，宋人編類文史掌故與詩文辭藻類書也推波助瀾，積極傳承這一習慣認知。從隋唐《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蒙求》《白氏六帖》，到宋初《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類書所輯“桂”之文史資料均未見“木犀”乃至“巖桂”之名稱，而隨著桂花的出現與興起，南宋中葉《錦繡萬花谷》、楊伯巖《六帖補》開始兼收曾慥（伯端）所說“花中十友”巖桂為“仙友”之語。進而到南宋末年，陳景沂《全芳備祖》“花部·巖桂花”：“梫木，桂樹也，又名木樨。花淡白，其淡紅者謂之丹桂，黃花者能子，叢生巖嶺間。”[（宋）陳景沂編輯：《全芳備祖》前集卷13，程杰、王三毛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上冊，第314頁。]謝維新等《事類備要》“花卉門·桂花”：“桂，梫木也，一名木犀，叢生巖嶺間，故因名巖桂花。”[（宋）謝維新、虞載輯：《事類備要》別集卷38，第1頁a。]祝穆等《事文類聚》“花卉部、桂花”：“梫木，桂樹，一名木犀”。[（宋）祝穆、（元）富大用輯：《事文類聚》后集卷28，明萬歷三十二年金陵書林唐富春德壽堂刻本，第10頁b。]這三部完成于宋末元初的類書，均在這些“巖桂”“桂花”的釋名中，把“桂”“梫木”“巖桂”“桂花”說作一物。在所輯事類、韻語中，更是將《楚辭》以下，包括入宋后的桂樹、桂花有關資料兼收并取，匯集一起。這些文翰辭藻、日用通俗類編之書，既順應了北宋中葉“巖桂”“桂花”之名流行以來，桂樹、桂花不作“別白”的流俗習慣，也以市井社會大眾傳播的顯著優勢，進一步助長了后世“桂花”“桂樹”混淆不分的流行認知，影響貫穿至今。

（三）宋人對于以“桂”為名的辨誤與抵制

盡管以“桂”為名對桂花的認識、欣賞、傳播有著顯著的積極作用，但將兩種不同種屬的植物視為一物、混為一談無疑是十分錯誤的。顯然，這里有著人文情識與科學認知、詩家話語與生活常識的分殊，是一個不難理解的現象。但就在文學領域，明確的懷疑與反對之聲自始即未缺席，也一直相沿不絕。南北宋之交的王洋（1087？-1154？）《和監丞去歲賦巖桂》：“人間著名終自疑，但取質干稱文犀。”[《全宋詩》，第30冊，第18956頁。]對木犀以巖桂為名的合理性表示懷疑。同時周紫芝更是明辨兩樹之別，其《次韻相之木犀》說：“蘭芳九畹是同流，薜荔江蘺格未優。不為巖花作佳傳，靈均空說楚江秋。”是指明《楚辭》未及木犀之花。當其言“桂”都嚴守古義，只指樟科桂樹，如《徽州道中觀山》：“暖日巖花上翠藤，半巖松桂聳亭亭。”《次韻庭藻兄弟唱酬之作》：“巖壑樹高元是桂，階庭人秀盡成芝。”《擬省題桂林一枝詩》：“晉祚傳千載，賢科重一時。擬橫金殿棟，先翦桂林枝。月窟根盤壯，煙巖雨露滋。”而其標明歌詠“木犀”，則必語切木犀科桂花性狀，如《次韻相之木犀六首》即從不同角度描寫木犀的蕊珠、薰香、幽姿、絕韻，最后一首稱：“玉折蘭摧事已休，倡條無數綠陰稠。此花獨與蒼巖桂，風雨平分萬壑秋。”[《全宋詩》，第26冊，第17365頁。]是希望木犀與巖桂即桂花與桂樹千秋共榮，平分秋色。

至南宋中葉，陸游的態度更為堅定，其《寄題廬陵王晉輔先輩桂堂》：“楚人記草木，桂在椒蘭中。我懷小山句，妙絕窮化工。唐人作山水，亦以桂配松。丹葩間綠葉，錦繡相疊重。不知始何時，巖桂開秋風。楚人所稱者，委棄等蒿蓬。”對桂樹衰不及知、桂花盛名凌轢感憤不已。范成大在其所修《吳郡志》中也指明：“近世乃以木犀為巖桂，詩人或指以為桂，非是。”[（宋）范成大：《（紹定）吳郡志》卷30，第7頁a。]著名理學家魏了翁（1178-1237）有詩《某偶為木犀有賦，遂蒙別駕諸丈光和盈軸，因惟晉以后，名科第曰折桂，兩無相關，至近世則又以木犀之別種，有巖桂之名，其實非桂也，遂并為一物，輒為二木訟冤，呈諸丈一笑》，[《全宋詩》，第56冊，第34971頁。]其學生婺源（今屬江西）許月卿（1216-1285）《木犀》詩稱贊道：“桂犀明辨不雷同，長憶先師品藻公。”[《全宋詩》，第65冊，第40543頁。]陳叔方《潁川語小》：“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名或訛則實必亂，正其名可也。且如桂，《爾雅》名梫木，‘斫卻月中桂’，以月中之影似之。木犀乃巖桂，詩人便引木犀作月中桂，誤矣。”[（宋）陳叔方：《潁川語小》卷下，清《守山閣叢書》本，第15頁a。]都是指明木犀、巖桂與中古所說月中桂影、科舉折桂之“桂”絕非一物。

明清時期，類似的名物辨說更多精辟之見，我們也舉兩例作為代表。明人馮夢禎《姬桂名字說》：“《廣志》云，桂出合浦，生必于高山之顛，冬夏常青，其類自為林，間無雜樹，芬芳貞潔，有君子之德焉。入藥則為百藥長，征珮則與椒蘭雁行，其材又中舟車、宮室之用，所稱桂舟、桂楫、桂棟、桂柱者是，蓋南方嘉木之最。而吳人以木犀當之，殊可笑。”[（明）馮夢禎：《快雪堂集》卷20，明萬歷四十四年黃汝亨朱之蕃刻本，第16頁。]指明吳人、江東人借桂以名木犀是莫大錯誤。清人吳其濬《蒙自桂樹》：“江南山中如此樹者殆未必乏，惜無識其為桂者……玉蘭著而木蓮微，木犀詠而山桂歇，古之賞者其性，后之賞者其華，草木名實之淆，亦世變風移之一端也。”[（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卷33，清道光二十八年陸應谷山西太原府署刻本，第8頁b-第9頁a。]對桂樹、桂花古今異勢，桂花起而桂樹衰，桂樹識者少，桂花后來居上更多深長感慨。這些古人的感慨論發，值得我們今天思考這一問題時多加借鑒，引以為戒。

正是有鑒于此，本文著意正本清源，從源頭上理清問題的來龍去脈，使大家面對“桂樹”“桂花”名實之異、“桂花”最初出現時間及早期發展過程等問題時有更多切實可靠而科學合理的認識。總結全文的論述，我國宋以前各類文獻未見有任何明確可靠的桂花信息，整個上古、中古時期無論是本草著錄、史家記載還是文學吟詠，所說“桂”都是樟科桂樹。宋初樂史《太平寰宇記》記載的明州（今浙江寧波）“紅木犀”是最早的桂花信息。“木犀”之名出于其木材紋理似犀牛角，表明桂花最初因木材的應用而進入人們視野。北宋中葉以來，“巖桂”“九里香”“桂花”之名相繼出現，標志著桂花的花卉觀賞價值受到重視。而傳種欣賞之風逐步興起，相關文學作品日益豐富，至南北宋之交，桂花已經進入名花的行列。桂花以“桂”為名，既有兩宋花卉觀賞文化興起的時代機緣，也有桂樹、桂花兩種植物盛衰變遷的自然規律。桂花的欣賞認識因以融會了傳統桂樹的文化內容，促進了桂花文化地位的迅速提升，但也不免帶來了名物認知上的混淆與誤導，有必要正本清源，明辨是非，建立切實可靠的認識。